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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我是独中生,但我根本读不懂什么是马华文学。 从入独中,念华文的第一年起,我们就认识了“马华文学”。我们只知晓:那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品。而课本中收录的马华作品,并不在考试中占据主要位置。统考华文科以中国文学为主体,注重阅读与语法训练。故于统考生而言,华文科就是要去背文学常识和翻译等内容。至于现代文阅读和写作,那就靠平时阅读的积累了。 我们平常读的是些什么?啊,中学生读的书,杂到你不能想像。以华文范畴而言,我们下课捧的书,从中国网文、港台著作,到翻译与经典文学皆有。如此多样的群书,确实能喂饱中学生的求知欲,也足够我们应付考试了。学生们读的书可谓百花齐放;但见百花之中,唯独少了点什么。 于是我忆起就读华小时期,依稀记得大家都爱读青少年小说。嘉阳、红蜻蜓、魔豆、七彩等出版社,基本包揽了所有华小生的童年。许友彬爷爷几乎是我们共同的启蒙作家!当年小学生没手机可用,最大的消遣便是看小说、漫画,大家是一套一套地看啊。仍记得母校的图书馆足足用了五个书架才装满这种“红蜻蜓小说”。下课时会看见小孩们,拿着颜色各异五花八门的书籍围在一块一起看书。而这各式书籍都是本地作家的书。 那,我读的书呢?我小时着了金庸的迷,长大了看的书也算杂。但在学会投稿参赛前,我却从未拜读过半本“马华文学”,而对于报刊的作品也只是匆匆掠过。等到我有意识地写作,想要尝试着投稿时,我却发现自己对马来西亚本土文学的了解,几近一片茫然的空白。我必须要敲碎自己原本对华文——那种源于外国的感知。我仿佛失去写作能力,只能像牙牙学语的婴儿似地,去翻阅报章,研读马华新诗散文小说,重新开始吸吮着马华文学的奶水。 前几日我参与了TEDx,被黎紫书老师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原就买了她的小说集《余生》,被其技法震撼了写作观。于是兴致冲冲地上网翻看了她的资料,包括了以下的访谈:《马华文学有种甩不掉的自怜》。 “我们(马华)的写作人不多,文学读者少得可怜,读者群中可能有一半(或许更多)其实就是写作人。……” “……但马华文学始终得不到中文世界真正的重视。对内不受认可,直至今日马华文学仍然不被认作“国家文学”,对外也难以受到中文文学世界,尤其是大陆文学这块“中原地带”的认真看待。马华作家在一个东南亚小国,以非主流语文(却是写作人的母语)从事文学创作而能写到今天这水平,其中的艰难是不足为人道的。我们自己谈马华文学,总有一种甩不掉的自怜与落寞,马华文学多少年来走到今天,其实还陷在同一泥淖里,从未走出原来的困局……” 这才是马华文学的全貌,我当时想。我或许是被独中的华文大环境宠坏了,浑然不知抚育我成长的华文圈子里,有如此复杂狼狈的一体两面。我学过华教的艰辛血泪史,明了现今统考的困境。但这一切离我太远了,我的双手摸不着她模糊的轮廓。所以我了解得越多,心越是沉重。 马华文学经历了太多历史洪流的冲击。她和我们华人一样受着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权的开放、国家文化政策、国族认同的影响。看到先人们因着政治环境而变化的字里行间,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由于多元民族复杂关系,先辈们爆发了思想矛盾,争论于国族认同。在良久的磨合后,才孕育出了一个不再属于中国文学支流的——马华文学。 华教课堂缺乏本土文学 然而现今,蕉风椰雨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大舞台上,仍显得缥缈不定。马华文学与作家的曝光度,真的不如港台新的作品。这一窘境源自于历史与政治环境,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相对被压抑,宣传管道不广。我明白这是无力撼动的大环境,可我的脑海却浮现了一串疑问。 教育呢?如何在既有的华教体制内,注入对马华文学的重视呢? 若是问起以华语为母语的中学生,马华代表性的作家有谁呢?恐怕大家的答案都难以超过三两位。但问起静夜思、咏鹅,倒是人人都能背个几句出来。可悲啊!现今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不读马华文学,倒是读起了世界各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文学!现在的马华文学绝非风气颓靡、才俊寥寥,但是正值朝气蓬勃之际;只是华人圈子读者实在是少得可怜。而我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学生,对此很是不解:小学时,我们所接触的儿童文学都带着浓墨重彩的马华色彩,却无人进一步教导我们马华文学的趣味;等升到中学,在大家都阅览群书时,马华文学在课本中却往往与中港台文学并列被提及,缺乏深入讨论。 可现在的华文课纲已算是完整,各地的文学皆有所涵盖;是我们华人却缺乏了一种极度为马华文学感到骄傲的意识形态。就好比老师们澎湃激昂地灌输着有关族魂——林连玉老先生的华教精神时,那种不容忽视的民族自豪感。难道马华文学,不是所有大马人共同拥有的一颗闪耀宝石吗?什么时候老师们才能热烈地引导我们去体会马华文学的意义呢? 有些人心想,或许这要等到一群绝世大文豪的出世,才能有这番盛况。可这么一来,就本末倒置了。不鼓励孩子们去学习,追随本土华人早已积淀深厚的作家,孩子们又要从哪里找到榜样呢?只要这片空缺一天存在,马华文坛一天都会“陷在同一泥淖里”。我想像这么一个未来: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反向外国输出,就如黎紫书的作品《流俗地》在中国的爆红那样。 我们的华文教育,就连独中的教育,都做不到以大量的马华文学来雕刻出一只只马来西亚形状的文学学生。独中生或许能写出作文,也能读好外国文学,但我们更有可能从未主动打开过一本马华作品——马华作品原就是华教存在的根本之一,而绝非其衍生品。 马华作家有心写文章,学子们也爱看文章。那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马华作品连本土青少年的青睐,也得不到呢?
