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族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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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山林试炼记

每次遇到新朋友，他们总爱问我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原住民村落的？”我的答案总是：“不知道。” 说来荒唐，我是个天生的路痴，连在城市开车都经常迷路，更别提那些连卫星导航都搜不到的荒山野岭。每次前往陌生的地方，我总是莫名焦虑，担心一不小心走太远，就再也回不了家。但不知道为何，我的脑袋里总有个神秘声音，鼓励我勇敢出走，踏上一场又一场冒险。2019年6月，当吉兰丹爆发16名巴迪族（Bateq）集体死亡事件时，那股想亲身探寻真相的冲动变得更大了。然而，光有热血和使命感远远不够。为了找到这个原住民村，我上网搜索所有曾报道过这则社会新闻的记者名单，并趁着前公司派我到国会采访的机会，私下向其他媒体同行打听。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位电视台记者向我分享了行驶路径，还有一家华文报记者，成功帮我向英国人类学家Ivan Tacey拿到该村的经纬度坐标。有了宝贵的地图后，我还需要设法联络巴迪族的村长才能启程。于是，我又努力查询任何与巴迪族有关的单位，发现本地环境组织Klima Action Malaysia曾为他们筹款，并会在近期内举行气候大游行。为了接近该组织主席Nadiah，我只好向前公司提出采访意愿，借报道之名，私下向她寻求巴迪族村长的联系方式。这个筹备期耗费了近两个月时间，但我始终联络不上村长。有鉴于住宿早已敲定，因此时间一到，我和团队只能硬着头皮启程。在6小时的车程里，我们一路穿越爪夷文招牌林立的小镇、经过不谙马来文的暹罗裔甘榜、再途经孟加拉工人宿舍区、并于油棕园里兜兜转转，最终抵达的，竟是一个“空村”。心急如焚的我，只好再度拨电给Nadiah求救，却在另一头听见末日般的语气：“巴迪族是狩猎采集者，他们进森林找食物通常一去就是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试炼一：如何渡过水蛭大军的家园在还没遇见巴迪族之前，我们其实不太清楚何谓“狩猎采集者”。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耐心，我们终于在3天后见到他们，并获得村长的采访同意。而我们学会的第一句族语叫“Cep Bah Hēp”（进森林），也是巴迪族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记得某一天，三位村民在我们的多番要求下，终于愿意带我们进森林走一趟，观察他们平时到底是如何觅食的。根据他们的说法，若只是去一会儿，大概两小时就能回来了。殊不知我们白天进去，几近黄昏才出来，前前后后花了5个小时，双脚还多了许多水蛭吻痕。深红色的血液流干以后，又因为长途涉水再次血流不止，就连肚脐也悄悄钻进了一两只，让我们这种“城市人”近乎崩溃。神奇地是，那3名巴迪族村民的双脚，却是黑得发亮，完全没有任何伤痕。明明我们穿的就是一样的人字拖，为何我们走路容易陷进泥巴？过河容易被逆流冲走？爬山坡容易往后滑倒？就连那么小的水蛭，我们也会措手不及？在他们最熟悉的森林里面，我们这种经常以“文明”自豪的人类，更像万物之耻，什么求生技能，似乎都自我们诞生的那一刻起，从基因中淘汰了。由于我们不断尖叫和呐喊，其中两名巴迪族人，只好叫我们在一个沼泽旁稍等一会儿，等他们把竹筏划过来。而不争气的我们，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坐在一棵倒下来的大树头上，听着潺潺流水声，静静地等待救援。但在等了1个小时后，我们又显得不耐烦了，于是忍不住催问身边第三位巴迪族青年，有关另外两人的下落。听闻我们的疑问，他只是淡定地指着前方，说那两名同伴就在不远处的竹林。那为何划了那么久还划不过来呢…… [vip_content_start] 等我们看见救援团队时，才知道真相——原来他们正在制作一个新的竹筏，然后才划过来。试炼二：如何在树林中寻找出路某一次，柔佛兴楼云冰国家公园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风雨，我和原住民朋友正好要去神树前祷告，结果才刚踏入这片潮湿的丛林，水蛭大军便从四面八方涌上我的双脚，再用力地亲吻我。当我抵达河畔时，其他人已先行一步，剩下嘉户族（Jah Hut）朋友Shafie一人在等我。虽然我自认脚步已经比平时还快，但Shafie还是忍不住吐槽我的速度太慢。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开口说道，之前听闻某个特姆安族村子，自古以来就靠“种树”和政府的“伐木”对抗，每次被砍一棵树，他们就会种回一棵树，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将森林保护得很好。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Shafie这次带了3颗榴梿种子，决定每次来神树祷告都种下几棵树，那50年后就能成就一座森林。他告诉我，虽然原住民经常输给法律，但他们赢在照顾森林，让我听了直接起一身鸡皮疙瘩。准备离开森林时，上游人（Urang Huluk）巫师一时兴起指示我走在最前方，以测试我的移动能力，但我始终分不清返回的路线。他们笑称，这里的每一棵树都充满了重要的资讯，难道我都看不到吗？作为不折不扣的城市人，我自然患有非常严重的“树盲症”。每当巫师随机考我树名，我都只能沉默以对。没想到所有的答案，竟然都是榴梿树！让我最终被巫师“宣判”为“不合格的乡下人”。当我们终于抵达村子后， Shafie马上把我的糗事昭告天下。为了一雪前耻，我只好与另一名色迈族（Semai）朋友进行猜树比赛。想当然耳，我只能勉强地辨识森林诊所前的槟榔树、香蕉树和木瓜树。但他不经思索就能呼唤出每棵树的名字：“那是pokok rambai、pokok tampoi、pokok kundang、pokok durian 和pokok petai”。下一秒，他又一脸正经地指着地上的植物，问我是否知道“那是什么？”听到最后一道问题，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怒呛：“哎唷！我知道那是草啦！”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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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通往彼岸之路

