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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兴

2月前
你还有印象2023年马来西亚出版了哪些中文书?出版业又是什么样的境况?想一叶知秋,读这篇就对了! 挥别了疫情的阴霾后,2023年总算恢复了过往旧有的秩序。纵览今年度马来西亚华语出版的状况,目前可推估已恢复至正常的水平。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的最新统计数字,本地的出版数量呈现下滑的趋势:从2019年的18,566种至2021年的13,655种,短短的两年期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因疫情所致,还是电子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这有待进一步的探析。而华语出版一直都是少数,即使国内的出版总量锐减,也仍旧维持一定的数量。 在与编辑共同协力的统计下,2023年马来西亚的华语出版共计有约莫130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再版,以及修订版。如果将其扣除的话,或减至100种。此外,按照出版内容划分文学类与非文学类,前者占七成,后者占三成。 可喜的是,今年度的出版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本土,占了约莫六成。除了市场上常见的本地华语出版社,个人以及社团、组织的出版占据了不少的比例。或许,这也将改变整体马来西亚华语出版市场的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有人出版社成立的20周年。据社长曾翎龙〈有人翻页见中年〉一文中,声称该出版社的书籍至今出版已接近200种。我相信,作为本地最具品牌辨识度的华文文学出版社,已为本地出版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另外,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推出的“枫林文丛第二辑”,共计有15本马华文学作品,这无疑是文学出版的另一大创举。借以期许本地的文学出版能够持续蓬勃发展下去。 接下来,我们以重点回顾2023年的马华出版,分别就以下4个出版的现象讨论: ❶大历史叙事:五一三、殖民史、马共 本年度最令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文学作品,莫过于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以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从3位不同世代的女性视角及位置,讲述事件带来的创伤如何影响跨世代的家庭。小说家花了长达八九年的时间检索历史文件、采访受难者家属,企图借由小说还原现场、挖掘出那些长期被国家压制的声音、内在经验与情感。角川平方出版的《细水长流》则收录20对银发族的爱情故事中,其中梁景坤与吴玉群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即是发生在五一三事件的背景下。 继《野猪渡河》之后,张贵兴再推出长篇小说《鳄眼晨曦》,延续了其一贯的生态书写,讲述在英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下的婆罗洲故事。镜头转回西马,陈政欣《武吉演义》则是讲述紧急状态期间发生在大山脚这一城镇下的故事。两本长篇小说的时间线虽未有重叠之处,但小说家都尝试让历史在小说空间中得以重新思考。 另一大的历史叙事,则是马共和雨林的叙事。海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设定于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前夕,讲述马共部队在解散之后的归属问题,以及过往穿梭在雨林之中的种种回忆。 此外,黄锦树与张锦忠也一同编选了《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选》,汇集了各别涉及马共叙事的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海凡的作品。两本作品或可对读,辅以何启才《休戚与共——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论集》,从中辨别出拥有亲身经历的海凡,如何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叙事。 ❷公民、地方与认同:非文学类作品的核心课题 在大历史叙事之后与背后,往往涉及的是有关公民与地方的认同议题,而这恰是非文学类作品一直以来的核心课题。由大将出版社企划邀请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即是为了让也是选民的读者,认识我国的政治与多元文化,进一步思考公共议题及公民的义务与责任。 紧接在后,柯嘉逊的回忆录《马来西亚人的困境》则是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理想,当然也包括了困境。恰巧书名与马哈迪《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形成对话,得以直面当代社会的公民挑战。 然而,身分认同是复杂的,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 Sino与土著地位的距离》提供另一种的思考切面,即“Sino”,如何不同于我们一般认知的“沙巴原住民”或“沙巴土著”,借以重新认识这一族群及其社会地位。 离开这些抽象的概念,今年度非常值得关注的两本摄影文集,即陈弈龙《岁月吼声》和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分别以镜头纪录下马来西亚的大自然,以及街头运动。这些都是实践公民义务的另一种形式,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画面。另一方面,Jeanne Cuisinier《我眼中的马来亚》以及萧永龙《南洋书话》能为这土地上的公民,提供不同向度的文化考察与认识。 ❸情欲、性别与认同:光谱下不同的声音与故事 今年的5月、6月,Aesop在新加坡举办女性图书馆之后,搬师来马,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举办女性图书馆。这项活动旨在促进女性的力量和团结,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其中入选的马华女性作家及作品包括黎紫书《流俗地》、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梁靖芬《水颤》与《野风波》、马尼尼为《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谢潇薇《日。尝》以及祝快乐《祝快乐掟日子》。 在文学类作品中,除了富有女性视角,其实也有探索情欲及认同的作品。