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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看不见的阻碍，视障人士江慧琛：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

有次电召司机的导航系统当机失灵，请江慧琛打开手机帮忙导航。她说“我看不到，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司机一再要求，江慧琛一再推托，一直抵达目的地，她掏出白手杖准备下车，司机才惊觉“Oh, you betul-betul buta?”（你真的是盲人啊？）“是啊，过去15分钟我一直跟你说我看不到，你就是不听。”司机频频道歉，江慧琛说，“没关系，大家都在学习。” 往事重提，Make It Right Movement社区发展经理江慧琛（Amanda Kong）说，教育大众身障群体的权益不只透过倡议工作，也包括日常生活，“但你得抱持一颗开放的心。” 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陈世伟浏览江慧琛的Instagram，有很多到处旅行的照片，高原、小溪、沙滩、海上。访谈中，身障人士的权益倡议工作遇到的故事多姿多彩。看来，失明没有阻止她享受生活。 “也是有失落的时候，尤其人们对视障人士仍存有刻板印象。”虽然能独自前往熟悉的场所，但妈妈送她上电召车时，总有司机疑惑“她自己一个人啊？你肯定可以吗？”她回答“你怕什么？我坐Grab很多次了，可以的。如果你迷路，我可以教你怎么走。” 专访当天，江慧琛如常独自搭乘电召车来妇女行动协会（AWAM）会所。她顶着“马来西亚首位女性视障律师”的光环，现也是AWAM署理主席。这些名堂或许可以带给他人启发，但她更自视为“社会倡议者”，倡议身障社群的权益。就谈盲人，刻板印象中他们不是在街头唱歌，就是从事按摩或电话接线员，甚至没有工作。江慧琛的切身经验，和同事都是专业人士，外出会谈，对方却只跟同事说话，好像盲人不会说话。她都开玩笑说，“你也可以跟我说话的，我听得到的。”种种歧视的问题根源，她认为，社会缺乏对身障人士实际需求的认知和教育。她有句格言“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贯穿人生。初中评估考试（PMR）后，成绩明明足以进入理科班，校方以缺乏视障学生辅助教材为由回绝。她真切体会到，对于自己的学业、科系，视障学生竟然没有选择权。她认为，一方面校方不愿投入资源，或只想按照惯例，不替有需要的身障学生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很多视障学生都乖乖跟从，不能读理科就读文科；不能上大学心仪的科系，就读现有提供给视障者的课程，例如语文或宗教科系，就业前景也受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念法律系。”江慧琛想，身障人士需要争取更多权益，如果什么都不做，这个群体就会一直按照老路前进。与其干等不如适应环境 “当然，说比做容易。”既然决定开辟一条新路，江慧琛就得自行扫除各种障碍。法律课本可以改用电子档，用旁白（voice over）软体或荧幕阅读器读取吸收。但法律系讲求合法，必须尊重智慧财产权，她得写信给出版社，声明取用电子档只为研读。申请版权耗时五六个月，等拿到手，早就慢了同学两三个月。怎么办呢？当时她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校方安排一位图书管理员，整理课本的部分摘要，让她上课应急。 “对我来说，解决问题并非难事，怎么适应环境才是重点。”像没有课本那样，就想尽办法取得。回到马来西亚工作，学会使用电召车、搭捷运安排自己的交通。江慧琛直言，等待环境变得对身障者更友善需很长的时间，与其干等，不如去适应环境，而非受限于环境。她拿起手机示范，快速点击屏幕。只见手机屏幕画面迅速切换，旁白语速快得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她已经进入电子召车手机应用程式，选好地址，只差最后一步确认召车。“我手机的语速应该是正常速度的3、4倍，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她再示范浏览Instagram，又见她不断点击屏幕，手机不断发出在我听来是“叽哩咕噜”的怪声。“嗯……基本上我朋友出席了一个聚会，发了限时动态（stories）。”她“看得到”，因为手机软体还会大约形容照片画面。她就这样善用科技软体，浏览朋友圈，独立出行，处理文件……“很多盲人朋友已经在舒适圈安逸了，但我不行，我想跟科技一起进步，所以常探索新的科技事物适不适用。”她办工作坊分享一些辅助视障者的科技软体，很多人反而觉得她曾出国念书，有优势。可很多人没看到，她勇敢踏出舒适圈那一面。推行社会工作模式替身障者长远规划江慧琛认为，民众普遍对身障群体投以同情、可怜的态度，很多人、团体，甚至身障者本身也抱持“慈善”（charity mode）思维，提供的帮助往往是短期的，最直截了当就是捐钱。在Make It Right Movement，江慧琛提倡的是“社会工作”模式（social mode），设身处地替身障者长远规划。可是，有时前来求助的身障者仍抱持慈善思维，更关心工作坊有没有提供免费食物或津贴。所幸年轻一代的身障者思想更为开放，意识到智能手机能带来各种可能。 “社会工作”模式的协助基于身障者的能力寻找匹配的工作，同时雇主也提供适当的辅助，协助身障者融入工作环境。