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琴.悲极无言 余恨有声

在马六甲案中，被弑母亲是一名教师，但据说与孩子的关系长期紧绷。她半年前失去丈夫，或许至今未能走出丧夫之痛，情绪低落，进而影响亲子关系。

相较之下，荃湾案的少年凶手据称与家人关系融洽。然而，他在案发前一年便产生强烈妄想，坚信自己是“地球拯救者”，有责任减少人口。

媒体追查下，还发现他书柜中储藏大量某位台湾作家的小说，内容充斥暴力、色情与血腥描写。尽管该作家事后否认作品影响凶手，并声称自己也有描绘亲情的作品，但我读过其中几本，在纯爱包装下，确实藏有不少令人不安的情节。市场上不少以文学为名的“暗黑”作品，或许不是罪案的直接推手，惟对青少年心智的潜移默化，不容忽视。

电影《爸爸》的重点并非案发过程，而是刘青云饰演的父亲——作为受害者同时也是幸存者的心路历程。他的儿子是加害者，他必须在失去家人的悲痛、未能及时察觉病情的自责、以及“是否该原谅”的挣扎中煎熬。这种“至痛之悲”，已无法用语言表达，唯有无言以对。

而在马六甲案件中，公众多聚焦于社会压力、教育制度与家庭功能失调，却少有人谈论案中那位13岁的小儿子——唯一的目击者与幸存者。

对他而言，凶手不是陌生人，而是最亲的哥哥。他目睹母亲与兄长的惨死，身负重伤，心理创伤势必深重。他可能无法再相信亲情，也可能终生都在“恨”与“自责”之间挣扎。一般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治疗恐怕不足够，他需要的是更专业、持续的心理辅导、更多的社会包容，以及一个能够让他“重新相信”的世界。

这些命案提醒我们，家庭并不总是安全堡垒，爱与亲情有时也无法抵御精神崩塌。一个社会的文明，不只在于对罪行的审判，更在于我们是否能帮助那些幸存的灵魂。如果悲剧不可逆，那至少我们该尽力协助受害的孩子，不在余恨中渡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