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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姵伊

2025年6月16日,台湾小说家童伟格在马来亚大学文学院The Cube举行了一场文学讲座。联合主办者为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台湾光点计画与马大中文系。本文为讲座整理记录。 小说往往以时过境迁的另一个语境,反向收纳叙事治疗诸多繁琐历程,直抵它的“被选中的读者”:当我们能看懂虚构人物是如何在说他们的故事的,也许,我们会有机会看清楚关于自己的生命故事。……文学并非总是“为我”,如此阅读,总难免让诠释单薄。然而,当时所特定文学作品,对特定读者的即身性,确实可能,一种将苦痛指向虚构角色之内在诉说,再将苦痛借由情节配置以渐渐外化,从而使角色(包法利夫人、杭柏特先生、霍顿、等等等等)在如此残缺,自我伤害与伤害他人后,仍然得以在一切经验过后,以他作为“人”的质素,而得以为另一人(读者)同感、怜悯或珍重的此种小说可能的基本核心关切,它索求感受的,或想以黏合复生的全副身躯悍然护卫的,诚然,并非乐园里的孩童。——童伟格,〈如果你真的要听〉,《童话故事》 小说家童伟格站在讲台前,手握稿纸却鲜少翻阅,直到最后放缓语速,看了看纸上的内容,再次重申:“当其他认知方式都尚不可能的时候,文学写作就成了一种早熟的、至关重要的见证真实的形式。”总结文学见证的可能与困难,童伟格带我们认识一众诗人和哲人留下思索印记,环环相扣,立下摇撼心神的标题回收。 以“早熟的见证:试论文学写作的可能意义”为题,童伟格首先分享自己近年对文学美学与伦理的思考缘由。和小说家胡淑雯共同编辑台湾白色恐怖文学选集的经验,引至反思大学时期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点。这种文学理论侧重文学美学形式,将作品跟作者个人分开,为当时的文学读者、作者赋予新眼镜,也提供表现内容的自由。然而这一强调文学技术演练,让无论议题大小的内容平等的理念,将在书写重大的生命课题之际遭遇严峻考验。书写或阅读文学,我们如何记忆受难与暴行? 1992年台湾通过废除内乱罪(刑法第一百条)后,大量涌现政治受难相关的作品。查阅过程中,尤其面对以真实经验为写作基础的散文,童伟格形容阅读过程像眼球遭到焚烧的感觉。完成评选后,他的心中仍有问题高悬:当初带来启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分析似乎无效了,对于真实发生的受难记忆,我们应该如何赋予文学评价? |文学是野蛮的,也是必要的语言| 为了思考受难与叙述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童伟格取径德国视野,深入了解经历二战集中营暴行的幸存者如何看待书写与记忆。大屠杀的遭遇过于惨烈,为何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拒绝赋予诗意,却仍然坚持用诗阐述这段受难记忆?集中营的暴行超越人的理解,而更痛苦的是,受难的记忆终将被遗忘——这些都指向文学写作的无力和不可能。即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为人所熟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但这句还有后话:“但他人的反驳也同样成立,即文学必须抵抗这一判决。”阿多诺认为,重大的集体苦难之后,人们期望回到生活,但日常文化现象泛滥,似乎只有艺术作品能传达真正的声音。童伟格引述另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的生命经验与书写理念。李维在余命40年重复书写相关记忆,自觉当时作为熟悉化学知识的犹太裔,因为纳粹军人需要他的学识能力,能够幸存也是一种特权。他也意识到人的健忘为受难者带来更多伤痛——即使写得仔细,也有人不相信集中营曾真实发生的恐怖事件,而纳粹浪潮试图重新占领社会。李维认为代言不符合道义,但代言又是必须的。因为死者无法言说,书写有其伦理上的承担,幸存者、见证者必须为死者代言。 李维鼓励怀疑受害者证词,并展开协商。个人的见证需要他者介入,通过集体创作才能从极度私密的痛苦,寻出积极的公共动力。童伟格强调,文学不只是书写伤口,还有凝视介于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文学的介入将会发挥隔离作用,让我们尽可能辨识、梳理一个人迈向加害者的过程。研究加害者是为了设置防线,并不是因为加害者神秘深邃,而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减少成为加害者的可能。 |拨动静止时间的代价| “伤痛像是站在身边的永生兽,跟受害者牢牢捆绑在一起,共生状态作为核心,在某个意义上是无法被治疗的。因此,幸存者使我们害怕,就像时间当中的记号,每次看见他,倾听者会感觉到时间没有流动。”童伟格借劳德瑞〈见证之举,或倾听之众相〉,并揭示幸存者令人恐惧的原因,他们失语,否则将不断回到现场般重复言说。其他人难以承接受难者,因为他们的语言穿透倾听者,就像当下四周一切被取消、不在场。 “幸存者让我们害怕,因为他们宣示了,有秩序的世界无法被完整修复。”认识见证的不可能,是为了走向可能。复员方式是让两个世界重新联系起来,两个世界即发生暴行现场和当下的现实世界。我们将意识到两个世界的严峻差距,也是磨练心智的过程,因为预感无法对话,直到在废墟之上找到位置,可以留下一座小房子。说到这里,童伟格预告骆以军年尾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名为《小房子》,也提及与513事件有关的小说——贺淑芳在20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蜕》。 失落与失望的记忆讲述非常重要。承受失望为何具备积极的公共意义?童伟格认为《蜕》不只是揭露国家暴力的创伤,也谈论记忆重提必然面对的失落。“也许我们才能蜕一层皮那样,从自己生命中拉扯出一团薄膜,抱着可能夭折的风险,将集体的伤如一层薄膜予以蜕掉,集体因此有了面对历史的使命。” |换取的未来| 在言论收紧的极权年代,国家档案变得不可信,造成记忆空白,但写作不需要国家单位的准允,文学可以克服这些欠缺,把理想的集体未来寄存在我们记忆的讲述当中。历史不只是过去,而且犹关未来。童伟格强调,未来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环:“我们对未来的想法不同,对历史的讲述方式也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记忆?什么美学形式的记忆讲述,可以串联成公共记忆?这些有关记忆的伦理讨论,指向一种冲突: “因为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不忘记生活中发生过的重要事情。然而,记忆在形塑我们是谁与我们如何行动方面,与成功宽恕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乃是以忘却我们所受过的伤害作为终点。我主张的成功宽恕,并非忘却所受的伤害,而是克服随之而来的愤恨。这类似于忘却一种情感,即在回忆起事件时,不再重复经验它。应当涂抹的是情感的记忆,意思是不再重新体验它,而不是遗忘它。”