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㛤萱.设立反霸凌仲裁庭的迫切性

因此，反霸凌法的立法显得尤为重要。法律应清楚界定霸凌的不同层面：身体、心理、网络，并提供一套完整的预防与干预流程。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明确的法律边界，是防止伤害继续蔓延的第一步。

设立仲裁庭的意义，还在于承认“孩子不是小型成人”。相比充满威慑力的刑事法庭，若能建立一个专门处理霸凌的仲裁机制，其重点应放在辅导与修复，而非惩罚。

加害者若同样是未成年人，不应一味被贴上“罪犯”标签，而应通过心理辅导、同侪调解、和解过程，理解自己行为带来的伤害，并学会改变。所谓“修复性司法”，不是纵容，而是在保护受害者的同时，处理根源问题。

但仅靠立法与仲裁庭是不够的。学校必须承担起责任。联邦法院在2024年的判决已确认教师与学校对学生负有照顾责任，但落实仍不足。每所学校都应设有专业辅导员，系统记录霸凌案件，并透明处理。

现实中，许多校方仍以“纪律问题”或“同学间矛盾”轻描淡写，令受害者感到被遗弃。若仲裁庭能成为学生与家长升级投诉的渠道，学校的怠慢才会真正被追责。

此外，网络霸凌必须纳入讨论。对我们这一代而言，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同样重要。遗憾的是，现行法律仍将网络霸凌笼统地归类为骚扰。

我们迫切需要更具体的法规，不仅要求社交平台设立便捷的举报机制，还应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校园课程。若忽视网络霸凌，等同忽视了最普遍、最隐蔽、也最危险的霸凌形式。

当然，预防霸凌不能只靠法律，更要靠文化转变。孩子必须从小接受同理心与尊重的教育，学校要营造“友善而非恐惧”的氛围。家长也要学习辨识警讯，给予孩子支持，无论他们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

同时，青年主导的倡议应被鼓励，让学生自身也能参与调解、同伴支持和营造安全校园的运动。唯有家庭、学校、政策制定者、企业与青年共同合作，才能真正建立起预防文化。

设立仲裁庭，不仅仅是一项法律改革，更是对孩子福祉态度的宣示。从Z世代的角度，未来的道路必须在正义与同情之间找到平衡：受害者需要保护与承认，加害者需要学习与改过；学校必须不再推卸责任，而应积极履行照顾义务；社会更要停止把霸凌视为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而应正视它是对儿童权益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