5天前
香港诗人廖伟棠曾说:我们不一定要写诗,但我们可以成为心中有诗、发现诗意的人。的确,文学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高尚不可攀的,尤其是现代诗,人们在这些有点像歌词有点像唐诗宋词的诗行里,看到的只有胡乱的分行和零碎的意思。对学者而言,文学作品是一道道等待评分的美食佳肴,他们会仔细观察厨师的手艺、配料的多元、味道的层次等,但对一般人而言,文学作品或许只是闲来打发时间的小品。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马大中文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以及马来西亚中学教师联谊会联办了“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系列活动。当时,这是一个新尝试,通过学者和马华作家带领大家解读和赏析中学课本里的马华文学作品,让大家了解文学作品的手法、涵义和内容。这就像是一个品酒师,通过他的经验和专业,告诉你如何去分辨、仔细品尝各类红酒的不同,别老是一杯干了,浪费了佳酿。 文学不只在书里 阅读可以有许多层次,有些作品适合快速阅读,容易消化,譬如报章上的专栏或言论;有些可以慢慢仔细读,像金庸的长篇武侠小说;有些文章需要去反复思考和推敲,才能窥见其中奥妙,它里面包含着批判、讽刺或阐述一些界限模糊的事件,而这一类的文章大多数是文学作品。通过小说情节和人物,我们可以窥见某个旧时代的生活、社会的形态以及不同阶层人物所展现的各种面貌。通过散文,我们看到不同时代的记忆和观点。通过新诗,我们能够解读出诗人留下的密码,了解到某些被约束、局限或不自由生活的状况。 和文学有关的作品种类繁多,除了文学作品,歌词、书法、艺术创作、电影、音乐等,都是可以汲取文学养分的“读物”。香港词神林夕被视为文字的炼金师,也是通过阅读古典和现代文学汲取文学养分的,虽然最后选择了流行文化(歌词),像是脱离了纯文学,但他写了很多好歌词,也算是创立了一个高维度的文字创作典范。台湾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以诗入舞,创新和改变了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舞风格,让文学和舞蹈结合成视觉与听觉的冲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不同领域混入文学元素,让观众或读者感受文学的各种面貌,让21世纪的文学不再单纯停留在纸本上。 文学的奥秘在于领悟,作者利用想像力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隐藏在文字中,而读者则通过阅读的契机,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和理解其中的奥秘,窥看千百年前的历史、社会、文化、人性等问题,这就是阅读的乐趣。阅读不限于课业,不限于报章,也不限于网络多媒体的各种形式演绎,阅读可以是生活的观察、思想的体会、心灵的领悟等等,阅读不局限于自己以外的对象,与自己对话,也算一部分,汲取过去的经验,慢慢成长。 2025年12月,作协再度和多个单位联手主办马华文学鉴赏班,5年的沉淀不会让一篇好的文本变淡,就像曾翎龙的散文〈丼〉,无论读多少遍,那尾已经被他形象化隐藏在“丼”字里的生鱼依然鲜活如昔。文学不难,需要的是解读的方法。喜欢文学不一定得成为作家,借用廖伟棠老师的话,只要成为一个心中有文学、懂得文学的人,生命或许会活得更有价值、更自在一些。
3星期前
3星期前
青春永恒真空,是女子心中的自由小鸟。返抵娘家回到城北河边的大稻埕,我们皆成少女。步履轻盈一脸发光。 ──洪爱珠书写她们祖孙三代的老派台妹   书名中的少女,不是青春符号,而是一种轻盈感。她说,那不是年纪,而是一种不被束缚的心境。   在这个愈加快速、讲求效率的时代,许多过往的美好似乎被洪流冲刷而去。然而,《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却恰恰逆流而行,以慢写、慢活、慢享的姿态,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旧日风景的窗口。 报道:本刊特约 黄妙仪 摄影:本报 陈启基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自出版以来一路畅销,目前已印至第23刷,足见人们对老派生活的眷恋与好奇。读者在其中不只看到作者的家族记忆、餐桌故事,更感受到在快节奏生活里难得的质感,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作者洪爱珠。 “老派,在我看来,就是一些现在不再被强调的美好的素质。” 洪爱珠说。那是老太太待人接物的分寸、餐桌上的礼仪、人与人之间的你来我往,尤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这些或许显得稀罕,却正是她心中最动人的老派。 “爱珠”不只是笔名 洪爱珠,这个名字听来带着浓浓的年代感,却又散发着温润的文学气息。 她与《活力副刊》的专访从老派和少女开始,当问起名字的由来时,她即笑着反问:“这个名字很老对不对?” “在台湾,外婆那一代人喜欢给女儿名字里加个“珠”字,像秀珠、宝珠……珠代表掌上明珠,是疼爱的象征。但你若在一个老街区大喊:爱珠,回头的人很少是70岁以下的。” 本名洪于珺,生于台北的80后一代。她远赴伦敦艺术大学修读设计,成为一名海归设计师。当身边的人都以为她会有一个洋气的英文名字,但她偏偏不要。 “我想,如果一定要一个好记的名字,不如就叫爱珠。” 家人笑这名字很阿嬷,但她执意坚持。多年以后,这个名字不仅陪伴她走过设计与文字的创作生涯,更融入了她的日常。 爱珠,于她而言,不只是符号,而是一种情感的传承与记忆的延续。它让她与外婆的年代保持连结,也成为她在人情世故里留存温度的方式。 她笑言自己如今终于活到中年妇女的年纪,非常开心。回望过往,她坦然说:“我的少女时代很漫长,一直在自我认识、摸索,也有痛苦。但到了中年妇女的阶段,已经成形了,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 这种轻盈与稳定的交织,形成她当下的状态。她既保持着“少女”的心境,又坦然承担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 “以前我可以独自旅行一周,现在孩子会问,妈妈在哪?我得早点回家。中年妇女开始有权衡了。” 这种权衡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成熟的平衡。厨房里,她找到创作的满足;菜市场上,她感受人际的温度;写作时,她梳理家族的记忆,她的生活与创作里并行不悖。 将美学植根于老派生活 她的职业生涯始于设计。作为一名品牌设计师,设计陪伴了她20年,像是人生里最熟悉、最稳固的根基。后来意外开启的旅程,让她看见了不一样的风景。 “如果只能选一个,我一定选设计。”她毫不犹豫地说。写作是数倍时间换来的成果,而设计,是熟练掌握的语言。 “写作非常难,我是个门外汉。”她透露,写400字要琢磨3天,一篇7万字的文章能写数月,每一篇都当最后一篇写。 