——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记忆的伦理》 记取暴行,等于无数次想起受到屈辱的过去。如果宽恕必须遗忘情感的记忆,似乎要让受害者背叛自身——妥善保存记忆,却拒绝遗忘,是如此残酷、艰难。但这也是唯一保有主体、保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根据玛格丽特的启示,为了达成这种记忆伦理最高的目标,我们需要很多助力。童伟格最后为真理作注:“在古希腊的世界里,真理一词代表抗拒遗忘。由集体一起抵抗遗忘,为了抵达不渲染情感的事实,以期记忆焕发真理一般的色彩。” |为证人作证| 童伟格带我们穿越文学与真实之间重重障碍,重估文学的价值,为不可言说的死者做翻译、为证人作证,通往我们想要的未来。为了达成理想的记忆形式,妥善修复集体记忆,文学必须重复讲述。童伟格由此回归到根本命题:我们为何而写?“横渡生命中恐怖的基本方法,是我们找到其他证人,并且成为其他证人的证人。当历史书写还没开始,档案被全部移除,找不到路径通往过去,文学重新占据前瞻地位。文学从修复记忆划下一个刻度,像虚空中的唯一悬勾,记挂后续更多更切实的见证。” 出席者全程专心跟随主讲的声音,穿越受难能否以文学言说的迷雾。童伟格不时停下,询问:还可以吗?让我来“翻译”——像是哲人、诗人、小说家的散文家,在这个无法再发现更多奇观的世界当中,拉出文学的本质——不放弃、反复解释,还有面对不能叙述的情况。对于公开或私下提问,他也一一慎重回应,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一场文学座谈。 【文春推荐】 ●《如果这是一个人》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 1943年,24岁的李维被意大利法西斯民兵逮捕,从故乡杜林移送至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里,德国纳粹用系统化的暴力迫害犹太人:先以少量食物使囚犯时刻处于饥饿,再以难以负荷的劳动量苦其肉体,最终用权力侵蚀囚犯的尊严,使囚犯别无选择地臣服。李维用冷静朴实却又入微的笔调,写下这本被囚10个月的集中营回忆录,记录下时代暴行,也留下人性坚不可摧的证据。 ●《蜕》贺淑芳 《蜕》以繁复的虚构,滴酿般剥开1969年的513事件。小说主线从一个513幸存者的家庭展开,跨越三代,以三个女性人物及朋友、恋人或未能厘清暧昧的关系,扩衍出生存的艰难、巨大的恐惧,及被逼迫的沉默与遗忘。 ●《拉波德氏乱数》童伟格 “拉波德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一种变色龙的名字,它们因生长环境恶劣,必须赶在旱季来临前下蛋,并在下蛋后死亡。它们的蛋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孵化,孤独地在严酷环境中成长。童伟格借此隐喻“每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焦虑”。本书刻意模糊掉散文、评论与小说等文类的疆界,以此反思上世纪欧洲大屠杀历史,带领读者感受暴力的真实形态。 相关文章: 雨后的废墟,可以很美吗?——台湾小说家童伟格谈创伤记忆与写作伦理
4月前
3月中旬的新纪元大学学院颇热闹,各单位合力举办“情在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其中备受关注的发表者有马华作家陈大为,讲述十余年来马华文学评论的观察与编书经验。翌日,他在马来亚大学的讲座尾声揭示一项重大消息,与去年公布的新作《传抄的太阳:中国诗歌史1938-2019》有关。这部由马大中文系出版的新书,除了印制少量实体书供图书馆收藏,也将开放现场出席活动的学生与文友下载全文电子版,豪气地分享写作成果。这部逾800页的研究专著是陈大为历经18年投入考据、批评与诠释的心血之作,聚焦在近81年来中国诗人的美学追求与生命历程。 同样在中文系任教的马华作家伍燕翎认为此次机会难得,约好在公开演讲之间的空隙,与陈大为交流写作、教学及生活近况,促成这次访问。访谈内容以台马两地的文学观察为主,探讨目前写作环境,以及学生的阅读与学习情况。 文学奖意义在于磨练技艺 无论在台在马,90年代参与文学奖是热门的文坛晋升途径。青年写作者参赛是为了挑战自己,也是想获得肯定。目前文学奖制度已趋定型,也盛行30年之久,文学奖对现在的青年写作者来说仍是重要的肯定吗?要如何看待其作用和局限? 陈大为表示,90年代能在几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中获奖一两次即可证明实力,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些年设立了太多新的文学奖项,形成一个大狩猎时代,大量写手终年疲于奔命,往往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几个截稿期限,不会细致打磨作品,反而造成得奖作品质量下降,大奖的含金量流失,年轻人难以凭借一次获奖成名。不过,文学奖仍有正面的存在价值,可让写作者自我磨练,而不是赚钱、成名的手段。纯粹为了得奖而写作,会造成一种不健康的写作生态。陈大为一再强调年轻写手必须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挑选合适的比赛、适合的投稿机会,写出真正想达成的内容,不可逐水草而居。 写作者希望被看见,期待乘风而起,但在强调单篇较量的文学奖中未必顺利夺魁、出线。对陈大为而言,写作应是满足自我追求、恣意畅快的壮游计划。如今,他的书写已融合沉潜多年的新诗写作,以及对散文和小说的思考,投入学术写作同时实践文学理想。 本着自身经验,他针对目前文学生态观察提出建议,认为“写作计划”是值得推广的方式。“就像我之前获得台北文学年金奖,需要先试写几篇作品,然后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只要按计划完成就会给予应得的奖金。这不是单篇投稿的模式,而是要通过多篇作品,等于勾勒出一个蓝图,向别人展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什么、将会完成什么。这样栽培、帮助一个作家出版一本完整的书,比起零零散散去投稿得奖,再将零散的作品结集出一本书,是很不同的。”如果有相关单位能投入资金在写作计划,鼓励作者累积更多作品,更有助于文学长远发展。 文学风气的养成与积累成势 当然,推动这类文学写作计划有其难度。陈大为以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曾推动的马华文学长篇小说计划为例,历经三届得主之后只有少数人申请,最终无法持续,这也要反省马华文学长篇创作的人才是否仍较稀缺。(编按:2025年6月5日, 【文艺春秋】获台湾国家文艺基金会澄清并修正:“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自启动之初即规划为期三届 [2017∼2019],目的在于鼓励马华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作品孕育与出版平台。三届办理完毕后,计划即依原定规划告一段落,并无取消第四届之情事。当时之所以未再延续,主要是因整体专案目标已阶段性达成,并非因申请人数稀少所致。)