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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在雪兰莪州念大学时,曾有几次和朋友去吉隆坡看他们所说的A市。搭乘巴士、轻快铁或电召车,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异常宽大的马路、各种分岔路口、相叠交叉的高架桥、又急又快的车辆、混乱嘈杂的声音。他们说,在吉隆坡工作必须有一辆车。到吉隆坡工作前,我想像过,离开柔佛州的家乡,在这个地方开自己的车,车里不能有音乐、副驾驶座不能有人、驾驶时速不超过80公里、来不及又错过的路口、被各种鸣笛声吓得手忙脚乱、不敢开车的雨天。想着说着,开车似乎是费神的事,也因为那些发现,大学毕业后决定到吉隆坡工作时,我确定我会在这个地方搭乘公交。 晨间通勤的奇妙片段 我在吉隆坡搭乘巴士上下班快要两年,起初必会根据手机应用程式的时间表到站等巴士,后来则根据我的“大约”。他们说,乘搭公交上班需要很早出门。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我预计7点45分就要到达公司。我特意租住在一个离公司不远的地方,大约7点15分出门,为能乘搭即将在7点30分出发的巴士,并在大约10分钟后到达公司。我想7点15分大约不早,大约不是他们所说的很早。由于那个巴士站是该巴士路线的起点也是终点站,所以大多时候巴士已到站,司机大约会在7点30分的2到3分钟前开门。在还未能上巴士的几分钟内,我有时看马路上的人车,有时看队伍里在我前方的人,有时想最近的写作,然后上巴士,7点30分准时出发。 他们说,公共交通工具不是所有地方都可到达,而且常出现各种情况:不出现、太快、太少、不准时、麻烦、浪费时间。 那些巴士站和我的目的地之间都有一段不知多少米的路,需经过很多地方才能到达。我租住的公寓和附近的巴士站之间,有天桥、U转路口、家具店、油漆褪色的酒店、冷寂的购物商场,看到有人在那个拿督公的神祠前祈祷,才会到达目的地。从公司大门到附近的巴士站,会经过左右停有汽车的路,鸽子成排出现在屋顶的店屋,闪避路面正方形的洞,走过高桥的下方,便到达目的地。 坐在巴士内时,我总会浪费时间,看窗外,看各种情景,它们大约相似并且会被我归类。比如遇到阳光只照在巴士左侧,我喜欢听阳光怎么闪躲高楼和快车,巴士内的冷气在窗上努力吹气,猜天桥里移动的影子们要去的地方。比如遇到雾在窗上还未消散时,巴士以外的世界是半透明的,我喜欢大约,能看见分散亮着的光,车辆颜色拉长制成的丝线。比如窗外似乎无人的时候,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怪力推动,路边巴士站展示着相同张望姿势的人体模特,只有巴士里有人和无数座浮岛,每一座岛只容纳一人,我和那些人都坐在岛的入口,不允许其他人的参观。还有,比如积黑的云团、忽然堵车的情况、不相让的人、看向巴士里的人。 巴士的确不完全准时。每个月大约有那么几天,巴士会迟到或不出现。早上,当走到巴士站时没看见显示“NEXT TRIP 7:30”的巴士,往往都需等7点45分的巴士开动,到达公司附近的巴士站大约7点55,我快步走到公司门口时已是7点59,那几天我都会庆幸自己还能准时打卡上班。每次下班,我大约会在5点01分就离开工位,以便能在大约3分钟后到达公司附近的巴士站,赶上预计5点10分到站的巴士。我只在上巴士“滴”卡时才注意到当时的5点几分,09分或11分或05分。当看见其他号码的巴士经过,一起等候的其他人原地跺脚,然后想起是否已过5点10分时,我就知道巴士又迟了。那时才会开始查询巴士的实时位置,然后比平时更急于知道现在、几分钟、还是几十分钟后会有巴士。如果发生在雨天,空气和鞋底的湿黏会使我格外烦躁,我会想他们说的完全没错。 但是我也能接受那些不准时,否则每个月上下班大约20天的日子里巴士没有变化,我会以为自己处于楚门的世界。 我记得他们说的话,虽不记得他们每一人的名字。决定搭乘公交不是为了证实他们的对错,也不是为了从此就不在吉隆坡开车。而是我已成了他们之一,在说他们说。
17小时前
生活的速度,总是比建设慢一点。 那天,我走在老街上,看见一位老人骑着脚车,慢悠悠地在车流中穿梭。老街依旧熟悉,可车流早已不一样了:呼啸的摩托、按喇叭的轿车,让人心紧。我心里替他捏了把冷汗,可老人神情淡定,仿佛仍在旧时代的节奏里。 在城市发展的洪流里,许多地方换了模样,但人心还停在旧日的节奏里。那些老人骑着脚车,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路上,不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有时闯个小红灯,有时逆着车道。他们的逻辑也许很简单,不是为了叛逆,而是习惯了那样走。对他而言,交通规则不是刻在法条上的秩序,而是几十年来的生活路径——他从年轻时就这样来回穿梭,哪有什么问题? 同样的故事,也在街角不断上演。小店主在店外摆上几张椅子,小老板把货品摆到行人道上。他们是故意要占道吗?还是只想让顾客更方便,也让店铺显得“热闹一点”?他们的道理是,我们都这么摆了几十年,街坊都不曾投诉,大家都不觉得有问题啊! 再往前走,会看到摩托车停在人行道上——骑士或许想着“我只停一下”,但行人却不得不绕道。