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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忠

“鲁迅去世后,停放在万国殡仪馆的小房间时,梵澄一清早就去吊唁,悲伤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告诉许广平,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厚厚一本。”这是赵家璧在《文坛故旧录》所记。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也提徐梵澄。他说鲁迅晚年十分看重周文、葛琴及徐梵澄,为他们改稿写序。周文1952年去世,葛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残,只有徐梵澄长寿平安。 鲁迅宠爱徐梵澄,他告诉许广平“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赵家璧说他收鲁迅49封信,其中8封谈徐梵澄所译《尼采自传》。徐梵澄写有〈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长2万字,眼高手高,文气飘逸,灵光处处,隽永耐读。 赵家璧说鲁迅死后,徐梵澄“杳无音讯”。原来侨居印度33年,从事教学、著述与翻译。1979年回国,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样大隐于市,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终身未婚,甘于淡泊,饮食起居自己料理,不收生,不立门派,独来独往。扬之水和陆灏因为编者身分,和徐梵澄来往频密,二人在2009年合著一本小书《梵澄先生》。 徐梵澄用英文介绍中国文明,著作包括《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又用中文介绍西方文化,翻译《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他在印度文明造诣更少有学者可以匹比,中译印度哲学经典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五十奥义书》等书。悠悠人生,视一切偶然。他告诉扬之水,他并“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徐梵澄常写古诗,扬之水爱“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一句,说“很有韵味”。徐梵澄身材瘦高,爱散步,人和诗,学问和悲喜,处处引人联想。 最可贵的是可掌握意愿 虽然担当得起重量级学者称呼,著作曲高和寡却可以预见。俗名因为鲁迅关系,稍有提升。20岁时,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寄给鲁迅,经推荐后刊登。到鲁迅家,目的为领稿费,却更爱听教诲。他启程到德国留学前一天,向鲁迅告别,不断出现沉默时刻。鲁迅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说是所存稿费,却比平时增加。走时鲁迅送到大门口,他鞠躬,一伸身,鲁迅突然目光辉射,执着他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徐梵澄说。 1929年8月,徐梵澄入海德堡大学。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书刊,徐梵澄所选,皆为精品。二人信中内容,虽有不少涉及银钱、书画汇收之事,但是讨论艺术品之余,可看到美学造诣。徐梵澄在大学选修几门艺术课,闲中学习版画创作。鲁迅珍藏版画中有6幅徐梵澄作品,其中一幅鲁迅中年半身像,用在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包封上。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负责编辑的赵家璧说。 徐梵澄有不同常人作风,鲁迅欣然接受。鲁迅推荐徐梵澄杂文时说他“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徐梵澄要求保留原稿,鲁迅请许广平代劳,抄了几次许广平发牢骚,鲁迅只好亲自动手。他向《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求助,说抄录费力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徐梵澄不知自己要求造成鲁迅困扰,他以为鲁迅身为大作家必有助手,原来是两老代劳。徐梵澄说他自己“真该死”。 鲁迅的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和徐梵澄藏书同时丧失。徐梵澄记忆力超强,“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所以记得。”〈星花旧影〉共引述14封来信内容。 第2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徐梵澄说鲁迅在谈话中,多次讲到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鲁迅校刊过《嵇中散集》,将嵇康诗句“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改动,嵇康原意说人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握意愿,无怨无悔追求理想。徐梵澄说他“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我忍不住用毛笔将嵇康诗句抄了下来,虽然知道所谓境界,常常知易达难。
3天前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诗作〈无题〉,内容说面黑老百姓流离失所于荒芜野草中,不敢慷慨悲歌,不敢引发动地哀声。鲁迅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思维开阔,连通广袤大地。虽然表面沉寂,却坚信春雷即将萌动,将黑暗化为光明。 1934年5月日本作家新居格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求字,鲁迅以诗作相赠,落款“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先生雅教”,其中雷一字,用古字“靁”。1961年10月,毛泽东以狂草横幅书写,送给到访日本民间代表团,纸高33厘米、宽85.5厘米,毛泽东说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又要郭沫译成日文。毛泽东加持,媒体宣扬,诗更为人所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新居格以日文发表文章纪念,同年11月被译成中文,以〈鲁迅其人〉,刊登于上海《国闻周报》。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又说鲁迅成就“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新居格于1951年去世,1976年鲁迅展览会在日本仙台举行,其夫人把鲁迅手迹拿出展览。新居格崇拜鲁迅,其夫人说,裱好的诗作,“挂在书房里,以便经常诵读,缅怀鲁迅,激励自己。” 诗里诗外,都有故事。其中惊雷二字,更是马大学生多年心中抹不去痕迹。我1984年进马大念本科时,参与华文学会复办工作,对春雷大汇演历史步步追踪。马大华文学会1974年12月被令关闭,春雷大汇演是导火线,除了零星剪报,政府为此事所发表白皮书我一字不漏阅读。 李亚遨所编,2010年出版的《于无声处听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忆与见证》,书名不瞒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吴建成回忆1970年他入马大就读,大一下学年收到传单,有些惊奇,因为之前华文学会宣传文字全篇英文,偶尔出现中文,也只为点缀用途。“才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了,从此以后不再英文至上” 。能进马大者,都是天之骄子,马来文英文皆可,如吴建成者,在意中文尊严。心灵被触动,毅然加入华文学会,后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我整个生命因此而蜕变。” 吴建成形容那段岁月“浪漫又自豪”,他爱中华文化,情怀不孤。赖兴祥在英校念大学先修班时,华文是第二语文,滋味不好受,进马大后参加华文学会,和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的人一起,顿生“殊荣”之感。 姚丽芳和陈丽碹捕捉当年印记,感受大体相似,以“无怨无悔”形容冷暖经历。刘崇汉说关心社会,走入民间为“正道” ,侯亨能说是“气概”显露。事发三十多年后,虽曾沧桑,澎湃心情,依然可见。