伍燕翎认为现在年轻写作者偶有佳篇,没有佳作,在出版作品方面确实没有太多规划。陈大为认为出版仍是培养作家的重要途径:“我们很难要求年轻作者的第一本书就非常出色,但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培养,他们在第二、第三本可能才能表现得更好。” 摸索写作风格与凝练文字成熟度的过程中,文学奖是战绩象征,伍燕翎指出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此之后积累,逐步形成属于世代风格和代表属性。这种积累不只关乎个人写作成果,也涉及文学团体的整体氛围。伍燕翎呼应陈大为的观点,认为推动学生从事研究至关重要,了解作者个人创作,不能忽略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她举例温瑞安或《蕉风》团队等人曾推动文学相关的例行活动,如果写作者缺乏类似的积累与共同目标,难以形成文学风气。 “对比当时写作风气,现在其实比较松散,大家可能觉得在脸书写一点东西,或者偶尔参加一个文学奖就好,作者群之间其实也没有太多见面。但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这样的氛围是需要的。”伍燕翎提出作协有意推动写作计划,虽然单篇文章或零散创作在创作初期是常态,但需鼓励作者重视积累并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基点。“我最近常提醒,学生要有一个写作计划,我是很认同的,要不然他写着写着就掉队了。”她也认同,需要根据本地的环境条件与创作者的写作节奏,适度调整计划运作方式。在马来西亚,华文创作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也许可以考虑延长创作周期,如推动数年一次的写作计划。 读写在理想与现实的两端 陈大为曾在〈大马旅台文学一九九〇〉中提到:“其实青年社最独特之处,不是创作,而是在圈子里弥漫着的一股知识分子意识。”这种意识可说是留台大马人或本地中文人可贵的传统之一。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带有鲜明的政治关怀,怀抱为大马社会提供论述的使命,这对文学写作既可能带来积极的推动力,也可能产生某种偏颇的影响。对写作者而言,“知识分子”这一身分是否仍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难达到。这里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书读得够,第二要有承担的意识。”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容易,还需具备“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陈大为强调,有教授头衔的人未必就是知识分子,反之,没有教授头衔的人也可能是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当时结社与行动的大学生,对知识分子这一身分的认知,更贴近看重社会责任的文人。“其实我们不缺只会写文章的人。我觉得要有文化意识、社会责任,对中文系的长期发展来讲是好的。因为有这种观念培养出来的人才,才会对文学和文化有追求。” 不管时代风潮如何改变,文学传承和累积有其必要,但期待与现实总有距离。伍燕翎认为,大家需要一起推动文学读写,也期待更多人的加入和共同努力。“有时候,我觉得在做事上,很多人其实是有想法的,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担心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他们并不是非做不可,不像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不在我手上做,就没有人会去做了,或觉得需要这样做。’”她回想过去参与大专文学奖或文艺营等活动,但现在学生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好像不多。“当然,这要他们认为有需要而去做,才有意义。” 她以吉隆坡文化街项目为例,当时由傅承得带领的大将事业掀起风潮,是大学时代的回忆。在那样的氛围和造势之下,学生更向往到书店探索。伍燕翎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最近有热爱阅读和写作的学生如蔡家杰,除了写作投稿,与老师谈创作相关的疑问,也负责组织线上读书会。伍燕翎展示WhatsApp里的读书会群组,组员会告知每天的阅读进度,大家也会按照自己的步伐写下阅读感想。“虽然这样算是片段式阅读,但总比完全不读书好。”每个群组以书命名,曾列入的书目有莫言《生死疲劳》、张贵兴《野猪渡河》或金庸《射雕英雄传》等。“这个读书会的好处是,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书,避免影印,这样做也可以支持出版业。如果不是通过读书会,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主动阅读这样的作品。” 网络时代与文学出路 陈大为分享在台教学经验,提及对年轻一代阅读能力的观察。他发现近年学生的阅读耐心正经历“断崖式”下滑。“以前我教学生,一个学期可以读完很多本长篇小说。现在就不行了,他们已逐渐失去阅读长篇小说或大部头作品的耐性和能力。”现在许多学生习惯以手机浏览短篇幅的内容,300至800字的文章已算是“长文”。他们经常读到300字就觉得已掌握事情要点,缺乏继续深入的意愿和动力。可是众多议题背后可能需要更长篇的分析与论述,而更完整、更具深度的内容大部分要在杂志或书本呈现和发展更多视角的诠释。他不禁感慨,阅读应该是积累智慧、获取知识的过程,随后被简化为获取资讯,现今这种模式已经退化成零碎资料的喂养,如此网络浏览习惯对新世代的阅读能力影响甚巨。 伍燕翎认为,我们应该着重培养普通读者,不能只是鼓励更多写作者的产出。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确实令人担忧,许多原本应该阅读的专业书籍、文学书籍,学生们几乎都没看。这和以往会主动接近小说,阅读后讨论的大学生活截然不同。21世纪初图文部落格崛起,不到10年的时间,Facebook或Twitter等平台席卷全球,后来图像为主的Instagram出现,如今短视频影像内容成为主流,这些都让阅读的空间越发缩减。“可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悲观,必须努力推动阅读。” 网路资讯形式的改变,为文学写作与发表带来什么影响?伍燕翎认为网络文学是值得探索的领域,像方路的奈米小说《我是佛》,原是在网上持续发表微型文学作品,虽然这种创作模式也会占据完成长篇作品的时间,但她相信在网络写作可以增加能见度。虽然还没有仔细的计划,伍燕翎提议可以建设网络文字平台,让其他难以取得本地作品的读者,可以亲近更多作者与本地创作。这些都需要规划,也顾虑到版权意识和内容生产方式,目的是为了打造适合文学生态发展的网路平台,希望推动文字的传播,让更多域外的读者接触到马华文学。 陈大为闲暇时阅读网路文学,也研究武侠小说跨入玄幻通俗小说的过渡现象。依他观察,中国网路小说的受众是一般大众,写手为了迎合他们的阅读口味,网路小说的文学性会被削减。