她的慢,不是拖延,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打磨。田野调查可能长达一两年,修润反复数十遍,只为捕捉生活中那些,没人记录却真正有趣的琐碎。 也因为写了《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她接到更多设计邀约,包括舒国治《门外汉的京都》16周年新版、《没有妈妈的超市》等书的封面设计。 “大家因为书认识我,愿意给我机会。” 无论是设计还是写作,她的美学都深深植根于老派生活。 《老派少女购物路线》让她成为自己的案主,硕大的标题、满版的大红底色,让不少人眼前一亮,与当下流行的小清新设计背道而驰,却独树一格。矮胖的开本、穿线胶装、大红色寿桃图案、齐头式的排版,这些都是设计师精心安排的。 找到传统在当代的对应方式 洪爱珠的老派,并非停留在观念或书写层面,而是扎实地落在日常生活里,一聊到厨房和菜市场即神采飞扬。 她常去七八十岁的老师傅那里磨刀,那把厚重的中华大菜刀,几乎陪伴她处理厨房里的每一道工序。她也从不迷恋昂贵的西式厨刀,笃信中式菜刀才是最成熟的工具,从切一切,拍一拍之间,就能顺手下锅热炒,干净利落,又方便高效。 餐桌上的碗盘,部分传自母亲与外婆;厨房角落里,也陈列着她搜集来的老式厨具。那些在现代家庭渐渐消失的物件,在她手中重新复活,继续承担起盛放、烹煮、滋养的角色。她抗拒快消品的轻薄短暂,更愿意相信,真正值得的东西,也许价格稍高,却能陪伴一生。 “对我来说,这不是守旧,而是找到传统在当代的对应方式。”她解释,“比如传统市场,很多人嫌脏乱,但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它其实更环保、更经济、更有人情味。” 这些选择,构成了她的日常宇宙。一把菜刀、一只老式的碗、一趟市场的往返,不只是生活的细节,更是她实践老派的方式。 当许多人误以为老派就等于昂贵或不合时宜,但在她看来,老派反而更经济实惠。因为真正庞大的开销,并不是日常三餐,而是那些动辄数万元的名牌包,那笔钱在家里开伙可以吃上3个月,文青式的满足不是靠消费堆砌,而是来自日常的丰足感——买几本书、看一场电影、做一桌好菜,花费不多,却能换来绵长而踏实的愉悦。 她举例说,连锁超市里的鸡腿价格,往往比不上传统市场实惠。 “我在超市买到一盒鸡腿的价钱,在菜市场可以买到半只放养的鸡,还是走地鸡。” 她并不追求超市那种冷藏分切的便利,反而喜欢买一整只全鸡,再请摊贩帮忙分切。“骨头可以带回去熬汤,鸡胸腌起来可以拿去烤,鸡腿又能做另一道菜。” 这种精打细算,让她觉得传统市场才是真正适合天天开伙的人。也唤起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怀念,与那份人情和生活的温度。 老派的日子也能活出丰盈人生 现代人或许无法完全回到过去,但老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仍能保有秩序、分寸与情感。 洪爱珠起初写《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时,只希望一刷能卖完,不要让出版社赔钱。没想到,这本书却有了自己的命运,畅销不止,让她从单纯爱书的读者,走向作者、讲者的身分,与更多人面对面交流。 她感受到,这并非只是一地的怀旧,而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共鸣。无论是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台湾,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将生命经验投射进去。 在日本,许多人因为对台湾怀抱好奇而喜欢上这本书;在华语世界,则是因为书里那份老派的温度,唤起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她不熬夜写稿,写作多半在午后展开。这样的节奏,看似平淡,却自有一种安稳与丰盈。 老派的一日,并不复杂,却足够从容。或许,这正是洪爱珠和她的书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它提醒我们,在日常最寻常的轨迹里,也可以活出丰盛、细腻而温润的质感。 ​ 更多【人物】: 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对味蕾精准出击,英国厨师 Alan Coxon: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 Eriko Motoyama/创社区守坡计划,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不再无能为力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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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2月前
2月前
看完《洛基》第二季,我久久无法平静。那是一部关于多重宇宙、宿命论与自由意志对抗的超级英雄连续剧。洛基从一开始的自私、狡猾、自以为是的恶作剧之神,慢慢地成长为一个懂得牺牲、承担和守护的英雄。他不断穿梭于不同的宇宙与时间线,只为修复被破坏的因果与命运,为了拯救他在乎的人,也为了成就一个他自己都未曾预想的未来。 但最让我动容的,并不是那些酷炫的特效或是复杂的时间理论,而是一场小小的对话:一个在分支宇宙里落魄不堪的科幻小说作家,在主宇宙里是一名“时间管理局”的维修人员。他在主宇宙里写出的手册,在时变局里被翻阅、讨论和传颂,而在这个世界里,他的科幻小说被书店退回,书本堆满他的科研室,无人问津。后来,洛基偶然来到这个宇宙,把《时变局手册》递给他,他接过书,嘴角扬起,边翻阅边说:“所以我会写出一本畅销书!”他脸上洋溢着惊讶与喜悦,那是一种“我原来做得到”的自我认同。 调整频率 专注目标 看到这一幕,我的喉头紧了紧,一阵鼻酸之后,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来坚持写作,却不断碰壁的经历。从中学时期,我便醉心于文字的世界,不停地读小说写小说,参加创作比赛,投稿到报刊杂志,寄文稿到出版社;我努力让每一个在脑海中闪现的故事,落笔在纸上成形。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会有无法言喻的满足感,一种在现实之外构筑宇宙的能力。然而,比赛一次又一次地陪跑,投稿总是收获冷漠的退稿信,每一封拒稿信,都是对自我价值的打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写作?是不是自我感动而已?是不是活在自以为是的幻想中? 后来,我忙着创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放弃了。偶尔打开手机的“纯纯写作”应用程式,盯着那些顺手记录的吉光片羽,半个小时过去,始终无法拼凑出一篇完整的文章,直到我接触了“显化”。