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2年举办“春自人间来” 南北马巡回演出,各地华团如教师会、校友会、华文独中协助承办,随后学生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不断强化。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联合四十余华团筹办春雷大汇演,为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募款。当时政府排斥左派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浓烈,华文学会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成为被怀疑对象。1974年3月春雷大汇演3位筹备成员被捕,但是其他人不畏惧,坚持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就绪,4月彩排时,警方郑重告知不批演出。1974年12月,政府以共产党渗透校园为由,查封马大华文学会,更多学生被拘留。 12年没有华文学会 春雷惊蛰,一声巨响,受影响的不只当年马大学生,后来者的大学生活也变了样。马大整整12年,没有华文学会存在,筹办文化节目举步维艰。中文系学生自由度相对宽广,但是参与者不能涉及外系学生。悲情笼罩校园,不知如何寻找空间控诉。 李亚遨在序文说虽然春雷大汇演无法正式演出,却不愿历史成灰,遂编书从头细说。他说数十团体联办,数千演员参与,数千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受关注度是空前的。马大华文学会串联南北马以及东海岸团体,频密出版快讯,韧度和深度,确实值得纪念。虽然只在吉隆坡一地演出,“如果在国家室内体育馆连演7天,观众可达4万人。改为容量较小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9天演20场,亦会有2万5千人。”李亚遨说出他们策划时的激昂心情。 侯亨能回想从前,忍不住加一句:“我们那一代人现在还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时代变了,表述方法必然不同。我读鲁迅诗,读马大华文学会历史,始终相信冷漠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性。
1星期前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为人弟为人子,进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兄长,行为谨慎、守信,有爱心,并且亲近仁者。上述几点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应研习六艺之文。 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说他在成功大学念了一年水利工程后,发觉没有兴趣,第二年转台湾大学外文系,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其父白崇禧秉性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儿子善读书,在水利工程系考第一名,不解。儿子说了半天,父亲知道大势已定,没有坚持,但忍不住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出惋惜话,白先勇说他只能含糊回应“人各有志”。其母发挥慈爱本色,“行行出状元”,她说。 几年以后,母亲病故下葬,白先勇按伊斯兰教仪式走40天坟后,出国留学。白崇禧送机,步步相依,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白先勇说。文章有感情铺垫,就是耐读。 读胡适《南游杂忆》,想起中学时白崇禧名字如何进入眼帘。胡适书中两篇文章〈广西〉和〈广西的印象〉提白崇禧,以其字健生称呼,印象是好的。1935年1月胡适由广州飞梧州,第二天在南宁见白崇禧。胡适被力劝延后归期,增加演讲次数,顺道旅游。住了15天。 胡适因反对读经、拜孔、拜关岳等复古活动得罪广东政府,不获准在广州演讲。走后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锺应梅及李沧苹三教授联名电文。他们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意料之外是李沧苹发表声明否认参与此事,胡适将此闹剧记在《南游杂忆》里。 广东将领有流氓气,白崇禧有文化气。他礼贤下士,作为邀请人,一切安排妥当。胡适乘坐飞机,除梧州和南宁,又到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地。胡适说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迷信或恋古风气,他在广西境内看不到。 白崇禧有幽默感 胡适提广西家喻户晓故事。白崇禧下令将香火鼎盛的桂林城隍庙摧毁,地方绅士担心得罪神灵,要求白母出面劝阻。白崇禧回应方法独树一帜,他在庙墙贴上公文,声明如有灾殃,与人民无干,他一人承当。地方绅士接受解释,负责人则在拆庙时事先烧香,说明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白崇禧破除迷信有法,不惹民怨。胡适又记有一次收到祀孔通令,白崇禧幽默地说“得造个新孔庙”,因为原有孔庙早已移作他用。 胡适在《四十自述》回忆自己11岁时受范缜和司马光文章启发,成无神论者。有过将泥菩萨抛毛厕建议,虽因同行者反对作罢,但是却大无畏拿着石子丢掷神像。白崇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胡适竖起大拇指。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有运筹帷幄军才。他与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在军阀混战时崛起,建立新桂系,成功统一广西全境。三人团结一致,后来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南京政府,位子由黄旭初取代,但无损分工合作氛围。胡适南游时,是广西最稳定时期,胡适借用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的话,称广西是中国模范省,爱国者“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又借艾迪的话对比广州政府,艾迪“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南游杂忆》还附录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文章,里头称赞“广西改革力量达到下层”。 国民党失守大陆,蒋介石将不少责任推给白崇禧。1994年白先勇在美国提早退休,那时他57岁,希望重写民国历史,为父亲讨公道。他与廖彦博合著的三册《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最为人所知。白崇禧在大陆三次反蒋,埋下祸根。他在台湾虽持陆军一级上将职位,却无实权,且被特工监视,外出有黑色吉普车跟着。“车子号码是155429”,白先勇记得一清二楚。白崇禧有幽默感,一次吉普车抛锚,白崇禧要侍从告诉特工不必紧张跟丢,他们的车子会等吉普车修好才开走。 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白崇禧及一些国民党将领到机场接机,白先勇所编《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有当时合照。胡适捧着花,白崇禧在旁,灿烂笑容掩不住沧桑历史。二人晚年都在台湾,都因心脏病去世,都回不了中国,都带着遗憾。
1月前
1935年元旦上午,胡适南下,1月4日天未明抵香港。“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胡适住香港大学校长William Hornell家,香港1月天气好,满山绿叶,到处浓艳鲜花,胡适形容自己有“赶上春了”的快乐。 我寻览胡适著作几十年,一些片段印象深刻。念本科时在图书馆找到《南游杂忆》,中文藏书在图书馆主楼第4层,假期人少,随兴阅读。看到“南”字,本能反应,南至何方?到马来西亚否?果然非我希望之南,香港是最远处。 为了接受港大名誉博士学位而有此行。〈香港〉一文中着墨最多的是海景。看海湾,看远近岛屿,胡适说气象比青岛、大连壮丽。又说晚上登高,天黑轻雾,朝山下望,全市灯火,比纽约和旧金山夜色更壮丽。再借朋友话加持,香港夜景,只有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可以相比。拥有的总是不珍惜,胡适笔锋一转继续发挥:“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 胡适短时间掌握地方特色,演讲即席发挥是其长处。他说港大医科与工科表现最好,文科最弱,掌校英国人对中国文史隔膜,港大中国学者则是旧式文人,教学跟不上时代,还好新任校长和文学院长有改革意向,请了不少著名学者拔刀相助。 5天里演讲5次,3次英文,两次中文。其中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提广州。