蔡晓玲的第一部作品集《洞》,以女性视角出发,标榜“三十岁后独居的女子”为其文字定调,相较于此,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则是走往个人情欲与认同的探索之路,并弥合现实与理想中的自我。 此外,翁弦尉的小说集《那里》以及诗集《锅牛起义》,也都分别为马来西亚同志文学掀开新的一页。前者以小说叙事为读者铺展出马来西亚性少数的不同面貌;后者是经由诗意的句式,重新组织、表达,那些置身在群体中难以被听见的声音和故事。   ❹青少年出版的变革:红蜻蜓“小说房”、绘本征选、《读一点》 在青少年读物的出版上,今年度也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改变,其中以红蜻蜓出版社为主角。一直以来,该社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致力于出版儿童文学、青少年成长小说。不过,今年红蜻蜓出版社开启了“小说房”系列——以可能踩线的情节、可能被带偏的价值观,推出第一部作品:马土土《仇丝》。这引发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家长)在网络上的一阵热议,泛指18禁的内容以及非正规的汉语使用,不符该出版社的形象。 此外,红蜻蜓出版社在过去也主办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挖掘创作新秀。然而,该奖项已于2020年在疫情中停止举办;从2022年开始,出版社举办李子平绘本创作奖的征选,今年为第二届。这或许变相说明了青少年出版上的重要改变,而且是紧跟着市场的脉动。去年,在华语圈爆红的马来儿童绘本作家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曾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图多字少”表现方式。 另一边厢,创刊30周年的中学生读物《学海》则宣告完成阶段性任务,将于2024年3月休刊,或改以季刊的形式发行。然而,在相当接近的时间点上,红蜻蜓出版社则创刊《读一点》,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企图为已凋零的文学杂志、刊物,开出一片新的天地。 基于能力及篇幅有限,笔者实际上未能面面俱到讨论完所有的作品。综观2023年马华出版的状况,本地的出版紧贴合着社会脉动,让外在经验与内在情感化为文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阅读、理解以及认识与交流,促进更美好的社会发展。 兹附上马来西亚华文著作在本地与海外各类书籍奖项中的获奖与入围名单: 【2023年马来西亚图书奖】 ●最佳书籍封面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华文书籍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寂寞公路》(红蜻蜓出版社) ·《海龟先生来救助!》(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出版社) ·《多元一体的华人宗教与文化 : 苏庆华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来学华语》(马来西亚马六甲科技大学出版) ·《小小的许友彬在小小的时光中》(红蜻蜓出版社) 【2023年马华作家荣获海外文学出版奖项】 ·张贵兴:2023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年金典奖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4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首奖)·黎紫书《流俗地》: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黎紫书《流俗地》:第四届山花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贺淑芳《蜕》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入围)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 【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 【读家回顾】叶福炎 / 整裝待发:2022年马华出版的回顾、观察与分析
2月前
3月前
张贵兴以描绘充满生机、人性、兽性,画面冲击感十足的雨林著名。他说:“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所以住在砂拉越的人一定会觉得书里的婆罗洲不像砂拉越,因为我写的是文学上的婆罗洲。” 报道:实习记者 周艺敏 摄影:本报 黄安健 张贵兴的作品里,动植物具有人性,反而人物毫无遮掩地释放阴暗面。而张贵兴则用兽类的写法来描绘其阴暗面: “女人摇摆着肥大的屁股,发出饥饿的咆哮,用老虎的姿势爬入屋内。两个男子猜拳,站下半夜哨岗的男子仰着脖子发出得意的虎啸,也像老虎爬入屋内。”——《鳄眼晨曦》第六章 这类表达出人类对情欲的原始欲望,张贵兴回应这是他即兴式的写法。他没有想这么多,当时想这么写就这么写了。 “虽然写了很多动物,但我主要还是写人。动物在里面只是象征。”他也表示动物是一个衔接,但它有要表达的意义。好比《群象》虽然写象,但故事主要是一批共产党分子的命运,并且以婆罗洲濒临绝种的侏儒象象征他们即将灭亡的情况。 《猴杯》虽有只名叫总督的犀牛,却是一个家族侵占别人土地后发生的故事。总督象征华人在婆罗洲当地的顽强生命力,“猴杯”亦然。它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植物,可以在任何环境生长,从高山到平地,甚至火势刚灭的荒地,最早萌芽的就是它。张贵兴用犀牛这原始生命力所展现出来的残暴,和猪笼草顽强的活动力象征当地华人垦荒时的情况。 他说《野猪渡河》写猪,是因为小时候居住的猪芭村曾是野猪的栖息地,华人的到来使野猪被驱赶、饲养,当地变成“养猪的山芭”,久而久之就成为“猪芭村”。野猪渡河是当地的自然现象,每隔6、7年,野猪就会从婆罗洲西南部翻山越岭到东北部觅食,张贵兴觉得华人屠杀野猪就酷似二战时期日本人屠杀砂拉越的华人。 《鳄眼晨曦》则写了在生物大灭绝中顽强存活的鳄鱼。在婆罗洲的河流,经常发生鳄鱼吃人事件,张贵兴就用它可怕的力量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象征即使生物灭绝之后,生命力仍然源源不绝。“它(鳄鱼)同时代表人类犯下种种罪行,和历经浩劫之后,在黑暗中赖以生存的一线光明(从鳄眼里散发出来的,如同晨曦的光明)。” 怎么解读作品是读者的自由 将人比喻成兽,对张贵兴而言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却认为人兽确实存在共同点,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见得是比喻而已。他说,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里提到人和老鼠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张贵兴来说,人兽有时很难区别,甚至没有区别。 “人类都有阴暗、兽性的一面。我们是文明人,所以会把它压抑,不轻易显露。”张贵兴又补充,虽然人披着理性的外表,但内心一定有阴暗面。