显化不是魔法,而是透过想像与自我肯定等方法,让渴望的事物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所渴望的宇宙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调整到与之匹配的频率,就像广播电台,想听某个频道的歌,就要把旋钮调到相应的频率。梦想之所以尚未实现,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我们还没抵达。 这与《洛基》里的多重宇宙设定不谋而合,每一种可能其实都已经存在于某个维度,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三维世界,只是其中一个节点。我们可以透过信念、行动、专注,一步一步走向我们渴望的状态。我开始尝试调频,定时阅读,规律写作,每两天写1000字,不管有没有灵感;练习正念冥想,学着与内心的杂音共处,并告诉自己,我已经在成为作家的路上。即使现实中依然无人知晓我的文字,但我相信,在某一个宇宙,我的小说被一批忠实读者反复咀嚼,在另一个时间线上,我的作品也许已被改编成电影剧本。 这并非自欺欺人,正如《洛基》那句令人动容的对白:“重点不在时间地点或是原因,重点在于是谁,我能改写故事。”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真的成为畅销作家,但我知道我的文字在这条时间线里,是我真实活过的痕迹。平行宇宙可能真实存在,也可能只是理论,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选择不同现实版本的权力。显化教我的是,不管现在多落魄多失败,只要你愿意调整频率、专注目标并持续走下去,那个你向往的自己,就在不远处等你。 哪怕一路跌跌撞撞,哪怕暂时无人喝彩,我也会继续走下去,直到与那个写出好作品的自己相遇。我要在自己的宇宙中,做一个守护者,守护那一点微光,那一个梦。
2月前
杨双子近作《台湾漫游录》不仅在中文世界广受瞩目和好评,更是少数成功“出圈”译成外语通行的台湾文学作品。近期适逢吉隆坡诚品邀其前来讲座分享,故安排访问,讨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创作小说的背后经过,以及现实环境如何影响她的个人写作。 报道:本刊特约 李宣春 摄影:本报 林明辉 杨双子本名杨若慈,“杨双子”原是她与已逝的双胞胎妹妹若晖共用的笔名。其成名代表作《台湾漫游录》于2020年出版,后由金翎翻译成英文著作。2024年,这本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大奖,也让杨双子及其小说被更多人看见。 杨双子将小说的发想推溯至2014年。当时的杨双子与妹妹决定要写历史小说,并思考台湾哪一段历史最值得描写,并能帮助台湾人理解自身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最后她们选定1930年代。 杨双子解释:“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是女性,也希望书写女性角色;其次,希望她们能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成为故事的主角,并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展现行动力。因此,1930年代成为最佳的时间点。” 杨双子和杨若晖锁定日常生活的描写,包括衣食住行。食物是华人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旅行则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于是她先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开时节》,从家庭与校园出发,再逐步扩展到旅行。虽然《花开时节》出版于2017年,但仍不足以呈现日治时代女性能够旅行的广度。 “后来我决定将女性旅行作为《台湾漫游录》的主题。查阅许多资料,发现1930年代旅行在台湾已相当普遍,甚至在1936年已有民间可搭乘的飞机。如果家境宽裕,搭飞机并不算罕见。虽然我的主角没有搭飞机,但她们透过火车与轮船旅行,这已经能展现出当时的现代性。” 逐步扩展的日治时期女性描写 2017年《花开时节》出版时,许多台湾读者惊讶于1930年代的社会样貌。到了2020年,杨双子继续创作《台湾漫游录》,并将查过的大量资料纳入,包括台湾铁道从基隆到高雄的完整路线。小说展现了早在10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建设,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实。 杨双子本身是铁道迷,对铁道发展有深厚认识。日治时期的台湾,除了有纵贯铁道,也因应林业需求而建设林业铁道、糖业铁道,以及部分矿业铁道。她解释:“殖民者为了彻底利用台湾物产,修筑了绵密的铁道网络。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因此日本全力经营,既要展示帝国的治理能力,也要将殖民成果带回本土。” 杨双子分析说:“这种(殖民者的)双重性格,让台湾人面对殖民统治时情感复杂,一方面确实遭受剥削,另一方面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蒸汽火车在西方早已出现,但在台湾却因清朝治理不善而无法发展。日本统治带来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台湾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 铁道象征了文明与现代性,也促进了族群交流。台湾中央山脉阻隔东西,过去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族群间交流有限。她又补充,但随着纵贯铁道与官方语言的推广,沟通变得容易,进而催生“台湾意识”。1908年纵贯铁道全线通车后,从基隆到高雄只需一天,而不再需要经过数日的船程。这对台湾的认同发展意义重大。 “百合”书写:殖民下的爱与情感 《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写到日本名门出身的小姐青山千鹤子前往台湾游历,结识担纲翻译和伴游的台湾女子王千鹤,两人从北走到南,一路上吃喝各地美食,更发展出暧昧情愫。 有些讨论点出了书中安插的GL(Girls’Love)因素。GL对应的是早已蔚为风潮的BL(Boys’ Love,男男情谊)。GL与BL与“传统”意义上的同志文化或同志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同志文学的一大特征在于探讨性别权力的对立与张力,经常回应现实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父权体制或身分认同等议题;然而在GL或BL的文本里,权力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浪漫化、唯美化的叙事。此类作品更强调情感的浓烈与角色之间的亲密连结,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恋爱氛围,也就是常被读者形容为“美得冒泡”的沉浸式爱恋情境。 