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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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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发布: 2:00pm 19/05/2025

人物

妇女行动协会

失明人士

江慧琛

Make It Right Movement社区发展

视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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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行动协会

失明人士

江慧琛

Make It Right Movement社区发展

视障律师

打破看不见的阻碍,视障人士江慧琛: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陈世伟

有次电召司机的导航系统当机失灵,请打开手机帮忙导航。她说“我看不到,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司机一再要求,江慧琛一再推托,一直抵达目的地,她掏出白手杖准备下车,司机才惊觉“Oh, you betul-betul buta?”(你真的是盲人啊?)“是啊,过去15分钟我一直跟你说我看不到,你就是不听。”司机频频道歉,江慧琛说,“没关系,大家都在学习。”

往事重提,经理江慧琛(Amanda Kong)说,教育大众身障群体的权益不只透过倡议工作,也包括日常生活,“但你得抱持一颗开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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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选读理科,让江慧琛意识到,必须主动争取身障群体的权益。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陈世伟

浏览江慧琛的Instagram,有很多到处旅行的照片,高原、小溪、沙滩、海上。访谈中,身障人士的权益倡议工作遇到的故事多姿多彩。看来,失明没有阻止她享受生活。

“也是有失落的时候,尤其人们对视障人士仍存有刻板印象。”虽然能独自前往熟悉的场所,但妈妈送她上电召车时,总有司机疑惑“她自己一个人啊?你肯定可以吗?”她回答“你怕什么?我坐Grab很多次了,可以的。如果你迷路,我可以教你怎么走。”

专访当天,江慧琛如常独自搭乘电召车来(AWAM)会所。她顶着“马来西亚首位女性”的光环,现也是AWAM署理主席。这些名堂或许可以带给他人启发,但她更自视为“社会倡议者”,倡议身障社群的权益。

江慧琛(右一)现也是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

就谈盲人,刻板印象中他们不是在街头唱歌,就是从事按摩或电话接线员,甚至没有工作。江慧琛的切身经验,和同事都是专业人士,外出会谈,对方却只跟同事说话,好像盲人不会说话。她都开玩笑说,“你也可以跟我说话的,我听得到的。”种种歧视的问题根源,她认为,社会缺乏对身障人士实际需求的认知和教育。

她有句格言“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贯穿人生。初中评估考试(PMR)后,成绩明明足以进入理科班,校方以缺乏视障学生辅助教材为由回绝。她真切体会到,对于自己的学业、科系,视障学生竟然没有选择权。

她认为,一方面校方不愿投入资源,或只想按照惯例,不替有需要的身障学生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很多视障学生都乖乖跟从,不能读理科就读文科;不能上大学心仪的科系,就读现有提供给视障者的课程,例如语文或宗教科系,就业前景也受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念法律系。”江慧琛想,身障人士需要争取更多权益,如果什么都不做,这个群体就会一直按照老路前进。

在熟悉的场所,江慧琛可以不用白手杖行走。
与其干等 不如适应环境

“当然,说比做容易。”既然决定开辟一条新路,江慧琛就得自行扫除各种障碍。法律课本可以改用电子档,用旁白(voice over)软体或荧幕阅读器读取吸收。但法律系讲求合法,必须尊重智慧财产权,她得写信给出版社,声明取用电子档只为研读。申请版权耗时五六个月,等拿到手,早就慢了同学两三个月。怎么办呢?当时她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校方安排一位图书管理员,整理课本的部分摘要,让她上课应急。

“对我来说,解决问题并非难事,怎么适应环境才是重点。”像没有课本那样,就想尽办法取得。回到马来西亚工作,学会使用电召车、搭捷运安排自己的交通。江慧琛直言,等待环境变得对身障者更友善需很长的时间,与其干等,不如去适应环境,而非受限于环境。

她拿起手机示范,快速点击屏幕。只见手机屏幕画面迅速切换,旁白语速快得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她已经进入电子召车手机应用程式,选好地址,只差最后一步确认召车。“我手机的语速应该是正常速度的3、4倍,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手机调至旁白(Voice Over)模式,快速念出界面上各种选项,江慧琛三两下就点选好地点。

她再示范浏览Instagram,又见她不断点击屏幕,手机不断发出在我听来是“叽哩咕噜”的怪声。“嗯……基本上我朋友出席了一个聚会,发了限时动态(stories)。”她“看得到”,因为手机软体还会大约形容照片画面。