每个人都没恶意,只是各自想活得顺一点。当每个人都只想着顺一点,城市便开始有了轻微的摩擦。 街角故事不断上演 住宅区的角落,也会出现一些温柔的“冲突”。有位阿姨在儿童游乐场、慢跑道旁的草地上种了几棵辣椒、羊角豆、黄瓜。种些自家小菜是她从家乡带来的习惯,也是她与土地仅剩的联系。可在新的住宅区,这样的角落种植,成了“侵占公共空间”的问题。 这些现象看似混乱,其实都藏着温度。它们提醒我们:城市的成长,不只是建了几条新路、几栋高楼,而是人要学着在新秩序里,重新安顿自己的生活方式。 只是这件事,需要时间。 社会常常想追求效率、整齐与美观,但生活的美,不全在整齐。真正的城市,不只是钢骨水泥的排列,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调适。一个成熟的社会,懂得让旧习惯有转身的空间,让“从前的方式”在新的规则里,找到温柔的出口。 严格说来,不是他们走进了城市,而是城市走进了他们。城市一路扩张,把郊区、老街、田边的生活都卷进规划里;那些原本属于慢生活的角落,被高楼、单行道和红绿灯缓缓吞没。老人骑着脚车,依然沿着旧路前行,只是那条路,早已换了模样。 或许我们都该多一点耐心—— 对逆向骑车的老人,对摆摊的小店主,对那几株努力在屋外生长的小菜。 因为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旧日章节”,在努力与今天同行。 城市长大了,人也会慢慢跟上。只是,生活的速度,总是比建设慢一点。
2天前
3天前
这本书的章节安排精妙,从“洞”这一象征性的标题开始,到对温柔、爱情、孤独、成长与心灵的探索,逐渐揭开生活的层层面纱。洞,本身是具象的,但又是想像的,这给予了读者无限的思维空间。 《洞》是蔡晓玲的散文集,等书漂洋过海来到我手里的时候,发现已经是二刷了,说明这本书广受欢迎。虽然有些文字已经在专栏连载,但是把这些文字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透过文字看作者背后思想情感的最佳时机。蔡晓玲透过独特的文字与情感表达,带领读者进入她个人的内心世界。 这本书的章节安排精妙,从“洞”这一象征性的标题开始,到对温柔、爱情、孤独、成长与心灵的探索,逐渐揭开生活的层层面纱。洞,本身是具象的,但又是想像的,这给予了读者无限的思维空间。 第一辑“洞”以对自然和时间流逝的感悟为主,描绘了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通过与河流、雨天、迷宫等元素的对话,蔡晓玲表达了她对人生的哲思和对美好时光的怀念。而第二辑“猫都不见了”则通过对猫的描写,引发对生命、孤独与消逝的沉思。这些作品中,猫不仅是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更是作者情感的寄托,呈现了一种消逝与追寻的主题。 第三辑“最初是温柔的”展现了作者对温柔与人际关系的细腻观察。无论是对“最初的温柔”的回忆,还是对日常生活中平凡瞬间的感悟,都充满了人性化的光辉。这一部分的作品多描绘温暖的情感,无论是对女孩的鼓励,还是对心灵的追寻,都透露着温柔与关怀。 随着书的推进,第四辑“在San Francisco Coffee写信”将目光转向了城市与他乡的交织,展现了作者在异乡的思考与生活的片段。从“龙猫表弟的爱情”到“同居者”的故事,细腻的情感描写让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更具深刻的哲理性。 最后一辑“阳台”则以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心态,探讨了关于自我认知、梦想与自由的追寻。无论是“新病来了”的困惑,还是对“白日梦”的憧憬,都在呈现一个更加豁达与包容的内心世界。 总的来说,《洞》通过各个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篇章,探讨了生命的多重维度,既有温柔细腻的情感描写,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通过对日常与非日常的描绘,蔡晓玲向读者传递了一种从容面对生活的态度,感受生命的温柔与美好。黄锦树教授以〈平淡的温柔〉为题做序,恰是抓住了本书所要表达的主旨。 更多文章: 【第十五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散文组首奖】洞/蔡晓玲
2星期前
