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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卡蜜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是当今备受国际影坛瞩目的印尼新锐导演。自2011年以首部长片《海洋魔镜》（The Mirror Never Lies）一鸣惊人以来，她迄今已完成5部长片、两部短片及一部Netflix影集。一转眼，幼时从未想过要步上父亲后尘的她，竟已在电影路上走过13个年头，还成了柏林影展、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艺术殿堂的常客。在大马艺术电影圈，卡蜜拉的名字并不陌生。《海洋魔镜》及其第二部电影《舞吧舞吧，孩子们》（The Seen and Unseen）都曾先后在吉隆坡播映。今年7月底，她的第四部长片《娜娜：逝水年华》（Before, Now & Then》在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播映，她也应邀来马，参与映后座谈。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娜娜：逝水年华》讲述的是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她后来再婚、嫁入豪门，却面对丈夫外遇、旧爱往事频繁入梦的生活挣扎。有一天，她结识了丈夫的情妇伊诺，对方竟成为她唯一信任的朋友，间接推动她迈开脚步、追寻自由。此片最深入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其华丽的画面、梦幻与现实的交错，及魔幻写实的处理手法。2022年甫上映之际，美国知名文娱媒体《综艺报》（Variety）就曾赞誉它“如王家卫遇上阿比查邦”，两位香港及泰国名导，确实是卡蜜拉的心头好。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因此，她用历史碎片，为《娜》蒙上的一层面纱，还原当年对时局的困惑，也让不熟悉印尼当代史的影迷对那段日子倍感好奇。 “新秩序在我念中学时坍塌。那时的我虽尝试去理解，却不太能搞清楚背后的意义，仅是对新秩序前后的社会氛围差异记忆犹新……因此在电影里，你会一直看到某些事件、持续听到某些资讯，但无法知悉全貌。” 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娜：逝水年华》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娜娜：逝水年华》讲述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后来再婚却面对一堆挑战与生活挣扎。（取自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官网）让女性角色的塑造自然而然发生卡蜜拉镜头下的作品，皆以女性为主角。《海洋魔镜》讲述12岁少女学习接受出海失踪的父亲已经死亡的漫长旅程；攸关峇厘岛文化的《舞吧舞吧，孩子们》呈现一名峇厘岛女孩在双胞胎弟弟重病期间，带着悲伤进入灵性舞蹈世界的故事；《第三次求婚》（Yuni）则讨论少女Yuni对于是否该三度拒绝求婚的挣扎——人们相信，3次拒绝求婚的女子，就再也嫁不出去。然而，女导演并非希望借此彰显女性主义主张，而是在借由影像表达意见时，自然而然的创作抉择。 “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电影让我能转译想法、感受和点子，让我看见自己。我的作品多少会与自己的事有连结。拍《海洋魔镜》时，我确实热衷潜水、热爱探索印尼的海洋。我对印尼的海有很深的情感，亦有许多疑问。” “（所以，在说故事时）我更能贴近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当我不断地塑造女性角色，人们渐渐看到并给予肯定。” 卡蜜拉直言，过去的印尼社会，大声疾呼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换来的往往是异样眼光及距离。因此，她选择把焦点放在如何说好故事、处理故事脉络，让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发生。 “我不喜欢太刻意或局限，倘若有个故事更适合用男性角色去呈现，那也没问题。重点是我要说怎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父亲光环下的挑战与不安卡蜜拉已是万众期待的电影人，但即便是在马来西亚提及她，熟悉印尼电影者仍会立刻联想到她的传奇父亲、印尼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人嘎林·努戈罗和（Garin Nugroho）。 1990年代，新秩序来到末期，印尼本土电影几乎死亡。卡蜜拉如此形容记忆里的那几年：“没人在做本土电影，电影院不放映印尼电影，只有好莱坞制作，电视时代也来了。我父亲是当时唯一还在拍片的印尼导演。” 嘎林声名在外，卡蜜拉小时候却不曾想过要学拍电影。转捩点出现在她中学时期。威权政府垮台，印尼迎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人们再次享有创作的自由、加上操作简单的手持摄录机问世，拍电影成为青年间最火热的潮流。迫于同侪压力，卡蜜拉不得不拿起摄录机。 “我很多朋友也想拍片，他们认为必须邀我加入团队，因为只有我有个导演父亲。