大多数网路小说文学性不高,只有少数作者是例外,如猫腻和无罪。他以中国的网络小说为例,这些能让创作者长期耕耘、持续产出和获得收入的创作平台,已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让一批写手以小说创作维生。台湾的前例有鲜文学网,但因市场受众有限而无以为继,台湾的网路文学至今也很难壮大发展。 那么马来西亚是否具备发展这一类网路文学的条件与潜力?陈大为提醒,如果马华文学选择走上这条路,恐怕会陷入不上不下的处境。“到时候,我们的严肃文学会比不过台湾,而通俗的又比不过中国大陆。到头来失去自己的特色,两头不到岸。”他认为马来西亚发展网路文学难度很高,短篇小说难以获得读者的持续关注,严肃文学的短篇小说在网路上没什么读者。 对谈过程中,两位都认同延续文学的可能在自觉地阅读与积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与写作始终关乎个人追求,才能形成社会的精神基础。环境的欠缺总是显而易见,然而个人总有可行之事。在文学场域里创作、行动,了解台前幕后的想法与经验,不免感念有志者必然消耗心力的处境。碎片化的资讯流量掠夺注意力,读写容易变成日常以外的安排。然而把握读写耐力,犹如在有限生命中寻找登山路径,或可以走到更远更高的地方时,当尽力把握深入探索的机会。 相关文章: 【文学答客问】海凡/再见已是背影——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的一则注脚 【特辑.文学答客问 01】方肯 / 文学讲座与我 【特辑.文学答客问 02】黎紫书 / 文学讲座与我
6月前
离开那个下午,离开那闷热的房间,我终于可以驾车到市中心去。古晋路边上原有3月风铃木花盛开,如今已来到了7月,还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迟来的零落。不想前两年疫情极为恶劣的风眼,空城陷落之际,竟是开得最热烈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如梦似幻的春日街景,花期从此变得七零八落。 我略过一棵棵花树,就像经过无数奔放快乐的人,却见母亲站在远远的后视镜里。 年轻的朋友E坐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一起进城去看电影。进城的路和办公的地方相隔数十公里。她来自外州,读过难熬的线上大学生活,现在又陷入漫漫的通勤日常。 进城的路不长,但人人陷在车龙,鲜少依赖缭绕而没有信用的公共交通。 很难才跨越了烦闷的青春午后,挣得一点移动自由。两个独身的女子,下班后去看电影,她要赶在凌晨之前回家。 ● 我因在城里有车出行,偶尔有逗留到凌晨的时候。 在匹捷的嘛嘛档口,刚过零时的街道寂静了。随着两三年禁制时期,冷厉的触手蔓生到每个角落,多少夜光生意已然消失。我们刚坐下,叫了拉茶煎饼,摊主也说快拉闸关门,原来的24小时营业自然跟着萎缩。 三四个青年在这座城市工作,转眼也过了三四年,我们一起自干净明亮的商场离开,现在围炉似地看着萧瑟街景。有人抽烟,有人恍神,又说起刚刚的放映……聊天的兴致慢慢升起,行道树却忽然高大欺身而来,让街灯下餐桌一角暗淡,杯盘边际模糊不清。转头一看,并不是树。他肤色黝黑、赤着上身,不太能评断他的族裔,是一个流寓廊道的老人。他凑近喃喃几句,也未见是马来语。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呢?一时间我们面面相觑,又下意识握紧随身物件。另一个友人探探手中的钱包,问我有没有一两块,与老人结缘。 此时人们正探头感受开放的风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回到室内。大疫之年,贫瘠催生大量的健忘,只得卖力追回失去的社交,饮茶吃饭结伴出游。期间不免经过红绿灯前、安全岛上或楼梯走道的流离身影,他们挨着一桌又一桌穿梭徘徊。我们拒绝时有些不忍,眼神与脚步往往回避跳过了。 目光压力重新来到这里。我安慰自己:此时尚有同伴,可以流露热心。赶快交付小钱,那人却还留在眼角余光。算来也是不够吃食的,我应该向嘛嘛档再点一些煎饼热茶给他吗?只是接近打烊的时间,其他桌椅都已经收起来。还是直接再交出剩下的纸钞?闪过种种思绪——既然已经想着帮手,却还在僵持。这时友人意会到了什么,递出香烟打火机,这才解了围。他拒绝点餐,边远离边弯身道谢。 此时没有什么是高大的,反而是我矮小萎靡。因习惯了挥手打发,如果不是身边的友人尝试与挣扎,将继续凝滞于无视。而烟酒于我这样的女子,是陌生的,也认为不需要施舍出去。陌生的善意好像只有在国外的旅行时,与我有关。 此后,目光跟着他走进一间自助洗衣店。一直到我们离开,他仍然在那里。我无法叙述关于这个存在更多的什么,只等他远了我才敢看,却只联想到,这就是夜里可以留宿的地方。清洁剂与烘干衣物的气味让人想起久远的宿舍生活,滚筒轰轰的闷声自长长的走廊尽头传来——召唤的却是私我通道,而不是走近那曲折悬宕的零余。 (因此,将他引进这样的书写也是令人惭愧的。) 应该如何看见?我承认自己不可能看见。 在深夜城市与友人晃荡同行的我,却似乎有机会伸出手,且换了一个形状。 这只是闪现的例外。 ● 更多的时候,内缩的我会等待一种形状的显现。长于杂质的半岛土地,自小就意识到那四面楚歌般的处境。母语,不是学校里可以书写的文字,是来自地底的声音,出门以后夹生无效。面对穿戴围裙的妇人,站在咖啡机后的青年,搅动豆浆水的摊贩,如果有一种预设的对白,那会是什么?从前害怕开口,在还未习得粤语、马来语、英语之前,现在则等待对方先问候。别人听不懂,或你无法让对方理解时,若不懂适配变换,是没有礼貌的冒犯,又似被谁抓住了尾巴。其实此地的人都一样,因陌生随机所苦,始终怀抱退回原点的欲望。 但也有退无可退的时候。如果你遇见餐桌走道马路夹缝中的流民,便意识到穷尽的曝露。他们手中也许拿着小卡片,陈述困境的英文、马来文或中文,但通常只有提着兜售的袜子、原子笔、牙刷、卫生纸,或是虾饼、龟苓膏、鸡蛋糕……没有选择,只得以这些作为语言。 入夜的餐馆忙碌扰攘,满座拖家带小的食客,其中一个是父亲。他反复看菜单,母亲很少介入,只催促做决定。负责下单的头家一直推荐头牌或鱼虾,父亲嘴角下垂,即便挑选许久还是惯例的几道菜。日子尽量保持平稳,不要随意嫁接新的东西,守着好不容易积累的所有。而没有积累的人无法离群索居,来到跟前。母亲心软,微笑拒绝以示最后的善意,座上父亲雷打不动,他最避忌因为热心而陷入纠缠。 周围大多挥手摇头过去了,待看清那人手中的物件或脸面,其实也并不是全然陌生。一个原是在茶室捧茶的老妇人,经常被挑拣责骂,如今兜售一袋袋小吃零食,脚步一样吃力蹒跚。座上的人都能指认出来,但又像躲着她。 各自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即是我原来养成的影子。 家里的习惯是隔离,施授与期盼也需要一定的隔离。可能是新年走访庙宇,七月普度的香火,总有心安的季节。小时候我不懂,以为全是寄托与相信,对这些仪式几近着迷,捧着地藏菩萨目莲救母的漫画、读佛陀的故事,每日十分当真。遭遇不好的事时,就害怕自己是不是犯错作恶,以至于降下报应。 街灯亮起时,天空还未全暗,香炉上三炷行礼如仪,新村屋子逼仄间交换烟火气味。餐桌旁寻常分发汤匙与筷子,摆上梅菜蒸猪肉、炒鬼豆,加上一小锅菜心滚汤。只有一次,我试着遵循劝诫而跳过饭桌上的肉食,在亲人眼里一如制造意外,被挡下来了。另一天的午后黄昏接着衣食如常,救苦救难的观音像其实也在不远的地方。 这位白色衣装、眉目慈悲的女子仿佛对我说:你要理解因缘际会——因为身边的交往与关系,来自心底的挣扎会有不同的结果。 ● 许愿是危险的。我们的连结是什么呢?可能连结在一起吗? 欧大旭在《码头上的陌生人》写自己无法融入的焦虑:“我担心被别人看穿,被发现我和他们不同族。要是面具被摘掉了,我和他们一定同样尴尬,因为多数时候,我们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全家围桌吃饭,位子却突然多了一个陌生人,那还得了?”隐藏起来的词语与人,牵连彼此或许是恐惧本身。前人受无依所苦,不安于自己的身分、阶级。于是随身带着堪用的面具,紧贴亲缘归属,无累于他物。 所以我常常在梦里以第三者旁观自己的遭遇,却发现自己真面目模糊,一如遵循长辈劝诫如缺失与存蓄不能轻易示人:“一个人在外,最好不要随便和其他人说话。”醒来时,见窗外的木瓜树结果了。矮矮的,树冠不成型,拖着一圈青涩不良的累累。是往后花开他处,也想忘掉的苦涩。不信任他人或隐藏自我,只为遮蔽一颗颗害怕被剥夺的惶惑之心。我们当然可以互为陌生人,回避种种瘦弱的感受,但也经常与盈满无关。 ● 每个人都有反复提起的故事。母亲提起好几次的,如果她的母亲愿意多接一些零工,或许就能继续上学了。而她的父亲戏谑地说,这“后母”身上有一些零花钱,并没有给子女留用,有时还自己一个人光顾小食店。 痛心于母亲失学,也明白外婆自得其乐,譬如徒劳地许愿这个世界是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弱小的愿望,同时照见个人的私心。然而日常一侧经常磨砺内里的小孔,传来提示音——你为什么不体谅?怎么可以一个人飞起来?或许这个世界真的是一面镜子,我们戴上面具回避广大的黑,时时确认不再掉入其中。要知道日子不容易,被一大片的黑围绕时不能表露奢侈的心迹,漫长的谋生人世让我们警惕饥饿。但人还是会为一根香烟或夜间映画,建立片刻的具足。 离开那个下午,离开那闷热的房间,我依旧为了自己,驾车到市中心去。路边上原本有3月风铃木花盛开,来到了7月,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迟来的零落。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在疫情恶劣的风眼,是这些花开得最热烈的一次。可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梦幻的街景,花期从此变得七零八落。 我略过一棵棵花树,就像经过无数奔放快乐的人,却见母亲站在远远的后视镜里。 终于明白这里的时间如何流转,关于盛放并非常态。家里赋予我躯体,以孔洞,我知道他们拥抱紧抓的踏实。我要从这里想像隐身或扩张——在无花无果的地方还有人挣扎,有时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看得见一些陌生人,一如偶尔的恣意自得。 相关文章: 卢姵伊/侥幸的家园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不)也是生活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对照记
11月前
“有一次,我搭车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巴士不像在吉隆坡,我来到了陌生的,非常寂寥的偏乡。”友人和我抱怨、共享城市里跋涉之困难,我偶然转到出身地的场景里。 15岁以前,我住在俗称长屋的临时住宅区。这地方坐落在增江新村的尾端,路再过去就没有了。 要说是个不方便的地方,也不完全正确。看病、上学、买卖、礼拜祈祷。一家大小,从生到死的平凡之路,要解决、度过的事,都可以在这里一一排解。 只是出入有些麻烦。 (世界刚刚跨过千禧年,要到15公里以外的市中心,仍然只有一道巴士路线可以选择。) “会来的,再等一下。”小时候,我总觉得巴士不会来。仔细回想,确实没有等不到巴士的记忆。拨开被无奈与焦虑占据的心情,久了就会明白,不遵守时刻表的公交服务,至今仍是这片土地的永恒问题。因为增江长屋是某个起(终)点站,巴士上很少乘客。检票员悠闲地挂在门边,就这样沿路喊着Kota Raya。Kota Raya。Kota Raya。到吉隆坡的心脏地带,车上已经挤得透不过气。 作为外来者的友人,他醒来看到的风景,并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如同穿越时空的感受。以此为契机,我试着向他叙说成长背景。 ● 我来自增江新村。 大家想像中的新村人,祖辈、父母辈的家园就在新村。听者通常快速带入50年代的历史背景:胶林、矿场、紧急状态。半世纪前,官方为了阻隔人民与马共之间的交流,在半岛设立华人新村,将50万人重新迁移安置,每日管控出入,在篱笆内外设防。新村的“新”从上个世纪流传下来,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建立初期的钢丝围篱不知何时被拆除了,村渐渐融入甲洞小镇,也增加了更新的族群聚落。增江长屋就是其中一部分。 在新村尾端,俗称增江长屋的地段,加盖了以数字编码、整齐规划的道路,用以安放隆市周边拆迁更新、受影响的住民。他们来自蕉赖、沙叻秀、蒲种、泗岩沫等地。这聚集五六千人的聚落统称临时公屋住宅区(Perumahan Awam Sementara)和新村历史错开,是90年代才落成的灰色地带,也是人民组屋的前身。 从90年代起,这片暂住地留存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延长了20年,如迟迟无法修正的错位,“新村”成了我度过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原点。 90年代末,我还是渴望镇日流连街上的孩子,不想放过任何出门的机会。家里有一本长方形、约20页的粉红色簿子,那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出门的记忆符号。这本粉红色簿子是给付租金的记录簿,居民每个月都要向政府缴交约莫100左右的租金,这是住在增江长屋的象征。 增江长屋居民与新村人共享公共基础建设,比如政府诊所、学校、警局。流动的摊贩也是一种共同记忆,有摩托吆喝叫卖如猪肠粉、包子烧卖、卤味野味、面包、咖啡粉,或酱油车、糕点面包车、蔬果车等。对长屋居民来说,靠近甲洞大街的增江北区巴刹有些遥远,这些每日巡回或不定时出现的小生意提供度日的方便。这里日常生息与新村生活圈有重叠也有差异。新村里没有马来人经营的杂货店、夜市场。球场、游乐场上的争执可能是广东话、福建话,而不是马来语。 ● 增江长屋有双层、单层结构,共通点是只有两间房的配置。我们住在双层结构的C区,楼上是木质地板,楼下是斑驳的洋灰地基,没有瓷砖修饰。 起初父母以为能迁回隆市南边的“旧部落”,一家四口第一年挤在一间房内休憩,而另一间房作为储藏室,堆满未整理的杂物箱子。后来,归去无望,才开始装置室内空间,以木板将楼梯之间的空心盖上,而楼梯下的三角区才是真正的储藏室。 在哪里落脚,说不上自由选择,任何地方都有它的阴影。 笼罩增江长屋的阴影,并不是大自然的侵害,而是城市人口急速生长,发展中顺带遗落大量蜕皮或尾巴——垃圾。大家遗弃的东西最后都来到掩埋场,掩埋场超载运作,已成满目疮痍的山体。 它是居民口中的增江垃圾山,但官方名称是Beringin Landfill,试图与当地人口脱离关系。不只是命名,很少人知道从增江新村通往垃圾山的路径,也很少看见进出的垃圾车与大型卡车。仰视临近的垃圾山,大家并不知道如何度量遮去半边天空的斑驳山壁,只形容那是几层楼高。