小时候，我三句话不离“死”：不是“饿死了”，就是“热死了”、“累死了”。因为大吉利是，妈妈只好在纸上写下“不能讲死字”，并贴在墙上。每说一次，就要罚10仙。这个故事听起来荒谬，却折射出许多华人家庭对“死”的忌讳。由于缺乏“生命教育”，以至于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死去的亲人到底去了上面的天堂、西方的极乐世界、北方的阴曹地府，还是地下的十八层地狱。我在十几岁的年纪失去了外公和外婆。他们生前都是拿香拜佛的人，但葬礼却是唱圣歌和念圣经。第一次祭祖，我以为必须要烧纸扎品给他们在“死后世界”使用，但妈妈说，外公和外婆已经投入主的怀抱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临终前转教的。原因是两个基督徒儿子，派了一班“天使”到医院为他们洗礼。当我知道真相时，内心感到非常挣扎。一方面，我必须尊重舅舅的决定，但我又担心外公外婆“没饭吃”、“没衣穿”和“没钱花”。这道难题一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就连我那位能够通灵的阿姨，也无法解答。反而外公经常将神秘号码托梦给阿姨，让她在每一年的清明节都中万字票，代替祖先宴请后人吃顿饭。若想用资本主义逻辑来理解“死人财”，当然是行不通的。毕竟从来没领过任何纸钱、纸房或纸车的外公，要如何把多余的资本从天国汇款到人间呢？说来也奇妙，我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原住民朋友教我的，而他们的宇宙观与华人民间信仰非常相似，只是形式不同。巴迪族的天国：人与树的共生宇宙以吉兰丹的巴迪族（Bateq）为例，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超自然者（hala’），并在天空中生活。届时，他们将不再需要进食或劳动，享有自由与凉爽的状态，还能在梦中拜访在世的亲友，教授一些实用的技艺与咒语。为了让灵魂顺利升往来世，他们必须采用树葬，而非埋入土地中。男女的葬法皆使用纱笼布与香兰叶编席（pandanus mat）包裹遗体，置于担架，再安放到树上。唯一的区别在于陪葬品——男性或有吹筒（sumpit）与箭袋相伴，女性则常与其传统竹梳、笛子，或其他生前贴身之物一同长眠。对他们而言，树冠是灵魂的居所，也是连接彼岸的通道…… 根据传说，古时粮食匮乏，因此一半的人变成了树，为他人提供食物。当人类奉献自身，将生命力赋予森林，那人们也能透过采集行为，重新获得生命力。只要这种互动持续存在，养分就会在植物与人类之间循环，象征人树共享生命、历史与身分。换句话说，巴迪族与超自然者构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当树林大量消失，意味着人类背叛自然，终将迎来灾难性的惩罚，而他们也不再配当“森林之子”。嘉户族的天国：借鸟羽之力飞往桃源彭亨的嘉户族（Jah Hut）和柔佛的上游人（Urang Huluk）则有类似的宇宙观。他们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灵魂（ruay/semangat），只有褪去这个“原初之衣”（baju awal）后，才能回到原始地——天国。其中，嘉户族的坟墓是用木头打造的金字塔，上面还有精致的雕刻。虽然在埋葬时，男性面朝日落，女性面朝日出，但墓前皆会挖上一口 [vip_content_start] 空井，供他们在彼岸洗澡或饮用。而墓旁还会摆满他们的生前物品，包括衣服、香烟和床褥等等。有趣的是，家属通常会在坟墓插上一只鸡翅膀——男性为公鸡，女性为母鸡——作为“保护伞”，协助亡者穿越炙热的沙漠，平安抵达凉爽的桃源（Pulau Buah）。法国人类学家Jeanne Cuisinier发现，灵魂以鸟的形态存在这一观念，是整个马来群岛对灵魂的最普遍信仰，而“鸡”是“鸟”的最基本形式。例如，嘉户族男童在成年礼上必须杀鸡，鸡挣扎越久，象征男子气概越旺盛。再来，巫师会命族人雕刻鸟头形监狱（Balai Berteh Kepala Burung），用以囚禁偷走人类灵魂、带来疾病的“恶灵”（Bes），并悬挂木雕鸡作为交换的礼物。上游人的天国：以舟为棺渡向大海上游人的墓碑则融合了“木舟”意象，每个家族的风格迥异，仿佛搭乘不同公司的“船型”前往海洋天国一样。家属还会在墓地周围挖掘水道，于三个角落放置石块，并分别在第3、7与第14天逐一移除，以象征这艘灵魂之舟正式起航。由于受到马来人影响，他们称天国为“麦加”，而宛如划桨一般的双墓碑（kayu nisan），则会在彼岸化作“象牙”，送给鬼王当礼物。同样的，他们的“木舟”也会埋葬各种生前用品，像是厨具、衣物、武器、香烟和槟榔等等。当一个人的尸体不见时，意味着他已变成了Datuk Keramat，栖居于上层世界。而他们一般会在人间“种下神树”，并将位置托梦给族人，作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为了获得庇护，上游人巫师会指示病人折7朵白纸花或赠送白布和白鸡，作为贡品。若白鸡回到村里，意味着Datuk Keramat拒绝帮助，病人终将无法康复。走过万象彼岸原是同一条归路这些例子显示，人类与祖先的关系皆建立在“交换”之上。为了理解此世之苦，我们构想了树冠、桃源、海洋等多种彼岸，而这些世界也彼此呼应、相互影响。那么，若天国真有不同版本，我那原为佛教徒的外公外婆，是否能顺利进入基督的怀抱？抑或他们被卡在中途，无处可归？多年后，上游人巫师告诉了我答案。他说，自己曾因染疫“死去”，一度抵达天国，看见七块巨石、听见和谐之歌，并与天使交谈，最终又折返人间。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一件事：“我原以为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死后会前往不同的世界。