他们推崇DEI三大要素，即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例如，透过沉浸式办公室计划（Office Immersion Programme），让神经多元者（如自闭症、阅读障碍者）在办公室待上4、5个小时，布置给他们资料输入、制作简报等任务，事先慢慢习惯和其他同事交流。除了改善职场环境，身障者也应提升能力，其中一项是数位素养（digital literacy）。再拿视障者为例，学习用智能手机召车、订餐、网购，掌握科技技能都能让自己更加独立，参与更多活动，生活也更有意义。身障者就业挑战多虽然努力推广，但身障者就业的挑战实在太多。她就是显著的例子，尽管高分毕业，握有律师资格，求职路处处碰壁。在她加入Make It Right Movement之前，一度失业整整半年。其实，她曾到律师事务所应征，但面试者似乎仅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盲人到底如何考获英国的一等学位。面试看似顺利，隔天查询结果，对方即表明已经找到更适合的人选。“可是一个星期后你又看到同一个职缺公开招聘启事……” 说到底，江慧琛认为是成本问题。聘请身障人士，要花多一些钱去调整设施，或调配人力配合，企业会认为，干脆聘请健全人士。就算有面试机会，身障者也要有心理准备，面试官可能问出令人感到冒犯的问题。江慧琛就是一例。“盲人考试是不是先拿到考题？”“盲人和其他考生考同一份试卷吗？”“盲人是不是有多一点时间作答？” 再谈身障女性的困境，江慧琛说，很多人不敢帮助身障女性，担心一不小心就被诬告性骚扰。可是，身障女性面对真正的性骚扰，却申诉无门。她举例，曾有一名女性盲人按摩师负责招待一名男顾客，对方显然不是为了按摩而来，而是挥舞毛巾搔弄按摩师，想趁机占她便宜。按摩院老板事后陪同按摩师去报警，却被劝退撤案。江慧琛无奈地说，盲人报案常常被挑战，“你是盲人，根本看不见，又怎么能确定他在骚扰你？”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江慧琛健谈，话语间透露出无比自信，丝毫没有因为失明而失去光彩。“是我的妈妈让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原来母亲曾为了教导她的课业，特地去学点字。现在的她独立又有自信，在熟悉的环境自在得不需要白手杖辅助，所以才会被司机误会。她能独力完成的事太多了，像手脚穿戴的水晶链子，都是自行网购的。逛街买衣服也不是问题，母亲只需告诉她颜色，她自己摸得出质感和花样。其实她小时候看得见，后来因青光眼才失明，所以对颜色配搭有基本概念。“红色、黑色对比强烈，白色百搭。我配好了就问妈妈ok吗？”第六感常常派得上用场。母亲一直是她最好的伙伴，和她一起到处旅行。作为擅长打破框架的盲人，她去登山健行，喜欢旅行、拍照。或许被太多人问过，没等问出口如何欣赏风景，她已经回答，“我可以感受得到啊！” 更多【人物】：政治学者甘诺拉·乐储莎堃／民主是长远的奋斗健康从“心”开始修炼，洛桑加参：不要让情绪虐待自己的心当个“杂学”艺人，曾宝仪：只做一件事的人生很无聊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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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不熟社会企业马来西亚DiD众筹之路步步艰辛

很多人会把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绑在一起，或者有个错误的理解，认为社会企业同样是一种需要别人捐助的机构，而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可赚钱，甚至可以分红的机构，因而以同情或施舍的角度为出发点去支持社会企业。如马来西亚黑暗对话社会企业（Dialogue in the Dark Malaysia,下称DiD）就是一个机构，但因为对社会企业不甚了解，本地人会把它视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或慈善机构，无法感受到DiD背后所要带出的真正意义，令该组织在重启体验馆的众筹活动上步步艰辛。为此，香港黑暗对话社会企业（DiD HK）创办人张瑞霖特地飞来大马，以香港DiD的成功之路为主题，向大马民众解释社会企业的存在价值与分享香港DiD的成功之路。以商业手法寻找失明人士的价值张瑞霖强调，社会企业并不是要公众施舍的企业，反之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香港DiD就是一个实例。他在2008年创办香港DiD，两年后就开始有盈余，参与的15名创投者如今每年都有分红，是全球DiD成功的典范之一。在2007年时，张瑞霖还是一名在中国有大规模投资的商家，那一年香港社会企业运动崛起，而他在中国也有参与建校的慈善工作。 “能够帮助贫困子弟是开心的，但心里还是觉得差了那么一点，觉得自己的企业无法发挥更多的作用！” 刚巧那一年，德国DiD创办人到香港办讲座，提到社会企业办得好也可以赚钱，当时他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但又很感兴趣，于是就跟他一名伙伴特地飞到德国考察，从而让他对社会企业有了新的价值观，最后在因缘际会下被说服创办了香港DiD。张瑞霖透露，当时他身边一位失明朋友也没有，但却被香港社创之父谢家驹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跟我说：‘香港不需要有另外一个慈善组织帮失明人，但需要一个生意人以商业手法寻找失明人士的价值，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以一个企业经营方式提供企业价值’。” 