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燕翎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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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徐志摩的《欧游漫录》记载了诗人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重要人生旅程，拓展了诗人的视野。回溯徐志摩36年的短暂一生，他真实地走出去深入体察外面的世界。对于那些经历过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言，西向取经往往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朝圣之旅。《欧游漫录》并不冗长，诗人写起来也不怎么雕琢，基本上是看到什么写什么，徐志摩说“管得选择，管得体裁，管得体面”，然而，他的西伯利亚之行在今天仍然让我们对这片神秘之境为之神往。 1925年3月，徐志摩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决定展开第二次的欧洲之行。这次，他抱着 “独游主义”前往，将自己比作“自愿的充军”，似乎对这趟探险之旅早有准备。他从北京启程，计划在满洲里购买普通车票，直达俄罗斯的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补票前往莫斯科。徐志摩当时选择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大概是希望通过这条路径获取打开欧洲之门的钥匙。果然，他回国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系列游记，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苏俄美景之下的丑陋一面。然而，徐志摩笔下的西伯利亚依然展现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年4月，徐志摩得知次子彼得病殁赶往柏林。随后他前往法国向波德莱尔、小仲马等文人的陵墓凭吊，又造访伦敦拜见哲学家罗素和作家哈代，再计划到意大利会见好友泰戈尔。5月，徐志摩抵达翡冷翠时记录了这片自然美景，特别是那美丽绝伦的贝加尔湖和乌拉尔一带连绵的森林。若有机会前往一游，我会想起徐志摩所说：“下回你们要是路过西伯利亚或是同样地方，千万不要躲懒，逢站停车时，不论天气怎样冷，总得下去散步，借冰清尖锐的气流洗净你恶浊的肺胃，那真是一个快乐。” 从西伯利亚穿越来到俄罗斯，诗人对苏俄的美好想像几近破灭。昏暗的候车室、赤塔站穿着褴褛索要钱财的小孩、阴沉脸庞下假笑的西伯利亚人，他们以酒精麻醉来寻乐子，贫困和饥饿是日常写照。尽管自然景色极美，但对于追求新文化的徐志摩而言，一切都是破烂、陈旧和龌龊。莫斯科更是堕落，“血污的近迹”、“斑驳的寺院”、“泥泞的市街”、“艰难、缄默、忍耐的生活”，徐志摩所敬重的小说家托尔斯泰的著作全被禁毁，那些与列宁主义向左的俄国作家也已被放逐。“你来莫斯科当然不是来看俄国的旧文化来的”，重重地击碎了诗人的想像。徐志摩这一趟欧游，某程度上为了感情事而心里焦苦。他和陆小曼的恋情未得到认可，陆小曼频繁发病和糜烂的生活令他极为忧心。离京在外的日子，徐志摩对陆小曼自是昼夜思念，两人也全靠鱼雁往来互诉衷情。将近五个多月的分离，他们之间写了不少情书。最终，徐志摩回到北京，但碍于陆小曼父母的百般阻拦，他们的爱情始终无法获得自由。徐志摩意外逝世后，陆小曼整理了他这段时间写下的日记，以《爱眉小札》为题出版，读来情思缠绻。对于一个追求爱、美和自由的诗人而言，徐志摩更在意写作人所需的灵性。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他同时写信给陆小曼。信里这么说道：“前年我在家乡山中，去年在庐山时，我的性灵是天天新鲜天天活动的。创作是一种无上的快乐，何况这自然而然像山溪似的流着——我只要一天出产一首短诗，我就满意。”1925年，30岁的徐志摩在这段铁路之旅中同时写下〈西伯利亚〉诗一首，“荒凉”、“冷酷”、“怨郁”，“茫茫白雪里渲染人道的鲜血”，诗人心中始终有浇不灭的一团焰火。几个月后不久，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由两个弟弟陪同下也搭乘了西伯利亚的列车，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这趟返国，张幼仪是应徐父徐申如的邀请，认为儿子再婚还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张幼仪确认他俩的婚姻已无可挽回，两老再无力阻拦。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正式结为夫妻。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凌叔华在南洋的文人朋友【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5月前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年红篇，上）】“读书，一定要出国吗？”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1975年4月，我被调派到偏远的乡镇一所小学服务，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生活环境与我长期居住的城市的确有所不同；没有超市，少了娱乐场所——只有一间少人问津的露天电影院，日常生活显得单调多了。这里虽有一家私营发电厂，却常有电力不足的现象，没有自来水，每天必须打取井水。来往的通道大都是崎岖的山路，四面八方尽是农耕地，有大片的油棕园，木薯耕种地……入夜后，一片宁静。我住的房子附近，有一间相当大的木板厂，经常有载满大树桐的大卡车经过，掀起滚滚红泥尘埃……闲暇时，我会到木板厂去看看，偶尔也会和厂工聊聊，更喜欢听驾树桐卡车的司机的惊险故事。驾卡车载树桐是“卖命行业”，发生意外的死伤风险很大；从事这一行业的，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养家和让子女受较好的教育。眼看这群为生计，为理想拼命苦干的劳动者，不禁引起我内心的波动，泛起写下一篇反映他们勇于面对现实，有血有泪的小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我塑造了卡车司机大猪和跟车员疯狗仔，他们都是勤奋苦干的劳动阶级，而他们都有善良的爱心；他们有时感到无奈，但是不会放弃深藏内心的理想，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前途。除了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生活面貌，我也不忘为他们提出教育政策方面的偏差带给他的困扰和不满！于是，我在1978年10月20日动笔写〈兄弟情〉，21日便脱稿了。隔天我把这篇短小说投寄给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的主编甄供。同年11月19日发表了，版头还有插图。 1979年6月间，我突然收到一本〈兄弟情〉的“星马文学选集”，由新加坡高虹出版社出版。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肯定。过后〈兄弟情〉这篇短篇小说还先后收录在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里，〈兄弟情〉能在不同书刊上刊载，对我是一种勉励，也让我感到欣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语文局在1983年成立了“各民族作家活动谘询委员会”后，便积极推动各民族作家交流活动，促进团结。其中一项计划是互译各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一代》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家语文局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学，宣扬“不认识就没有爱”的概念，特地选在1988年9月16日晚上举办新书推介礼。我被Dewan Sastera月刊主编兼国家语文局各民族作家活动谘询委员会主席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安排上台朗读Tali Persaudaraan （〈兄弟情〉）。当晚，我很兴奋，也很用心地朗诵，还特别重点地念出其中几段对话： “读书，一定要跑到外国去吗?” “我也不知道。过去，我弟弟老是说，要在我国读。可是，最后，却又出国了。”大猪有些懊恼地说：“谁叫他考不进去……” “好在外国水准比较低，不然，他没书读，说不定也会和我们一样，成天在卖命哪！” “现在，我什么也不问了，只知道汇钱、汇钱，不停地汇钱……” 台下的教育部长很严肃地在聆听着，我很想让他听到我们的心声！故意通过两个老粗的口中说出二猪考不进本地大学却能升入外国大学，最后还获得奖学金到加拿大去深造。大猪的这个弟弟，本想留在本地为国服务，无奈环境所逼，学成必须留在外国工作…… 教育部长在茶叙时间只和我握握手，微笑着点点头，并没说什么。〈兄弟情〉确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所叙述和描绘的虽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然而小说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到今天似乎仍然存在；而像大猪和疯狗仔这样儿不幸却又勇于面对现实的人物也时时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喜欢的作品还有《井边》、《爱的赌注》、《魔轮》和《一把大雨伞》等。