常人受到刺激,心理产生很大的变化,导致兽性发作,平时他们只是把面具戴得很好。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过,但社会上有很多“这个人完全想不到会做这种事情”的例子。人性的复杂值得探讨,张贵兴认为十分有乐趣,因此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将兽类融入,不会刻意思考这个应该象征什么,只觉得这个行为和野兽有点类似。 “很多人诠释《老人与海》的鲨鱼和马林鱼象征什么。事实上,海明威说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没有什么别的含义。”张贵兴笑着举例,同时也觉得别人要怎么去阐释他的作品,当然是别人的自由。别人的阐释、解读,甚至误解,他从来没有辩解,因为他觉得作品一旦发行,它就不再是作者的物品。 “尝试去解读作品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别人要怎么看(我的书),我都没有意见。” 既然人兽很难区分,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张贵兴觉得是理性、文明、伦理,这些恰好就是和野兽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有些野兽(大象、狮子等)会避免杂交。“没有理性的文明,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反而)会和野蛮人一样茹毛饮血。” 写作内容并非一直和动物有关 张贵兴回忆起未到台湾求学前,他写的都是风花雪月、散文诗等和动物无关的内容。到了台湾,他写的短篇故事,同样与动物没关系,一直到《群象》才慢慢和动物串联。 《群象》的诞生始于砂拉越的诸多禁忌。当他来到台湾,读到很多当年被禁止的文献,包括砂拉越和砂拉越共产党的历史,发现与自己所知道的砂拉越有很大出入,萌生起想为砂共写故事的想法,《群象》就此诞生。 从《群象》到《鳄眼晨曦》,张贵兴以外来者的角度写砂拉越故事,使他能够看得更清楚,写得更深入。他以移民作家石黑一雄为例,他就是移民到英国后回头看故乡日本,看到了更广大的视野、更多必须去书写的东西。 “如果我没有离开砂拉越,我可能还会继续写作,但写的东西显然就不一样了。” 想像和记忆创造出文学婆罗洲 张贵兴坦言,其实自己没看过野生的犀牛,因为婆罗洲的犀牛数量少,且在非常内陆的地方,很难看到。他只看过象、猴子、野猪之类的,所以只能想像犀牛是怎么样的动物。而小时候常见的野猪,他也只是以目观察,不会特意画下来。 要观察大象也很困难,因为侏儒象主要聚集在沙巴东北部,他没有特别前往观看,全凭20年前的亲身经历和印象去写。“以前倒是时常去看林旺象,因为离我的大学很近。”他也表示自己写的婆罗洲不是地理的婆罗洲,而是文学的婆罗洲。 一开始他觉得书写婆罗洲十分独特,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写,因此被他称为“甜蜜的负担”。但写到《野猪渡河》时,张贵兴觉得自己到达了瓶颈,以至于后来写《鳄眼晨曦》时,除了写革命,他也透过火山爆发和生物大灭绝去接触全球气候课题,从婆罗洲连接到其他地方,扩大书写视角。虽然故事不会离开婆罗洲太远,但未来,动物灭绝、气候变迁等会成为他的写作方向,包括他正在写的一部新小说。 “还是有动物在里面。”张贵兴突然就笑了。 新作品的舞台会在台湾,源头在婆罗洲,动物将会是大象。大象来头不小,有来自非洲的草原象、西伯利亚的猛犸象及婆罗洲的侏儒象。虽然写象,但主要是写台湾的一群弱势女子。为什么会写弱势女子?因为在非洲有一支由弱势女子组成的护林队——阿卡辛加(Akashinga,绍纳语,寓意勇者),专门从盗猎者手里救下野生动物,尤其是大象。张贵兴觉得和台湾的一群弱势女子有相似之处。因此张贵兴在专访时再一次提到:“所以我主要还是写人。” 精彩的童年是雨林故事的原材料 张贵兴的童年离不开动物,有些动物甚至不请自来。肚子饿的野猪、把母鸡当自由餐的蟒蛇、路过的大蜥蜴、勇闯张贵兴家的穿山甲、入室盗窃的猴子、天上的老鹰、各式各样的鸟类……。要是一只只抓起来,他可以开一间动物园。比如每到晚上,家里会有很多鸟类跟随光源飞入,有些卡在篱笆眼,很容易就能抓起来,张贵兴想要养它们,但妈妈阻止了,因为张贵兴家有个迷信:不能囚禁、饲养自来生物,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至于野猪和大蜥蜴,有时候会到张贵兴家园吃他们辛苦种的木薯、玉米、水果等等。还有擅自来吃母鸡吃到饱的蟒蛇,张贵兴说蟒蛇会从鸡舍的细缝钻入,将鸡生吞,腹部鼓得比缝隙还大。 然后就卡住了。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除了蟒蛇,他也对狗印象深刻。当年,每家每户养的狗通常非常凶猛,如果住户没有拴起来,最后会演变成被狗追着咬的现场。他透露,小时候弟弟就曾被狗咬大腿,缝了6针。后来,张贵兴和弟弟会拿弹弓打那只咬了弟弟的狗。至于飞禽,老鹰是常客,同样也是来抓小鸡开餐,因此家家户户有个习惯:每看见老鹰,大家都会一起喊叫,赶跑老鹰。 从前的婆罗洲清早,猎人会将战利品带到市镇贩卖,张贵兴会到现场看他们的处理过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海龟,心脏却还在剧烈跳动,让他体会到海龟生命的顽强。如今,因人类大量非法猎杀婆罗洲的动物,导致数量剧减甚至濒临绝种。张贵兴表示现在要爱护环境,避免大自然生态被破坏。 对动物爱恨交加 众多动物里,他最喜欢鱼类。他小时候常在小溪看到野生孔雀鱼、斗鱼等等。从小到大,他都会养孔雀鱼。除了最容易养殖,他也喜欢看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其次是鸟类,但从没养过,因为太太不喜欢。他也喜欢猫,透露小时候家里有养猫,但因为繁殖太多,时常要问邻居愿不愿意收养。他也喜欢兔子,表示小时候妈妈养过一只,但不幸地,一次将它放出来吃草时被狗扑上前咬死了。 张贵兴童年常被狗、蜜蜂、蜈蚣等攻击。有一次,他看到树上有个鸟巢,就爬上树,这时那类似雉的母鸟仿佛知道张贵兴要去抓雏鸟,一直飞来飞去恐吓他,把他吓个半死,便匆忙下树。小时候,哥哥和朋友打猎时抓到一只野生猴子带回家饲养,张贵兴想跟它玩时被咬到受伤,所幸没留下疤痕。“除此之外,没有被大型野兽,如鳄鱼这么恐怖的动物攻击。被攻击的话,大概,活不到现在。”他笑道。 张贵兴对动物的回忆爱恨交加,但也正是这些回忆,他在写作时会潜移默化地将动物的元素加入其中。 更多【人物】内容: Dondang Sayang传唱者巴哈林 / 传唱民间歌谣 当年的甘榜男孩走进宫殿 作家黃山料 / 被骂亦是被看见 中国小说作家丁墨 / 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的勇者 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 删减素材比创作更难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6月前
