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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30/08/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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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锦嫒.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重塑:中文研究何去何从?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面对AI的崛起,者不只是语言的研究者,更是文化和历史的守护者。在技术的浪潮中,我们不能回避变化,更不能盲目追随。

语言是人类沟通和文化传承的基石。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生成式语言模型的兴起,传统语言研究正经历深刻变革。长期以来,中文研究者承担着语料整理、语言描写、语法归纳等繁重任务。这些工作不仅琐碎,还需高度的语言直觉与文化敏感度。而今,AI能快速地自动完成大量的数据处理任务,这不禁令人开始反思:中文研究是否会被取代?研究者又应如何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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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本在于:中文研究的本质是什么?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说:“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袁毓林先生亦言:“只要人类不灭,语言就不会消亡;只要语言不亡,语言学职业就铁定存在。”但当AI模型如ChatGPT、DeepSeek具备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甚至在部分任务中超越人类时,这些信条还能成立吗?表面看,AI似乎取代了部分中文研究的角色,实则不然。

AI具备统整与分析能力,甚至可以提出新问题,预测用户需求,但这种“思考”是依赖被动式的回应,无法像中文研究者那样,从日常普通对话中主动挖掘语言问题。例如,笔者曾问:“师兄,要帮你装水吗?”师兄回应:“装水?接水。”这一小小的词语使用差异,引发了笔者对“装”与“接”这一对动作动词的语义差别及其使用差异(如不同语言文化、认知方式等)的深入思考。这种提问、假设、归纳差异的能力,正体现中文研究者“主动建构”研究问题的本质。相比之下,AI则需持续依靠“投喂的材料”,方能在既有结构中延展——像推论者,而非发现者。

需要强调的是,中文研究者并非语言的创造者,而是语言规律与意义的发现者。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创造语言系统,而使还原语言使用的状态,剖析其结构,理解其文化内涵。借助AI,研究者能更高效地完成转写、检索、标注等工作。例如,语音转写过去需人工逐句录入,如今AI可快速生成文字,研究者只需一边聆听语音文档,一边校对转写文档即可;AI生成代码功能亦让非理工科技术背景的研究者们,在学习基本的编码语言以后,请求AI生成所需的指令,辅助完成语言材料的提取任务。

归根到底,AI是“工具”,而非生物。研究的主动权、判断力与文化解释仍握在人类手中。中文研究者的价值,在于赋予语言研究方向与温度。

有人担心AI会使研究观点和理念逐渐趋同,这一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但“趋同化”真正令人警惕的,是语言风格的磨平。中文研究属于人文学科,表达应体现研究者的立场与风格。例如,“这一问题有待修缮”与“这一问题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虽然信息一致,语气与态度却迥异。AI生成的语言多中性模板,缺乏个性与情感温度。可见,过度依赖AI工具,可能使中文研究失去其多样性和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研究看似遥远,实则与每个人的语言生活息息相关。中文研究决定中文的模样,影响中文教育,最终渗透至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AI所推动的语言标准化可能影响区域中文的发展,在我国这样的多语环境中尤为明显。马来西亚华文虽然与中国汉语同源同宗,但在发展历程与文化表达上自成体系。常见词汇如“巴刹”“脚车”等,承载着本地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然而,AI训练语料多偏向“正统”中文,在模型生成过程中,区域特色词汇往往被判为“用词不当”而被削弱,进而影响教育、写作与文化传播的生态。一旦中文研究完全向大模型标准靠拢,马华文学等本土中文表达将逐渐被忘却,连带文化记忆一起被抹除。

因此,面对AI的崛起,中文研究者不只是语言的研究者,更是文化和历史的守护者。在技术的浪潮中,我们不能回避变化,更不能盲目追随。研究者应成为“中隐之士”——身处喧嚣,仍能守住清明。AI可作引擎,但方向盘必须握在人手中。

AI并未取代中文研究者的价值,反而将我们推向更高层次的思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语言与人的关系。研究不再局限于书斋,而逐渐走入现实,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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