胡适说很多广东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又提倡读经,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何如此?他“真不懂”。 《南游杂忆》正文包括〈香港〉、〈广州〉、〈广西〉及〈广西的印象〉。胡适一生和权力中心纠缠,香港和广州之行展现他典型面貌。读经由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胡适在香港演讲内容传到广州,外号“南天王”的陈济棠大发脾气。船一靠岸,胡适收到朋友纸条,要他“诸须谨慎。”不久又有人劝他离开当地,以免发生纠纷。知道行动被限制,胡适心中不快。他不畏惧强权,在友人安排下,胡适拜访陈济棠讨公道。 拜访陈济棠是高招 陈济棠说读经、祀孔、拜关岳都是他主张,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之“本”必须到古文化里寻求,他骂胡适忘本。胡适不认可,但是语调平和。“本”是分歧点,胡适说陈济棠要的是“二本”,他要的是“一本”,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一本”之学是胡适一贯主张,不同的社会问题有不同药方,国家内忧外患,旧有的文化思维有碍科学或现代技术的学习,教育制度不改革,中国不可能有足够理工人才。他不反对经典研究,却反对借经典做复古运动。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礼记·儒行》的句子,儒者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威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强迫,可以杀头而不可以羞辱。胡适写过送人,不过将“儒”改为“士”字。 胡适在舆论界声名显赫,要对付胡适,须三思而后行,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说主动拜访陈济棠是高招:“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行程却完全被打乱,依旧不能演讲。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原本宣布停课两天,方便学生听胡适演讲,看到势头不对,宣布取消节目,学校照常上课。其他主办单位也害怕出事,计划在4天中10次演讲全部告吹。 只能随遇而安,走访名胜。游览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时,被学生认出并要求合照,回程竟引起七八百名学生跟着胡适一起步行,都不说话,送他到校门口。“他们脸上的神气都很使我感动”。胡适不忘调侃,他说演讲虽然热闹,结束后即散。无法演讲影响更大,鼓励大家思考不允许理由,“我最大的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胡适说这是不言之教,并称“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 白崇禧、黄旭初1月8日发专电给胡适,说广东广西相距不远,希望胡适“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天地大得很,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11日乘飞机去广西。
1月前
“谁易滔滔天下是,九夷未许即安居。狂风怪雨纵横至,闭户焉能乐著书。”五一三族群冲突时,王叔岷在吉隆坡,有感而发赋诗一首,题为〈谁易〉,诗见《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 第一句典故来自《论语·微子》,孔子周游列国时遇隐士桀溺和长沮,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他对未来没有愿景,坏物如洪水,到处都是,谁能改变呢?他劝孔子避世归隐,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积极入世,必然铩羽而归。第二句出自《论语·子罕》,王叔岷自己做注解。他说“子欲居九夷,盖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遂欲东往居于九夷,今日之夷境,亦未可安居也。”天地虽大,但无净土。第三第四句将五一三比为狂风怪雨,虽然闭门不出,专心著述,却找不到平时出现的快乐心情和满足感。 王叔岷在1967年,受邀来马大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他对马新两国并不陌生。1963年他在新加坡大学客座两年。郑良树老师在〈王叔岷教授与新、马〉中说经他栽培,峥嵘露角的学生不少:“在马来西亚方面,有洪天赐、杨清龙、林长眉、陈徽治、锺秋生及黄碧云等等……其中杨、林都是王师的入室弟子,在王师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杨研究张衡,林研究刘昼,两篇硕士论文皆受到校外考委的佳评。” 从师长处,我听过王叔岷不少趣闻。印象最深刻的是上训诂学时,郑老师所说故事。1941年,王叔岷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初见傅斯年,王叔岷把诗文呈上,他闲暇时喜欢舞文弄墨,希望老师指点。傅斯年笑笑,没有特别回应,只问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斯年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洗净才子气”的对话,富有《世说新语》的气韵,让人乐道。郑老师转述当学者要沉得住气的要求,我在《慕庐忆往》看到当事人现身明言,简单一席话让王叔岷从文人变成学者,沉浸在故纸堆里。“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王叔岷多年后回忆,只见怡然自得之貌,没有无可奈何之悔。 守住寂寞最重要 王叔岷1972年离开马大,转到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他影响最大的人,非郑良树老师莫属。在〈淮南子斠理〉序文中,郑老师说他在台大从师王叔岷习《庄子》和《淮南子》,本科毕业后他回新山宽柔中学执教,当时王叔岷在新加坡讲学,郑老师经常越过长堤请益。1966年王叔岷回台,郑老师跟随,考进台大中文研究所。郑老师依据硕士论文出版的两本淮南子著作,都是在王叔岷指导下完成。 王叔岷的代表作包括《庄子校诠》和《史记斠证》,其中《史记斠证》初写于1965年,完成于1981年,每年大约平均写20万字,其中100万字在马大完成。我硕士论文研究司马迁,《史记斠证》是重要参考书,文笔不畅时,经常想起淡泊平和的王叔岷。马来西亚学术风气不盛,同样的话被提再提,也许还真是弄错切入点了。文史哲研究讲究默默耕耘,无关外在,守住寂寞最重要。郑老师说无论周末或公共假期,王叔岷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绝少外出旅行。宁静校园,他伏案执笔,“除了病假之外,王教授从来没有拿过年假。” 《慕庐忆往》中有〈马大教书〉一章,不长,一半篇幅提五一三。王叔岷说马来人和华人严重冲突那几天,他跟太太及儿子躲在家里。“世乱人皆避,庭空鸟独闲,愁云屯远岫,计日祝平安。”他写〈世乱〉寄给女儿王国樱告知安全,又提16岁儿子王国瑜当时举动:“胆大不顾危险,不听劝诫,戒严令暂时解除,就往外面跑。”随后说“儿子不好学,志大言大,既无能力,却一心要为贫苦人民做事。”女婿萧启庆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教书,王国樱跟随夫婿迁居那儿,王叔岷于是让儿子转学,送到美国,由姐姐照顾。 王叔岷在新加坡教书的时间远长于马来西亚。其中原因是王国樱和萧启庆后来都在新加坡工作,另一原因则是方便与在中国的大儿子王国简联系。王国简出生于1939年,担心被战乱波及,自小由祖父养在乡间。王叔岷到台湾,王国简来不及随同,这是一家人大半生哀痛。王国樱为《慕庐忆往》注释时说她迟至1984年到中国旅行时才第一次见兄长,又说1985年她成功申请王国简到新加坡探亲,父子始有机会团聚,此时离王叔岷太太杨尚淑过世已有8年之久。
1月前