近年,南方写作愈来愈受关注,但所谓南方到底是谁的南方?哪里的南方?有着怎样的南方想像?   2023年7月,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讲座“写在南方之南”,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王德威教授、作家张贵兴、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有成教授、马华文学评论家高嘉谦和出版人胡金伦。王德威以4个关键词总结“写在南方之南”,其他主讲人的演讲内容也都呼应这4个关键词,分别是“潮汐”、“板块”、“航道”和“风土”。 “南方”这个词,最近几年常出现在中国和台湾的论述,比如中国文学界有所谓的新南方写作,而台湾则有新南向政策。 王德威 | 对南方的想像不该局限于意识形态或地理界线 先说新南方写作。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说,与新南方相对的当然是所谓的旧南方,但旧南方指的是什么他不清楚,也许是江南或屈原等人共同形成的九歌楚辞的传统,然后延伸至近现代各种各样的南方写作。而近年提出的新南方写作,中国大陆的作家和评论者将目光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包括广东、福建、广西还有海南岛这些地区的创作,他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不就是大湾区的创作吗?”虽然有人认为,新南方写作也应该涵盖香港和台湾的文学,但中国作家和评论者也许所知不多,也许欲言又止,总之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仅止于他们所指的南方。 至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王德威说,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论述有时只是点到即止,所谓的南方仍然是传统政治意义上非常制式的定义,而他认为文学上的南方,和在政治地理上的南方,未必是永远严丝合缝的,“我们谈的更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南北之别一直是世界文学里不断重复的话题,他说,通常我们对于北方有一些想当然耳的定义,比如北方好像是文明的起源和政治的中心,而南方则好像总是跟离散、漂流、野蛮等等有关系。但这些都是传统的二分法,我们对于南方的想像或是所谓南方的立场,不应该简单被意识形态或地理界线所局限,否则我们不足以形容南方的各种可能。 “所以在这个定义上,我觉得写在南方之南,未必只是简单说明这个人今天必须此时此地在这个土地上去写作。”而如果今天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文学作者,“当他(作者)呼唤马来西亚这个词的时候,当他想像南方的时候,他就已经启动了写在南方之南的这样一个航程的起点。” 王德威举了多个“写在南方之南”的例子,例如来自新加坡的王啸平,1940年去了中国再也不回,但南方的经验一直骚扰着他,同时也鼓动他的革命情怀,写出《客自南洋来》等作品。而他的女儿王安忆也从遥远的北方接力写下他的故事,像这样的例子,到底该怎么去界定南方所在地? 王德威提到的例子还包括金枝芒、黄锦树、威北华、白垚、黎紫书、李有成、小黑、李永平、张贵兴、戴小华等作家,甚至他还提到导演蔡明亮和本地的中文流行歌手,因为这些人透过影像和歌声把马来西亚或南洋的各种姿态传播到华人地区,“他们的韵律,他们的歌声所代表的论调和修辞,不也是一种南方的想像吗?” 他以4个关键词——“潮汐”、“板块”、“航道”和“风土”作为总结,也就是借由潮汐的动态、板块的碰撞,还有不同人种经过各种航道来到这个区域落地生根的隐喻,寄语我们要珍惜“这个地方所给予我们的风、所给予我们的土,还有风跟土加起来所形成的一种人文景观,我们称之为华夷风土。” 高嘉谦 | 文学可以启动世人对于南方的想像 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高嘉谦指出,过去十来年间,西方学院对南洋或马华议题产生了关注,这说明马华文学或者南方的书写在华文世界产生了作用,在英语世界也有它隐藏着的爆发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由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管是英文版或中文版,南方都在里面占据了一个位子,而这个南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南方之南,不会只是停留在中国的某方。”换句话说,这已打开过去一直以中国大陆为主导的现当代文学论述的一个基础方向,以后我们读文学史,南方写作会是不可忽略的面向。 另外,去年他和王德威合编《南洋读本:文学、海洋、岛屿》,后来又和黄锦树及张锦忠合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目标是希望借由台湾的出版资源打开一个可能的文学窗口,进一步激发南方书写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 “文学的南方带有无限想像的可能。”他认为,文学可以启动世人对于南方的想像,而从很多线索来看,这个南方不会只是一个据点或定点,它应该是一个可以展开不同行旅的南方,所以南方之南的文学想像是移动脉络里的文学,也是文学里的移动脉络,“这样去看南方,也许会给我们更多层次的丰富想像。” 张贵兴 | 婆罗洲故事可以发展成非常精彩的长篇小说作家又是怎么看“写在南方之南”呢?作为婆罗洲华文文学代表人物的张贵兴,透露他20岁以前在砂拉越写的那些作品,如果说故事背景发生在非洲、西伯利亚或者南极都没问题。后来他到台北也写了几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的背景非常复杂,有些在台北;有些在婆罗洲;有些在中国不知名的地方。一直到他开始写长篇小说,才彻底地以婆罗洲作为小说的背景。 然而,当他写完《野猪渡河》(2018年出版)之后,他隐然发觉他关于马华文学的书写似乎来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为了逃离困境,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鳄眼晨曦》除了写婆罗洲还加入很多环境议题,例如坦博拉火山爆发引发的无夏之年,还有5次生物大灭绝。 虽然他试图跳脱婆罗洲的书写范围,但他发觉不管他怎么写都不会离开婆罗洲太远,原因是每当亲友跟他分享他们在婆罗洲的一些故事,他都觉得这些故事可以发展成非常精彩的长篇小说。 他至今在台湾生活了47年,目前正在写的长篇小说,主要背景是在台湾,但源头还是婆罗洲,同时会牵扯西伯利亚跟非洲。同样的是,这部作品会有一只动物,这次的主角是大象。 尽管他想要把自己的书写一步步从婆罗洲抽离,但他强调这不表示婆罗洲已经没有东西可写,“事实上婆罗洲可以书写的东西太多,对我们来讲是甜蜜的负担。但是我自己必须要有所选择,所以我试图跳脱婆罗洲的视野,以更广大的书写作为我书写的动力。” 李有成 | 离散不牵涉忠诚的问题 对李有成教授来讲,南方比较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概念,比如相对于欧美,南方就是南美洲和非洲。他认为文学也是这样,“你看北美文学、欧洲文学,跟马奎斯这种南美的作家不一样,虽然这些人的祖先可能从西班牙过去。” 李有成本身来自马来西亚,在台湾生活了53年。他说,这场讲座的5位主讲人都是离散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离开故乡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今天也许还是做着同样的事,可是生活经验会令他们的视野不太一样。 