5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6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

我们都知道，教科书的任务是需要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价值观。那时，许地山的〈落花生〉为马新许多华校生注入正能量。“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短短一篇记叙文，从一个家庭聚会，父亲巧妙地借机教育：“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以后的作文课，又总是以“长大以后，我要做个有用的人”收尾，很大可能源于许地山的教诲。许地山比起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可以说更早到来东南亚。他于1894年出生在台湾台南，随着父亲许南英在甲午战争后颠沛流离至东南亚，最终返回福建漳州。年仅3岁的许地山曾随着父亲居住暹罗、新加坡，但不幸的是，父亲客死南洋。许地山在漳州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后前往缅甸仰光的华侨学校任教。1917年，也是父亲因病在棉兰离世的同一年，许地山进入燕京大学攻读本科。1921年，五四运动过后两年，27岁的的许地山与叶圣陶、郑振铎在北京发起文学研究会，创办了《小说月报》。跟徐志摩一样，许地山的生命不算长，却发光。1935年，他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此后的时光一直留在香港，1941年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不及五十天命。我和我上一代人对于许地山这位现代作家并不陌生。新纪元的方修文库和李业霖书库都分别找到前辈珍藏的《许地山选集》和《国粹与国学》。我想，方修和李业霖做学问，多少领悟了许地山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之道。许地山出版了《中国道教史》、《中国服装史》、《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还有一篇书写猫经的〈猫乘〉读来何等有趣，足以看出他对挖掘新事物的好奇与热枕。比许地山小六年的老舍是他的挚友。老舍的〈敬悼许地山先生〉读起来也不沉重，反而重现了许地山生前的幽默和愉悦。许地山每遇到朋友，就忘了自己，朋友叫他去哪里，他都应诺，“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老舍说他在各领域、各话题都可闲扯一番，也并非卖弄学问，而是他读的书实在多，实在透。“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馆，必是到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固然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和老舍于1924年前后飞抵英国，许地山到英国牛津大学读硕士，研究宗教史学；老舍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汉语。这时的老舍初尝写作小说，拿去给许地山指正，硬要朗诵几段给他听，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是在1926年的《小说月报》上刊登出来了。许地山对于老舍来说，既是朋友又是恩师。他以东南亚和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如〈命命鸟〉和〈缀网劳珠〉最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老舍也早已拜读过。也许是源自他飘荡困顿的南洋经历，还有他笃信基督的力量，他笔下几位坚韧的女性角色特别突出，但似乎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一再受到忽视。〈缀网劳珠〉的尚洁、〈商人妇〉的惜官、〈命命鸟〉的敏明等，可以说是最早一批流落到东南亚的华人妇女，她们凭借着坚毅忍耐，散发出女性光辉，正是宽恕与善良让她们能够在南洋域外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 1929年夏季，老舍从英国返国途径新加坡逗留了半年之久，很有可能一心想去一睹许地山笔下的南国风情，最后也创作出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说《小坡的生日》。英国回来以后，二人各有际遇，已经不常联系。1935年，许地山经胡适推荐举家搬迁至香港就任港大文学院主任。此时，老舍也随着完成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显然，老舍的小说成就在今天看来远远超越许地山，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启蒙良师，老舍始终谦卑以待。许地山前往香港那一年，老舍发表了同名散文〈落花生〉，俨然是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深深致敬。文章开头写道：“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版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同样表达出自己嗜爱落花生，并享受其中。尽管平凡微小如花生，但我们都可以挺拔地做个有用的人。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老舍与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