我念大学时候,常会被人问中文系读些什么,前途如何之类的问题。那时不认输,为了维护尊严,找到很多实用理由,并举媒体、教育领域、学术界或政界表现标青例子。如今我看学弟学妹谈中文系毕业生出路,类似心情,问者以功利角度出发,答者以同样思路回应。 中文系毕业同学有强烈归属感,经常回系探望老师。从前我们引用学长经历,岁月如梭,后来我们也成被参考对象。实实在在我1987年本科毕业后的前面20年,没有面对过职业选择困境。我一味读书,享受图书馆冷气,一切水到渠成。本科毕业后当助教,在郑良树老师指导下读书,完成硕士论文。郑老师离开马大后,慈祥的林长眉老师拔刀相助,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郑老师仍是实际指导者,我论文的校外考委还是由他安排。 当时文学院采取英国制度,分单主修、双主修及副修。单主修学生不多,我那一届13位,之前一届5位,再之前一届14位。我那一届读硕的只有我一位,之前好几年无人问津,再往前推,倒有几位学长一边当中学老师一边读硕。读博者更少,都是未有博士学位的中文系老师。我硕士论文通过以后,很快便当讲师。后来得奖学金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念博,由赵毅衡先生指导。毕业后我重回马大继续书斋日子。 中文系人所为何事?本族人问,外族人也问。我申请大学讲师时,校长泰益·奥斯曼(Taib Osman)上任不久,亲自面试,区区小事由他出马,想来只有一个原因,他来自文学院。校长有慈善相,说话细缓,他问为何以《史记》为研究题目,要我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研究对当代马来西亚的意义。认同问题困扰我多年,他的问题合我口味。我从根的角度切入,分析历史上溯或深化对华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性,无根无以贴切向他族解释自身文化。我用大概10分钟回答,又说我有一篇论文〈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刊登在中文系1990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第四辑里,以马来文书写,为族群交流献微力。校长听后点头,随后再问教学和以后的研究方向等简单问题。回到中文系办公室,系主任洪天赐老师告诉我过关了。 从容地和古人打交道 研究历史或古典文学,是否应该注意当代意涵或实用价值,困扰着无数中文系人。胡适用英文写博士论文时,在导论中即表明他以《先秦名学史》为题,目的是让国民“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陌生的”。胡适不断强调,他所做的努力不过是希望中国可以更加从容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为他在中国推动科学方法寻找凭借。也就是说,做学问不该闭门造车,即使焦点在先秦,还得有现实依据。 我写论文,虽不一定详列实用动机,但是选题前,心中一样思考现实意义,以避开不食人间烟火的讥讽。相对买书,则自在多了,从不以实用考量,我更在意精神和灵魂的洗涤。我始终清楚,舞文弄墨之余,收获更大的其实是阅读过程中得到的情感熏陶。可能是诗,可能是散文,可能是小说,也有可能是人物传记,一句话,一些小情节,一些动作,都可让我铭记感恩。 幸福,因为有书可读。感受境界之提升,似乎才是中文系人学习过程中最值得珍惜之物。我大部分同学都已经从职场退休,他们大半生学以致用,无愧自己,无愧社会。如今能够不带功利性的目的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享受无用之用,同学们说乐趣更大,我当然点头。事实上,大部分中文系人所经历的学术训练,很难从“有用”的角度审核,因为文学本是以“真善美”和“灵韵”的姿态走入矛盾重重的现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扮演净化现实社会的角色,效果是潜移默化的。 我和几位马大同学春节聚会,大家都说一甲子一眨眼间走完了。如果当初不在中文系念书,此刻会在哪里? 是啊,我们会在做什么呢? “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此诗作者为悟达,活跃于晚唐期间。据说他5岁时,祖父要他写诗咏花,他边走边想,不过几步,诗就写好。不说5岁咏诗传说真假,就诗而言,值得一读。花开花落,为无常人生写照:花开期间,满树鲜红,花落之后,万枝皆空。最后一朵,明日必然随风飘落。读中文系的人,最大好处是可以从容地和古人打交道,思考生命意义,感受高人智慧。即使白发苍苍,也都会通过阅读让日子充实。
2月前
温源宁写胡适,文章不长,却因为和胡适共事过,借近距离之便,捕捉到不少特征。他说胡适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是许多人眼中的老大哥。胡适“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他说在社交场合中,胡适是夫人、小姐们喜欢谈话的对象,他具备“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他有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 文章写于1934年,原文是英文,最初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知交剪影” 专栏。〈胡适〉一文发表后,林语堂觉得有趣,译成中文。1935年1月温源宁将17篇英文小品,包括〈胡适〉一文结集出版,1988年中文本面市,书名取《一知半解》,翻译者南星。后来江枫增加温源宁另外26篇小品,重新翻译,附录英文原文,以书名《不够知己》在2004年出版。 南星和江枫所译〈胡适〉虽然忠于原文,却不拗口,功力还是好的。林语堂则取其貌,意译之处甚多,例如以梁潄溟、吴宓、徐志摩等人对比胡适,原文不见。林语堂也熟悉胡适,译文因此增加亲切度。林语堂译文说胡适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又说不能称胡适为风流才子,因为“他的立身行事,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译文还说胡适“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 至于“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中引过同样故事。胡适作风,迷倒过李敖。柳存仁在〈北大与北大人〉谈温源宁文章,说这样的事情他在胡适课堂上目睹几次,“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6月17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为何特别提“6月17号”,生前在马大中文系讲学多次的柳存仁没有说明。只能用常理推断,大概是天气转热,不怕着凉,但是点出这么详细的日期还是让人不解。 是不是绅士不重要 柳存仁提胡适其他特质。他说胡适谈吐可爱,讲课有趣,条理不紊,清清楚楚。神态和姿势恰到好处,他“将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胡适有纯正学者气息,“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胡适“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传说,他深信不疑,因为胡适说过:“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胡适说话不会让人觉得自夸。“这是胡先生的妩媚处。”柳存仁说。 说胡适是绅士,是往他身上加持。林语堂译文暗中一讽,说在激进作家眼光,绅士是让人“极讨厌”的名称。鲁迅是其中一位对绅士一词敏感的作家,他认为文人中有不少惺惺作态者,喜爱模仿西洋绅士,有机会撕掉这些人的假面具,何乐不为?梁实秋后来以〈绅士〉为题,撰文辩护。他说绅士是尊称,指“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 ,不料“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却流行舆论界,绅士成不祥之物。梁实秋自嘲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梁实秋引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牛曼定义。牛曼说绅士“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从不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和坦然”,绅士努力让自己所接待的人处于宾至如归的状态。泰然自若是制造良好气氛的关键词:“对于羞怯的人他要温柔,对于疏远的人他要和蔼,对于蠢陋的人他要宽厚,他要能知道和他对谈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定义符合温源宁对胡适的描绘。牛曼又说绅士有惠于人时,行若无事,“非不得已时不标榜自己,从不以报复的口吻维护自己,流言毁谤从不入他的耳,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无论什么事总是向最好的方面解释,与人争论从不卑陋小器,从不起不公允之优势”,我们读不同学者所撰写的胡适研究,大体能够理解胡适做人原则,离此不远。 1935年,胡适发表小诗〈飞行小赞〉。诗分两节,第一节为“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第二节胡适写“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是不是绅士不重要,虚名或头衔不重要,骨子里的气质和作风才会激起我们谈兴。乐人乐己,不负人不负己,觉得自己腾云无碍,也希望别人一起同行。