提到离散,他认为,离散不是像某些人所说,到了一个阶段就会结束。离散也不牵涉忠诚的问题,不是说去当了别的国家的公民,就不能遥想原来的故土。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及英国的移民作家作品。他提到多年前,有个美国朋友到台湾做研究,有一天这朋友买到一张地图很兴奋,因为这张地图的中心是太平洋,跟朋友以前看到大西洋在中心的地图不一样。这个例子说明,边缘跟中心的问题其实是浮动的,“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会看出不同的视野。” 胡金伦 | 翻译让南方以外的人看见南方 20世纪早期,很多作者的作品都有“南洋”这两个字,但是到了今时今日,文学论述里很少见“南洋”这两个字,胡金伦说,现在反而更常出现的是“华夷”这个词。 从他近年在出版界的观察,他将写在南方之南的“南”,分成陆地的南和海岛的南。陆地的南比如北半球以南、欧美以南、中国以南、日本以南、台湾以南等等;海岛的南则可细分为南岛、福尔摩沙以南、马来半岛以南和婆罗洲以南。 出生于吉隆坡的他,先后在台湾的麦田出版和联经出版工作,现任台湾时报出版第一编辑部总编辑。他说,台湾的翻译出版非常关注东南亚,很多欧美人研究东南亚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版,例如《风之帝国》和澳洲学者安东尼·瑞德的著作。同时,东南亚新移民在台湾的故事也借由了翻译,让更多北方的人看见了南方。 此外,他透露不少马华作品已经或即将翻译成外文,比如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已翻译成英文出版;张贵兴《野猪渡河》的法文版也已在去年出版,近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表示有意将之翻译成日文和韩文。还有已故马来西亚社会学家赛胡先·阿拉塔斯发表于1977年的经典之作《懒惰土著的迷思》,也已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好多,胡金伦综上所述:“翻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航道,书写的力量借由翻译,其实可以让更多南方以外的人看到南方。” “写在南方之南”讲座于7月29日在星洲日报总社礼堂举行,另一场同属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系列讲座的“台湾@南阳——大历史与小故事”,则于7月31日在吉隆坡国家语文局演讲厅举行。 此系列文学讲座的主题为“文学潮汐·南方风土”。讲座是由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工委会、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紫藤文化企业集团、云手文创基金会、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韩江中华研究院、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大中文系、依大中文学程、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台湾时报出版、季风带书店、COEX、岛读书店联办。大马海星公益平台赞助部分经费,城视报统筹策划。     更多【新教育】文章: 把故乡之音带往台湾 到一个地方就用鼓说一个故事 饥饿30青年特务走访沙巴内陆社区 打破贫穷刻板印象 Kongsi Co-op合作社 连接人、土地和自然 葛亮/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泰莱大学“THE SHOW”时装秀 看见新时尚生力军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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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第一站是真君大帝庙,从这庙看出去是有海有山,里头还有戏台,李有成在建庙善信募捐录里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庙的斜对面,是李有成五十几年前毕业的崇正小学。校长在大太阳下跑出来迎接老校友,第一句就是“感谢您回来看看”…… 车子驶出双溪大年北部大道出口,一路往北,向着有海洋有稻田的渔村小镇班茶Tanjung Dawai而去。车上的乘客,是完成了花踪系列讲座“文学潮汐·南方风土”:《浮罗人文——风、海和岛屿视野》槟城场的王德威、李有成、张贵兴、胡金伦和高嘉谦一众学者、诗人、作家、出版人的马华文学评论家。 大伙这天说好,出发往吉隆坡前,要陪李有成回去他老家班茶,探探老亲,闻闻乡土味,还要看看母校。这5位好友,第一次结伴回到马来西亚演讲。到过大马多次的台湾学者王德威,则抱着疫后重访老地方见老朋友的心情到来。 大伙唤李有成老太爷。老太爷谈吐幽默,知道咱们同乡,马上以北马腔福建话沟通。我自中学后未再踏入班茶,这趟跟随,有老太爷一路细数细诉,从故乡到他乡,从离散到归家,等于听看了他一生的风景。 [nonvip_content_start] 行程第一站是真君大帝庙,从这庙看出去是有海有山,里头还有戏台,李有成在建庙善信募捐录里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庙的斜对面,是李有成五十几年前毕业的崇正小学。校长在大太阳下跑出来迎接老校友,第一句就是“感谢您回来看看”。小学后门打开,是李有成的老家。老家已经丢空,他记得最后一次住在老家,是多年前大学毕业第一次返家。 妹妹的老家隔了几间,一行人在高高椰树的长影下走进屋里歇脚。遗憾的是,妹妹不久前离世,这位亲哥却因染疫无法送行。过后车子开往镇上,李有成说一定要去闻闻班茶的咸鱼味。那是一整层楼的卖部,有约二十家的咸鱼小档。他走在前头,我们跟在后头,长廊上是满满的江鱼仔和咸鱼,海风吹过来,咸鱼味把我们包围。吹过班茶带着咸鱼味的风,等同完成了返乡仪式。 离开班茶,我们去了双溪大年。那里有3位老朋友等着李有成。他们是少年郎就认识的苏清强校长、冰谷和陈政欣,4位写了一辈子文章的老作家,久别重逢,没有激情但满满温情。看着看着,泪水快要掉下来。他日我能活成这个年龄,也还像他们一样耳聪目明,对过去历历在目,对当今豁然开朗,不也很好吗。 那晚回家,点击了李有成的“他从渔村来”视频来看。“我是李有成,在台湾已经待了五十多年,大概从我离开渔村那一刹那起,我的离散人生,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div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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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4月刚刊过牛油小生写的《鳄眼晨曦》书评(【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但这本小说仍有许多值得继续深究的地方。本期【读家】别开生面,安排了人在台湾留学的90后马华写作人疯木圣上,直面约访本书作者张贵兴,续谈他更多不为人知的写作故事。张贵兴是疯木圣上的文学偶像,更是她大学论文的研究对象呢。 