后来才发现，我们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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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珂普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我初次发现“种族”是被创造的，是2019年。那年6月，吉兰丹话望生的原住民村爆发16人集体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一开始，他们的尸体遍布森林，葬在不同的树上，然而经过卫生部官员介入调查和解剖后，他们却变成了穆斯林，必须土葬。这些皮肤黝黑、身型矮小的原住民叫“巴迪族”（Bateq），与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峇迪布（Batik）自然一点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族语里，“Bateq”是“人 ”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会自称“Bateq Hep”，意即“森林的人”（Orang Hutan）。当我询问他们是否为穆斯林时，巴迪族村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耐人寻味地说道：“以前，所有的人都是Bateq，华人的妈妈是Bateq，马来人的爸爸也是Bateq，但是神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种族’。像是马来人，他们以前也和我们一样的，喜欢吃猪肉，但是后来他们不吃了。他们忘记了，是他们想要和我们不一样，现在却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 “族名”具有流动性，会随时代变迁改变纵观马来半岛19族原住民，他们的族名与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一样，都是被“他者”建构的，尤其是西方殖民者。这些所谓的“族名”通常是不同语言的“人”，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有些甚至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变。打个比方说，雪兰莪州的玛美里族（Mah Meri）原为一支海上游牧民族。有文献指出，他们曾经居住在彭亨和柔佛边境的兴楼（Endau）海域，甚至南至柔佛、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还有人声称，他们的足迹曾出现在柔佛峇株巴辖和麻坡南部的沿河地区。而这群人的“族名”至少有3个版本。根据英国学者Skeat和Blagden在《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的记载，这支海上游牧民族最初被外界称为“Besisi”。在马来文中，“Sisi”是“边缘”的意思，有可能与他们的游牧性有关。1980年代左右，又有学者发现他们倾向于自称“Ma’Betisek”，意即“长鳞片的人”。传说中，有位族人在清洗鱼只时，不慎让一片鱼鳞掉进自己眼里，结果望向远方时，以为海盗船来袭，于是马上拉响警报。由于其他人都看不见那艘船，证实为一场乌龙，所以他便被朋友取笑为“长鳞片的人”，后来再延伸为这群人的族名。那如今使用的族名“Mah Meri”又是怎样来的？背后的原因是这支海上游牧民族在15至16世纪期间，还真的遭到了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海盗袭击，因此便一路逃亡至雪州的凯利岛（Pulau Carey），隐藏在红树林里，变成了“森林的人”。虽然这片红树林后来变成了英国人的橡胶种植园，又在近代成为了森那美公司（Sime Darby）的油棕种植园，但他们的族名却被确立了下来，从此没再更改过。我们都是“人”？按照相同的命名逻辑，台湾的阿美族（Amis）和北美洲的因努伊特族（Inuit）都是“人”、纽西兰的毛利人（Maori）是“正常人”。而在婆罗洲，达雅人（Dayak）是“山区内陆人”、乌鲁人（Orang Ulu）则是“上游人”。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但若你以为西方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初次相遇，都能顺利进行“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人”的对答环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人经常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也因此创造了很多荒谬和成谜的“族名”。例如，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最初被英国殖民者“登记”的族名是Jah Hĕt，意思是“Orang Bukan”。当我询问嘉户族朋友为何“不是人”时，只见众人捧腹大笑，并告诉了我一段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族语，‘hĕt’是‘不’，‘kom’是‘可以’，或许英国人在问我们祖先问题时，他们都爱回复‘hĕt’这个词，也就是‘不懂’或‘不要’的意思，所以最后我们就莫名其妙成了‘非人物种’。” 接着，他又自嘲地说：“若祖先当初回应‘kom’的话，或许今天我们就是‘Jah Kom’（可以的人）了……‘森林的人’应该叫‘Jah Brik’才对。只不过，我们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称呼，平常被问到族名，还是会回答‘Jah Hut’。” 从Hĕt变成Hut，与后来的英国官员无法识别或误听[ĕ]这个音有关，显示“族名”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了这些“种族”以后，才能方便治理。