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从美国到大马：科学沟通的外交力量

科学与政策的沟通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今天愈发关键。科学家若不能与政策制定者对话，再先进的知识也难以影响社会。先进国的实践表明，不同类别的科学家各有其沟通方式：基础科学家提供理论依据，应用科学家推动技术与产业发展，社会科学家解读公众舆论与社会趋势，跨学科科学家则协调多方利益，充当综合中介。这样的多元角色，让科学家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地方、国家乃至全球的政策过程。无论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还是人工智能治理上的政策制定都需要科学家介入。若科学家缺席，政策很容易被短期政治与民众情绪主导，削弱长远发展。因此科学沟通是推动理性政策不可或缺的核心工具。

这是我在疫情后首次回到美国，并有幸与美国科学政策制定者面对面交流。疫情让科学与政策的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科学证据在防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情绪却让公众对科学建议产生怀疑，甚至引发抵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科学政策社群渴望听见来自的经验，理解我们如何在多元族群与宗教并存的环境下，通过科学沟通寻找共识。积极的一面是，美国科学家仍坚持把证据纳入公共辩论，例如气候政策与公共卫生领域。消极的一面则是，民粹氛围削弱了科学家的影响力，政策往往妥协于短期政治考量。亚洲的经验正提供另一种视角：即便在复杂多元的社会中，科学沟通依然能够跨越差异，推动理性与合作。这种跨国交流让我更深体会，科学沟通不仅是学术工作，更是一种社会使命。

大马政府亦可从中得到启示。美国的政策学者计划（AAAS STPF）为科学家提供了跨越学术象牙塔、直接进入政策一线的机会，成为知识与决策之间的桥梁。这对我国与其他亚洲学者而言，是极具启发性的镜鉴；若缺乏类似的平台，科研成果很容易停留在象牙塔与实验室，难以进入政策过程，最终导致科学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马来西亚完全可以借鉴这一模式，推动“科学家进政府”的短期挂职机制，培养既懂科学又懂政策的复合型人才。这类能力建设，不仅能让国内政策更加科学化，也能让大马在国际舞台上，以科学咨询与外交的姿态展现更强的影响力与领导力。科学沟通如桥梁，跨越分歧，连接未来，为大马走向世界开辟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