此外,我们也请了插画家NOvia Shin(也是本刊专栏作者)为本文画了一只“丑萌”的鳄鱼。 读完《鳄眼晨曦》那刹那,我如释重负地放下小说,“啪嗒”一声,沉甸甸的婆罗洲回响在寂静的浓夜中。亮绿色的书封与桌灯相映,似那鳄鱼的瞳、似那卵形咖啡豆——中央如女阴中的凹槽、似宇宙中心往外不断扩展的放射线——我早该知道的,这书封已经预示了《鳄》的叙事野心:以婆罗洲为中心点汇集,再从“伞状放射线”的千丝万缕中扣紧每一道闪过的故事线。 书腰上闪亮的魔幻写实书写方式——“华语文学的马奎斯”真的能完整囊括今时的张贵兴吗?以目前的《鳄》的状态来看,张贵兴应不止于此。除了华丽的文学风格,读者应看见张贵兴新的叙事与情节设定方式,以及他对小说更高的追求。在《鳄》里,张贵兴以跨地域、跨时空、跨物种文明、跨宇宙进程去大幅度地书写跨世纪的婆罗洲。在其描绘的时代版图中,读者不只见证婆罗洲的雨林历史,而能以沉浸式的方式,体验这时代庞大、繁杂的世界史:不列颠王朝盛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革命路线、婆罗洲华人垦殖史、至——啊,我不能再剧透了,28章一口气读下来,后边已是惊喜又惊吓。 ◢凭空“制作”出婆罗洲 《鳄》中有许多条情节叙述/叙事线,有些与小说里的人物有关联,有些则无。在开篇首章,小说从英国王室加冕大典开始叙述,一颗镜头一镜到底,带读者走过大不列颠王朝千秋、宫内的爱恨情仇,再慢慢聚焦在英女王皇冠上的“砂拉越之星”,随即巧妙地过渡到坐在云落宫殿大戏院加冕纪录片前的南洋人民。女王加冕礼纪录片被当作电影播映前的新闻片,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故事也就此展开。小说里的田氏家族与其家族史渊源,就如殖民史与被殖民者的缩影,在不同时代下展现个别的想法与光谱。另一方面,他也写出了西方人对奇幻南洋的臆想:“听说王冠流落一万一千两百九十公里外远东一个热带大岛时,女王肠胃轻微翻搅。”第十二章再深刻描述:“巨鳄四千磅咬合力遍布水域;树上吊挂像巨藤的大蟒……猪笼草瓶子像孕妇肚子,可以消化一个人类娃娃……男人囚禁母猩猩当性奴……”小说不只从历史说起,还从各种复杂的工艺说起:克力士(keris)、油纸伞、烟斗……张贵兴细腻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让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随时都能凭空“制作”出一个婆罗洲。 《鳄》不再只是一本炫目又浓艳的小说,而是涉及“历史常识”、“英雄传奇”、“民俗与文化”的地方风物记,可谓之:“博物”。张贵兴给读者们安排了一个任务,除了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追寻、狩猎玫瑰色“砂拉越之星”,更要从小说里埋伏的线头中逐步拆解,拆出婆罗洲与世界的连接点(connection)。线的尾端轻拉,“啵”,是一场围绕着末日氛围的毁灭时代。 ◢小说的“伪知识”乐趣 小说的铺垫与细节中,能见证张贵兴对开展知识书写的野心。虽然有许多部分是“伪知识书写”,却也十分好读。“那请问,什么是‘伪知识’?”在咖啡厅靡靡的爵士音乐中,张贵兴笑着反问。他说很多评论会经常提起他写的小说是伪知识,“那到底你们想像的‘伪知识’是什么?”张贵兴的笔调总让读者在他营造的小说氛围里迷失,偶尔是真实婆罗洲,偶尔是想像中的雨林,虚实交错。 “这是写小说的乐趣,毕竟是小说,不必拘泥于现实。”张贵兴说,好比乡野传说,这是如此背离现实,却又和现实生活如此贴近,“我在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写‘庞蒂雅纳’(pontianak),它就是原住民的传说的一种。小时候听会害怕,长大就会明白——那是迷信。传说也会介入你的生活里,虽然背离现实,却也跟现实有很大连结。”虚与实之间,往往不是一个断裂的空间,而是相互影响,才能让听故事的人仿佛身在其中。“把女孩子形容成‘咖啡渣’,就是当地的一种说法。”小说里第十一章有谈及在云落对女性的形容: 卵形的咖啡豆有一条直线,类似女阴中间那一道凹槽,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没有出嫁的女孩“咖啡仔”。咖啡豆煎炒成黑色,碾磨成粉,热水冲泡后,芳香诱人。女人结婚后,被炒被碾,烘焙研煮,生儿育女,历经心酸摧残,榨干青春美貌,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出嫁和姿色褪尽的女人“咖啡渣”。没有太大意外,从高挂树头的“咖啡仔”到被扔到臭水沟的“咖啡渣”,这是大部分云落女人挣不脱的起落炎凉。 小说所描述的,是当地的俚语吗?我问道。“是的,因为当地曾经盛产赖比瑞亚(Liberica)咖啡,所以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我写的一样。”说罢,张贵兴轻轻抿了一口咖啡。 ◢作品优劣,不必强调“在地” 张贵兴谈及以往婆罗洲的生活,听他娓娓道来,或是乡野奇谈,或是忆起年少时走过的乡间小路——经过一间小木屋的阳台,上头坐着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与其硕大的鹦鹉。那诡异的记忆就是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马婆婆与鹦鹉”的原型。这些奇幻又熟悉的传说,都让此时坐在台北咖啡厅的我,仿佛瞬间穿梭雨林,在实与虚的时空缺口间流动。 1976年,20岁的张贵兴离开砂拉越来到台湾念书,所以对于婆罗洲的记忆与书写,都来自那廿年之间。为此这些年的书写也有了不少议论,也被许多的马华在地作家质疑,认为张贵兴的婆罗洲是“失真”、“夸张”的再现。“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随即,张贵兴举出了“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例子:石黑一雄、奈保尔(V. S. Naipaul)及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3位作家都属移民作家。“现在还有‘一雄’,是非洲的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他20岁离开非洲到英国读书,从此没再离开过英国。他写了10部长篇,背景都是他的家乡坦桑尼亚。”张贵兴顿了顿,“跟我的20岁很像。”他认为,一位作家离开原乡地再重新书写,就会和在地作家有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想法。“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我并不觉得有冲突,也不必特别去强调‘在地’,重点还是回到作品的品质。”张贵兴也举出了一些优秀的马华作家,因为写得很好,所以获得认同也无可厚非。“人家会觉得我的砂拉越和他们的砂拉越是不一样的。当然,那是我20岁前的记忆。我现在还是非常关注砂拉越,我的书写有些是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包括最新这一部小说。” 张贵兴分享,每每回乡他都会从亲朋好友中听到很多有趣又不一样的故事。很多传说他都想写进小说里,后来发觉太庞杂了,所以只好把它们拿掉。“不会觉得心痛吗?”我问。“写的过程中当然不舍,但当写完之后重新看一遍,你就会狠下心了,没什么关系,就拿掉。”张贵兴说,“拿掉之后还有这么多字。比如我本来就写了32万字,拿掉四五万字,我还有二十七八万字。”“那,会想开展成番外篇吗?”