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 | 吴心伯:若要中美重启双边关系 第三次“大妥协”需2条件



著名中国学者吴心伯指出,若要达成中美之间第三次“大妥协”,需要两个条件,即美国得重新遵守其“一个中国”政策,并“停止”以战略竞争的名义“遏制和压制”中国。
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兼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表示,如果美国能做到这两点,中国将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投桃报李,甚至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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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周四(10月9日)在新加坡由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RSIS)主办的讲座上发表题为《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演讲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在30分钟的演讲中说:“如果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和美国能够像过去那样达成一项‘大妥协’,那么将会带来一个……多方相互影响,加上合作、对冲和竞争等行为交织的未来。”
在演讲后的50分钟讨论环节中,中美‘大妥协’的话题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出席的学术界同仁和记者纷纷向他提问这样的协议要如何才能真正成形。
近几个月来,随着这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不稳定的贸易休战持续,关于中美‘大妥协’,即双方做出互惠让步,以重启充满问题的双边关系的讨论日益激烈。
维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将于本月较后时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峰会上举行面对面会晤,不过,各方对于能否达成如此全面的协议仍有显著怀疑。
吴心伯在演讲中警告,无论哪一方获胜,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都将导致地区分裂和对抗。
他说:“结果几乎相同:重返冷战格局。”
吴心伯表示,一项新的“大妥协”可以维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无论地区主要参与者还是次要参与者,都可以通过合作、对冲和竞争的结合发挥重要作用。
1970及1990年代初曾达“大妥协”
他指出,中美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初也达成了类似协议。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逊对中国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华盛顿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双方承诺推进外交、经济和文化交流。
1990年代,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拓展全球经济,而北京则扩大了其在国际机构和条约中的参与度。
吴心伯提到持续冲突和再次达成“大妥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说:“那么,如果比较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有利于地区安全?显然,是第二种情况,而问题当然就是,中美未来能否达成一项‘大妥协’?”
吴心伯在演讲的最后询问观众,在当今紧张的地缘政治趋势下,双方是否可能再次找到达成另一次“大妥协”的机会。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美中可能达成的“大妥协”成为焦点。
吴心伯指出,华盛顿需要做两件事。
美需停止“遏制和压制”中国
他说:“美国应该停止以战略竞争的名义遏制和压制中国;其次,像过去一样重新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吴心伯表示,如果美国这么做,中国将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给予回报。
在经济方面,北京将采取的行动包括继续支持美元,并继续购买美国联邦债券,以及向华盛顿出口稀土和磁铁等其他举措。
或让中国对台湾问题“更宽松”
而在安全方面,中国可能会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宽松”的态度,因为如果美国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那将有助于减少北京对“台独”问题的担忧。
吴心伯说:“我认为这与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有些相似。唯一的区别是,这一次,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提升,中国可以向美国提供更多经济产品。”
指美国盟友会欢迎“大妥协”
当被问及美国盟友可能如何应对美中“大妥协”时,吴心伯认为他们会欢迎。
他表示,一方面,这传递出一个信息,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试图减少其在该区域内的军事存在和安全承诺,同时敦促其盟友增加军事开支。
他说:“这受到韩国、日本和澳洲反对。因为他们必须自行决定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所以他们不想只是遵循特朗普的数字指令。”
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一直在促使其盟友增加国防预算,并经常批评它们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
“大妥协”或更注重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吴心伯认为,成功的中美“大妥协”将为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在经济上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他指出,就日本、韩国和澳洲而言,中国已经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吴心伯认为,“大妥协”之后的地区格局可能与冷战后的情况基本相似。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削减了军费开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
他说:“大多数美国盟友将会欢迎中美之间达成的‘大妥协’……(他们)可能更担心特朗普的‘内向’战略姿态,而不是中美‘大妥协’。”
国际秩序处长期转型阶段
另外,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教授周五在《联合早报》主办的新中论坛上指出,美国内政外交革命和中国崛起推进国际秩序大变革。
他说,国际秩序正出现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的大动荡、大转型和大变革。
朱锋提到,特朗普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带来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这场革命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变革是决定性的;中国崛起也是一个重要变量,虽然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因此“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远远没有完成”。
他也指出,今天主要国家间的经贸、社会和政治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地缘战略的考量已经开始凌驾于地缘经济考量,这也是当今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表现。
参与同场讨论的吴心伯教授指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秩序至少出现3次变化,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当下。
但他研判,这次的秩序变迁不大可能通过大国战争或霸权国家瓦解来实现,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转型阶段。
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
吴心伯说,当前的秩序转型下会出现乌克兰战争这种局部动荡,但“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也不会被推倒重来,很可能是在现有基础上调整改革,全球南方国家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原本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制定。
至于中小国家如何因应秩序变化,吴心伯说,关键在于灵活性和务实态度,“这个世界有风险,但是机会也很多,你要能够抓住它”。
参与讨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席睿德(Alfred Schipke)教授认为,“中小国家”基本可以代指中美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在本区域,很多国家都在奉行某种类似“竹子外交”的政策,不仅应继续善用,甚至可以考虑输出经验给别的国家,“你可以活在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
“竹子外交”是已故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提出的越南外交哲理:要像根坚,身实,枝柔的竹子。根坚,原则坚定;枝柔,手段灵活;主张与各国友善合作但不抱团。
朱锋则谈到各国应该秉持人类共同的理念,包括保持开放、自由交往、和平发展。他也提到中国此前充满争议的“战狼外交”,并以此提醒,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选择,“彼此的利益我们要互相尊重”。

东盟在未来区域安全格局中作用
在RSIS主办的讲座上,吴心伯被问及,是否存在中国可能倾向于建立联盟而非坚持其传统伙伴关系模式的情况,尤其是在安全领域。
他表示,在华盛顿不断加大的“战略压力”下,中国国内实际上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调整这政策,是否应该与俄罗斯、伊朗或本区域的其他国家结盟。
他认为,中国“极不可能”正式放弃目前以伙伴关系为中心的政策。
“然而,你会看到中国与一些伙伴之间开展更多实质性的安全合作,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本区域的一些国家。”
他补充说,若没有“持久的同盟条约”,可以进行更多实质性的合作,为双方留下更多灵活性。
吴心伯也被问及他对东盟在未来区域安全格局中的作用的看法。
东盟安全合作成学习模式
他强调了东盟“明显”的价值,并指出在后冷战时代,东盟如何汇聚区域内外所有“相关行动者”共同探讨安全问题。“特别是……中国与亚洲国家在联合军事训练、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的安全互动。”
在东盟区域论坛于1990年代作为区域安全对话平台成立时,中国受邀参与。
吴心伯表示,这对北京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在长期依赖自身保障安全之后,北京必须有效地学习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安全合作。
吴心伯认为,如果没有东盟,中国与该区域的军事合作不太可能达到现有水平。
文章来源:亚洲新闻台 (CNA)∕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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