2月前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是崔颢〈长干曲〉第一首。女生泛舟,问男生来自何处,不等对方回答,迫不及待说自己家住横塘。对方可能是同乡,所以停船发问。 朴实河景,幽幽水韵。女生无意中听到对方带有乡音的谈话,才有停船举动。女生的柔情绮思让人产生无数联想。可能只是单纯对家乡的怀念,听到乡音,顿生亲切欣喜之感。也可能对方谈吐风度吸引她,起搭讪冲动,但是又顾忌礼节,不想露骨表达,心脉波动,借同乡婉转引发话题,拉近二人距离。 〈长干曲〉共四首,分两组。第一、二首为一组,第三、四首为一组。《唐诗三百首》只选第一、第二首,百里挑一的工作本就有挑战,精华在第一组里头,读完第一首及第二首,可以打住。蘅塘退士有眼光,这么一选,值得一赞。读者发现余音袅绕的效果,更加迷人,尤胜四首同读。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第二首为男生答唱。他确实和女生同乡,沿河而居,都来自长干。天天在九江边往返,彼此却不相识。男生不说今日相识之幸,而感叹昔日未能相伴同行,如果二人青梅竹马,命运导向不同方向,是好?是坏?《唐诗大观》收有沈熙乾赏析文字。他说“这两首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沈熙乾说“自小不相识”五字,有撼人的艺术感染力:“越是对过去无穷惋惜,越是显出此时此地萍水相逢的可珍可贵。” 一问一答之间,包容了“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的漫长岁月,“妾住在横塘”和“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则将空间放大。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同时增强下,突出天涯漂泊人的寂寞心情,制造彼此间对话的更好凭借。 花甲之年 偏爱回忆 题材平凡,但是表现手法却让不同朝代的文人称赞。“无字处皆其意也”,这是王夫之对此诗评价。叙事诗不易写,目之所睹,耳之所闻,有不少感动人心者,遂诉诸文字。但是拿捏不好,就可能失去妙趣,跌入眼高手低困境。叙事诗既要条理分明,又讲究流畅,缓速有致。主次详略得当之余,又要有变化,短时内容扎实,长时不显累赘,在在考验创作者的才华和文学素养。 中学随意读《唐诗三百首》,〈长干曲〉第一首朗朗上口,第二首不知为何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读书随意,毫无章法,连作者是谁也没注意。李白登黄鹤楼不敢赋诗的故事深入民间,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人一引再引。李白后来到了金陵写〈凤凰台〉,众所周知模仿崔颢〈黄鹤楼〉意境。我一直到大学时才觉察〈长干曲〉的作者也是崔颢。读书不认真,趣味减少,这是代价。 《旧唐书·文苑传》把崔颢和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提,他在世时已有诗名,却负才不遇,官场不得志,留下事迹有限,后人大半从其诗作猜测其为人。还好有李白加持,让他名留千古。他存诗四十多首,不多。 〈长干曲〉的风格和意境和〈黄鹤楼〉不同,但一样让人念念不忘,锺晓阳20岁写《停车暂借问》,震惊文坛,小说以抗战时期的东北和战后的香港为背景。锺晓阳是我和大学同学眼中既有才华又气质非凡的女作家,书名这么一取,“停船暂借问”竟成典故,韵味更强。王德威说锺晓阳擅长“写普通人物在普通生活中的悸动”,我们当然也会想到一千多年前敢于弄潮的孤独女生。 用墨字写〈长干曲〉第一首,感觉光阴似箭。春节期间,家乡和怀旧心情纠结一起。1934年大年初一,季羡林在日记写道:“今天学校里照常上课。”国民政府鼓励过阳历年,农历年假被取消已经4年,季羡林依然不习惯。除夕那天,他表达自己对传统的不舍:“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我也一样眷恋过年。假日里放慢脚步,“或恐是同乡”五字,让我想起善良同伴,花甲之年,偏爱回忆。如今遥想过去,比展望未来的时间更多,写文章如此,和同龄朋友聊天如此,连读书也厚古薄今。坐在沙发上,享受现在,记忆库中沉淀的大事小事,纷来沓至。季羡林提童年,提诗意,如此熟悉,如此贴切,我让小学、中学、大学、家乡、各种纯真的经历重新在脑海点拨琴弦。
2月前
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过年〉,他说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 鲁迅谈过小孩过年。在〈阿长与山海经〉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想到明天买来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在〈祝福〉中,他描绘民间对新年的重视:“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1894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为在乡试贿赂考官沦为钦犯后,周家自此没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为节省路费,回家次数有限。在日本留学7年间,更是没有机会享受家乡过年气氛。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教书。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教育总长蔡元培安排鲁迅至教育部任职,此后大事小事日记可见,节日一并标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1917年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与周作人“览厂一遍”,厂甸庙会售卖字画、旧书、古董、手工艺品、年画杂货、各式玩具,鲁迅常去淘货。 1919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初一晚“服规那丸三粒”。同年7月,鲁迅和两位弟弟商量后,卖绍兴祖宅,购置八道湾胡同住所。母亲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处。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祭祖仪式,日记仅见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样单调,除夕“游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记只留四字:“休假,无事。” 鲁迅从家庭所得温暖有限,母亲安排的婚姻以悲剧收场,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闹翻后,春节给他蒙上更多郁闷气氛。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携子来访,留他们午饭。初二下午许钦文来,晚上,他难抑寂寞,“失眠,尽酒一瓶”。 鲁迅对过年不上心,却因为几天假期,起床稍迟,不是逛书店,就是和朋友吃饭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写完〈故乡〉。1924年大年初三,小说〈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又写成〈风筝〉,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别为好友许寿裳、画师望月玉成和台静农书写自撰诗三首。 组织家庭后心态变化 1927年和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鲁迅“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农历呼声不绝于耳,激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比农历科学,不改变即无法接轨国际。起先有圜转空间,阳历、农历并用,后来发现效果不彰,遂下重药。国民政府在1929年,坚决废除农历,推行阳历,新年假期改在阳历1月1日至3日。农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移至阳历元旦。报章社论甚至喊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农历新年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辞旧迎新根深蒂固,非阳历所能取代。农历变“废历”,老百姓顿时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鲁迅写信对友人黄源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组织家庭以后,鲁迅心态变化。1934年春节他“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鲁迅放鞭炮始于1933年周海婴4岁时。那年除夕夜,他“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他爱看孩子嬉戏。 鲁迅1934年所写〈过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农历新年被压迫。可喜纪念节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他说农历新年是自家东西,格外庆贺,“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的〈答客诮〉。对孩子没有感情未必是真豪杰,怜爱孩子不见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鲁迅解释简单哲理。他说兴风狂啸的老虎,也会边走边回头,看顾小老虎。 春节习俗不少,若无情字围绕,无家人加持,无小孩笑声,一切逊色。看电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当然鲁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间的岁月原来如此短促。