“绝对会,因为我也觉得写得很好。” ◢《鳄》最适合影视化? 访谈的午后气氛轻松,我忽然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写过这么多部小说,若有一部要拍成影集,你觉得哪一部最合适发展成影视作品?”“就这部吧。”张贵兴指着桌面上摆着的《鳄眼晨曦》,他续说:“这套的情节发展比较多元。”聊及影集,张贵兴谈起早些年有导演想把1992年的小说《赛莲之歌》拍成电影,“可因为故事性较弱,文风也如散文一样,所以要拍成电影确实困难。”他表示本来《赛莲之歌》的电影企划案在2009年获得台湾金马影展创投会的百万首奖,但由于里头许多意象都与水和裸身有关,拍摄也面对选角的困难,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我大叹:可是《鳄》也很难拍啊,整体的叙事是如此庞大!张贵兴笑:“哈,现在电脑合成这么发达,你觉得很难拍的,他们都可以拍出来。你看,电脑合成的人弄得跟真人一样,场景比我们眼见的还要更真实。” 在阅读《鳄》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大量展现同时期的影视、文学、出版与流行文化史,似乎是张贵兴要与读者群营造一种庞大的“共同体记忆”。这里玩味地设立了一个门槛,很考读者的知识与阅读经验,才能匹配张贵兴的“个人文化经验史”。读者也能如玩拼图,从小说的文字中慢慢爬梳拼凑出张贵兴的知识面。这些散落的拼图碎片似乎与婆罗洲毫无关系,但正因为作为同在这个地球的共同体,所有的毫无关系看起来又似乎紧密相连。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一种‘变相的作者个人记忆史’来试图创造博物的眼光?” “说得很好。”张贵兴表示赞同。在《鳄》里,铺陈了张贵兴的阅读经验,穿梭在摊开的世界史中。例如,小说会穿插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如何影响孟克的《呐喊》创作;在鸦片酊氤氲中,一批文青讲述着日耳曼鬼故事,促成了玛丽·雪莱写《科学怪人》、拜伦勋爵写《黑暗》;在吸血僵尸书写的风潮中,威廉·波里杜利写出了《吸血鬼》,在环境与生态污染中,梅尔维尔写了《白鲸记》等。这些似乎距离小说的情节很远,但正因为在同一个大时代的脉络下,它们也息息相关。通篇阅读下来,读者会发现这不只是张贵兴的“个人阅读视野”,也近乎囊括了一个文学史的视野。 ◢没有写作热忱,借口会很多 “写小说的兴趣就在这里,”张贵兴说,“关于书写的素材,一定要有热忱才能够把小说写得好。没有热忱,就不可能写得精彩。我没有刻意去营造,我只是写我有兴趣的东西。”阅读与写作是双向的。谈及收集素材,张贵兴也坦然分享,自己对生态史类的书籍有兴趣,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这些素材自然就会加进去。“写作必须要有乐趣、有兴趣,你才可以把它写出来。”张贵兴强调,写作要有热忱。 “没有热忱,你借口就会很多——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张贵兴还追加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在马路边唱歌弹吉他,琴艺了得。一个女生上前夸赞,说自己也喜欢吉他,想学吉他。怎知弹吉他的人说:你不是真的喜欢吉他,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早就学了,早就会了。“这就是热忱的一种,热忱可以推动。我写婆罗洲也是一个热忱,有的事情是个人亲身经历,别人写不出来的,是属于我个人的。” 谈及有关市场上流传《鳄》是“雨林三部曲”的第二部,张贵兴笑说,“没有什么‘三部曲’还是‘四部曲’啦!又不是《魔戒》。《鳄》也不是什么第二部,只是一部独立小说。反正就是会一直写下去。” 访谈的午后悠闲,咖啡馆外轻轻刮着风。暗绿色的墙在暖光下虚虚掩掩映映。恍惚间,我嗅着了云落的咖啡。烟斗是存在,烟斗是虚无,张贵兴在“虚”和“实”之间,利用小说的框架,构造一个魔幻的、虚虚实实的,一个婆罗洲。 【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
10月前
小说本来是虚构(fiction),属于作家精心布置的一个叙事空间,不能视为真实。张贵兴是一位擅长提炼故事的雨林探索者,运用精研细磨的文字,融合历史事实、祖辈故事、童年回忆,拓展成一个万兽齐聚的雨林王国。想当然耳,文本虚实之间总能营造各种想像和错觉,也许如他所说,有时虚构的比真实还真实。 张贵兴说,写作过程中,往往写得最好的部分是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和情节。   “日本突击珍珠港9天后,一万日军搭乘战舰,在3艘驱逐舰、4艘巡洋舰、一艘驱潜舰艇、两艘扫雷舰和两架侦察机护送下,从南中国海登陆婆罗洲西北部日产原油一万5000桶的小渔港猪芭村。”(摘自《野猪渡河》) 《野猪渡河》主要的时空背景为1941至1945年,日军占领砂拉越的时期。张贵兴儿时常被各种故事围绕,双亲与长辈们会聊起二战时期的事迹。在旁听闻之后,他都默默藏在心底,静候酝酿。时机到了,他俯身拾起搜罗到的故事和记忆,将细节相互连接,让它们在小说里有了安顿的地方。 《野猪渡河》刚获得第43届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图书奖。   文中的猪芭村(亦称珠巴,Krokop)正是他父亲家乡的原型。不过,张贵兴并不出生在那里,而是距离约7公里外的罗东镇(Lutong)。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年轻结婚时就搬离家乡,惟婆婆和叔叔依然住在猪芭村。张贵兴小时候常会到那里与亲戚的孩子们玩耍。留存在他记忆里的猪芭村是一个华人农村,有很多户居住在木屋的家庭养猪或务农,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简朴。如今水泥洋房到处林立,昔日乡村景观已不在,屋价和地价都变得很昂贵。 雨林探索始于露营 这一段年少回忆令张贵兴变得滔滔不绝,提起了不少趣事。张贵兴有很多兄弟姐妹,双亲都放任他们,只希望孩子们可以平安和健康长大。罗东镇很靠近雨林,他年轻时很好动,中学时期恰好认识几位伊班同学,对方父亲又正好是职业猎人,促成各种探索雨林良机,让他有机会随同学露营,一睹大自然的美妙。 “当然我没有打猎,却会观察雨林的生态。”张贵兴触碰不少动植物,然而不知道名称和来源。一切直到他在台湾念书了,通过各种途径和书籍补充这些匮乏的知识,再实地考察应证,令他对雨林印象更为深刻。 写作时,这些景物自然的流进作品里,汇聚成一个雨林版图。小时候,他早与各种动物“接触”,天上常有老鹰盘旋,老家后面有莽草丛,隐藏四脚蛇、蟒蛇或穿山甲,河里又有鳄鱼。“父亲的时代,鳄鱼都吃人。到我的时代,住户比较多了,鳄鱼都往上游,比较少在下游。”在他的印象中,砂拉越是鳄鱼最多的地方。根据资料,从2007至2013年,全马一共有42宗鳄鱼袭击人类事件,当中有40宗来自砂拉越。这些鳄鱼因凶猛残暴和袭击居民闻名,渐渐被大家冠上称号,例如80年代的婆罗洲白背食人鳄鱼(Bujang Senang)。 离开了,记忆更鲜明 人的记忆会随着年龄渐长而有些斑驳脱落,张贵兴脑海里却有一座坚固的宝库,贮藏着珍贵的回忆与故事。他称,最近一次回马已经是6年前(2013年),由于父母亲已逝就较少回去。当问及会否担心年少的记忆模糊,他听完马上说“不会”,离开婆罗洲以后,记忆反而更鲜明。“过了(离开)一阵,透过一段距离去观察,你才会看得更仔细。” 他坦言,毕竟超过40年,离开砂州实在太久了,虽然间中有回去,难免对部分事物有些隔阂。