对于GL,中文世界发明了“百合”名词以代称。杨双子表示:“百合的定义其实相当广。最广义来说,只要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暧昧或敌对——都能算作百合。女同性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百合不限于此。它也可以是单纯的友谊,甚至仇恨、嫉妒、亦敌亦友的关系,都可以被读者解读成百合。” 她又补充:“与此相比,过去娱乐文本里,女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明确的女同性恋,要么是互相竞争,例如后宫争夺。这样的描绘忽略了中间庞大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女性情谊’。我希望借由百合的书写,探索并呈现这一块。” 由此回到《台湾漫游录》来看,当杨双子在小说里处理殖民与权力批判这样的“硬议题”,同时又描绘旅行过程、美食享受与女性情谊这些“软元素”,小说本身的“力道”会不会相互抵销? 杨双子表示,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现了一股言情小说热潮。她在大学时写过4本言情小说,硕士论文也以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言情小说常见的设定是“爱情能克服一切”,例如总裁与普通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 “然而,我认为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我在《台湾漫游录》里,刻意借用罗曼史的框架,却告诉读者:殖民带来的障碍,爱是无法克服的。这正是我想挑战的文化想像。台湾读者习惯了‘爱情可以化解困境’的叙事,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者,过去我们谈殖民,多半聚焦在战争、饥饿、剥削等‘硬议题’。但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其实也书写过人际往来的细腻面向。例如台湾人明知被剥削,却在生活中仍会遇到善良的日本人,这让他们难以将所有殖民者一概视为仇敌。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我想要呈现的。” 她也提到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陷入两难:一方面被教育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被日本社会接纳。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战后一直少有人讨论。她希望透过小说处理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议题。 创作里的“台中精神” 杨双子的小说时常会出现台中。她说:“它的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我。台中和台北、台南不同,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台湾有句俗语:‘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台北艋舺,这些地方历史悠久。但台中其实是因为纵贯铁道而诞生的城市,只有百来年的历史。” 她认为,台中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快”,愿意尝试各种可能,拼凑出火花。这样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对各种题材都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的书写方式。台中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一种精神。它不像台北或台南那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不像鹿港那样带有宗族聚落的色彩。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城市,充满移民与新事物。这种特质让台中人少了些历史包袱,更倾向于创新与尝试。 “在创作中,我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我的小说融合了历史、旅行、食物、女性情谊与殖民议题,看似元素繁多,但对我来说,这正是台中的样貌——多元、拼凑,却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由文学弥补 食物和建筑都能保存历史痕迹。建筑在她眼中特别有趣,它一旦建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但食物不同,菜单会调整、食材会被替换。“比如说古建筑——台湾人在这100年间平均身高已经改变了,走进旧建筑时,会感觉屋子很矮。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历史痕迹。” 空间同样如此。早年的街道狭窄,是因为没有太多车辆,如今却经常塞车。“从食物、建筑到城市空间,这些都是文学能书写的素材。我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 访问最后的杨双子表示,《台湾漫游录》回应的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透过历史梳理,搭配饮食与旅行,帮助读者思考“我是谁”。她感谓:“历史研究偏向记录事件,很少描写个体的心理或情感。但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文学能补足历史的不足,把人的痛苦、快乐与挣扎呈现出来。” 对她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让人静下来思考的方法。社会里存在太多难题,而她没有其他专长能回应。文学于她,就是唯一能够处理这些难题的方式。 更多【人物】: 王荣义解开梦谜 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 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 从街边演到舞台 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 练就火箭奇迹
3月前