3月前
“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这是李庆孙〈富贵曲〉中两句。李庆孙在998年考中探花,当时23岁,年轻得志。宋初放榜名字写在锦缎上,姓用大字,名用小字,金花贴在考卷上首。他情不自禁留下诗句,描绘进阶富贵心情。“洛阳才子安鸿渐,天下文章李庆孙”,他文采斐然,早有名气,小16岁的晏殊后来读了,觉得庸俗不堪。飞黄腾达又如何?晏殊讥其诗句为“乞儿相”。在宋仁宗时代也当过官的吴处厚在《青箱杂记》记了此事。 所谓富贵,不在金玉锦绣。动辄嵌金带玉,无疑拿铜臭沾污诗文洁雅。晏殊认为李庆孙不理解富贵本质。晏殊写过“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站在露台仰望天空,杨花散飘,燕子群飞。他也写过“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立于小院,梨花渐谢,月光照射,柳絮池塘,清风徐吹。“穷人家有此景否?”他问。一般老百姓只求三餐有着落,有房子遮风挡雨。“楼台”、“帘幕”、“小院”、“池塘”属贵雅人家,不必明说,拿捏错误即成炫富。 上进是好事,却忌得意忘形。晏殊出身贫穷,父亲是县衙小吏,虽然最后光耀门庭,但是不忘自省。他性喜交游,爱在家宴请朋友,只求菜肉轻便,不追豪奢。欧阳修是晏殊学生,对己严也对人严。他写诗提醒老师不应设宴取乐,而不理边境屯兵死活。诗一传开,晏殊得恶名,被政敌大做文章。晏殊不开心,觉得学生处事不够圆融。欧阳修有才,该提携时他还是会说好话。他不是圣人,虽没借机报复,此后疏远学生,只说“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后来欧阳修奉仁宗之命写〈晏公神道碑铭〉,还原晏殊节俭本质,称誉他“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晏殊死后所留钱财有限,其子晏几道的困顿生活说明晏殊一生自律,为自己或子孙谋取福利不是人生重点。 富贵是体内散发气质 晏殊被称为富贵词人,需要解释。富贵二字,更像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优雅气质,于人有修养有品味,于诗文有深度有气象。晏殊有〈戒欲〉一文,告诫自己“欲”乃祸之端也。他的行乐以洁身自好为前提。宋代张舜民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记柳永仕途不顺,找晏殊协助。晏殊问是否经常作曲,柳永说他和晏殊一样,闲余之际以此消遣。“凡有井水处,皆能唱柳词”,晏殊知道柳永名气。紧接下来的表述,却将对话卡死。晏殊说他虽作词,却写不出类如“彩线慵拈伴伊坐”句子。他借机说柳永爱和歌妓同在,形象放浪,不是当官之料。柳永觉得无趣,立刻辞别。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这是晏殊的〈浣溪沙〉。小楼门帘重重,外边燕子飞过。夜里红色花瓣掉落亭子。栏杆边自己一人,倍觉寒冷。一阵轻风,碧绿帘幕摇曳。稀疏雨水断断续续滴在荷叶。酒醒后,人走了,添了忧愁。词以浓淡色彩交替,大户人家言愁,以阁楼、以花、以风、以寒冷、以雨、以荷、以酒衬托,浓中见淡,贵雅之气若隐若现。 《青箱杂记》说晏殊“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以感官出发,所得皆是形体迹象,以心灵感受,气象神情方能涌现,叶嘉莹在〈大晏词的欣赏〉的解释让我长了不少知识:“有两个人,一同进入了金帐之第,则以感官去感受的一个人,其所见者乃但为金玉锦绣诸富贵之物质。而以心灵去感受的一个人,则其所见者乃为博大高华的富贵之气象。”在晏殊身上,富贵不是显性物质,不是矫情佩饰,而是体内散发气质,举手投足间的自然风格。 宋祁在《笔记》中说晏殊作诗万首,可惜大都散失,《全宋诗》仅留160首,笔底波澜,我们接触的只是沧海一粟。晏殊是宋初风行一时的西昆体大将。西昆体师法李商隐,主张雅颂之音,反对诗歌只应专注严酷的社会现实。西昆诸家认为现实生活丰富多采,题材千变万化,表达方式可以痛快淋漓、直截了当,也可以迂回婉转、拐弯抹角,唯不可囿于一隅,作茧自缚。 晏殊有文人用世之志。只是官越做越大,衍生复杂心境,作诗填词虽有解压之效,下笔时不免日趋小心,踌躇之余愈见婉约清雅。叶嘉莹说他的词“表现得像玉一样的温润,珠一样的圆洁”,词集取名《珠玉词》,他很早就为自己在文学上的角色盖棺论定。
3月前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这是晏殊的〈蝶恋花〉。 栏外烟雾笼罩,一边菊花郁郁含愁,另一边兰花沾露默默哭泣。秋风吹动罗幕,天气轻寒,燕子双双飞去。明月不解离别苦,将微光斜入房中,破晓依旧不离开。昨夜萧瑟西风吹凋绿树,独自登上高楼,望着消失在天涯的道路。想寄情书,可惜高山连绵,碧水无尽,不知思念的人落脚何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治学三境,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成第一境。既然是治学角度,解释应当如此:努力是成功之母,途中偶遇挫折,却不轻言放弃。登高远眺,前路一览无遗。有了大局观,目标与方向明确后,更能执着前进。 以词论词,晏殊本意未必如此。王国维联想力丰富,以小见大,将句子提升至另一层次。如此点拨,让我对晏殊起了兴趣。 晏殊有识见有谋略,属将相之才,20岁不到进入权力中心,在经济上没遇过困境。他为人自律、温文尔雅,虽当过宰相,言辞不会咄咄逼人。所留《珠玉词》,咏太平词,唱太平调,被看成是富贵得意之作。 《珠玉词》历来褒贬俱存。晏殊虽然和儿子晏几道以及欧阳修在北宋词坛地位相当,但是三人之中他受后人诟病最多。他不描绘政治动乱或民间疾苦,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批评家讥他“无病呻吟”。叶嘉莹在〈大晏词的欣赏〉说晏殊词并非“穷而后工”,读者对于“穷”容易感动并寄以同情,晏殊“却不能满足一般人对诗人之穷的预期”。 毕竟是有格调也有品味之人,叶嘉莹说晏殊写富贵不鄙俗,写艳情不纤佻。与其说他的作品没有面向大众,不如说他习惯高雅的文化氛围。对他而言,所谓风格,只是精神上的深合密契。但是高雅不是炫耀,也没理由高调。沈括在《梦溪笔谈》记一事。晏殊下班后和弟弟在家苦读,不嬉游宴赏,真宗知后赞他。“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晏殊回答让真宗意外,非不好此道,实则没钱。不虚伪不做作,也让其他饮酒作乐的同僚有台阶可下。他俸禄提高后,也爱喝酒解忧,设宴邀请门生友人造访,但不铺张,他在意的是诗词唱和,管弦之乐。 晏殊心路不缺波澜 晏殊三次被贬,都和宫廷斗争有关。其中后来被改编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为人所知。刘太后不能生育,让时为侍女的李宸妃侍候真宗,后生仁宗。刘太后把仁宗据为己有。仁宗继位时13岁,刘太后垂帘听政,长达11年。刘太后去世后,仁宗知道身世,龙颜大怒。李宸妃去世时,刘太后掌权,晏殊奉命写墓志文,如果实写,朝廷必乱。晏殊只言“生女一人,早卒”交待。仁宗怪罪,晏殊委屈却不辩解。 晏殊心路不缺波澜。弟弟晏顿在晏殊20岁时过世,二人感情很好。一年后父亲离开,晏殊本应在杭州守孝,却被仁宗以“思臣心切”召回,抵京后轮到母亲病亡。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成婚两年后去世,第二任妻子则在他40岁病逝,第三任妻子伴他终身,但生性敏感,常无故取闹。在仕途上,晏殊一生伴随党争,真宗时寇准和丁谓水火不容,仁宗时吕夷简和范仲淹不停争执,晏殊身处其间,看皇帝平衡,看皇帝脸色,如履薄冰。 叶嘉莹替晏殊说不少好话。晏殊的学识、志意及政治历练,在其内心酝酿为一种深厚意蕴。叶嘉莹说晏殊词虽然充满理性,却不失艺术含量。晏殊叙写情事,不作直言确指说明。他的感情如一面平湖,风来起涟漪,投石盘涡百转,却无法使之失去含敛静止,盈盈脉脉风度。晏殊词情中有思,理性与情感在行笔中同时涌现,因此可以引起读者极丰富之感发及联想。 叶嘉莹所提“感发及联想”,确实有意思。晏殊写词,处处见修心养性痕迹,他不逾越自己所定标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要真正实践或参透惠能偈子不易,反倒是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更适合凡夫俗子。欧阳修为晏殊所作〈挽辞〉说他“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经历浮沉人生,看惯起落人事,晏殊做了选择,处事方式却见仁见智。王国维将他的词句说成第一境,非最高境,所谓望尽天涯路,事实是望不尽的。
3月前