多年后我终于在报纸上得知,掩埋场运转超过10年后,垃圾山巅峰达80米。 在垃圾山旁生活,日常没有大难临头的切身实感。只要忍受臭味,山与人也是相安无事。 陷落的边陲之地也有他们的寻常。 若听见罗里驶进小巷的嘈杂声,那是张罗红白事时搭建棚子的前奏,夜里随即有人饮胜祝酒或打斋念经。晚饭后也许听到喧天的鼓(Thavil)与唢呐(Nadaswaram),居民被召唤到路口等神轿经过,或观看或礼拜,庙里的人为上来拜的人一一点上祝祷的粉末。华裔称不上是信徒,大多也不认识轿子里的神祇,甚至模样也看不太清,还是乐于参拜——日子混杂,也行礼如仪。晨昏祈祷声每日都在C区的另一侧响起,一天就这样开始、结束了。 直到不远处冒烟的一刻,大家才重新感受被支配的阴影。垃圾山着火了。名称上的伪装与隔离无效于灾厄,火患虽没有扩大蔓延,却掩盖在底层焖烧好几周,仿如一场不会结束的霾害。这场延绵的焚烧重构我们与垃圾山的距离,戴口罩、紧闭门户,夜里仍然难以入眠,校园生活也陷入噩梦之中。垃圾山的表层一点点化成灰烬,贴近人的气息,覆盖道路车身,落在课堂桌椅之上。 在增江长屋生活直到15岁,我不曾认识拾荒或处理废弃物的工人,也不知道垃圾车从哪一条道路进出、抵达垃圾山。在夜里睁眼久了,适应光线不足的环境后,应该能看清事物的轮廓。但在夹缝中的居留地,大家无从厘清这团巨大又模糊的阴影,它更像一个人想要漠视的负面本性。只能忍耐,甚至没有想到改善的可能,所以始终抱着“有一天会搬家、离开这里”的念头。 ● 在视野并不宽广的童年,我并不察觉家园有任何破落且被遗弃的影子。 和母亲一起出门的记忆,直到某段时期开始蒙上不安。 我们观察天气的常识和其他地方较为不同,大家最先意识到气味的变化,而不是灰暗朦胧的天。下雨前夕,附近的空气凝滞浑浊,腐坏气味更加浓烈。雨落下来了,门前的小水沟填满泥土与野草,长期阻塞。雨水无处可去,漫漶到路面,一时掩盖了坑坑洞洞的缺口。母亲撑伞,一路扶我踏过跨过水洼,到相隔数三条街道的住户里上课补习。 每一条街都是相似的,但在母亲眼里,越是远离主要道路的住宅,越是危险。每次出行她重复告诉我应该取道哪里,而哪一些地方不能过去。途中我们会经过一座草场,草场的角落是滑梯、秋千、跷跷板组成的小型游乐场,设施长久损坏,更像半毁的废墟——路上风景或母亲的提醒,预示修补更新都在停滞的状态。 过期的承诺使增江长屋彻底衰败,很多居民等不到委派租屋单位,自寻去路,包括我们一家。而留下的人,或中途迁入的游民,处在退无可退的生存处境。人民组屋在2018年前后建好,长屋区随即被清除摧毁,土地马上转手给地产商建造公寓。 ● 垃圾山于2006年正式关闭,如今覆盖浓密的草木,从大道途径看去像一座普通的小山,也可以注意到旧址边上开设吉隆坡垃圾转运站。它们始终以第二中环公路(MRR2)为主要出入口,这也是90年代开通的,隆市东北部边界的血脉通道。沿路发展起许多城镇,大道往北的尾端就落在增江新村的后方,也是增江长屋侧旁,近年才开设马路贯通两侧。 在这城郊边缘,城市以什么样的形态显现?是入夜以后的远方灯火,来自双子星塔、吉隆坡塔的光。如今房地产商争相以此景观作为推荐语,符合面向市中心的想像,把这里当做城市的一部分。这几乎是大家梦寐以求,想看见的,最高的理想生活了。 我们不会想到,或许很快遗忘——城市的具现,在这里曾经是临近却无法抵达的一座垃圾山,始终以气味、鸟虫鼠蚁统领边缘地带。而随着捷运线的启用,不断加盖的公寓地产,从这里更快抵达市中心,更多居民与商机,但代价是另一种围困。回望新村,还有已经不存在的长屋区,我没有普遍想像中的怀旧怀乡之情。侥幸的是,即便无法自由选择定居的地方、环境,一切以发展为名,这里摆脱了外围边陲的基调。 城市是美好虚幻的灯火。在因匮乏而产生时差的城郊之处,形成废弃的、看不见的城市倒影。大家无法预测影子如何/何时移动。有人搭上苦苦等待才来的公交,疲累地走进城市中心。有人与居所侧旁的垃圾山共存,却始终看不清那是什么,只知道是一团巨大又模糊的阴影。 城市的尾巴在这里消失了,我仍然能微弱感知它的再生。 垃圾转运站、掩埋场、焚化炉,看不见的城市。阴影并不会按照居民的心愿消失,它只服从网络增生的规律,寻找下一个替代品。(此稿件英译版刊载于This is Southeast Asia) 相关文章: 卢姵伊/远行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散文的真实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不)也是生活
1年前
3年前
【散文创作谈 05.】 7月某个黄昏,有雨,难得进城的路并不堵塞。 拥挤的是人。为了躲雨,人人走在可以遮蔽的老街。经历数次解封的城市人气热络起来,或只是我,还不太熟悉擦肩接踵的行人身分,对迎面而来的脚步感到有点心慌。路上收到讯息,友人Y已先一步抵达,但推门进入满座的餐馆,一桌桌不见身影。转身走上二楼,赫然闯入一间挂着祖辈肖像、摆满上世纪器具的房间。 退回外部的廊道,一来一回地确认,才知道自己误入同名的地方,而他们身处街头另一端。 这家氛围相对清冷,可以放心地说话。Y是个热心劳心的青年,远地近地注视几个家乡,教职业余翻译小说、主编理论书籍,平缓上升的学术生涯相当刻苦。我们相识转眼六七年,席间聊及过往读过的小说家,近期出版了回忆录。然而关于揭露,牵涉的亲近之人颇有微词。又谈论写作的过去与现在——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不写了?不写了的话,会不会遗憾? 7月的黄昏,时时萦绕心底的疑问放到桌面时,仿佛预习许久的灾难终于发生。面对危险与困滞,人们不免下意识地逃,影子随即追了上来。疏于动笔却还是汲汲地读,读取回音同样紧紧地扣在心上。或许是后来的形式训练,有时会对投入情感而迟疑犹豫。由此散文经常备受质疑,主流抒情,亦囿于抒情。比如针对私我经验,太过耽溺于某一状态,与世界距离太远;比如文学语言的有无,过多的修辞掩盖了真挚,白描的文字又少了意趣。 书写是划线,这里不说,选择如何说。在散文当中,作者主体(我)最大的体现,大概就是自传了。这展现了一个人对生活经历的思考,找到人生之初最深刻且或某个影响深远的时期,试图为个性的诞生写下的长篇叙述。菲力浦·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自传契约》罗列与自传相近的体裁,比如回忆录是作者着重外部的历史,以个人视角出发,却讲述超出个人范围的事情。有时候也很难判断,作者想写的是个人内心与成长,还是着重时代的刻印。 当然,划线并不能有效区分,而是尝试趋近散文的精神。作者始终要给读者的一面镜子,是古朴神秘的铜镜,还是塑料外壳的玻璃镜子?我回答Y,关于能不能想像不写了,自己肯定想了无数次。在还没准备好一面镜子之际—— 契约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由作者在文本开端声明意图,仍是不足的,还牵涉到对话者、对象是谁?文体上的选择能够回避矛盾与冲突吗?菲氏特别指出,关键不在如何讲究精确地还原现实与历史,而是作者是否真诚地讲述。回忆录、自传、自传小说,不管叙事人称如何改变,关乎自己的揭示,空白与倾向都有其意义。读者期待领会和理解作者的同时,应该明白这是一方面的真相。标识文类并不能自动为其取得证明,这份契约不能由作者独立完成,更长久考验着读与写的人。 仍然期待阅读散文,因为从个性的历程、个体的片段,我们意识到身分与理解是如此复杂的。在这个文类,许多常见的主题都与来历有关:故乡、父母、童年。谈及故乡,又经常与祖辈的相处有关,或是美好的田园想像。这些经验不假,但还有一些看见叫人重新思索,原乡为何。 《九歌107年散文选》其中一辑家园与栖身,收录小说家哈金〈故乡与家园〉。