今年又是在他乡过节。 也只有每逢这时节的月亮,才会如此清晰地唤醒我隐藏的思乡之情。从大学回到住处需要一个小时有余。虽是中秋佳节,街道却似乎比平日更安静。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仅仅隔海相望,但我总对这里的一切带着一层滤镜,明明两者极其相似。 还记得以往新年回老家,总能听邻里闲话家常说谁家孩子去了新加坡工作,一比三的汇率和大城市水土就是养人。如今脱胎换骨回来在“乡巴佬”面前,装模作样地说上一口蹩脚新加坡英语,连带着不和自己的孩子说方言和中文。似乎这样能摆脱原乡印记,摇身变成“上等人”。诸如此类复制粘贴的话题人物在乡亲们口中好评如潮,话里话外不外乎赚了多少钱,孩子送去了什么国际学校学英语。同时炫耀似地广而告之自己已在成为新加坡PR的路上更进一步,不久就变成高贵的新加坡人云云,仿佛把乡音一洗,就能从田地里的菜苗变成五星饭店里泛着油光的餐盘摆饰。这也使得年少时期的我极度讨厌新加坡,觉得那是腐化人心之地——去了那里的人都变得目中无人,变得口袋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得。 如今,我也机缘巧合来到新加坡继续学术研究。但基于此前先入为主的经验,我常带着一种扭曲而拧巴的情感,执著地在新马两地之间寻找差异,仿佛融入这里就是“背叛”家乡。口音、食物、节庆、政治语言——我总能敏锐地察觉细微的不同。或许那是一种隐秘的防御:我想告诉自己“我和那些已经是新加坡人的前马来西亚人不同”。仿佛只要分清楚“我”和“他们”,就能保留某种纯粹的原乡印记,提醒我来自何方。 但我深知自己的错误。他们有错吗?没有错。人人都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城市提供赚取钱财的机会,给予更多可能。 作为一名研究者,学术训练要求我们跨越国界和情感。它让我学会用“底层研究”“全球在地化”“民族志”等词汇概念分析问题,却无法教我如何安放感情。我常提醒自己,在接受如此训练之下,我应当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我要有宽阔的心胸,去理解,去同情。我要批判,要把历史的伤痕和被埋没的不平等挖掘到太阳底下,让所有人正视这一切。国籍之于我理应建立在“想像共同体”思考之上,而非情感的枷锁。但“理应”二字最显人的无力。 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辗转于北京、吉隆坡、怡保和新加坡,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流动的生活。但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场域之内,才发现那种超脱只是一种幻觉。 我研究马来亚的土地、作物与族裔历史。这个研究以我的新村老家为起点,此前我也乐于到处跑动,期冀能把研究打出名堂。或许潜意识里有点自命清高地想要证明给那些只认赚钱才是成功的乡亲——你看,我做人文研究,也一样能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能在特定的场合内收获尊重。 可是在外婆故后,我越来越计较离家的距离。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批判”是种沉重的姿态。面对殖民遗产遗留问题造成的现代社会不平等,我们可以写出论文、发表论述;但当问题回到个体层面,就变成了难以承受的无力感。外婆去世后,这种情绪愈发明显——我越来越不想离家乡太远。我也偶尔会自我怀疑,我花那么多时间揭示历史的伤痕,可又有谁真正能因此得到安慰?或许,人终究无法永远处在批判的姿态里。 月光照不进的乡愁 马来西亚的国旗也有月亮,不过那轮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和圆月相比尖锐很多。在北京读书时,逢十五近半夜,我常被月亮照醒。人说月亮哪里都一样,但北方的月夜干冷透亮。自从在中国学习以后,我就养成了不拉窗帘的习惯,无论身在何处总希望月光能进来。也每每那时,我会独坐床前,想新村的生活,想老家的悠闲,觉得北京一切的一切,都和南洋相隔甚远。突然想起,外婆去世那年,我在大学里接到消息后立刻飞奔向大兴机场。我仍然记得那天正是农历八月二十五,天上的月亮是峨眉月,与国旗上新月般尖锐,暗淡无光照不亮前方路。 如今,曾教过补习的孩子要入籍新加坡前来服兵役的消息,更加剧我的焦虑。年青人与原乡的连接越来越少,向往城市生活。城市的车水马龙、明亮堂皇的商城,琳琅满目的奢侈品、井然有序的花卉树木,以及街道上人工制造的香气吸引着人们的感官,有如此奢华和天堂般的生活,谁要回到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小地方呢?可我却没来由地依恋村内,成为一名怀旧者,翻箱倒柜般地挖材料书写乡土。我为何会这样?我也不知道。自我批判和剖析往往最难,在于无法理清自己的混乱杂念。 有时我会羡慕那些真正能安于新生活的人。他们不再问“我从哪里来”,只问“我现在在哪”。而我仍在原地打转,像被某种透明的线缠住。也许,我的研究、我的写作,都只是延长那根线,让自己不至于彻底漂浮。 现在偶尔怀念以前在北京读书没心没肺的日子。人总是这么容易变化,不可预测,也不可控制。不像月亮,总在可预知的时间变化月相。我想,我终究无法摆脱对故乡的牵挂,也无法完全融入新的土地。这是我一点隐秘而别扭的坚持。 此刻唯有能做的是关上灯,尝试让十五的月光照进房间。可高大的HDB组屋[1]遮挡了月亮,月光究竟隔绝在窗外了。 [1] 注:此为新加坡政府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开发并管理的祖屋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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