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 是对社会的观察

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娜：逝水年华》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娜娜：逝水年华》讲述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后来再婚却面对一堆挑战与生活挣扎。（取自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官网）

让女性角色的塑造自然而然发生

卡蜜拉镜头下的作品，皆以女性为主角。《海洋魔镜》讲述12岁少女学习接受出海失踪的父亲已经死亡的漫长旅程；攸关峇厘岛文化的《舞吧舞吧，孩子们》呈现一名峇厘岛女孩在双胞胎弟弟重病期间，带着悲伤进入灵性舞蹈世界的故事；《第三次求婚》（Yuni）则讨论少女Yuni对于是否该三度拒绝求婚的挣扎——人们相信，3次拒绝求婚的女子，就再也嫁不出去。
然而，女导演并非希望借此彰显女性主义主张，而是在借由影像表达意见时，自然而然的创作抉择。

“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电影让我能转译想法、感受和点子，让我看见自己。我的作品多少会与自己的事有连结。拍《海洋魔镜》时，我确实热衷潜水、热爱探索印尼的海洋。我对印尼的海有很深的情感，亦有许多疑问。”

“（所以，在说故事时）我更能贴近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当我不断地塑造女性角色，人们渐渐看到并给予肯定。”

卡蜜拉直言，过去的印尼社会，大声疾呼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换来的往往是异样眼光及距离。因此，她选择把焦点放在如何说好故事、处理故事脉络，让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发生。

“我不喜欢太刻意或局限，倘若有个故事更适合用男性角色去呈现，那也没问题。重点是我要说怎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父亲光环下的挑战与不安

卡蜜拉已是万众期待的电影人，但即便是在马来西亚提及她，熟悉印尼电影者仍会立刻联想到她的传奇父亲、印尼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人嘎林·努戈罗和（Garin Nugroho）。

1990年代，新秩序来到末期，印尼本土电影几乎死亡。卡蜜拉如此形容记忆里的那几年：“没人在做本土电影，电影院不放映印尼电影，只有好莱坞制作，电视时代也来了。我父亲是当时唯一还在拍片的印尼导演。”

嘎林声名在外，卡蜜拉小时候却不曾想过要学拍电影。转捩点出现在她中学时期。威权政府垮台，印尼迎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人们再次享有创作的自由、加上操作简单的手持摄录机问世，拍电影成为青年间最火热的潮流。迫于同侪压力，卡蜜拉不得不拿起摄录机。

“我很多朋友也想拍片，他们认为必须邀我加入团队，因为只有我有个导演父亲。我当下才发现自己对拍片一无所知。父亲常在其他城市拍片，我没机会参与；但朋友们总认为我懂得很多。我忽然觉得很羞愧——怎么会这样？”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对电影有些了解，当时又心系人文情怀的摄影创作，因此选择学拍纪录片。”

尽管卡蜜拉后来爱上了纪录片，她的电影路并未就此展开。喜爱观察世界的她，中学毕业后远赴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主修社会学系。与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不把“想拍电影”挂嘴边，毕业后投入拍摄时，她也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名导演或电影人。

“那种谨慎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电影有天赋、这是否我的天职？”

“当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导演，人们会期待你从一开始就那么优秀。有人说，我得和父亲有区别，不该拍艺术电影，而应做商业片。可我是在他的熏陶下长大的，我要如何非常不同？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擅长商业片或艺术电影。”

在拍电影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寻找自我”常是创作者的起点、作品的第一个命题。为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电影选中的人”，卡蜜拉大学毕业后终于着手边拍电影、边找答案。

带着“我是怎样的创作者、是否有热情和天赋？”这个疑问，她完成了首部长片《海洋魔镜》，找到自己做事与说故事的方式、听见自己的声音。这还无法满足她的疑问。怀抱着另一些问题——“身为印尼人、我是谁？什么是印尼人？”，她继续往前，拍出《舞吧舞吧，孩子们》。

“让我确定拍电影是终身志业、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刻，是在完成《海洋魔镜》后，先后制作两部短片《Following Diana》和《Memoria》的时候。有个非常短暂的瞬间，我看到了一种召唤、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现在，卡蜜拉不再介意人们将她与父亲相提并论，也不纠结创作路径是否需与父亲有区别了。相反，她在一些作品中与父亲合作，两人甚至曾在澳洲的一个影展竞逐同个奖项。

“我可以因为他庞大的身影而感到负担，但这是所有孩子都会面对的课题。即便你父亲是个生意人，亦会面对其他冲突或困难。”

“我也必须承认，我在这里（电影圈）是占优势的。有些我无法解释的能力，是源自父亲的教养，我在他给的书籍、他听的音乐、他说的故事、他批判思考的教育下长大。我的观点和同理心，很多时候同样来自于他的影响。”

坦然面对个人成就与父亲、与身边人、与大环境的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习惯探讨的议题。

是一名导演 也是一名母亲

2021年至2024年，卡蜜拉接连3年推出长片（《第三次求婚》、《娜娜：逝水年华》、Netflix影集《香烟女孩》），冠病疫情的暴发期，意外地成了她的多产之年。

眼前身形娇小的卡蜜拉，似有用不完的精力。育有一双子女的女导演，如何在拍摄与家庭间分配时间？

她笑言，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名母亲，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我正好碰上这个温柔教养（gentle parenting）成为主流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找保姆，亲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的一天通常很混乱。清晨5点多起床，为孩子做早餐、送他们去学校或去上才艺课的空档，我会抓紧写剧本、处理些工作或阅读。”

“在印尼，妇女会带小孩到菜市场或田里工作，所以我也尝试把小孩带到片场。我会先告诉团队，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跟一名导演工作，也是在跟一名母亲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卡蜜拉的伴侣亦是印尼新生代导演及制作人依发依斯凡沙（Ifa Isfansyah）。生儿育女后，两人互相协调，只要其中一人在执导电影，另一人就会配合转当制作人，将时间留给孩子。

印尼影坛素有女导演的历史，首名女导演拉特娜· 阿斯马拉 （Ratna Asmara）早在1950年代就推出过3部作品；改革时期，印尼本土电影回到影院，女性导演及制作人同样功不可没。卡蜜拉说，“或许也因此，我不曾（因为性别）而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到、或担心影坛是否女性友好。前辈们珠玉在前，她们有份打造这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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