这篇并不是主流散文的私我抒情,他将个人见解放在三则人物故事里。要如何面对故乡的感情?有犹太人保尔、胡锦涛,另一个是“没有乡愁”的余英时。哈金为这些事迹作注,虽然原籍故乡无法选择,它们亦时时召唤个人的忠诚,但人人可以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园(生命的意义),而混淆两者是危险的。读者不难联想到这位以第二语言写作的小说家,也是借此回应“不回去”的态度,又是艰难的释怀。 或重或轻,如复数的栖身之所,也可能是〈家乡们〉。在《野风波》出版之前,因编辑的缘故先读了靖芬的这篇作品(也收录在《复始之地》文集里)。家乡可以关系出生,或是住过最久的地方,也可以因为某个微小的原因而生成:第一次感到不舍的地方。许多会心一笑的叙述,在于作者对生活的独到解读,有时近乎误读,她说这是“重新建构不知有无的东西”。比起传颂既定的观念,这应该是散文写作越来越被看重的意义。以至于我近年对于目及的散文竞技——最终经常选出无可挑剔、四平八稳的作品而感到困惑。进一步说,我们只期待选出符合原有想像与标准的“文学”吗? 看别人如何照镜子,再想自己的镜子,是不是也照出了自己投下的阴影与伤害?房慧真在《单向街》写父亲主导的曲折返乡旅行(来自家庭的阴影),还有小时候与同龄人交往的深刻擦痕(天真有邪),致使或加入冷落排挤他人的经历:“我可以感觉到她怯懦的,头望向我这里的友好延伸。像一只洁白温顺的小羊,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在我学龄前,一把捏碎整笼小鸡,莫来有的恶意,此刻又蠢蠢欲动。”(〈恶意〉)如今她多了记者身分,经常分享人物报导的采访经验,自言譬如化身猎人观察猎物,卸下对方的光环、标签,才可以直视所有细节。其实她早已化身为自己的猎人,将所有真实与伤害并排于最初的内在身世之书里。 与Y暂别的这段时间,我一直想着当时毫不犹豫的回答:一定有那么一天,不写了。那么还可以尝试书写的此刻,应该如何面对呢?给你我一面镜子,毫不保留是道德的吗?想到那则古老的寓言,我们如囚徒在洞穴里面壁生活,但终将孤独地理解,日夜相对的黑影动静来自背后呲呲燃烧的篝火,篝火属于外面真实的世界。熟悉又虚假的影长久成为习惯,篝火与阳光是刺痛乃至错乱。如果造出不完美的镜子,找到适当的角度映照看看,多少能为原地的人带来缓冲的景色吧。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相关文章: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创作谈 03】卢姵伊/成为“我” 【文学关键字 04】卢姵伊/散文的真实  
3年前
【散文创作谈 04.】 回看有关“黄金之心”的讨论,竟已10年。从那之后每每与散文相关的谈论场合,总不能绕过能否虚构的诘问。最近和为数不多的年轻朋友聊起散文创作,赫然知道她曾参与的初中文学讲座,其主讲留下一则建议:“写散文时或许可以全篇虚构,但最重要里头的情感是真实的。” 若单是以这一句来解释,确实容易引起误会。一来略过了伦理与技艺的层次,也还没厘清虚构的对立面。从争议源头梳理,才能逐步摸索非虚构的伦理问题:在文学奖散文组出现的“山寨”身分背景,而评审无法以单篇辨识,往往出书集结或公开作者才露出端倪。 这几年读中学生或大专生的参赛作品,从一些细节发现破绽:马来西亚可有冬季?一支啤酒可需要上千元?除了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也可以理解初学创作者正揣摩文字与生活想像,且未能把握文体与作者的关系。课堂作文如海边野餐、记一个教训等,通常与真实的情感无多关系。为了切题,无论有没有亲身经历,大多以“我”的视角完成相关叙述。让文字为自己所用,以书写叙述生活的表象,是非虚构写作的第一步。但另一常见的问题是堆砌细节,将所见所闻都尽数记录下来,力求“真实”。 散文与生活无法分离,理解经验更是一种技巧。不管文字还是画面影像,文艺作品都是“其后”——后来的理解与当时的现实产生了距离。生活譬如河道,文学语言即是标本也是船上的符号。为了看清当时的情感、因认知有限而产生的困惑,所以不断调整观看的角度,追溯回游,为那一段生活的截面找到诠释的方法,慢慢构筑出自我的系统。或许不限散文,如何审视经验对写作来说都是永恒的挑战。 既然现实无法把握,那么散文该如何接近真实?谈散文的“虚构”(伦理问题)时,并不是指运用意象等书写技艺,而是指文章中的“我”,和生活上的我是否契合。诚实对待,为的是相信审视经验所带来的发现和反馈(这些回顾未必有用积极,也可能是一处破口,无人看重、不曾留存记忆的失落之地)。那么多人与生活的碎片一同载浮载沉,而我们捡拾排序,或是乐于看其他人梳理,是要还原当时场景,确认一次已知的答案吗?书写自己的经验、观察别人的来历,并不是依附现实而已,更是介入现实。在生活的迷宫里,事后我们也未必能获取飞翔的能力,在上空俯视一切路径的形状。许多事情,“我”是唯一的亲历与目击(孤独的处境),而事情要比既定认知来得更复杂、某个价值在“我”这里是怎样的感悟——技艺为此留下主观叙述,这是文学的真实。 试着回应问题时,我总想起创作初期经常生起的疑惑:该如何区分小说与散文?对比差异,可知小说较散文来得自由——小说,甚至现代诗的主体“我”,未必与作者相同。但文类的分别一开始或许不那么重要,总要书写后慢慢掌握文类意识、自觉。身为读者,也会发现文类极其暧昧的重叠之处。比如自传或小说的分别,需要依赖作者的声明。虽然生活碎片经过技艺的转化,形成有秩序的结构,我们还是能够看见作者留下的影子和痕迹。在这个转化的过程,散文还是拥有相当自由的书写空间。 自文学奖的场域引发的争议,是在隐去作者身分即难以辨别捏造身世之作的情况下,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备受考验。借1933年的鲁迅文字回应当下:“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从〈小品文的危机〉也可以得知,“白话文学”以雅致文笔表达情致,是针对白话不能作为文学语言的反抗态度。一再提起虚构问题或界定文类,并不能消除危机,但可以避免无声息的死亡。 不管虚构与否,我们理应警惕什么样的表演与谎言呢?对创作来说,真正的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写的一则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艺术家表演挨饿,即便席上无人,也毫无松懈偷懒的迹象。公众视野断断续续,参观者或多或少,开始时风头无两,后来风潮过了,他还像是路上一座固执的问号。他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观众的不理解也会引起他的愤怒。由始至终,他的饥饿不只是表演,而是对抗没有选择的一种方式,不得已留下的自辩:“原谅我,我实在别无选择啊。如果我找得合适的食物的话,相信我,我绝不会故意惊动他人的,我会像你和大家一样,每天吃得饱饱的。” 对艺术家来说,倒在草地上的一刻不是真正的死亡。后来取代艺术家的是一只年轻的豹,看守员尽责喂食,丝毫没有饥饿的问题。关在笼子里的豹,手中的利爪丝毫不被囚禁减弱了威风,自由还留在它的身上。感受不太灵敏、最迟钝的观众,也能从中获取“舒服的休息”。大家应该不会再记起那个艺术家,他最后不是自豪的姿态,而是想着要继续饿下去的心意。 对艺术家来说,在视野以外的地方,哪怕取巧些许,才是真正的死亡吧。这篇小说呈现的是艺术追求的极端处境,但也是对创作最严肃的诘问。又联想卡夫卡想要自毁作品,或《月亮与六便士》那样的故事,“我”的挣扎和世界的摩擦不会结束。赖香吟在〈反书写〉也借此对书写说出关键的核心:“对自己诚实,远比对他人诚实,是更内在的问题。” 再往前一步,其实此类危机并不限于散文:虚构的对立面是什么呢?从创作技艺谈为文虚构,是为了遵循内在的追求,而不得不做的演出。造假却是“反客为主”,只要没有观众,艺术家随即就可以脱离自己的认知与身分吗?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诚实即是道德,也伴随着风险。作者揭露自我与想法,也会害怕为写作对象(包括自己)带来伤害。于是使用字母的代称,改造一些真实的细节,或以修辞技巧掩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创作谈 03】卢姵伊/成为“我”
