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大马新闻自由的挑战不只AI

至于另一股力量，其对本地新闻业现状的挑战就更为严峻。表面上，大马媒体依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透过舆论压力来监督权力、揭发丑闻。然而，新闻自由在这里始终处于一种脆弱与不确定的状态。多年来，《印刷与出版法》（PPPA）、《通讯与多媒体法》（MCMC）、《官方机密法》（OSA）等法令一直被批评是媒体机构的“紧箍咒”。2018年短暂存在过的《反假新闻法》虽然已被废除，但其精神依然体现在政府不时对新闻业施加的压力之中。

最近的案例更让人担忧：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对《星洲日报》和《阳光日报》处以巨额罚款，理由是部分报道触犯条例，但外界质疑当局缺乏透明度，判罚标准模糊。同样地，在媒体刊登错误国旗的事件中，报馆高层也曾经一度被警方扣留调查。这类动作，已远远超出单纯“规范”的范畴，而是传递出一种强烈的警讯，就是执法单位对新闻业的判罚标准可能已经出现变化，包容性变得越来越低。

这种状况造成两大影响。第一，新闻从业者将形成更严格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机制，造成许多议题会被回避，导致专业新闻的独立性受损，并且间接鼓励媒体机构更倾向报道缺乏营养、流量庞大，但政治上安全的“垃圾讯息”，让大马逐步形成杂讯社会（noise-saturated society）。第二，因为媒体变得更倾向报道垃圾讯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会进一步下降，而有要求的读者也难以确定新闻报道是否真正全面，而对媒体产生抗拒心理。

这两种进展对一个民主社会而言，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挑战和我接下来要谈的第三股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大马社会目前正经历愈加严重的伊斯兰化与社会分裂。无论是政治极化、族群课题还是宗教议题，都被社交媒体与某些政治力量不断放大。在这样的氛围下，新闻报道极容易被卷入争议。以最近的“倒挂国旗”风波为例，不同媒体因报道角度而成为舆论箭靶，甚至面对政治压力。

更严重的是，当局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出现了明显的双重标准：部分独立媒体因报道被指“敏感”而承受政府的严厉审查，但教育部和巫统青年团在类似情况下却得到政府的宽容对待，甚至避而不谈。这种行政上的不一致使得审查的界限更加模糊，媒体机构将更难以分辨何谓“禁区”，也让社会进一步失去对制度的信任。一则中立报道，可能在不同社群眼中被解读为“偏向某方”；一篇揭露事实的调查报道，也可能被攻击为“不尊重敏感课题”。

记者与编辑不仅要面对舆论的撕裂，还要承受网络暴力与人身威胁。在这种环境下，新闻媒体很难再单纯追求事实本身，而不得不考虑社会情绪的“红线”。新闻业被迫夹在中间，既不能完全回避社会矛盾，又难以在极端化的浪潮中全身而退。长此以往，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而社会的公共理性也被侵蚀。显而易见的，AI或许只是未来的一个技术变量，而真正决定大马新闻生态走向的，仍是假新闻、政府管制与社会极端化的叠加效应。

新闻不仅是媒体人的事业，更是公共资产。它决定了公共舆论能否在真实与理性的基础上展开，也关系到民主能否在健康的氛围中延续。要守护新闻自由，不能只靠新闻从业员孤军奋战，政府需要建立更透明和公平的法律环境，而社会大众必须学习分辨真假资讯，支持独立与专业的新闻工作。当然，新闻机构也要积极改革，提升查证能力与内容的多样化。唯有如此，大马新闻业才能在假新闻泛滥、管制收紧与社会极端化的三重压力下，依然保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