7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徐志摩于1928年第三次游访海外，这是他35岁短暂人生路的最后一次游历。这一年31岁的徐志摩为了排解与第二任妻子陆小曼在婚姻上的不快，毅然从上海出发，先后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返国途中，船经东南亚，停留缅甸和新加坡。这一趟出游后，徐志摩陆续发表他的文学成果，其中以星洲为背景的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和经典诗作〈再别康桥〉发表于12月的《新月》月刊，还包括了他在新加坡的诗作〈他眼里有你〉发表于11月的《新国民日报》。诗人的“南洋想像”早已引起多位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认定这一片番外之邦的椰雨蕉林给了作家别一样的幻想。〈浓得化不开〉描绘了主人公廉枫在旅途中停留新加坡时的所知所感，某种程度上反射了徐志摩在这段历程中的内在情感。这位体现着叛逆、自由和创新精神的“五四“新文学巨匠，似乎只有到了南洋异国才真正获得情欲上的快感。正如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那股无以抑制的情欲之火致使他“沉沦”。然而，较之于郁达夫，徐志摩似乎显得更奋进，更勇敢一些。当廉枫在新加坡遇上了那位妖艳撩人的朱古律女郎，唤醒了他内心积压已久的爱欲和热情。“你不爱我吗？我知道你爱，方才你在楼梯边看我我就知道，对不对亲孩子？紫姜辣上了他的脸庞，救驾！快辣上他的口唇了。”若不是赤道上火热的风情，徐志摩口中“浓得化不开”的爱语，也就不容易如此倾泻。这一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徐志摩经历了不少情事。1925年，徐志摩第二次欧游，他将两本日记和书信全交给了红颜知己凌叔华保管。徐志摩不交予林徽因，也没有托付陆小曼，回国后，他和陆小曼成婚，那只装载所有徐志摩秘密情史的“八宝箱”一直留在凌叔华那里。 1931年，诗人遭遇空难不幸离世。八宝箱争夺战在上述几个现代文人之间上演，最终胡适介入其中，由林徽因请求他出面找凌叔华归还两本《康桥日记》。凌叔华这个遗稿托管人并不知道日记已落入林徽因手中，甚至林徽因在晚年将之付之一炬。 1925年，年仅30岁的徐志摩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他担任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团的翻译，与胡适、陈西滢共同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他也是北大教授，热衷参与新月诗社，故有梁实秋这一说：胡适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但事实上徐志摩才是新月的灵魂。欧游回来后，他接任《晨报》主编，为那一趟的俄罗斯观察写下了〈欧游漫录〉，同时那些经典作品如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和信札《爱眉小札》几乎都是在这时候写成的。随后，他与胡适等人筹办新月书店，并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新月诗派自此从北平转移至南方。 “诗人的想像”无疑是徐志摩的天赋，正如林徽因所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然而，他敏锐的洞察力、冷静的分析能力，反映在新文化运动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身上。那一趟莫斯科之行，他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参谒列宁遗体，他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景观感到痛心。他所看到的——大学教授贫困、窝囊，“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又因为苏俄政府的专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他因此明白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靠中国人自己，“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不得不说，站在当时国家的改革大道上，徐志摩有着参透时局的清醒。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总是让人轻易传诵。但在徐志摩短暂如烟火的人生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胡适总结说，他的人生追求最终归结在爱、自由和美这三大信仰。 1956年，凌叔华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之聘前来。你认为她在岛国上会想起30年前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情事吗？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马共“里边的人”—— 华校生的出路？【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选择入籍英国的汉素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康拉德把我送到南洋以后