法国人对书籍的珍视深植于文化传统与政策保护中,阅读不仅是高雅生活的象征,也是文化身分的体现。法国文学巨匠如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等,塑造了文学经典,小说更被视为“脑黄金”,地位远超实用书籍,甚至成为送礼首选。 12世纪时期,书商聚集拉丁区为学术需求提供书籍。17至18世纪,巴黎书店成为启蒙思想的发源地,还秘密传播被审查的哲学著作。法国大革命时,书店又变成了政治讨论和宣传的重要场所,革命后,拿破仑建立审查制度,许多书店遭遇关闭。二战后,巴黎左岸书店增多,从海明威到詹姆斯·乔伊斯,许多作家,包括萨特、西蒙·波娃等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曾在书店中寻求灵感。 ◢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由美国人西尔维娅·毕奇于1919年创办,它曾是许多文学巨匠的聚集地,尤其以帮助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而闻名。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更是描述这里是一个“温暖、愉快的地方”。在二战期间,书店在纳粹占领下暂时关闭。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在得到毕奇的同意后,将他在巴黎左岸开设的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每回光顾莎士比亚书店总让人有股穿越时空的感觉。尽管书店不大,但门前常排着长队,且入内人数有限。书店的复古装饰、错落有致的书架和温馨的阅读角落都让人心生向往。翻开一本旧书,竟然发现夹在书页中的一张泛黄纸条,上面写着一段法文告别语。书店的工作人员提到,类似的纸条时常被发现,它们就像是书店的秘密,埋藏在那些旧书中。此外,书店内设有一架小型钢琴和贴满留言的布告板。 莎士比亚书店还有一个独特的传统——“风滚草计划”。书店曾接待过许多流浪作家和艺术家,他们通过短期劳动换取住宿,每天阅读一本书并写一页个人故事。这个计划的核心理念是“Give what you can; take what you need”(付出你所能,取走你所需)。至今,已有超过3万人参与,成为了书店文化的一部分。 2015年,书店增设了一间咖啡馆,虽然空间不大,但氛围温馨舒适。如今,书店由乔治的女儿经营,定期举办读书会和诗歌朗诵等活动。2015年巴黎袭击事件期间,这里甚至成为避难所,体现了其人文关怀的精神。 ◢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漫步时,你一定会被那些独具魅力的旧书摊吸引。旧书摊最早由流动书商设立,既是书籍交易的场所,也是出版商和作家与公众互动的空间。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与巴黎圣母院等地标齐名。 这些由私人经营的小摊位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二手书籍、古籍、画作和地图。摊主多为书籍爱好者或收藏家,他们亲自挑选并出售自己的珍藏。曾遇到一位摊主,他拿着一本发黄的老地图,简洁地讲解巴黎街道的变迁。例如,某条街曾是19世纪艺术家和作家的聚集地,或在某个小巷见证过一场小规模的革命。这些书摊更像是一个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每个摊主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故事。他们并不急于推销自己手中的书籍,而是通过谈论那些书的由来、背后的历史,每一句话,都是对这份历史的温柔传递,正如巴黎人对生活的态度:优雅、智慧,又不急不躁。 近年来,随着游客的增多、塞纳河畔的开发以及高房租的压力,许多书摊正面临生存困境,甚至在疫情期间曾传出可能结束的消息。尽管如此,巴黎市政府和文化组织仍在努力保护这些书摊,确保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传统,继续传递书香气息。 ◢Halle Saint-Pierre  Halle Saint-Pierre 是位于巴黎蒙马特区的一家原生艺术博物馆、文化空间和书店,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最初,这座铁结构建筑建于19世纪末,曾是一个市场。随着时间推移,Halle Saint-Pierre书店成立,旨在促进艺术与文化交流,专注于原生艺术和边缘文化,提供从经典画册到独立出版物的多样书籍。书店还定期举办展览、讲座和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艺术爱好者。 室内空间宽敞明亮,挑高的天花板和大面积玻璃窗让自然光洒进,营造出宜人的氛围。夜晚,书店展现出迷人的魅力,光影交织,窗外的蒙马特街灯仿佛为这座艺术殿堂增添了浪漫与神秘。这里不仅是购书的地方,更是思想的避风港,提供一个安静反思的空间。逛累了,不妨去旁边的小咖啡厅歇歇脚,咖啡香气扑鼻,刚出炉的面包松软可口。 ◢友丰书店 初次路过友丰书店时,那简朴的招牌立刻吸引了目光。书店里弥漫着宁静与舒适氛围,柜台后坐着两位约60岁左右的华人长者,他们的目光柔和,带着让人安心的气质。不久,一位中国留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来上班,他与长者们聊着书籍与日常,令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熟悉的世界,瞬间忘记了自己身在异国他乡。 书店不仅收藏大量中文书籍,还专注于亚洲文学的翻译出版,在法国的小学、中学,包括在巴黎两所教汉语的大学当中,都是使用友丰书店出版的教材。荷兰、意大利等驻法使馆和西欧的图书馆,更是常向书店订购中文图书。书店内陈列着许多旧书,其中有些书籍的年头甚至比我的年龄还久远。那些设计复古的卫斯理系列,更是承载着一代读者的记忆。这种怀旧氛围与巴黎的独特气质完美契合,让人感受到时间在这里放缓了脚步,带来一种静谧而温暖的幸福感。 书店的创立者是柬埔寨华裔潘立辉,曾是来巴黎求学的留学生。因巴黎书店无法满足他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他决定创办自己的书店。潘立辉亦是将金庸作品引入法国的第一人,《神雕侠侣》的法文版出版后,连前法国总统希拉克都成了金庸迷。此外,只要作品有趣,潘立辉都会热心协助出版。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实体书店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但潘立辉认为,书店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结语:巴黎书店是文化活化石 总的来说,巴黎的书店不仅是商店,更是文化的活化石与历史的见证。它们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个性,提醒我们阅读不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心灵的沉淀与文化的传递。在这里,书店的每一寸空间都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让人不禁深思:在现代社会,我们是否也能像巴黎人一样,珍视每一本书,去品味生活中的美好与思考? 更多文章: 【我在里斯本逛书店】吕美姿 / 在里斯本书店穿越时光 【我在泰国逛书店】郑德发 / 走进曼谷社区独立书店