张贵兴20岁离开砂拉越到台湾深造,其小说创作的时空背景大多围绕在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砂州回忆。“当然,我写作也未必只集中在20岁以前,也会书写80至90年代的情景。”所幸网络发达,许多新闻都垂手可得,可以掌握砂州的地理景物变化。 那一年,父亲正好在相亲 2016年7月,张贵兴卸下教职而专心写作,同年11月开始动笔撰写《野猪渡河》,直至2018年2月才完成。“我的原意其实是帮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父亲不断复述的相亲故事。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肆侵略东南亚国家。张贵兴父亲那年20岁,是一名初中三学生;母亲16岁,读着小学四年级。由于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稀少,不少人都超龄入学。然而战乱,他的双亲也被迫停学。 日军侵占一个地区后会征召当地未婚女孩子充当慰安妇,猪芭村里的女孩开始掀起结婚潮。父亲仍是一名单身汉,有次在茶馆相亲,眼前的女孩有一头飘逸的长发,却遮住了半张脸蛋。父亲与女孩闲聊,觉得还不错,有意娶她为妻。突然茶馆外面吹来一阵西南风,吹开了对方的头发,女孩脸上露出一大块的胎疤。当下吓了一跳,令他打消结婚的念头。由于父亲不断梳理这些往事,张贵兴内心一直猜想那个女孩后来的命运,是否被日军抓走?还是成功逃跑了?为此,他构想了一个故事,〈断臂〉里的何芸就是她。“她本来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后来小说的发展越来越庞大,她就逐渐变成其中一个角色。” 《野猪渡河》有部分故事是真实的,好比日军把小孩赶上树,再用手枪打断树枝,接着用武士刀砍死小孩。另一个是日军命令猪芭村民抓蜗牛事件。张贵兴便以文学手法把事实与虚构相互糅和,营造成诡谲怪异的画面。小说也有部分情节非常血腥惊悚,有些读者看了或许不忍,他说,“我写的残忍其实不及事实残忍的十分之一。” 想写就动笔写 张贵兴从老前辈听到这些故事后,循序发展成各种故事,例如那位有胎疤的相亲女孩,他在小说中变成了何芸,不幸成为慰安妇,遭遇坎坷的命运。当然故事情节是由张贵兴的想像建构而成。正如父亲相亲的故事也在他心中藏了已久,只是一直在构思如何写出来。“有些事情放太久不见得是好事,当你想要写的时候,赶快动笔写,因为有可能过了几年就没兴趣了。” 写作过程中,他认为最好的往往是冒出来的想法,而非最初设计好的情节。比如小说里其中一篇〈野猪渡河〉,“那天晚上,一艘沉没南中国海的日本超级战舰从海底浮起,乘风破浪冲上猪芭海滩,直驱猪芭街头,泊靠猪芭菜市场,船舷撂下数十道绳梯,一批荷枪实弹的水兵下了战舰……”他声称,这段是在写作时突然冒出来的画面,非常魔幻,而恰恰在构思时不曾想到。 教学时,写作时间很破碎 回想起教书生涯颇为累人,时间过于零碎,有时晚上回到家,依然无法放下学校所累积的情绪。写作是需要很宁静的心境,梳理好情绪才能专心投入去写。 《群象》正是他凑合零碎时间所诞生出来的作品,当时他正参加一个文学奖,10月底截止,他便从8月份开始写,直至9月开学,时间略显不足。当时只能尝试“偷时间”,碰到学生考试、早自习或读书,趁机利用空档在讲台上奋笔疾书。“全心投入书写是没问题,但时间很零碎,正是这些情况影响,后面写得不是很好。如果有很充裕的时间,或许会写得更好。” 在第15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张贵兴(右)凭《野猪渡河》荣获马华文学大奖。左起为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和马华文学大奖主评封德屏。 不限制读者想像力 很多人会问张贵兴,《野猪渡河》里的“猪”是否有特别意涵?他通常不直接回答,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好比海明威所写的《老人与海》,有人说文本里的鲨鱼、马林鱼和海都各有所指。海明威曾回答,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它们没有代表什么意义。“要怎样诠释(文本)是读者的权利。” 他认为说出答案等于限制读者的想像空间。有些读者或许猜中他的想法,但不代表别人想法不正确。张贵兴直言,作品诞生后就要给他人阅读和批评,这是无法控制的事。 最后,他笑说,“有些人觉得写作很寂寞,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寂寞,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没必要去想这个问题,就算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觉得很快乐了。” 张贵兴祖籍广东龙川,1956年出生在砂拉越美里罗东镇。1976年中学毕业后,远赴台湾师范大学修读英语系。接着,他在当地国中任教,1982年入籍台湾。2016年7月,他退休专心写作。作品多数以故乡婆罗洲的雨林为背景,著作有《伏虎》、《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沙龙祖母》和《野猪渡河》。   〈快问快答〉 问:最喜欢的食物? 答:炒粿条,我每次回去砂拉越都会一直吃。不然罗惹和煎蕊也行,但是要做得够道地。这些是我小时候爱吃的食物,让我很怀念。虽然台湾有卖,但味道不道地,可能是食材和做法不同。 问:最喜欢的歌曲? 答:Oh my God,应该是披头四(The Beatles)的〈Yesterday〉。这个乐队在1960年代非常红,1970年才解散。披头四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从小直到中学都爱听。当时我有去学吉他,但在我家乡都没有吉他老师教导。后来去了台湾,有一位师大学长是吉他老师,对方就教导我。如今弹吉他只是一种嗜好(记者:那么可以完整弹出〈Yesterday〉了?)自娱啦!哈哈! 问:最喜欢的作家? 答:有好几个,包括马奎斯、莎士比亚、格雷安·葛林等,中国作家则是钱钟书。年轻时候喜欢三岛由纪夫,后来就不怎么阅读他作品。 问:想要有什么超能力? 答:我想要回到17、18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令我无忧无虑写作的文青时代。给我再多的钱和房子都没有用,回到年轻是无价的。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问:请建议书籍给年轻读者们。 答:1.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撰写的《林肯在中阴》。作者凭这本书拿到2017年布克奖。       2. 马奎斯任何一本作品都可以看,例如《百年孤寂》。       3. 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撰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书》或《生活在他方》。       4. 格雷安·葛林的《事情的真相》,这位作家一生被提名过21次诺贝尔文学奖,但始终没有拿过。 (原稿上传于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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