8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马共“里边的人”—— 华校生的出路？

陈六使图书馆方修书库内找到汉素音这本小书《餐风影露》，扉页上是写着编者赠送予吴之光先生。吴之光，即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此书在1958年出版，为李星可翻译，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严格来说，汉素音只是南来路过南洋，意义上不可能是方修文学史视角下的马华作家（她也一直用英文创作），但回望汉素音的几本小说，她却可能是跟马华文学靠得最近的一位域外作家。近期，马共小说出版炙手可热。首先是由黄锦树和张锦忠主编的《夕阳之歌》，接着是马共战士海凡的《雨林的背影》，每一篇皆企图勾画出那些曾隐躲在群山与群山之间的“里边的人”。“里边的人”是《餐风影露》内的章节，写的是森林里马共的生活，聚焦于新青年同志。年仅16岁就加入组织的阿蓝，他的父母遭日军屠杀，随后英军卷土重来，他的姐弟也被马来人排华杀害，英军则开始逮捕马共同志，阿蓝不得已重投森林的怀抱。另一女同志小云的母亲和弟弟都被抓进集中营，她被迫进入山里边，也鼓励很多人一同行动。她后来请求党批准自己和孙同志（此角色以郭鹤年二哥郭鹤龄为写作原型），但最终也被英军俘虏。这些“里边的人”，据说是为了“报复了我们的人民所受的冤屈”，他们攻击警察局，杀害警员，还用巴冷刀将那些曾出卖过他们的警员砍成几段。森林里有山蛭、有刺、有毛虫，当然还有抓马共的辜加兵、马来警、华人汉奸和红毛鬼子。回头再看《餐风影露》，这些青年为何要到山里来呢？他们还要去破坏胶林、铁路，和马来特警搏斗，甚至学习开枪。他们只是涉世未深的青年。然而，汉素音并未偏颇地描写了她笔下的青年马共，反倒是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凶恶的一面。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这些青年的前途总由不得自己主宰。“日本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我不能进学校。他们说我年纪太大。我一辈子，除了当苦力，不能做别的事。我的朋友都在里边。出来的通通又都回去了。外边没有出路。”这时的青年对山里边的马共并不畏惧，他们恰恰觉得只有走入山里才是“出路”，绝大部分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进入森林的。今日谈及马共小说，难免绕不过《餐风影露》。汉素音以一个外来者身分介入其中，却冷静观察到“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众生相。书中也提及为马共提供粮食的新村农民，他们一样是无辜的受害者。英国统治者回来后，“把他们都装上卡车运走了，他们的茅寮被焚毁了，他们的庄稼烧掉了，猪也屠杀了”，他们在车上曝晒了两天，又饥又渴，最后被载回新村，“住的周围被围上铁丝网”，阻止他们运送食粮给马共分子。村里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雨季来了，他们被困水中，小孩病倒死去，大人割胶讨活不易，红毛鬼来看一回又走了。 “在森林中生活，最要紧的是忘记森林。……只要一注意森林，你就不能在这里边住的久了。”1956年《餐风影露》出版时，“紧急状态”法令已实施约8年之久。政局动荡，前途未卜，当时华校生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出路？“里边的人”并非全是出于自愿，“有的是因为一时气愤”，有的想逃避政府的军训，又或惧怕被英军强制逼迫征入军队，他们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年男女，也就轻易地投降叛变。汉素音驻留马来亚长达12年，她是深入了解此地的。南洋大学授课期间，她把眼光放诸亚洲，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又格外关切马华文艺。1954年2月16日的《南洋商报》刊登了“名作家周光瑚女士在记者职工会聚餐会中演讲‘中国人是否东南亚之一威胁’”的新闻。独立前1950年代初期，大概也不是所有青年尤其华校生有幸升学，尽管当时南洋大学犹如“横空出世”在南洋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但很大可能这不是华校生唯一的出路。汉素音在星马演讲写作，汲取这片土地的故事为素材，《餐风影露》故事都发生在柔佛州的森林、乌鲁舍利（Ulu Cheli）垦区、拉必士（Lapis）胶园等，用当时汉素音当时的眼光，“这就是战又非战和又非和的马来亚”。《餐风影露》的写作最后给汉素音和丈夫带来了麻烦。丈夫梁‧康伯（Leon Comber）受到牵连被调往登嘉楼，汉素音也因此离开柔佛新山中央医院。1959年，两人的婚姻告一段落。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寻至伤心太平洋上来祭祖

