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提早缴罚单半价是奖励守法还是纵容侥幸？

短期而言，提早缴纳折扣政策可有效提高缴费率，警方亦能减少催缴与诉讼负担，形成行政正循环。然而，若以长期社会效益为衡量，政策的隐性副作用则不容忽视。首先，它削弱了法规的威慑力，公众可能误以为违法成本可被折价协商。其次，社会心理层面上，罚款逐渐被视为“可打折的消费”而非“违规代价”，这与建设法治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经济学家贝克早在1968年提出的犯罪经济学模型中指出，法律威慑效果取决于处罚的确定性与严肃性，而非惩罚金额或折扣机制的可协商性。

与我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邻国新加坡。新加坡的交通治理体系以严格执法、持续教育与科技管控著称。其交通管理局与警察部队通过电子监控、积分制与即时通报机制，确保违法行为几乎无漏洞。例如，任何超速或闯红灯行为皆会被系统即时记录，违规者需在限期内缴纳，否则面临加重罚款、驾照吊销或刑责。此外，新加坡并不以折扣诱导守法，而以违法必罚，迟缴必追，累犯必惩的确定性来维持秩序。这种制度稳定性强化了公众预期的违法风险，从而在心理层面塑造出宁愿不犯规的社会文化。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将交通安全教育纳入学校与社区课程，使守法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而非仅依赖处罚的外在驱动。新加坡的经验启示在于：治理交通不应依靠偶发性激励，而应通过制度一致性与长期教育培养自律文化。即使政策初衷良善，若设计上未能区分“守法激励”与“违规容忍”，则很容易导向“奖罚倒置”的陷阱。

马来西亚的“15天半价罚单”政策固然能在短期内激活行政效率，但若不加以制度化引导，可能重蹈以往“等待折扣日缴罚单”的旧习。政府可借鉴新加坡的多层机制，建立更精细的分级处罚与信用挂钩体系。例如，对首次轻微违规者给予教育与减免结合的机会，而对屡犯者实行累进加重制，取消折扣资格。

此外，应推动全国交通违法数据库与信用系统互通，使驾驶行为与社会信用挂钩，从制度上提升守法成本与荣誉感。同时，将交通安全从执法议题转化为公共伦理议题，通过学校、社区与媒体形成持续教育，让守法成为日常自觉，而非临时折扣所驱动的交易行为。政策的价值不在于“罚得多”，而在于“犯得少”。若能从“折扣诱导”迈向“文化塑造”，马来西亚的交通治理才能真正驶向文明社会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