我当下才发现自己对拍片一无所知。父亲常在其他城市拍片，我没机会参与；但朋友们总认为我懂得很多。我忽然觉得很羞愧——怎么会这样？”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对电影有些了解，当时又心系人文情怀的摄影创作，因此选择学拍纪录片。” 尽管卡蜜拉后来爱上了纪录片，她的电影路并未就此展开。喜爱观察世界的她，中学毕业后远赴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主修社会学系。与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不把“想拍电影”挂嘴边，毕业后投入拍摄时，她也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名导演或电影人。 “那种谨慎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电影有天赋、这是否我的天职？” “当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导演，人们会期待你从一开始就那么优秀。有人说，我得和父亲有区别，不该拍艺术电影，而应做商业片。可我是在他的熏陶下长大的，我要如何非常不同？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擅长商业片或艺术电影。” 在拍电影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寻找自我”常是创作者的起点、作品的第一个命题。为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电影选中的人”，卡蜜拉大学毕业后终于着手边拍电影、边找答案。带着“我是怎样的创作者、是否有热情和天赋？”这个疑问，她完成了首部长片《海洋魔镜》，找到自己做事与说故事的方式、听见自己的声音。这还无法满足她的疑问。怀抱着另一些问题——“身为印尼人、我是谁？什么是印尼人？”，她继续往前，拍出《舞吧舞吧，孩子们》。 “让我确定拍电影是终身志业、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刻，是在完成《海洋魔镜》后，先后制作两部短片《Following Diana》和《Memoria》的时候。有个非常短暂的瞬间，我看到了一种召唤、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现在，卡蜜拉不再介意人们将她与父亲相提并论，也不纠结创作路径是否需与父亲有区别了。相反，她在一些作品中与父亲合作，两人甚至曾在澳洲的一个影展竞逐同个奖项。 “我可以因为他庞大的身影而感到负担，但这是所有孩子都会面对的课题。即便你父亲是个生意人，亦会面对其他冲突或困难。” “我也必须承认，我在这里（电影圈）是占优势的。有些我无法解释的能力，是源自父亲的教养，我在他给的书籍、他听的音乐、他说的故事、他批判思考的教育下长大。我的观点和同理心，很多时候同样来自于他的影响。” 坦然面对个人成就与父亲、与身边人、与大环境的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习惯探讨的议题。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母亲 2021年至2024年，卡蜜拉接连3年推出长片（《第三次求婚》、《娜娜：逝水年华》、Netflix影集《香烟女孩》），冠病疫情的暴发期，意外地成了她的多产之年。眼前身形娇小的卡蜜拉，似有用不完的精力。育有一双子女的女导演，如何在拍摄与家庭间分配时间？她笑言，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名母亲，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我正好碰上这个温柔教养（gentle parenting）成为主流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找保姆，亲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的一天通常很混乱。清晨5点多起床，为孩子做早餐、送他们去学校或去上才艺课的空档，我会抓紧写剧本、处理些工作或阅读。” “在印尼，妇女会带小孩到菜市场或田里工作，所以我也尝试把小孩带到片场。我会先告诉团队，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跟一名导演工作，也是在跟一名母亲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卡蜜拉的伴侣亦是印尼新生代导演及制作人依发依斯凡沙（Ifa Isfansyah）。生儿育女后，两人互相协调，只要其中一人在执导电影，另一人就会配合转当制作人，将时间留给孩子。印尼影坛素有女导演的历史，首名女导演拉特娜· 阿斯马拉（Ratna Asmara）早在1950年代就推出过3部作品；改革时期，印尼本土电影回到影院，女性导演及制作人同样功不可没。卡蜜拉说，“或许也因此，我不曾（因为性别）而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到、或担心影坛是否女性友好。前辈们珠玉在前，她们有份打造这个产业。” 更多【新教育】：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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