9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选择入籍英国的汉素音

尽管韩素音这译名较为普遍，但作家本身更喜欢“汉素音”，我们且用她自己喜欢的名字。汉素音和马来西亚的文教圈有着非常深刻的因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南来的作家如过眼云烟，来了又走了，然而，汉素音的身影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华文学校、文学历史版图上。我们也许经常问，这些作家给这地方带来了什么影响，但我们其实忘记，这片土地的充沛资源与独有特质，也丰盛了他们的写作和生命。他们的到来，真实地打开了他们的写作视野。这位混血儿作家汉素音，原名周光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1933年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两年后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医。汉素音于1952年至1964年间旅居马来亚，相关事迹记录在章星虹出版的《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里。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她好几本打着“韩素音自传”为名堂的小说，不禁会对她波折起伏的生命事迹，感到恻然。她于2012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寓所离世，享年95岁。这漫漫人生历程之中，她有12年是在马来亚／马来西亚度过的。 1952年，汉素音与时任英属马来亚警察政治处助理处长梁康柏（Leon Comber）结婚，婚后移居新山。这是汉素音的第二段婚姻。此后，汉素音积极参与到马来亚社会。从新山中央医院行医到开设自己的药房；从进入南洋大学文学院执教到担任义务校医；从公开演说到案头写作，她对马来亚从战后走向独立后的各种重要议题，尤为关注。我想尝试从她的自传体小说《吾宅双门》（My House Has Two Doors），追溯汉素音的生命抉择。汉素音一直以英文创作，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进入马来西亚华人的视域，全凭背后才华出众的译者。《吾宅双门》正是描述了她从1948年1964年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生活经历，这本小说很大程度上勾勒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彼时的马来亚处于紧急状态，也是国际冷战时期，而汉素音在第一任丈夫唐黄保于1947年战死国共内战战场后，独自携带养女蓉梅，前往香港。 “命运仿佛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刻，把我安置到她所在的那个地方。”多少次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汉素音都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她知道，怎么选择。汉素音一直是“中国之声”，她通过写作和演讲无数次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然而，什么原因使她后来入籍英国？ 1950年初到香港之时，汉素音邂逅了《泰晤士报》驻港澳洲籍战地记者伊恩，伊恩是有妇之夫，但他们很快就高调地陷入恋情。命运弄人，伊恩被派往朝鲜前线时，不幸遇难，“他的吉普车被一颗地雷炸飞了”。《吾宅双门》的第一章就记录了她这份悲恸：“第二天我照常上班。随后伊恩从朝鲜寄出来的信开始抵达，一封接一封。……他怎么可能死了呢？……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 我们无法想像汉素音这时期的处境。她只身带着蓉梅在香港医院上班，蓉梅生病还吐了血。1954年，汉素音的护照快过期了，“可是我不想找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发护照”，然后她在香港又被认为是“赤色分子”、“亲共分子”，此去前路，该作何打算？《吾宅双门》记述了汉素音当下的心声：“我觉得自己这一下会成为没有国籍的人了。也许被逐出香港，带着蓉梅，乘上一条没有目的地的船。”那么巧，这位英籍马来亚警察处长梁康柏出现了。他在《吾宅双门》中化身为伦纳德。小说中的伦纳德对汉素音深有好感，他不像一般殖民入侵者的爪牙，谈到马来亚的紧急法令时，他说：“我们实在没有道理回到亚洲来。这一切早晚要结束。……我们答应他们独立，然后我们讲话不算数，设法把事情弄糟，以便有个借口赖着不走。” 这句话大概说到汉素音心坎里去了。1952年，汉素音最终决定和梁康柏结婚。同年，她的小说《爱情至上》（A Many-Splendoured Thing）在伦敦出版。1955年，美国电影公司改编后搬上银幕，同时在马来亚上映，次年获得三项奥斯卡奖。《爱情至上》写的却是她和伊恩的生死恋。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你们为什么不革命

10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

走过这一遭，梁启超终于明白，“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佛陀也曾来过南洋，强大的精神文明就在这片净土之上呢。

11月前

改变“废物式养老”思维／鼓励长者独立自主，维护长者尊严

“日式介护员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自立支援”，鼓励老人家自己独立，不是去照顾他，不是什么都帮他做。老人会依赖你，他们身体的机能会一步步的退化，从开始手脚不灵活，肌肉衰退，伴随功能衰退，最终影响心理的信心……