3月前
4月前
盛夏午间去国家会议中心是种挑战,阳光直射,酷烈、乾燥,四处晒得发白。这座庞大的建筑位于“鸟巢”和“水立方”的北边,同处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奥运会时承办了击剑比赛。 好在进入会场就清爽许多。我是来逛书展的,事先预订了免费门票。此外还有“专业观众”的单日费、通票,可以游览的场馆稍多,参观绘本展、插图展、艺术书展都要另行购票。 6月18日到22日,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下称BIBF)在这里举行,主题是“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交流互鉴共赢”。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七百多家展商参展,22万种图书亮相,展览面积有6万平方公尺,分为国内出版展区、海外出版展区、网络出版展区等若干部分。 会议中心布置着大量条幅、展板,提醒来客今年的主宾国是马来西亚。考虑到中国是2023年吉隆坡国际书展的主宾国,颇有礼尚往来的意味。 BIBF始于1986年,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书展,仅次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后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眼下的展览形式始于1949年。 BIBF也是中国图书业“三大盛会”之一,另外两个是通常年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和举办省份不固定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真是算法驱动的年月,自从关注BIBF资讯,小红书推送给我的书展消息就越来越频密。BIBF的举办场地时有变动,有一条推送很悲伤:一位来北京出差的出版人不小心订错酒店,住在名字很像但距离蛮远的地方。 ●误入孩子的乐园 我想探索主宾国展台,却一头闯进孩子的乐园。相对于行业切磋、版权交易,这里恐怕是全场最活泼的展区。姆明80周年和泡泡玛特“我们都是星星人”的展览都很欢快,一个是芬兰老品牌,另一个是中国新秀。大家挑到什么喜欢的童书,直接买回家就好。 稍微逛一圈,我就发现神情专注、口若悬河的直播卖书人员。她们对着手机大力推荐手头的绘本,声情并茂,同事在一旁的电脑上管理后台。不远处还有几对搭档做着同样的业务,只不过推销的童书不一样罢了。 童书是国际版权推介的重点。官方媒体举例,以出版童书闻名的21世纪出版社推出《紫云英合唱团》《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超过100种原创书籍,达成二十多项版权输出与合作意向。河海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小雨大河”童书品牌,首套作品是带有道德教化意义的“淳美家风”系列。 ●寻找主宾国 BIBF展区安排横平竖直,无奈类别繁多,且分布于4个楼层。马来西亚展台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按说是醒目的。我第一次进去居然没有找到,询问工作人员再转身走回原路,到尽头才发现主宾国的地盘。 查阅新闻,18日开幕时这里挺热闹。新华出版社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诺曼穆罕默德和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赠送了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4》,显然是官方活动。 本次BIBF有二十多家马来西亚出版商、大学出版社和创意工作室参展。北京出版集团与汉文化中心、青城出版社举办了版权合作签约和新书发布仪式,现场有中文图书签约,亦有马来文版图书首发。红极一时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签署了马来文版出版协议。 E展览区分布着几处较大的国别展台,绝大部分是中国各省和省级行政区的展台。马来西亚展台就与广东展台背靠背。六百多家中国国内出版商按省份各就其位,在本省展台的书架上展示新书。 本届名家名作译介展的中国作家是麦家,展出了三十多个语种的作品译本,以及若干国际媒体报道。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纪实文学《汪洋缀星:生命微光与希望长歌》与绘本《海的那一边》来到BIBF。她看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共通的情感与追求”。 阿联酋展台扼守着展区大门,人来人往不说,还时不时载歌载舞。旁边的日本展台总被声浪吞没,交流业务一度得咬耳朵,像在讲闲话。“阿联酋人天天跳舞吧?”我问了一句。保安人员默默点头。 与许友彬谈话:这次来就是交交朋友 在主宾国展台流连时,我遇见正好空闲的红蜻蜓出版社创始人、作家许友彬。我们坐下来聊天,不远处的舞台上,文化官员正介绍马来西亚的出版状况。她们热烈欢迎大家前往年底的雪兰莪国际书展(SIBF):“来呀!来呀!看我们做得怎么样!” 许友彬参加了主题为“大家一起做好书”的中马少儿出版论坛。红蜻蜓的日常业务已经由他的儿子许书其打理,后者也是论坛的主持人之一。 对许友彬来说,“这次来就是交交朋友”。他在大陆有合作多年的出版业朋友,甚至见到了多年未见的马来西亚同仁。以前他每年都去中国,到学校销售输出版权的书籍。他毫不讳言,红蜻蜓在中国的业务状况正在变化。2005年到2015年是红蜻蜓的黄金年代,其间的2010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靠马来西亚市场,红蜻蜓可以活下去,但很多利润还是来自中国的版税。销售渠道的影响很大,开始时书店占大多数,接下来网购为主,现在互联网卖书超过一半。“到抖音的时候,渠道会选择书,不是书选择渠道。”科普书、历史书如今畅销,儿童文学类就很难从这种渠道卖出去,毕竟没什么“功能性”。2015年之后,少子化和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也影响了在中国的销量。 “有些东西的潮流不一样。”他说,“真是越来越难卖了。”2016年去马来西亚的学校,一二年级学生都拥有智能手机了。学生做完功课就看手机,没时间读书。红蜻蜓未来可能更专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市场,一部分童书做双语,或者翻译成马来语。 许友彬70岁了,还在写小说。以往通宵写,时间越晚状态越好,现在挪到清晨写作。“我越老越不急。”他先写着,不急于出版,“就算我失智了,书还可以不停地出。” ●书的艺术 与许友彬告别,我上4楼买票欣赏艺术书展。刚瞥了几眼“大卫·霍克尼主题展”,楼下惊天动地。