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DB洗钱滥权案 | 沙菲宜：若认为沙鲁尔疏忽 “同样标准适用于纳吉”

他说，纳吉归还6亿2000万美元，这一事实足以反驳控方“贪污”的论点。

“一个真正企图掠夺公司资金的人，不可能归还巨额款项。这在现实中前所未有。”

纳吉另一名代表律师旺阿兹万指出，若检视一马公司内部运作，整体情况可见，当时的公司高层持续做出错误决策，这些行为要么出于故意隐瞒，要么显示严重疏忽。

“一名身居高位的人若屡屡犯错、造成公司重大损失，那要么他从中得利，要么就是完全疏忽。（沙鲁尔）身为（时任）首席执行员，这样的行为不可能没有原因。”

指沙鲁尔“刻意为之”

他也说，沙鲁尔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不可能因“愚笨”而一再犯错，因此更可能是“刻意为之”。

“他（沙鲁尔）不是笨，只能说他够聪明，懂得隐藏自己所获益的部分。”

他指出，若一名高层人员屡次做出明显有害于公司的行为，合理推论应是他从中受益。

第11名辩方证人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前主任拉惹哥巴此前供称，1MDB业务发展前执行主任唐敬志（译音）曾于2009年9月，在沙鲁尔指示下签署汇款指令，把该公司的7亿美元资金，汇入由在逃大马富商刘特佐持有的Good Star公司。

旺阿兹万：TIA时期已存在
“特别股东”非纳吉增设

此外，旺阿兹万指出，控方证据显示，所谓“特别股东权力”早在1MDB前身，即登嘉楼投资机构（TIA）时期就纳入公司治理架构，而非纳吉上任后特意增设。

“证物清楚说明，2009年4月的登嘉楼投资机构董事会议中，纳入“特别股东”的相关条款。”

他指出，根据会议记录，特别股东被赋予两项主要权力，分别是可根据公司章程第67条款，在需要时委任董事；可接获会议通知，并出席及在股东大会上发言。

他说，此外，凡涉及公司重组、合并、资产收购，或任何须经股东大会批准的事项，亦在特别股东权力范围之内。

联邦政府是在2009年7月接管登嘉楼投资机构，并在同年9月易名为1MDB。

纳吉未指示修改公司章程

旺阿兹万强调，从上述文件可见，纳吉并未指示修改公司章程，或为自己增设任何新的权力。

“这些特别股东权力早在2009年4月登嘉楼投资机构时期已存在，1MDB只是在制度上延续该结构。”

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出庭证人，没有任何人指纳吉曾具体援引公司章程第117条款。

上述第117条款阐明，任何有关修改1MDB公司章程、委任和撤换任何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层团队的事务，不得在未经首相的书面批准下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