11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你们为什么不革命

5月卫塞节这周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心神至今未定，整副心思还牵念在这个无比神圣虔诚的国度之中。走在路上，随处一个转角即可见到的佛寺佛像，仿佛你在做什么，或你想做什么，皆有神灵的提示和护持，行走坐卧皆是修行。说什么也没想过，如此一个与我言语不通的地方，却有着跟我亲密相连的宗教信仰，系缚着两个不同的生命和文化。 1918岁末，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途径昔日的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并将其见闻记录于《欧游心影录》“南洋所感”一节内。他们一行七人，先经过香港、新加坡和槟城，之后到达科伦坡，即今天斯里兰卡首都。梁启超此行正逢巴黎和会召开，他原来准备会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争取强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侵占青岛主权，但最终却得知英、法、美等列强已决定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一切为时已晚。可以想像，梁启超当时万不得已的愤恨和恼怒，他即刻致电回国告知此消息，没多久，历史性的五四运动随之引发了。时局来到了这样不可逆转的地步，梁启超等人怎是焦虑了得？《欧游心影录》难免让人不时掉入灼热的思索之中。此书记录了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局势的观察，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剖析，对中国青年“民智未开”的隐忧，对世界思潮和文明的展望。如今百年过去，其思考仍见精辟。在46岁这一年，梁启超启动了他和朋辈们的欧游之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航行像学生旅行一样，在船上学习法文和英文。每天早晨8时，他们各自拿着书在船上朗诵，直到中午12时，再彼此交换心得。其他时间则午睡、打球、下棋和写文章。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梁启超写道：“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他把建设家国的希望押注在未来二、三十年的青年身上，尽管新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当务之急，但万不可着急，“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页半页，算什么呢？我们只管兴会淋漓的做去便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气定神闲，《欧游心影录》读来仍让人心神愉悦。我从前轻易地以为此书只是一本欧游实况录，直到最近重读，还真觉得梁启超压根儿就是神预言。正如他于1902年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所预测那样，中国60年后将成为世界强国，并在上海博览会上向世界展露锋芒，这般胜景已然实现，今日看来，又何来不经之谈？在“南洋所感”一节中，梁启超提及他们停泊在楞伽岛，当地土人称之为锡兰，即今人所知道的斯里兰卡，竟与我们常说的“南洋”共系同一条脉搏，一切亦幻亦真，直到我自己站在斯里兰卡的狮子岩上，走入古都康提（Kandy）湖畔的佛牙寺内，想到梁启超和同伴也曾走过这段路，书中的情节即瞬间立体起来，我竟身临其境。梁启超一行人抵达科伦坡后，便租了车子前往佛教圣城康提。沿途，漫山遍谷种有椰子槟榔，椰叶婆娑，老树攀藤，路边的大象不时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口渴了，他们就在山边的瀑布舀水喝，或有当地美人剖开椰子献饮，所有景象跟我这趟游岛所见别无二致。原来我们都曾在不同时空深深被这灵境所震摄，尤其在万山环绕之中的康提湖景，美得让人窒息。梁启超说“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丽，说到湖景之美，我还是推坎第”。南洋景致，如痴如醉。当晚，他们就在这里留宿，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梁启超也一夜未眠，倚山对月，默诵了几段楞伽经文，回想起午间张君劢遇到一个当地土人，才闲聊不久就问他：“你们为什么不革命？”如此一问，怪不得人家都答不上话来了。对啊，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

12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游记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南洋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槟城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那一年，梁任公途径新加坡和槟城，中国人这时已下南洋许久。他们是否该赚了钱回去报国，还是留守彼邦另开一寸方圆之地，这道选择题还在心中盘旋。对于过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录》如此写着他多年前的话—— “我敢信我们中华民国，不久定要建设起来。至于南洋新国，也是民族自决的一条正路，海外侨民文化较稚，还须内地人助他开发。从前也有过些人设法劝导华侨赞助国内运动，这个固然是好。但国内的事，还应该国内人多负些义务，华侨却有他自己应做的事。什么事呢？还是那句老话，‘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我想我们青年，若是哪位有兴致，去传播这种思想，拿来做终身事业，倒是男儿报国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灵，他对我住在这地方的子子孙孙也该是由衷欣慰的。

1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在新纪元的图书馆内，竟然还找到谢冰莹一本非常薄小的小说——《爱与恨》。借了出来，翻到末页，看到“赠书单位”上记录：陈川波先生。陈先生笔名长河，也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生，于70年代初期负责编辑《星洲日报》五个文艺副刊。2015年，新纪元设立“方修文库”，乃是经时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的陈川波穿针引线。谢冰莹于1960年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陈川波则于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就读时期还是校内重要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陈川波当年读了谢冰莹的小说，他的文学启蒙显然来自走入华校的中国现代作家。 1960年代初期的南大校园，乃至整个星马文坛，文学氛围浓厚。这时期走入南洋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三位。她们虽然在大学里教授国学／古代文学，但她们本身积极创作，发表至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又到新马各地演讲，结交文友，亲自带领学生投入创作，甚至在本地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台湾中兴大学罗秀美老师早有长文〈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对这几位现代作家的南游踪迹作出很好的剖析。她们在星马生活3至5年，日子不长，来去如风，却铸成印刻。诚如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之于云南园，谢冰莹则是属于太平湖的。她抵达太平华联中学执教以后，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南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努力地融入本土社会。1961年，她回到台湾，首先出版《马来亚游记》，书中收入多篇她对太平湖光山色的细微观察——“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蒙蒙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如何沉浸在昔日的太平湖时光。书中还有一篇〈马来亚侨胞的口语〉，谢冰莹胪列出本地社会惯用的口语方言，让 “想来马来亚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在这列表当中有个很玩味的词汇，即“来的”。谢冰莹发现本地人惯常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来的”。好比说“她是作家‘来的’”、“这是什么‘来的’”……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星马华语，谢冰莹老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广东话也常有类似词缀，例如“乜嘢来噶”，“佢系先生来噶”……其字意虚化，却是日常用语。谢冰莹还没离开太平之前，上述提及的中篇小说《爱与恨》已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她在太平中学执教时的情况为背景，写的是一中学生因女友出轨而闹出命案，自毁了前程，打击了母亲。轻薄的小开本，内附插图，吸引了阅读目光，谢冰莹强调通过文学来教化中学生。早在1950年代，谢冰莹已想到太平这地方来。她在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希望》序言中提及：“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台湾师大中国文学系，选修新文艺习作的，有一位马来亚学生，写了一篇〈太平湖之恋〉，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 还未抵马之前，谢冰莹已将小说投稿至《蕉风》。之后到了马来亚，更是积极，她在《蕉风》的文章，一是她旅居马来亚时的散文创作，另外则是她对文艺理论的写作。当时除了《蕉风》之外，还有《文学周报》，两家的编辑团队也是马华文坛主干，包括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谢冰莹亦被姚拓邀请到《文学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算是和马华文坛文学爱好者首次“亲密接触”。谢冰莹是在此次讲演后再度萌起写小说的念头，《爱与恨》即是当下的产物。这批“民国作家“的到来，在某个程度下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姿彩，南洋对她们而言无疑是家乡和域外两地之间一个过渡的据点，当她们带着前半生的文学积累来到这里，南方暂且成了她们文人雅集的场域，不管是她们和南来文人之间，还是她们和马华文坛／文人之间，这座半岛的日常滋养了作家们的生命。

