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频繁更迭的代价──从泰国阿努廷任相谈起

阿努廷上任的背景与原因

阿努廷能够成为新首相，背后有三大原因：

其一是政治妥协：泰国政坛自2023年选举后一直陷入僵局。前进党在年轻人支持下赢得最多议席，但因军方与王室特权的改革主张，触碰体制红线，首相候选人遭到宪法法院与保守派势力阻拦，其后由有家族背景的为泰党主席佩通坦筹组联合政府。

随后，佩通坦因为“洪森叔叔事件”下台。接着军方、王室与保守派为了维持政治平衡，选择务实且中间的阿努廷上台。

其二是医疗与大麻政策形象：阿努廷因主导冠病疫情防控与大麻合法化政策而广为人知。他塑造出“能干务实”的形象，使他成为保守派与部分自由派都可接受的首相人选。

其三是政治体制设计的结果：泰国宪法赋予上议院（军方扶植）巨大的权力，加上宪法法院经常出手解散政党或取消议员资格，导致首相更替频繁。阿努廷的任命，是制度性设计下“稳定军方—王室—政党”平衡的必然结果。

自1932年立宪以来，泰国已经历20多次政变。若从大马独立日1957年（普密蓬国王时期）算起，泰国已经换了20多位首相，平均任期不到4年。军方干政、宪法频繁修改、政党松散与王室影响力，是造成领导人不稳的根源。

反观大马自1957年独立至今，历经10位首相（至安华）。相比泰国与日本，领导人更替相对较少。但2018年以后，随着509大选政党轮替，“喜来登政变”与党内分裂，出现短时间内更换三任首相的局面。虽然不及泰日，但也显示制度设计与政党政治的挑战。

短命政府的恶果

领导人任期太短会导致政策不连贯与改革工作难以推动，泰国与日本的共同点是：首相更迭过快，导致政策缺乏长期规划。例如泰国的基建计划就因政变或换相而停摆，高铁合作案数度延宕；日本在能源、财政改革、少子化对策上，也因政权短命而难以落实。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在周日宣布辞职，他是去年10月打着振兴经济旗号上任，结果是壮志未酬。

领导人频繁更迭会削弱投资者信心，影响经济发展。先是泰国，外资会担心政局不稳，投资多采观望态度，旅游业则常受示威与政变波及；至于日本，虽然经济基础稳固，但短命首相削弱市场对结构改革的期待，使日本难以走出“失落的20年”。

相比之下，新加坡、大马长期由单一政党主导，虽有争议，但至少给予政策连续的机会。

领导人更迭会影响外交与国际信任。外交需要长期累积信任度，但泰国与日本首相短命，导致国际社会缺乏稳定合作伙伴。例如：泰国在东盟内部影响力下降，主因是缺乏长期战略主导；日本在东亚外交中，直到安倍长期执政后才恢复可预测性。

但即便是民选总统的美国，特朗普一上台就几乎推翻前朝的所有政策，可见领导人更迭存在各种危机。

反观大马，即使换首相，但在“不结盟”与“东盟中心性”的外交原则上，外交政策基本保持一贯。

当国民习惯于“首相随时可换”，会产生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甚至助长民粹。泰国社会对政党与国会缺乏信心，转而寄望军方或王室仲裁。日本则出现“政治冷感”，民众对政党选举热情下降。

阿努廷的上任，揭示泰国政治的“不稳定常态”。频繁换首相，短期内或许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长期却拖累国家发展。从比较角度看，日本与泰国都因制度结构导致领导人短命，而大马则处于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一个国家若要在全球竞争中立足，除了领导人的能力，更需要制度能够确保政策连续性与长期规划。对泰国而言，只有4个月任期的阿努廷很难带来真正的“稳定”，不仅是他个人领导风格的考验，更取决于军方与王室是否愿意放手，让民主体制成熟发展。否则，即便更换再多的首相，也难以摆脱政治恶性循环，经济与社会发展终将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