这是一本书的题目。 淘宝常有特价优待,满人民币200扣20或30的噱头。这本书人民币8元,由兰州读者出版社出版,所收文章耳熟能详,我为了凑足折扣门槛而随之起舞。疫情期间,不少朋友念天地悠悠,起迷茫之感,我起先有意当礼物送人。 书名到味,或有疗养之效。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季羡林、丰子恺、林徽因、徐志摩、余光中、郁达夫、周作人、老舍、郑振铎、朱自清作品。封底有这样文字:“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它?”简单一句话,我读后停留一阵。 纸质不错,印刷清晰,附录8幅丰子恺彩色漫画。虽然不列编者,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中有策划者和责任编辑名字,所选文章含亲情、友情、故乡、美食、草木等让人珍惜的美好事物,意图昭然若揭。将有情趣的文章集中一书,当然是希望读者体悟正能量情缘。 林徽因〈窗子以外〉收在里头,我读过此文却不曾引过。林徽因说有一次她看到窗外坐着4个乡下人:“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林徽因说4人手里拿着白木棒和篮子,他们无疑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然后她提在不同时间她从窗里往外看的回忆,有时在家,有时在火车上,又或在汽车里,每一幕都不同,每一幕都是故事。窗里窗外不同世界,以静看动,揣测人物行为,从中取乐,虽然窗子以外的事,大半是她“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 不需事事明白。发挥想像,了解大概,已让人心起涟漪。“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东坡告诉朋友写作的快乐,说来就是情志所托,付诸笔端。天底下不缺故事,不缺感想,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若能以乐观心态看天下万物,幸甚。有些作者单纯,一心一意想寻读者开心,他们也真正做到。我一边读书思维一边跳跃的坏习惯一直没变,觉得书中一些文章以情趣开头,轻淡着笔,却还是让人有哀愁之感。这些作家大半辈子都在内忧外患和动乱中度过,生平早为人知,我很难不联想他们颠沛流离的经历。 人生不计较最好 其中季羡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折磨,读过《牛棚杂忆》的人知道他一度求死,只因如此,他以为自己不再怕死。在〈死的浮想〉中季羡林说92岁时,他上颚生两个水泡,入院医治,医生担心长至咽喉,季羡林说他被“吓破胆”,想到依依不舍的波斯猫,突然惊觉,原来自己“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 什么都可以谈,有智慧的人就不一样,谈死触及人性弱点,不忘自嘲。周作人在〈死之默想〉也有妙语,他说:“我们看路上许多乞丐,都已没有生人乐趣,却是苦苦的要活着,可见快乐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舍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恋这个尘世罢。” 没有人愿意选择苦难,但是人生不可能完美。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有人自暴自弃,萎靡不振,甚至出现极端的心理扭曲,但是苦难却又是人生最好磨练。遭到厄运时,内省意识较平常强烈,心态调整,则境界上扬。 “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有此名句。僖公28年,楚国和晋国起冲突,楚成王提醒手下提防晋文公重耳,他说重耳流亡在外19年,尝尽艰难险阻,对民情真伪,了如指掌。如今掌权,不可小觑。 《左传》叙述重耳经历被节选在我高中华文课本里。重耳为晋献公之子。献公想废太子申生,改立和骊姬所生子傒齐。申生被害自杀,重耳同情兄长而被牵连。父亲派人杀他,侥幸逃离后,辗转8个诸侯国,直至62岁登基。他在位9年,带领晋国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经验之树如果要有一定的价值,就得是一个人自己栽出来的。”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斯密斯的苏格兰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事有偶然也有必然,但是命运爱开玩笑,该发生的事没有出现,不该出现的事却屡屡发生,偶然和必然之间的界限模糊,最后觉得不计较最好,从容面对可知和不可知。 人生终点是死亡,人到最后还是得面对死亡所带来的苦难。重要的不应该是结果,而是过程中的体验。我们不能支配命运,却眷恋人间,因为我们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
4月前
“莫再东张西望,人间那有天堂?中间只隔太平洋,彼此原来一样。上课之乎焉者,回家柴米油糖,管他将相与侯王,从古教书是匠。”林水檺老师诗词造诣有目共睹,他家离我家近,平时见面频繁,他记忆力不输从前,一样爱笑一样健康,年年12月他生日我们聚餐。今年81岁生日宴不少学生及朋友出席,致辞时他引打油词〈西江月〉助兴。 词是郑骞所作,林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有情趣有人间味的情景。郑骞是林老师的老师,即我的太老师。无缘见他,却印象深刻。我几位来往密切的老师都念旧,爱讲前辈老师点滴,洪天赐老师、吴天才老师、郑良树老师、林长眉老师如此,林老师也如此。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台湾让人心中温暖的事物不少,纯朴带来的安宁却始终要面对物质诱惑。国民党1949年退守台湾,支援仰仗美国。信心被打击以后,美国被理想化,成人间天堂。年轻人视它为军事大国,将其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当作现代化指标。林老师所处的台大弥漫着浓浓崇美氛围。“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是流行语。 郑骞是中文系老师,却不乏国外生活经验,1961年秋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62至1963年在香港新亚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1965年至196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什么地方都一样,始终是教书匠一名。表面上是自嘲,实则是大清醒。人间没有净土,守在原地,心才不会野,不会乱。平时教书,间中指导学生写论文,闲暇时写古诗,或找他尊敬的台静农聊天,纯朴简单最好。 偶作打油诗词寻开心,嬉笑怒骂,化成文字。郑骞出生于190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执教于北京汇文中学、燕京大学。二战以后任教暨南大学,1948年应台静农之邀受聘台大,最后被逼安老宝岛,无缘重回故土。他和其他南来学人命运相似,在乱世中经历颠沛流离苦楚,对国破家亡有切身感受。1991年郑骞过世林文月替他编《永嘉室杂文》。永嘉是温州古称,台大教员宿舍在台北温州街,他多篇文章写于此。郑骞文笔轻淡,行文处处显示练达和修养。笔尖偶然流露的沧桑和无奈,则让我们看到时代的悲哀和他们的乡愁。郑骞在黑板抄〈西江月〉,林老师忘不了,郑骞讲“苏辛词”情景,林老师更忘不了。 郑骞在课堂上掉泪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这是辛弃疾的〈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郑骞爱极此词。桌案上摆放几卷老庄著作,想学老庄“忘言”,谈何容易?梅雨走了,天气放晴,心情好多。隐退山林丘壑,身穿轻衫,头戴短帽,白发增多免不了,同辈朋友越来越少。朱熹去世不久,辛弃疾略有伤感,幸运的是,朱熹留有著作。躯体不在,音容却像江河,在朋友心中日夜奔流。 听课学生很多,郑骞念到“白发多时故人少”时,声音突然抖动,挣扎着不让眼泪流下,终究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课堂鸦雀无声。一两分钟后,郑骞回神,对学生说,一位朋友刚过世,一时控制不住:“莫怪,莫怪”,然后继续讲课。 我爱听林老师讲学人掌故,后来在柯庆明的《昔往的辉光》看到同样回忆。柯庆明和林老师同届,一样难忘郑骞的寂寞和多情。柯庆明也提〈西江月〉,不过却成26字打油诗:“东西本来一样,人间那有天堂。每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糖。” 郑骞有脾气,却也有心胸。邓广铭和他都是辛弃疾专家,两人在1937年春天因为申请中华文化基金研究经费交恶,胡适是基金董事,二人都想借重他,只可惜抗战前夕,胡适无暇处理,一疏忽引发二人纠纷。邓广铭在〈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中提郑骞,依然不能释怀。郑骞对邓广铭一样没有好感,林老师听过其中怨气,但是他们恩怨分明,郑骞教“苏辛词”时,给学生的参考书目列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二人都为辛弃疾写过年谱,郑骞在《永嘉室杂文》比较二书优劣时说“邓谱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神,叙述之详尽,则远胜于拙作。” 郑骞在课堂上掉泪,这一幕林老师记忆犹新,我听完叙述,心也戚戚焉,间接传递的情感教育一样可以净化心灵。林老师说教书最重要是投入,我不断点头称是。