1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太平华联的谢冰莹和尊孔的张荃

萧依钊主编的《杏坛芳草——永远的邢广生》从另外一个阅读角度而言，除了为邢广生老师立传，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篇章的演进与形成。这些华校里许许多多可敬可贵的文化播种者，无疑是马来西亚文教建设的推手。邢老师与众多知交的交往点滴，让我们见识了为人师者的待人处世之道。书中有一篇文章写邢广生和谢冰莹以及张荃之间的情谊互动，深深吸引我。中国现代作家谢冰莹，与苏雪林、冰心、丁玲等五四时期作家齐名。1930年，她前往日本留学，却因为参与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并在狱中惨遭极刑。是年，她的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出版，名声大噪。那年，谢冰莹才30岁。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她矢志为国捐躯，她的《从军日记》是在炮灰战地完成的。谢冰莹裹小脚，绝食以求上学堂，被母亲逼婚，三段婚姻，女儿“小号兵”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打死，诸等人生历练使得谢冰莹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深具传奇性的人物。谢冰莹前半生的故事和她的作品，牵动不少马华读者，邢广生老师是其一。她是通过古典诗词作家张荃与这位文学偶像相识的。1951年，张荃与丈夫陈恺比谢冰莹先抵达马来亚，并先后任教于麻坡中化中学、怡保霹雳女中、吉隆坡尊孔中学，包括在马来亚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师。跟当时许多南来马来西亚华校教学的学人一样，他们丰富的学养、谦和的品性，滋养了一代学子。张荃，祖籍广东揭阳，1911年生于北平，外祖父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梓芳先生，她本身则师从词学家夏承焘，专攻诗词。在马来亚教学期间，她写了好几篇在地游记如〈彭亨山中杂写四篇〉。刚离世的马来西亚历史学家李业霖先生于1955年在尊孔中学毕业，即坦言曾受教于张荃门下。张荃在马来西亚出版的《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目前也收存在新纪元的李业霖书库。该书当年由麻坡中化校友赞助，同为中化中学校友兼马来西亚著名儿童文学家马汉，亦曾撰文特意推介。谢冰莹比张荃年长5年，她们先在台湾相识，却相知于马来西亚。1947年，张荃应聘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为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就在这时候，认识了同时期到该校的谢冰莹。1950年代，两人先后抵达马来亚。张荃约于1953年从麻坡北上吉隆坡，谢冰莹则于1957年应姚文训校长之邀到太平华联中学出任华文课主任。自那时起，谢冰莹、张荃和邢广生，三位来自当时名校的华文老师不时凑在一块交流。张荃教学的最后一站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59年，她最终难抵病魔在吉隆坡离世。彼时马来亚独立不久，华校师资力量尚且不足，这批南来执教的老师，实为当时莘莘学子注入中华文化传播的养分。谢冰莹除了在太平华联教学之外，积极投身当地的文艺活动，她在《文学周报》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还给《蕉风》投稿，写小说，也写散文和游记。毕业于太平华联的马华小说家梁园，当年即受教于谢冰莹；曾任教于怡保霹雳女子中学的散文家翠园，也曾撰文纪念她和谢冰莹之间的交往。她对谢冰莹三年零一个月在太平教学的生活记述详尽，“太平既有山有水，复有风光明媚的太平湖，加上这一位已心仪已久的作家，差不多每一个周末我和家人都驰车去太平与她畅晤。”（1980年5月15日《南洋商报·商余》）这些南来马来西亚华校教书的作家学人，尽管在地时间不长，却带来深远影响。邢广生和谢冰莹缔造了40年之久的半生情缘，《杏坛芳草——永远的邢广生》一书公开了她们之间的三封私函，其中一封写于1964年，当时谢冰莹右手受伤，改用左手写信，潦草难辨的字迹上写着：“这封信你最好保存，将来我往西天以后，你可常拿出来看，也只有你配接受我这封长信，哎，可怜我已写了三小时了！” 谢冰莹的南洋书写何止留下迷人的太平湖，还有一段终究牵肠挂肚的南洋情缘啊。

