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强.我们淘汰的,是别人争取的


当其他国家愿意为人才开先例,添加资源,甚至是改制度时,我们却画地为牢。当掌权的一方还在沉醉于捍卫制度的使命感时,国家已经流失了不知多少人才。
制度本来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群体,往往却成了争执的原因。而当起争执的原因不是为了贪图利益,而是群体待遇上的不公时,制度已失去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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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屡屡证明,越是不公的制度,人民的反应越是激烈。
挑战制度反倒成了正义的表现,就比如说印尼最近的示威,就是因为国家制度上的严重不公。
议员们一个个珠圆玉润,觥筹交错间谈笑风生;人民却只能勒紧裤腰带,日复一日为柴米油盐发愁。放火惹事的成了时代的英雄。
当然,我国的体制还没那么严重,但有瑕疵的制度却仍未完善。每一年,我们都听闻某某优秀生被公立大学拒于门外的事件。毫无例外,今年也是一样。政府官员所给的原因每年都差不多一样:学额已满。
大学资源固然有限,但面对更为珍贵的人才时,制度的决定都是:没缘分。就这所谓的“有限”资源,不禁让人们质疑,公立大学体系为何无法吸收尽量多的人才。
当其他国家愿意为人才开先例,添加资源,甚至是改制度时,我们却画地为牢。当掌权的一方还在沉醉于捍卫制度的使命感时,国家已经流失了不知多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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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国家来说,来自国外的人才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拿,才奇怪。
缘分,有时是随机的,有时是争取的。当其他国家给学额,送奖金,尽可能的跟尽量多的人才结缘。大学的诚意既到位,人才的情绪也拉满。这识才、惜才与育才之恩,也得相报。学成以后归不归国,该报效哪国,只有人才说了算。
有限的学额,是因为资源没得到善用,分配给了外国学生;或是因为资源本身就不够,无法增加学额以接纳更多人才,高教部似乎没给出明确的回应。
自2012年起,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获得自主权。在学术事务、招聘、财务、学生录取,以及政策制定与治理架构上,拥有一定自由度。
从2016年开始,政府大幅缩减对公立大学的拨款,并要求各公立大学推动大学自筹经费,绑定大学的绩效指标与部分拨款,以及要求大学精简开支。
此外,自2006年开始的MyRA(Malaysian Research Assessment, 马来西亚研究评估工具)与隔年推出的SETARA(Rating System for Malaysi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都为国内大学增加了挑战。
在本质上,大学享有自主权是好事,但在拨款起起落落的情况下,非常烧钱的学术界得看重其他的收入来源。MyRA与SETARA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两者都给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根据表现去评估各大学。但也因要求明确了,大学的营运方针受限了。
就以外籍留学生为例,根据高教部副部长于今年在国会公布的数据,去年的国际生与本地生的比例为1:10。10%可以为公立大学带来更多收入,也可为大学获得更高的MyRA与SETARA分数。但相对的,就是学额让给了别国的学生。学额本身就有限,再加上预留给外国生的数量,进一步剥夺本地人才的升学机会。
人非圣贤,制度难全,这道理大家都懂,所以都希望制度能有所弹性。当我们设置了有缺陷的制度,却责怪别人为何挑战制度,并不合理。当我们放弃人才,却又怪出走海外的人才不学成归国,也不合情。
何谓不合情?你说流失的人才不精忠报国,他们还怪你过河拆桥,谁都没有道德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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