坐看云起| 专栏《思哲故我在》 东盟大学加入“亚洲校园”项目  打开区域合作新篇章

近几年，“亚洲校园”（CAMPUS Asia，下称CA）从原来仅覆盖中日韩知名大学的项目，升级为中日韩+东盟的国际交流项目。设立CA的初衷，是要建设亚洲地区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领域最高水平和最高质量的教育合作项目，并推动各院校以跨学科的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亚洲地区事务。同时拓宽参与者的国际视野，为未来潜在的亚洲人才建立优质人际网络之余，大力提升学生在就业创业、解决问题及国际交往等能力，成为名副其实、具备多语能力的全球性领袖人才。

CA纳入马大 国民大学

CA又可被细分为20个项目，例如侧重于社会科学交流的“CA BESETOSING”及“CA WAPEKO”。如今，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分别深化了与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高丽大学的合作关系。南洋理工大学更额外加入了强调培养参与者科创能力的“TKT CA”，因此近期有与清华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举办大量科创研讨会，各校学生可通过CA的双学位或交换项目前往对方院校深造。目前，CA已经纳入不少东南亚学校，包括马来亚大学与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然而鉴于中日韩名校的学生普遍对到新加坡的名校交换留学更感兴趣，确实存在一些参与者分布不均的问题，未必利于DEI（多元共融）。

在笔者看来，东盟国家的CA参与者普遍都非常活跃。例如以往就有马来西亚同学通过“CA WAPEKO”项目在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深造，并通过“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等课程理解该区域国家间的微妙关系，此后对冲突学、道教等都有了崭新的了解；有南洋理工的参加者笑言自己虽是新加坡华裔，却一直没有契机到中国旅游，直到近期才通过CA的工作坊获得了短暂在中国逗留机会，得以前往万里长城及天安门广场，并与当地人接触；亦有来自新国立的越南留学生通过“CA BESETOSING”在北京大学交换一个学期，在该校的英语课堂上与其他中日韩的CA代表及其余外国留学生探讨东盟在国际合作上的贡献；还有一位本来在新国立或者南洋理工攻读公共政策及科技政策的新加坡学生，通过CA涉猎大量法学、商学、环境研究、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理解中日韩及东南亚各国在以迥异的方式进行跨学科教育后不禁反馈：“我本来对中日韩没有太大兴趣，身边也基本上没有新加坡友人长期居住在日韩。参加CA，单纯是因为看到合作的中日韩院校都是各国顶尖的学校，因此抱着想去看看世界的心态，颇为轻率地报名参加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有一天会试图总结中日韩的经验，思考如何解决东盟各国的社会问题，进而推动亚洲的创新发展。”

CA助培养“超越性智慧”未来领袖

在“TKT CA”加入了东盟元素后，东京工业大学的负责人调麻佐志（SHIRABE Masashi）就在官网上表示CA已迎来升级，有助于培养具备“超越性智慧”的未来全球领袖。他深信这类智慧定能跨越领域、文化、地域、时间以及环境（实体/虚拟/混合）的多元界限。随着东盟各国的加入，CA更有条件通过为学生提供在本国或外国研究实习机会的“研究实习计划”，以及让学生在亚洲顶尖科技大学进行深度研究的“研究导向计划”。以往一般只有参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实习的学生，才会前往东盟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城市升级等项目，如今因为有CA，我们能在更多东盟国家的实验室及科技企业中看到他们的身影。考虑到CA国际交流元素浓厚，CA亦提供短期暑期学校与学期交换课程，学生完全可根据自身需求于申请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CA还会贴心安排行前培训与英语强化课程，协助学生提升海外研修的语言能力，预计未来也会为东盟国家提供大量能说流利中文、日语或韩语的国际交往人才。

东盟国家的加入对调和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而言理应能够发挥正面作用。截至目前，CA近10000名校友已遍布中日韩政府部门、企业；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ADB等国际组织。考虑到AIIB与ADB分别是中日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MDBs），都非常重视支持东盟国家的建设，其中AIIB更侧重于基建项目，ADB更倾向于推进脱贫民生项目。虽然许多东盟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往往是MDBs的受援方，但以新加坡为例，它一方面是AIIB创始成员国之一，其政府多次公开认可其填补亚洲基建资金缺口的功能，却又谨慎评估各个项目，以免过度依赖中国主导的融资体系；另一方面，又长期与ADB合作，认为其透明性与多边主义精神可圈可点，并通过参与区域发展项目，维持与美日等国的传统经济连结。虽说新加坡才刚加入CA不久，但本来就是东盟国家非常国际化的代表，可以想象在中日韩历练过的新加坡人才可以在深化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中发挥极大作用。具体来说，他们大可通过CA的校友网络轻易找到对应的中日韩政府、AIIB、ADB代表，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区域合作项目的细节；同时，他们还能根据自己在CA过程中锻炼的国际经验，以及自己作为东盟国民的身分，用心研判三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时的需求、优势、短板，有裨于确保中日韩-东盟各方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求同存异。此外，虽说MDBs一般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为目标，但不免被认为是一种竞逐区域影响力的工具，因此MDBs之间既有良性竞争，也难免偶有恶性竞争。若条件允许，CA培养的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人才，应该如同竹子与润滑油一般，尽可能为AIIB及ADB在东南亚国家进行良性分工与有限竞争保驾护航，避免部分对外援助项目因为激烈竞争而导致受援助东盟国家陷入“选边站”的困境。

事实上，才刚加入不久的南洋理工已迫不及待地筹办了“Campus Asia+ 社会创新论坛”，在“促进文明对话、培育文化智慧”的主题下，为学生在后疫情时代引领并实现积极变革做好准备，明确了“实现建立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合作、培养具备文化智慧的社会创新者、推广教育成果至亚洲社会、促进亚洲跨文明对话”4个具体目标，应该期待东盟各国通过CA在区域合作尤其是青年合作的层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