3年前
【散文创作谈 03.】 (从车窗望出去,风景一帧帧往后退,你可以看见外在,沿途记录。) 感怀偶尔离开寻常,特意游移走路的时间。固执地随身带着一两本书,想着路上打发时间,其实夜间回到住宿处才有机会翻上几页。背负想看的却没时间看的书,也带与当地相关的书籍,无论历史纪实或文学书写。这多少带着自省的目光——尽量撇除自以为的想像,自觉于入侵他人原有生活秩序,也不想粗糙地留下煞有其事的印记。 拾起一片停留在2019年尾巴的风景。11月的台北非常舒适。没有绵绵无尽的春雨,盆地不再闷热,灰色雾蒙的冬季也还没到来,空气良好,野外的风透着蔚蓝的清净,天上还留着一些云。这样的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大多就在窄窄的一个月里。 路上大多沉默,也有不经意的交际。 一天清晨启程,在剑潭准备一路往北、向上,到一个叫作冷水坑的站点。不必十分注意乘车方向,因候车处很多准备登山的长辈在排队了。这是他们的日常。一列列的兴致与精神,我忐忑加入,随时被拆穿似的。 山路平缓,沿路散落的灰色小房仍有住宅的气息,而我不时紧盯站名。或误认我是临近大学的在读,席间一个妇人向我探问,哪一个站点比较靠近步道入口。在异地移动,旅人之间乐于指路或解释,好像互相认出头顶的一片叶子。但是她的依赖与信任,竟令我觉得过客与在地人的身分面目朦胧起来。 到点下车,其他人都团团簇簇地散了,剩下我们二人。也许我有一些警戒,但仍然多话,为她再做心理整装——路线长短、费时多少,邀她一起进入步道。 秋里山林平和舒爽,气候使得树木较热带的沉静。步道由大多有石头木板砌成,并不难行。林间听见虫鸣鸟叫,只见几只显眼的白色飞禽。先是一前一后走着,而她慢慢不见了。山中独自前行约莫20分钟,终于看到分叉路与路牌,我决定在这里等等,间中有松鼠前来讨食。 许久,日晒渐显,一群登山客经过,所幸她们都见过,她还在路上。 转道进入七星山公园的入口,略有波折。会合以后,我们自然地交谈、交换过去。她在桃园医院当义工,领着车票优惠的报酬,独自来走走。她大约与母亲年岁相近,又觉得她可能是我的镜子。不禁想像许多年后的独行,还能不能如此有毅力? 公园一片芒草依依,俯瞰盆地的城市风景,已被日晒照得迷蒙。她轻车就熟地到处抓拍风景,与步道上的沉重姿势不同了。我以此为目的地,她则向上续行,应能抵达某个山头。稍早的担心显得多余,她更像轻盈的理想化身。彼时我们都没有名字,就此分开路程。没想到接下来世界巨变,自由的线显然收束了许多。 当然还有许多擅长认识、行走异地的旅人,不是我。然而,失去自由时,仍然怀念散逸自由的时光,以及突然降临、不可长久的美好际遇。 (然而道上忽明忽灭,窗上映着你的影子,似是照亮了某个内里的角落,更是一张役者/演员的脸。) 随之浮现的,是不擅移动的自己。但一定有什么支撑着我,让煎熬的心理不那么靠前了。 最早或是移居。与过去不同的是,新家有个梯子,阴翳二楼带来一些想像与阴影。梯子最上面就是房门,没有缓冲的空间。最初搬来的一年,打开房门就发现暴骸——大人将所有家当堆挤在一个房间,想着逗留不长,并打算再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我实在什么都不认识,甚至不懂言语,这段不安定的记忆还在身体里,就此度过多梦的童年。 或是家中无止境的公路之行,只因追逐父族遗迹,城外四散的亲戚。一年之中总有几次,父亲拖家带口穿过市中心,来到另一端城郊相接的远方。而且常常偏离原路,眼前没有导航与指南只有未知的地名,误入歧途只能凭藉直觉回去。分不清眩晕源自脾气冲动的驾驶,还是在陌生亲戚家的枯坐半日。那部老车冷气强劲,后座的只得困在半睡半醒之间,竟似人质,所有难堪不适却一次次撑过去了。 为了免于颠簸,也曾室内安坐,和房间一体双生,依靠电脑荧幕折射自我与外界。直到离开校园后的空白期,开始计划长途游荡。以铁路、巴士、脚踏车,跋涉到山海边缘——这些都不算曲折。反复出走,怎么不可能遇到逢魔时刻?夜里海岸迷人,贪恋逗留至月色清明,却不察身边悄悄聚集了野狗群;骑车到100公里以外的景点,途中瞌睡来袭。诸如千钧一发的时刻,才心生怀疑:为什么我要来到此处?可经过一段日常沉寂,还是甘愿不辞劳苦来一趟漫无边际的异地行旅。其中的苦劳与风险,并没有随着地图上路径的显现,或者远离那样的日子而变得微小。 (在寻常与散逸之间,我们有时倾斜于后者。于是一再遭逢,甚至主动投入、隐形,成为观看者,直到在那边认出另一个自己,最后回到现实的位置。) 那些夜里回到住宿处,准备歇下时拿起随身的书。阅读其他人的抒情与叙述,平实或曲折,习得言说的方式一如交换面具。面具固然是负担,一如旅路上的难题,留下的酸痛,但也是其中一种笃定的积累。试着书写,捡拾重组碎片的过程中,也顺着线索继续生活,反之亦然。 (事后回看,赫然发现,过去的你早已指出未来的秘密。)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3年前
3年前
3年前
陈头头 / 推荐书:约翰.伯格 《留住一切亲爱的——生存.反抗.欲望与爱的限时信》 像一万只疯鹿的迷途 这世界 喧嚣的流血 有一种清澈慈悲的 注视—— 伯格先生的眼睛 如同在闷窒绝望的围篱外 远远的 还有人看见你的抵抗 而没有 别过头去 曾翎龙 / 推荐书:毛姆《马来故事集》 这些在我未及出生的土地上写下的小说,把我推回“故事最大”的悦读时光。 方路 / 推荐书:《朵拉研究资料》袁勇麟主编 朵拉以一生的创作呈献她的才华,也从相关研究她取得的丰硕成果,对照其一生的付出和努力。朵拉是幸运的作家,且值得得到更多的关注。 贺淑芳 / 推荐书:安娜.伯恩斯《牛奶工》 《牛奶工》的繁复,不是因为句子,而是因为叙述声音的行走曲线,岔、断、倒转、跳跃、时时停下,这里那里展开跟主线无关的枝节——人们的谈话内容、创伤、忧郁、炸弹、死亡、性、婚姻、叛军、对叛军的崇拜、对阳刚气质的崇拜、对女性主义的贬低(她们通常是被归类为神智失常者之一)。小说极尽繁复能事地展现了语义复杂的情况,飞出了“这边”与“那边”简单二元对立统辖的窠臼。如同天空不是只有蓝色的,天空有许多颜色,有时甚至青色。安娜燃烧当然是从此时,这当前的意识来写作的,写出《以父之名》(注)没看到的东西。欲罢不能。 ☉注:《以父之名》是1993年的英国电影(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改编自某宗北爱尔兰的冤狱事件。 卢姵伊 / 推荐书:《微型出版的工作之道.一个人大丈夫》西山雅子编 如今,风来去也快,抓摸不定,也有什么暗暗松动了。书像是古老的载物,繁多的书却是新的生活。小出版社里编辑独行,为了与人真正的相遇。 延伸阅读: 【4.23书香日特辑】我的字迹,我的书(上篇)
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