因为这番话，他在2008年开始用德国的DiD商业模式，以创投方式在香港设立了黑暗体验馆，并且运用他在商界的人脉，邀请企业管理层来体验馆参加企业高管工作坊，因为高管虽然有很好的企业管理经验，但把他们摆在黑暗中去完成一些任务，原有的特长都无法发挥，反而会激发创新企业技能，带给他们很大震撼。自此之后，该组织每年办了300场工作坊，几乎全香港的大公司都有参加过，至今已经办了超过3500场的工作坊，间接的认同了通过黑暗体验馆工作坊的价值，也改变了参与者的价值观，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张瑞霖认为，透过工作坊，让人认知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并不是残障人士就需要被人同情，如果有足够包容性，残障人士可以发挥个人长处。 “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公民社会，在开放环境中新思维才能激发出来，让大家懂得珍惜每个人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能力上的强弱，从而创造社会包容性。” 他认为，开心，是生命最重要的，而价值观的转变及人与人的和睦关系，将可以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平等有意义，而社会企业做得好的话，对社会以至国家都会带来好的效应，通过新思维创造公民社会。通过体验改变价值观目前全球25个国家，百多个城市设立了DiD，香港是一个接受度比较高的城市。张瑞霖坦言，人的价值观很难改变，必须经过体验后才会改变，但因为当时港府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推展一个教育计划，所以DiD连续5年获得政府津贴主办工作坊，每年接触到10万名学生，获得很多新一代支持社会企业。香港DiD是一个以办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构，不需要依赖政府与公众捐款来维持，同时透过体验工作坊之后，也改变民众对社会企业的思维。他提到，在疫情期间，黑暗体验馆无可避免的完全关闭，如今正渐渐走回轨道，预料年终就可以恢复正常。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及就业 DiD除了改变人们对残障人士的观点之外，也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及就业。以该机构为例，有40名员工，半数的员工都是残障人士，是香港聘用残障人士比例最高的机构。聘请残障人士除了调整硬体设施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同理的思想，他们不需要特别照顾，需要的是尊重与相信他们的能力，并给他们空间去发挥。他表示，除了聘请残障人士之外，该机构在6年前推动另一项帮助残障人士的计划，那就是协助残障人士进入大机构工作。每位残障人士入职时都会有一位导师陪同，引导他适应新环境与独立，至今已经成功协助了60名残障人士入职。 “他们不但没有制造麻烦，反而特别努力，令同事也受到激发，老板自然更满意。每一位经由我们的推荐的残障人士，事前都会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训。” 因此，张瑞霖希望借着香港DiD的成功典范，鼓励马来西亚人支持马来西亚Dialogue Includes All（简称DIA）的众筹活动，让DiD可以在大马重整旗鼓。他与马来西亚DiD创办人陈锦辉认识很久了，很清楚陈锦辉在创办DiD的辛苦历程，社会人士对残障人士有很大误解，把支持当作同情，并没有真正领悟到黑暗体验馆的意义。他强调，黑暗体验馆是提供一个环境让参加者在“武功全废”的情况下，激发他们在新环境下开发新潜能，进而改变他们对残障人士的看法。 “当你进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会感到害怕，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在黑暗中指导他们的人都是失明人士，所以很多人在结束后都会有教育震撼的感觉。” “我希望用我的经验来告诉大家，社会企业是一个成功与成熟的商业模式。” 相信社会企业可以生存陈锦辉表示，DiD在全球都是一样的，而亚洲国家的DiD只有他与韩国DiD的创办人是失明人士。他直言，由失明人领导DiD有利也有弊，好处是更能设身处地了解失明人士的困境，坏处则是企业高管只是为了应酬而说支持或参加工作坊，并非觉得这个工作坊能够带给他们好处，所以也不会有后续。 “当我去跟企业主管介绍我们的工作坊时，大部分人都是在企业社会责任（CSR）前提下支持我们；同样的大马很多社会企业，也是用非盈利机构思维来经营，所以也难怪大家会以为社会企业就等同非营利组织。” 因此，他非常欣赏香港DiD的营运方法，也一直在学习，而张瑞霖更是他的第一位投资者，2013年投资了100万令吉让他启动大马DiD，因为张瑞霖相信社会企业是可以生存的。更多【新教育】: 内陆小学教师肖恩史丹利／用创意教学方式，让孩子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克服阅读困难自学者在舞台发光建筑测量师为楼宇把脉的医生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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