她就这样善用科技软体,浏览朋友圈,独立出行,处理文件……“很多盲人朋友已经在舒适圈安逸了,但我不行,我想跟科技一起进步,所以常探索新的科技事物适不适用。”她办工作坊分享一些辅助视障者的科技软体,很多人反而觉得她曾出国念书,有优势。可很多人没看到,她勇敢踏出舒适圈那一面。

推行社会工作模式替身障者长远规划

江慧琛认为,民众普遍对身障群体投以同情、可怜的态度,很多人、团体,甚至身障者本身也抱持“慈善”(charity mode)思维,提供的帮助往往是短期的,最直截了当就是捐钱。

在Make It Right Movement,江慧琛提倡的是“社会工作”模式(social mode),设身处地替身障者长远规划。可是,有时前来求助的身障者仍抱持慈善思维,更关心工作坊有没有提供免费食物或津贴。所幸年轻一代的身障者思想更为开放,意识到智能手机能带来各种可能。

“社会工作”模式的协助基于身障者的能力寻找匹配的工作,同时雇主也提供适当的辅助,协助身障者融入工作环境。他们推崇DEI三大要素,即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例如,透过沉浸式办公室计划(Office Immersion Programme),让神经多元者(如自闭症、阅读障碍者)在办公室待上4、5个小时,布置给他们资料输入、制作简报等任务,事先慢慢习惯和其他同事交流。

除了改善职场环境,身障者也应提升能力,其中一项是数位素养(digital literacy)。再拿视障者为例,学习用智能手机召车、订餐、网购,掌握科技技能都能让自己更加独立,参与更多活动,生活也更有意义。

江慧琛自视为“社会倡议者”,为身障社群的权益不遗余力。
身障者就业挑战多

虽然努力推广,但身障者就业的挑战实在太多。她就是显著的例子,尽管高分毕业,握有律师资格,求职路处处碰壁。在她加入Make It Right Movement之前,一度失业整整半年。

其实,她曾到律师事务所应征,但面试者似乎仅出于好奇,想知道一个盲人到底如何考获英国的一等学位。面试看似顺利,隔天查询结果,对方即表明已经找到更适合的人选。“可是一个星期后你又看到同一个职缺公开招聘启事……”

说到底,江慧琛认为是成本问题。聘请身障人士,要花多一些钱去调整设施,或调配人力配合,企业会认为,干脆聘请健全人士。

就算有面试机会,身障者也要有心理准备,面试官可能问出令人感到冒犯的问题。江慧琛就是一例。“盲人考试是不是先拿到考题?”“盲人和其他考生考同一份试卷吗?”“盲人是不是有多一点时间作答?”

再谈身障女性的困境,江慧琛说,很多人不敢帮助身障女性,担心一不小心就被诬告性骚扰。可是,身障女性面对真正的性骚扰,却申诉无门。

她举例,曾有一名女性盲人按摩师负责招待一名男顾客,对方显然不是为了按摩而来,而是挥舞毛巾搔弄按摩师,想趁机占她便宜。按摩院老板事后陪同按摩师去报警,却被劝退撤案。江慧琛无奈地说,盲人报案常常被挑战,“你是盲人,根本看不见,又怎么能确定他在骚扰你?”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江慧琛健谈,话语间透露出无比自信,丝毫没有因为失明而失去光彩。“是我的妈妈让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原来母亲曾为了教导她的课业,特地去学点字。

现在的她独立又有自信,在熟悉的环境自在得不需要白手杖辅助,所以才会被司机误会。她能独力完成的事太多了,像手脚穿戴的水晶链子,都是自行网购的。逛街买衣服也不是问题,母亲只需告诉她颜色,她自己摸得出质感和花样。

其实她小时候看得见,后来因青光眼才失明,所以对颜色配搭有基本概念。“红色、黑色对比强烈,白色百搭。我配好了就问妈妈ok吗?”第六感常常派得上用场。

母亲一直是她最好的伙伴,和她一起到处旅行。作为擅长打破框架的盲人,她去登山健行,喜欢旅行、拍照。或许被太多人问过,没等问出口如何欣赏风景,她已经回答,“我可以感受得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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