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 台湾“人权小旅行”：政治受难者导览 打开跨世代对话

跨越世代的人权小旅行

带一小群民众实地、深度探访发生过人权侵害事件、或跟民主抗争有关的场所，这样的“人权小旅行”或“人权走读”，近年逐渐成为台湾推动转型正义的重要工具。

关押过陈钦生的景美看守所和绿岛感训监狱，如今都转化为白色恐怖纪念园区，由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管辖。这两处有定期、常态的导览，也常有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倡议团体到访，扮演“人权外交”的角色。未来人权馆还将开放第三处、位于新店的“安康接待室”给大众参观，那里曾是调查局用来审讯政治犯的地方。

从景美到绿岛，这是一条外人看来黑暗、充满恐惧与痛苦的记忆之路，但陈钦生说：“这故事不能被遗忘……很多受难者前辈托付我必须走下去。我是最年轻的，也许能够承担的时间会比他们久。”

陈钦生希望年轻人能思考为什么威权时期会发生侵害人权的状况，并且“能够走出来，找到方向”。不过，他说他不会试图告诉年轻人该怎么做，只是借由诉说自己的历史，“提醒你们，这些过去的痛苦不应该在你们身上发生，那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守住得来不易的民主与自由，完全看你，而不是看我们”。

彷若亲历其境的震撼，是许多人权小旅行参与者共同的感受。从事环境倡议的吴筱筑今年9月曾到绿岛参与陈文成基金会办的人权走读，听了陈钦生讲述遭受刑求的故事，她说：“我几乎完全无法相信酷刑居然离我们、离台湾那么近。”

不少人权工作者更是深受陈钦生启发。他是年轻人口中的“生哥”，在大家面前开朗、没有架子；除了带导览讲故事，他还催生了台湾人权团体的年度盛事“人权办桌”活动，凝聚、连结不同议题的组织。陈文成纪念基金会志工张瑀婕就表示，如果不是生哥，她可能不会走上转型正义倡议之路。

台湾共生青年协会理事廖品砚生于2000年，他也没有经历过威权统治；高三那年，他是因为听了另一位受难者蔡焜霖亲身讲述经历，促使他想要多了解、纪录、诉说台湾的威权历史。到现在，廖品砚已经是有经验的导览员，带过十多场人权小旅行，主题包含二二八事件的学生抗争、为争取言论自由自焚而死的郑南榕生平走读，还有国民党“不当党产”小旅行路线。

廖品砚从口述史和档案资料中搜集有意思的人物小故事，尽量降低知识的吸收门槛，让一般人更能理解。例如介绍郑南榕，他会带大家到台北的金华国中，解说为什么这座中学校园成为“党外”运动场合；如果是台独人士彭明敏的生平主题走读，他则会提到彭明敏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师生关系。

透过小故事的抛砖引玉，许多参加导览的较年长民众也会主动分享自己的类似经历。“虽然说是历史，但其实战后台湾史离我们最远的也还不过80年，所以其实满多人都有参与其中。”廖品砚说，有时导览尾声会变成参与者的互相交流，也形成了不同世代之间的互动。

从亲历其境到设身处地

共生协会秘书长潘美说，相较于撰写历史普及文案的网络“空战”，小旅行就像人权倡议的面对面“陆战”，更能够触及那些愿意关心人权、却不是很深入了解的“同温层边缘”群体。

保留下来的受难空间、物品与线索，也有助于触发人的想像。例如共生协会曾举办台北六张犁政治受难者墓区走读；实际看到满山遍野未经妥善整理的坟墓，带给参与者强烈的情绪冲击。

潘美说，六张犁“其实很难走，维护得很差，有时候你在搀扶（受难者）前辈走的时候，那个小心翼翼的感觉，其实是在场的民众都可以感受到的……当那个现场有一个很老的人要跟你讲那些故事，我觉得大家都会更加聚精会神”。

从事文资保存的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曾规划台北大稻埕的医疗与人权走读路线。二二八事件引爆点“天马茶房”就位于大稻埕；二二八不久后被抓走的台湾医师施江南行医的“四方医院”也在这里。透过展览和走读，民众有机会重回施江南被抓捕的现场；研究员张仁豪说，小旅行的必要性就在于强化感官的感受，能让民众有更深刻体会。

台大城乡所学者黄舒楣也表示，小旅行创造了设身处地想像的机会，帮助一般人理解人权遭剥夺的暴力过程。她认为，人权小旅行不只要能传达出“永不再犯”（never again）的概念，更重要、也更困难的是带民众理解“为什么发生”，以及“人”的力量。

“如何不再发生，其实满需要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可以有一点微小的力量……如果把自己看成是一点力量都没有的话，那就会把非常多的暴力解释为没办法、无可避免、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眼看著它发生。”

在黄舒楣看来，理想的人权小旅行还应该带来积极的反省，而非为了找到一个绝对的加害者，“不能太懒惰地去消费苦难，或是太简单地究责”。

小旅行能走多远？

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的转型正义政策自2016年起逐渐法制化。2017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明定要保存“不义遗址”（即威权时期曾发生统治者大规模人权侵害事件之场所），行政院的中长程业务目标内，也把人权小旅行纳为衡量转型正义进展的一种指标，并透过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卫福部等机构，补助民间举办人权走读。

然而，一场通常十几人参加的人权小旅行，规模毕竟有限。学者黄舒楣表示，“不能期待小旅行来承担所有的责任”；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蓝士博也说，这样慢慢的“滴水穿石”，效果远远不够。

台湾社会对转型正义的重视程度，还不足以支撑起更广泛、更大规模的人权小旅行。蓝士博指出，相较于蒋介石的慈湖陵寝每年约有新台币5000万的维护费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只有3000多万，其中不到百万能运用在小旅行上面。经费和人力不足，小旅行难以稳定、常态举行。

此外，行政院会去年通过的《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面临在野党强烈反对，在立法院卡关至今；尽管中央政府希望活化、推广“不义遗址”，仍无法强力督促地方主管机关配合。由于没有专法，很多地方政府抱持观望态度，并不主动采取活化行动。

但部分人权工作者还是正面看待政府的举措。廖品砚认为，有了政策的框架，就能促进更多探索、活化的可能性，发掘出更多能在小旅行介绍的地点。他还指出，行政院自身也是“不义遗址”（过去是行政长官公署，二二八期间曾发生扫射事件），如今设立了“不义遗址”标示牌，这有助于小旅行导览，让现场解说可有所依据。

而对政治受难者陈钦生来说，不论法规政策如何，他都会继续走下去。他不把这称为“使命感”，只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台湾付出：“这块土地剥夺了我很多，但是也给了我很多……我觉得在我受伤的地方来陈述我的故事，更有力量。”

15年前踏入景美纪念园区时，陈钦生曾在纸上画下一艘大海中迷失的小船，象征自己重返受难现场的茫然；现在，他说自己是一艘有动力、有方向的船，“那是不一样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