1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南洋现代学堂的娜拉黄逸梵

黄逸梵不是一般的女性。她的光环不仅仅是因为女儿张爱玲，自身原就是一则“传奇的传奇”。她原名黄素琼，大概觉得土气，于是自取“逸梵”，音译自英文名Yvonne。

1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寻至伤心太平洋上来祭祖

我们经常听说祖辈回到大陆祖籍地祭祖，然而王安忆却到太平洋这一端来寻根了。

1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

大学本科那几年，我和同学特别迷恋阅读王安忆。那时她是当红的海派作家，上海弄堂的日常气息透过她笔尖徐徐弥漫，老城风华在大戏台上演，上海女儿王琦瑶成了一代传奇。1996年《长恨歌》出版，那是我的大学时期，十里洋场沪上名媛的故事不过是个开头，此后上海里弄和北京胡同分别走入我们的阅读视域。硕士阶段，写了两篇有关王安忆的论文，至今重读仍是欢喜，近期也让王润华和南治国老师收入刚出版的《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2003年，王安忆担任花踪评审来到马来西亚。我和曾翎龙陪同她和夫婿李章到马六甲一游。说真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王安忆原来跟新马也可以牵出一点因缘。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安忆有个出生在南洋的父亲。王啸平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曾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在那里完成小学，彼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原来在胶厂当经理，因意见不合，改做杂货店生意又失败。王啸平小学毕业后只好前往一家车行当学徒。他非常好学，开始接触许多中国左翼作家如鲁迅、巴金、矛盾等人的作品，左翼思想开始点燃他内心的信仰。 1936年，王啸平17岁，他和朱绪等人组织“星洲业余话剧社”，朱绪是当时剧社团长，在他领导下，旗下的特别队伍“马华巡回剧团”开始在新马大小城镇上演抗日救亡剧145场，一方面固然是展开抗战宣传，另方面则是与其他华侨筹赈抗日（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卢沟桥事变，抗日救亡风起云涌，这期间，他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发表了不少剧作评论和文学创作。1940年，21岁的王啸平到了上海，跟上海戏剧专家吴天老师学习，继续参与剧团的抗日工作。然而，这趟一去，便是一生。他回到了念兹在兹的“祖国”，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新加坡的祖母、父母音讯断绝，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取得联系。王啸平从此还付大陆，整整40年，南洋的家人以为他已殉难，悲痛欲绝。他写到，“他们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间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只有日日夜夜无尽的悲伤和焦虑的折磨。”他的母亲曾对他说：“‘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要饭也要养活你。’她最担心的是我远走高飞，‘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在那个时代南洋青年眼里是感到可笑，没有出息的。” 王啸平这个“南洋青年”在国难当前选择离乡重投祖国怀抱，实无可厚非。归侨的路，虽说是一项生命抉择，但王啸平走得一点都不容易。1950年，他和小说家茹志鹃结婚，先后生下王安诺、王安忆，小儿子则在1964年出世。1957年，他被开除党籍，划入右派，1978年才得以平反。据女儿称道，父亲后来拿到了补发工资，还上缴了20年的党费，见其赤子忠诚。1986年，退休的王啸平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南洋悲歌》，究其实乃自身归侨的故事。90年代，另两本长篇——《客自南洋来》和《和平岁月》面世，同样以方浩端这主人公串起一个“海外孤儿”的生命故事，成了自传体三部曲。身为写作人女儿的王安忆，她对父亲似乎是从不解中追求和解。在她眼中，父亲“不知人事世故”，“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在一些最不合时宜的时候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她所敬重的父亲，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虽然被开除党籍，但父亲总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国，“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 父亲被划入右派分子后，春节亦不得回家，当时王安忆和姐姐年纪尚小，母亲独立带着她们，爸爸在南京，她们在上海，挨着日子过生活。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父亲，王安忆最后选择理解之同情。多年后，她在《父亲从哪里来》一文追述：“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却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 2003年12月，王安忆为花踪文学奖前来，依稀记得我们坐在马六甲老街骑楼下的一家茶餐室，南洋风吹来，赤道上独有的、黏腻的汗水味。如今翻阅文献，那一年3月，王啸平离开人世。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