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阶段，寄望美联储的降息来缓解资本外流压力的可能性依然极低。因此，马来西亚若要缓解外资流出压力，不能单靠外部利率环境的变化，而应更注重内部改革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
近期，外资持续抛售大马股票，引发市场担忧。根据报道，外资已连续18个交易日卖出马股，年初至今的累计撤资额突破15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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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马交易所最新数据，仅在8月19日当天，外资净卖出7500万令吉，散户也同步净卖900万令吉，唯独本地机构投资者逆势净买8400万令吉。由此可见，本地机构似乎正扮演“稳定器”的角色，填补外资撤离所留下的空缺。
统计显示，自7月25日起，外资已连续18个交易日抛售马股，累计净卖达24亿4300万令吉。事实上，外资因应市场波动频繁进出马股属常态，尤其在今年美国关税政策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更明显。
虽然外资曾在今年四月短暂回流，出现净买入，但很快再度转向。截至目前，外资年初至今的累计撤资已达150亿零600万令吉，距离5年前的纪录仅差不到100亿令吉。回顾2020年冠病疫情初期，外资曾大举撤资高达246亿令吉，凸显资金流向对外部环境高度敏感。那么，这一轮外资撤资背后的关键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未来一年，大马股市能否避免外资进一步大规模流出，重新赢回投资者信心？
首先，今年初外资开始撤离大马股市，主要是为了规避美国关税不确定性的风险。到了四月，当美国宣布对等关税延后90天，并仅先行实施10%的基本关税时，外资一度短暂回流。
但随着延长期限临近，而大马与美国在关税谈判中进展不顺，外资再次转向撤离。按理说，随着美国在8月1日公布最新一轮谈判结果，将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定在19%，市场不确定性应已消除，外资撤离的步伐理应放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关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大马经济下半年展望趋弱，以及近期国家银行的降息决定，都共同削弱了外资的信心。
表面上，美国对马来西亚的对等关税似乎已有定案，但实则远未结束。8月1日公布的19%关税仅适用于一般性商品，即所有出口至美国的普通货品；至于半导体和药品等关键产品则暂获豁免。然而，这些豁免并非永久有效，特朗普已多次释放信号，拟对关键领域实施特别关税，并明确表示不排除对进口半导体征收高达100%的关税。这一点对马来西亚尤为关键。我国对美出口中约六成为电气与电子（E&E）产品，而在这领域内，半导体占比高达68%。
因此，若未来半导体遭受高额关税冲击，不仅会直接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也将对国内GDP表现带来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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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的一般性对等关税也令马来西亚在与印尼、泰国的竞争中失去成本优势——三国面对同等关税时，我国的相对优势将被削弱。由此可见，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并将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持续困扰马来西亚经济。
也正因如此，国际机构因关税前景仍存高度不确定性而纷纷下调对马来西亚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世界银行率先将大马的成长预期由4.5%下调至3.9%，这一数字已逼近4%的“心理防线”。
随后，国家银行也跟进调整，将原本4.5%至5.5%的区间下修至4%至4.8%。从这一走势可以看出，国行依然在努力“保四”，即确保经济增速至少维持在4%以上。
然而，这一“保四”目标背后压力不小：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依旧存在，美国关税政策反复与全球需求放缓，持续压制出口与投资；另一方面，国内消费与企业扩张信心亦受到政府财政改革的影响，例如扩大销售与服务税（SST）以及落实针对性汽油补贴等政策，短期内可能抑制消费能力与企业成本结构而消弱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动力。
随着大马未来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国家银行也因应下行风险而陆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5月8日，国行宣布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下调至1%；随后在7月，再次通过降息应对潜在风险，将隔夜政策利率由3%下调25个基点至2.75%。
这些举措普遍被解读为国行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宽松政策均出台于8月1日美国公布对等关税结果之前，显示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外部冲击，而是国内经济压力——尤其是生活成本上升、销售与服务税（SST）扩大等因素可能导致消费动力减弱。
因此，这些措施更偏向于缓解内需下行风险，而非单纯针对贸易不确定性。然而，在对等关税公布后，半导体等关键商品的最终关税安排依然悬而未决，外部不确定性并未完全消除。鉴于出口与整体经济前景仍承压，预期国行未来可能进一步降息，以应对外部压力的冲击。
那么，外资大规模撤离马股何时才可能出现转折？我个人认为，关键因素在于美国关税政策的明朗化以及美联储进入持续降息周期。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暗示9月可能降息，这让市场一度预期美国或将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并最终将长期利率水平压低至约3%。若这一预期坐实，将促使资本自美国流出，推高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预期，从而吸引资金回流至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新兴市场。然而，这一前提是美联储能持续降息。
当前来看，9月降息的可能性主要源自美国就业市场走弱，带来下行风险的调整。但这并不必然演变为长期宽松周期。原因在于，关税带动的输入型通胀风险依旧存在，限制了美联储持续降息的空间。
因此，美国若无法进入明确的持续降息轨道，仅凭短期降息并不足以显著扭转外资撤离马来西亚的趋势。
在当前阶段，寄望美联储的降息来缓解资本外流压力的可能性依然极低。因此，马来西亚若要缓解外资流出压力，不能单靠外部利率环境的变化，而应更注重内部改革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唯有在增强国内增长动能、稳定投资环境的前提下，才能在外部环境趋缓时更快迎来资金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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