4月前
新年夜晚,老人坐在窗前仰望广漠蓝空。一颗流星划过,坠落在黑暗之中。他低下头,看着前面两条路:一条阳光普照,鲜花盛开。一条阴暗潮湿,蛇蝎遍地。突然发现自己正步行在第二条路上。他大惊,绝望大喊:“回来吧,我的青春,让我重新选择我的路。”这一喊,把自己弄醒了。大喜,原来是梦。他不是老人,他还年轻,梦中走错路,陷入困局,醒来就是重来,前路宽广。 在绿原的《绕指集》读到此故事,法国作家让·波尔·里希特撰写,志在说教。我脑海中跑出几幕小学情景,老师带着藤鞭,但无阻学生喧嚣和蹦跳。又想起干浄白衣蓝裤,总在放学时看到一二处污渍。没有珍惜光阴的概念,虽然功课应付自如,底子却是好玩放任。绿原说“作者故意把它只写成一个梦,以便给主人公留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浅白道理。几十年寒暑,活得如何,心中早有账本。里希特的小故事,上年纪者读来只有青春不再的无可奈何。路好路坏,皆是过去。年轻人有梦,年长的人不曾破例,认老时候,梦更多更频,进入里希特所叙述的梦境不无可能。不管途中有没有绝望高喊,醒来独坐窗前仰望广漠蓝空,感叹一句,岁月不可能回头了。 鲁迅有一篇题为〈立论〉的散文,说有孩子出世,办满月宴,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发财,得到主家感谢。又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升官,也得到主家恭维。却有一客人说孩子将来会死,引起众怒,被痛打一顿。口不择言不遭人喜,社交场合有本身约定俗成的准则。与其说人类热爱谎言胜过热爱真理,不如说一般人怕老、怕病、怕死,忌讳不吉利唇舌。 人人希望长寿、健康、样貌永驻,没有人愿意目睹身体退化,不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防老、抗老,保持青春心态,不过是人生过程中的美学调剂,拉锯一阵,最终理解人在宇宙间渺小如尘埃,地球不因我们出现才开始转动,也不因我们老去放慢转动速度,懂得拿捏就是艺术。“艺术”是绿原所用词汇,我借来一用。 不必担心无所事事 “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这是《鬻子》中鬻熊自我介绍。他在周文王面前辩护自己在猎场虽然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英姿凛凛,但是献策助国,90岁的他不言输不认老。古今中外,宁在职场上病故的人不少,战国名将廉颇的例子家喻户晓。他年老不忘战场,无奈赵王拒绝,郁郁而终。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批评者有其立足点,生老病死是常态。虽然有一些人在体质或心理比同龄人强大,但是从亮丽舞台退场是迟早事,坚持不老只会增加被羞辱的风险。 1950年10月周作人写信给康嗣群,说他托友人方纪生找书画大家陆和九,刻自己笔名寿遐一印,不料误刻成遐寿。方纪生拟请陆和九重刻,但周作人觉得篆文有意思,既已刻好,干脆配合篆刻,改自己笔名。寿遐或遐寿,皆高龄之意。当时周作人65岁,他在1948年已自称“寿遐老人”,早已认老,笔名刻错,小事一桩,顺其自然,更见韵味。 郑板桥留有“难得糊涂”四字让人喜欢。所谓糊涂,实则清醒,那是回应扰攘社会的策略。利害关系此起彼伏,乱世之时更要掌握分寸,进退拿捏考验个人智慧。人情若不练达,天天如履薄冰,身陷险地或不知。糊涂的清醒或清醒的糊涂,不过是为自己寻找安宁之地,不害人,走走小我路线,要求不高,不应苛责。难得糊涂,充斥着浓浓的自省成分,郑板桥写下来,提醒自己天天反思。过去既然是自己走过来的,未来当然也要自己走去。少点得失心,也要为“不做名人而奋斗”,这是巴金晚年写信给冰心时说的话。 3年疫情期间,我大半时间在看书,疫情过后,给书本的时间不减。翻书之余,读不少作家涉及退休或晚年生活。“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这是杜甫名句,诗人早就告诉我们不必担心无所事事,自在的生活不是人人享有。“感谢造化给予了我多余的岁月和家国的安宁,我可以除了照顾我自己的内心以外,不必再追求什么身外的东西,于是读书变成了漫步山阴道上,随处都可留连了,这回才真的懂了于不求甚解之中,每有会意的乐趣。”我读书不忘寻章摘句,鹤西在《初冬的朝颜》提及退休10年的生活,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心得。
5月前
5月前
“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同情者来倾听她的诉说。她发现有机会使用她的英语技能来说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这方面,我那时刚刚跨过中国生活的门槛,她的生动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导我登堂入室。” 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记她和林徽因成为知交经过。1932年夏天,费慰梅抵北京和未婚夫费正清相聚,当时费正清仍未成名,为博士论文在中国收集资料,经常盘算储蓄够不够用。二人完成婚礼后两个月,偶然认识梁思成和林徽因。“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这是林徽因给她的印象。 1929年女儿梁再冰出世,1932年儿子梁从诫出世,林徽因给家务事弄得团团转,她不擅长治家。她是中西教育的产物。1920年春随父赴英,时16岁,考入伦敦圣玛丽学院。1921年底回国。1924年6月启程到美国宾州大学,接受更多西方精英文化熏陶。1928年学成归国,随梁思成居沈阳,继续二人世界。定居北京后,家庭生活不再单纯,虽有仆人,大小事都等她决定。被她形容成“头脑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的紧紧的妈妈”和她同住,母亲虽然在乎女儿感受,不过因为长期在夫家不受重视,性格转成孤僻挑剔,相处不易。本应让她分担家务,最终却成烦恼。“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费慰梅说。 有机会受教育的中国女性本就不多,理解私人空间重要性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费慰梅的出现,让林徽因找到谈天对象,舒缓紧绷情绪。费慰梅经常拜访林徽因。其父坎农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到过中国几次。费慰梅有艺术细胞,对中国书画、铜器、雕刻情有独钟。林徽因的谈吐和专业知识对费慰梅有无比吸引力。费氏二人曾随梁思成和林徽因考察山西古建筑物,4人一起骑毛驴到处考察寺庙,看“思成拍照和做记录,徽因从寺庙的石刻上抄重要的碑文”,对于年轻的美国夫妇而言,绝对是愉快的学习过程。 雪中送炭的情谊 1935年费氏夫妇回美国,费慰梅与林徽因时有联系。二人有着相同气质,既爱本土文化,又能欣赏异国风情,对美的追求从来不疲惫。费慰梅保存林徽因数十封信,林徽因的英文书写能力让人意想不到,不避人间烟火的絮絮叨叨,让内容更显亲切和活泼。书信公开发表后,读者直接进入其内心,虽是信手拈来,未必比其认真发表的散文创作逊色。 当中有不少雪中送炭的情谊。1940年8月,因抗战避难昆明的梁家经济拮据,米价从3块4“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梁思成健康不好,林徽因肺病卧床,没有冷热自来水,为了买陶制水缸存水,还得犹豫再三。费正清夫妇寄来100美元,这不是第一次济困解危。费慰梅和费正清一样,中文名字出自梁思成之手,“慰梅”典出宋代释绍昙〈赋梅〉中之“谁遣梅兄慰寂寥”,意思是谁派遣梅花来安慰寂寥冬天。林徽因想起原义,边写边流泪:“慰梅仍然是那个慰梅,不管这意味什么,我无法表达,只能傻子似的在我的枕头上哭成一团。” 昆明遭日军轰炸后,梁家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到李庄。间中林徽因有信给费慰梅。费慰梅说信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费慰梅又提邮费,估计也是负担,苦了写信人了。她珍惜林徽因所写的每一封信。 “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 /那样轻盈,不惊起谁 /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 /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 /挂着 /留恋。”1936年林徽因写〈深笑〉,这是其中一节。一年多以后,她因战争颠沛流离,白天咳,夜间咳,不管心里如何悲哀,她尽量“保持一种合理的欢乐语气。”她对费慰梅说,请原谅她信中“无意中太无条理、太轻率”的作风。 1945年底,费慰梅以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的身分到中国。在李庄见林徽因时,她正躺在床上,“又苍白又瘦削”,不变的是不气馁的神情。费慰梅安排美国医生替她做检查,医生说肺和肾都受感染,恐不久人世,“也许只5年”。消息没传给林徽因。“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费慰梅说。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