不存在“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 “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究竟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抑或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想要厘清种族的定义还得分析其与生物学、文化、社会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般上，原初论（Primordialism）认为，“种族”是基于血缘、地域、语言等客观因素自然形成的群体，具有永恒特质；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主张，“种族”并非自然存在的范畴，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由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所塑造的概念，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先不论哪种立场更准确，但至少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存在能够明确划分“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人拥有多元和流动的身分认同早已不是什么神奇之事。神奇的是，尽管我们都是那个被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种族”的煽动下摇旗呐喊，继续做一颗政治人物最忠实的棋子。更多【山林珂普】：【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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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蕙 | 18分钟的感动

第一次参加大马TEDx的年度分享大会，惊喜连连。来自不同领域的演讲者在台上用18分钟呈现他们的心路历程，感动了台下1800名观众，应验了那句寓意深刻的老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会主题为“衡”（Balance），分为4个单元：技艺共创、人文共知、声生共存、哲思共勉。我是奔着“人文共知”的讲员郭于珂去的。她是我大学新闻系的学妹，具备了一名新闻工作者该有的特质。她有敏锐的新闻触觉，认真负责，坚守新闻的真实性。早在2019年，吉兰丹最古老的原住民巴迪族曾暴发不明疫病，导致族人集体死亡。她把这宗离奇的集体死亡事件以专题形式发表在台湾的《端传媒》，入围2021年度的卓越人权报道奖，她也因此契机，开始关注其他西马的原住民族群。5年前开始对原住民课题产生兴趣，成立佛系采访团队，多次踏入马来半岛的深山野林实地勘察，进入吉兰丹的森林探访最古老的狩猎族，与巴迪族（Bateq）原住民建立友情，再从报导文学的角度记录他们的声音与形象，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图文并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根据2020年的数据，马来半岛原住民有20万6777人（不包括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族），大致分为18族，仅占全国人口的0.64%。他们的存在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于珂称之为“失落的西马原住民”。她的发表语言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张弛有度，难怪在会后的观众反馈中获得最多关注。 [nonvip_content_start] TED诞生于1984年。近40年的演讲活动中，邀请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现场分享他们的思维与探索成果。TEDx是受到TED认可的非官方平台，遍及全球多个国家，遵循TED模式，依据官方大会所提供的规范与准绳自行筹备。2013年成立的大马TEDx茨厂街，是由一群热爱大马的志工自行策划，旨在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创造力的平台，让更多大马人有机会借由中文和大家展现他们的热情与抱负。这次的分享大会与往年不同的是邀请了两名刚上大学的学生上台分享他们创作的歌曲〈无条件的信赖〉，让在场观众重温青春岁月。另有两位非华裔讲员Azzaha Ibrahim和 Yusuf Hashim，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前者是一名独立研究员，以 “被遗忘的文明：狼牙修的过去与未来” 为题，陈述覆灭了的狼牙修（Langkasuka）王国，透过建筑与艺术探究公元一世纪的古代文明。后者是一名探险家、作家兼摄影人，53岁退休后开始追寻第二人生。今年78岁的他，将探险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 “重新构思你的人生” 为题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明年的大会主题定为“跃”，值得期待。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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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报道面向过于单一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采访难度大增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郭于珂为第9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讲者之一。媒体伙伴：活动日期：2023年10月14日（六）活动时间：9AM-6PM 活动地点：马华大厦三春礼堂购票详情： https://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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