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豪／百年中国考古路：新世纪的考古学

中国学术界为了解答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在2002年至2016年展开了长达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召集了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古文字学、测年技术等17个大型学科，超过两百位专家跨学科合作，联合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也开始推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政府亦希望能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中国对考古学的投入日益增加，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的全面渗透，成为了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新世纪考古的跃进与突破

之前曾在专栏内的〈真正的中华文明起源（下）〉一文中提及，中国学术界为了解答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他们在2002年至2016年展开了长达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召集了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古文字学、测年技术等17个大型学科，超过200位专家跨学科合作，联合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此外，中国国家文物局从2016年开始推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河套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中原地区和夏文化的深入研究。以上这些持续多年且有系统的考古工作，光是被评为每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成果就超出了200项，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考古学成为21世纪初人文社会学科中发展最快的学科。

2001到2020年这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开始全面拥抱现代科学技术。精细发掘清理的实验室考古应运而生，其中名气最盛的莫过于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及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这些实验室考古发掘清理的成功经验，让考古人员能够更良好地清理、揭取及保护文物，同时获取更多的发掘信息。因此，这种实验室考古的方式，如今已有条件直接在发掘工作的遗址上开展，成为重要遗址研究、保护和展示的重要基础工作。近年来屡屡出圈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再度发掘，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人员方面，中国各地的考古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引入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人员。这意味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人员从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人遗址中，发现了一万年前的粟和黍。在之前，国际学术界公认全球最早的粟和黍是来自7000年前的西亚两河流域，中国的发现将人类接触这两种粮食作物的时间提前了3000年。更重要的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的DNA研究，专家发现西亚的黍竟然是从中国传入的，完全推翻了之前黍从西亚传入中国的说法。

本世纪最初的这20年，中国每年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已增加到超过500项，主动发掘的比例也逐步提高。由于大量的考古工作推进，这20年所出版的考古报告专刊数量，超过了以往80年总和的5倍以上。

因此，随着考古新发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古代历史不断被填补充实，甚至被改写。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知名的山顶洞人在1933/34年被发现的3具完整颅骨，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在二战期间丢失，至今下落不明。直到本世纪初，考古人员成功在周口店田园洞发现了一具男性骸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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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众与世界

这20年除了考古学界的迅速发展外，社会大众开始关注考古学成果，因此公众考古学随之成立。一些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考古系开始设立公众考古中心，招聘考古发掘工作志愿者，举办考古夏令营等。新旧媒体也积极介绍与宣传各种考古成果，甚至涌现一系列与考古有关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作品，进一步引发社会大众对考古文博事业的关注与支持。

此外，中国考古学也在这段时间开始走向国际。比如200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开始尝试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考古发掘；200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合作实施“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我更关注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2015年，与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组成一支联合考古队，在著名的玛雅文明科潘遗址进行考古工作。中国考古队雄厚的考古工作实力与现代科技操作规范，让中国考古学迅速融入到世界考古学体系中。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保护大遗址为目的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开始融入中国考古学中。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国一大批举足轻重的大遗址先后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然后在充分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后，以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有效保护及展示。因此，这段时间出现了第一批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的殷墟和良渚更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写到这里，我们先后用了6期来介绍中国考古学100年的发展路程。中国考古学在这100年来不断发展、不断转变，考古学的工作方式与研究形式不停地更新迭代，也因此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兴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考古人是幸福的，我们也盼望着中国考古学能够在第二个百年为全人类创造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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