原来阿联酋人开始表演了,我只好坐电梯直奔一层。他们这次在展馆门口表演,游客们早就呈半包围状照相录影。 原来这种表演叫艾亚拉(Al-Ayyala),是阿联酋和阿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艾亚拉动作不夸张,但内涵丰富,吟诗、鼓乐、舞蹈,模仿战斗的场面,在婚礼和节庆表演。几位中国小朋友进入流转的表演里,懵懵懂懂地在书展中体会欢庆。 围观一会儿,我回去4楼。BIBF与企鹅出版公司合作了“企鹅90周年纪念展”,展品是企鹅在不同年代出版的书籍。其他展览还拆解做书的手艺,用图画一步步展示。无论作为载体还是物件,书籍都惊艳而令人感动。出版业筚路蓝缕地走到今天,积累了太多美好的记忆。 像小红书显示的那样,书展是个呼朋引伴的好地方。刘绍禹平日待在望见远山的书房,听说我们在书展,坐了17站地铁赶来。我住天津,真是难得一见,全托书展的福。同来的巴塞罗那人夏海明花9个月把《三体》第三部译成了西班牙语,最近译完阿来的大部头《尘埃落定》,正在出版社走流程,还不晓得什么时候能上市。 一起走马观花地逛完艺术书展,黎紫书的演讲要开始了。 黎紫书演讲:我的马华文学 听演讲要穿过网络出版馆,展的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新出版业态成果”。我们抵达演讲现场,黎紫书的演讲题目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我的马华文学”。座位已经满员,听众大概超过百人,我们遂站在后方。有趣的是不远处另有一场教育类讲座,倒相安无事。十月文艺出版社刚刚更新了《流俗地》的发行数据:5年加印26次,计25万册。 “到了今天,我还是感觉自己像是在一片汪洋里漂着的一艘小小的船,随时要做好被大浪打沉的准备。作为一位马华作家,我们知道自己的创作生涯是困难的,而在这样的困境里创作出的作品,我抱着这样的希望——它能够活得比我长。”黎紫书说。 她提到几位马华作家,包括贺淑芳、龚万辉、马尼尼为和林雪虹。马尼尼为的《故乡无用》列入了出版品牌新经典的2025年引进计划,不过目前尚无出版迹象,另外3位的作品则已经正式引进。虽然尚未官宣阵容,8月的上海书展也将邀请一批马华作家。 “我们这么小的一群马华写作人如果想要被这个世界看到,就要自己主动出击,要找到每一个机会。我们也会一直尽己所能,为马华文学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黎紫书的微型小说精选集《余生》年初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便早就很受欢迎,读者还是在签售环节排起长龙,目测近百人。 ●书展落幕 5天的书展安排了千余场文化活动,规模大小不一,个别场次在会议中心之外举行。比如日本作家吉井忍和中国作家乔叶的对谈,就在PAGEONE书店双井店举行。 21日,吉井忍和黎紫书都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她们要参加“世界作家话中国”研讨会,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趋势”。参会的还有一批汉学家和莫言、西川、乔叶等中国作家。学校的官网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提到了黎紫书的想法:“最大的危机并不来源于人工智能本身,而在于读者放弃了阅读和思考的权力,读者的态度决定了写作者今后如何生存。” 为了总结,我查阅了书展结束后很快发布的官方数据:“据初步统计,中外版权贸易协议达成了2826项,入场参观者将近30万人次。”BIBF明年再见,希望不会有人订错酒店了。 更多文章: 【我在韩国首尔逛书店】萧悦宁 / 首尔钟路街上书香飘扬 【我在高雄逛书店】张锦忠 / 一座港都城市的书店记忆 【我在美国加州逛书店】彭敬咏 / 出差到沙加缅度,我也逛书店
4月前
5月前
最近,我开始读散文。 在这之前,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读散文,因为有些散文太轻,读了不留痕迹,心中空空荡荡,有些文绉绉的不知所云,有些太主观陈述己见而我又无法认同,读着读着浑身不适,当然这些都是不怎么好的散文。至于好的散文,我太容易与作者同感,读着读着,眼眶会红,散文也不再轻了。没有与作者实际接触却懂得他的心事、喜好,甚至了解他的个性,这让我有种罪恶感,尤其当我在真实生活遇见了这些作家,更是无所适从,像个小偷那样,害怕被对方揭穿我早已透过他的文字知晓他那些幽微的情感。 一直到近期,我想要在搭捷运时那不长不短的十几分钟内阅读一个完整的片段,散文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于是,我又开始读他人的生活,借他人的回忆与心事伴我度过上班与下班的时段。 这段时间,我读了台湾作家张西《你走慢了我的时间》,和她一起经历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环岛冒险之旅。她每去一个地方就在之前约好的房东家里住宿一晚。她和初次见面,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相见的陌生人聊天,认识他人的生活与价值观,也为自己困顿人生找寻出口。她每到一个新地方,就站在路口等着与她约好的陌生人,领她回家,当她坐在机车后座时,我与她有共同的忐忑,生怕前面那位意图不轨,但又想要多相信这个世界,于是隔着文字的我更愿意享受微风吹拂发丝的岛屿风情,将自己抛给这个世界,让它来温暖我的心。她说“旅行是一种熬过平凡生活的力量”,而我向往她说走就走的洒脱之余,也通过阅读偷走了她用自身安危换来的这一分力量。 之后我又读了另一位台湾作家杨婕的散文集《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读到她写从小到大结识的女性,她一层层地解剖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想法赤裸裸地袒露在文字中。比起前者,这一本散文更私密,杨婕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都写成文字,永恒地挂在一页页纸上。我想,如果我是作者,我应该不会再去翻阅那些纸张,生怕每一个字掉下来,敲开了我早已遗忘的阴暗面。然而她都诚实地写出来了,写她对学生超越师生关系的深情,写她在与前男友相处时的卑微与破碎的灵魂,我边读边想“这是我能读的吗?” 窃取他人生命感受 我在捷运上窥看他人的生活,也窃取他人生命感受,散文赤裸裸的,看的人偶尔会看得心虚,却也按捺不住好奇,希望透过文字更认识文字背后的人。 有一天下班后,我和一位学生结伴走去捷运站,聪慧机灵的她一次就猜中我的MBTI,我深感惊讶要求她分析。她说:“老师,你绝对是内向直觉型,因为我读过你的文章,还读了很多遍!”平日在讲台上热情地口沫横飞,在学生面前树立的知性形象,原来早已被文字出卖,当下真觉得自己不该写啊,但我也只能厚着脸皮笑笑,用罗兰·巴特文学理论“作品诞生,作者已死”来自我调适,那些文章不是我,不要过度解读我,这样也能减少我看别人散文的罪恶心理吧!
6月前
6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