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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门郑氏

在收到雪虹寄来的《林门郑氏》后,我将它放在桌角上,过了一段日子后才读,像是要冷却一下它的烫。我知道任何跟妈妈有关的字眼都会让我决堤。 我已经预感我会嗅到的相似气味,在去年和雪虹见面意识到她也姓林,这个福建最大的姓氏之一时,就已经嗅到的,热带闷热潮湿,阳光如暴雨一样击打进女性的骨头,使之酸痛肿胀,又只能在夜里静息辗转的痛。像风湿一样,蓄积在膝盖手肘各处关节里,只要一落雨,就开始疼,永远,永远地疼下去。 在开始读《林门郑氏》的那天,我也在读李翊云的《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这本散文集写于她的第二个儿子过世后。在同名的那篇文章里她写到在孩子走后,她开始照料花园,但是她拒绝赋予花和植物任何比喻或象征性的意义,像人们通常会期待的,通过隐喻的魔力安慰自身。她希望它们仅是它们自己,承认衰败和死亡本身,是一件又一件事实。“Neither my garden nor my writing will solve what is insoluble in my life.”(不论是花园,还是我的写作,都不能解决我生命中那些无法解决的事。) 在读《林门郑氏》的时候,当我不断想到,这不是小说,这是真实的,雪虹失去了她的妈妈,这是真实的,总会一次次被这个冷冷的事实刺到。 死亡,是一件发冷的事实。 因为此前读过雪虹的散文集《别处的月光》,我大概能想见北方,尤其是北京的岁月如何冲刷了大家想像中马华文学粘稠的气质,让她的文字有了冷调和沙砾的质感。但在这冷下面,又涌动着滚汤的岩浆。 当我想像她是如何回忆自己第一次回到出生的医院,也是母亲开始面对死亡的医院,我相信她一定用了很大的力气,让清晰的文字从模糊的泪眼里落下,刻下,留下。 人其实可以很容易将自己纵情于情感的宣泄里,那也很重要,self-confession(自白)可以帮助痛苦中的人度过很多艰难的时刻。但更难的是,慢下来,去看这个痛苦的果实的四周,紧紧包着果核的果肉(甚至是腐烂的),以及它外层的皮。要让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在其中不得其法,无法动弹。甚至要像把玩一个核桃一样,去感受痛苦冷下来后的纹理。 所以在《林门郑氏》里,她要去看母亲的身体净身仪式的地方,去看墙上挂着“礼字”的木牌,去看那张白布后面的冰箱,其中第二层上面写着“林门郑氏”;去看母亲的记账本,“06.01.2002,学杂费,RM2512;06.01.2002,生活费,RM400;21.02.2002,生活费,RM400。”看见这些事实、细节,就像看着花园里的那些植物,不是也很难能为自己萃取出任何意义,那些可以更好地活下去,更知道怎么去爱的方法论。而是为了重新回到对方生命的“现场”,看见她。这些事实本身,已有千钧之力。 她通过一张张照片走回青年时期班上最高的那个女孩身边;那个在婚后把头发剪得更短的女性身边;那个骄傲地去参加长女的毕业典礼的母亲身边,还有最心碎的一张照片——那个在经历化疗后已经变得不真实的母亲的脸的照片。(近看妈妈的脸,其实是一件恐怖到心碎的事。)好像这个叫做郑锦的女人的一生已经模糊了,混杂了太多不得已和被命运推得走的时刻,在她离开后,被女儿用一张张照片,重新扎回到照片墙上,重新locate(定位)她的位置。 我突然理解几天前,为什么我会为安妮‧埃尔诺的《A Man’s Place》(一个男人的位置)哭。 那天下午我在家对面的西餐厅自习,想把最后几页《A Man’s Place》读完。坦白说,这是读过的8本埃尔诺里我共情最少的一本,也许是因为没有体尝过那种皱巴巴手掌给出的父爱,我抱着只是“finish it”的心情读完。 但不知道为什么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我还是为这个男人的一生落泪。 我看见她的父亲缩成了一块小小的人影,就像《林门郑氏》封面上的那个剪影,到最后,人就是这样一张薄薄的剪影。不论此前这个人的身上载负了怎样让人恨,让人爱的一切,最后,就是这样一张白色的,轮廓模糊,可以被看成任何人,任何他,任何她的剪影。 我看见安妮‧埃尔诺坚持了一本书的“距离”,让这个来自工人阶级,最大的骄傲是女儿走进了他曾经被嘲笑的世界的男人,回到他的“位置”。但还是在最后无法抑制地哭出来,“while I was writing this book, I was also marking papers and sending out model essays because that’s what I’m paid to do. These intellectual games aroused the same feelings in me as luxury, a feeling of unreality, and wanting to cry.”(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我也在批改论文,寄出范文,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这些智力游戏让我有一种奢侈的感受,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种让我想哭的冲动。) 因为她必须在距离她最远的世界里写离她最近的人生。 我们这些逃走的女儿和永远在另一处的“郑锦”的距离,已经在彼处又好像仍在此地的距离,通过文字制造了某种理解和救赎的安慰,但又同时深深意识到其间永恒的失落的距离,还有在书写他们的“位置”时,感受到的我们的“位置”的距离。 是这些,让我心碎。一个人的衰败和另一个人的无能为力,无法靠近也无法远去,让我心碎。 我走到咖啡厅外面,因为不断有路人和客人走过,我想着赶紧哭完就进去,可是不知为何我越哭越凶,擦掉眼泪又溢出,像一阵阵袭来的呕吐从身体涌出,无法抑制。我想啊,你的爱,你的恨,都不能抵住这个人终究要消散的事实。 等到这个身体终于哭完了,连绵了几日的大雨也终于停了,我抬头看见鱼尾葵因雨水而饱满的绿,和它被烧焦的鱼尾。树皮在浸湿了雨水后,被撕裂的部分也更加明晰。 回到咖啡厅,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句子是,“I don’t know how to hate with love, and how to love with hate.”因为脆弱和不知如何是好,我又写了一首诗。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发微信说想我,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说担心我到“那一天”会更难受,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每过一段时间妈妈都要把这些担忧说一遍,每次,也都是以我带着哭腔振振有词的发言,和她看似更理解了我一点的安慰的结束。 挂掉电话后,我回到书桌打开电脑,写完了昨天下午在咖啡店写的那首诗,这样想妈妈的电话打得也很及时。我把诗发给她,收到一个大哭和拥抱的表情,“看了很难过,心疼女儿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了。”妈妈不劝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回复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写诗,不能带来救赎,也不会给我带来答案。写到最后我只是把那个问了自己千百遍的问题再问了一遍,更深地叹了一口气。它只是一种陪伴,陪着我再感受一次这些情感,陪我在大树下再大哭一遍。 李翊云在《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里写到她拒绝“grief”这个词,因为在现代文化里它暗示着这是会有终点的一个过程,或早或晚,你会证明自己能够很好地活下去,而身边人也会更少因你的悲痛而尴尬。所以,她说,“I don’t want an end point to my sorrow.”(我不想我的悲伤有终点。) 《林门郑氏》可能于雪虹也是如此吧,即便到“那一天”,恨不会消散,爱也仍在继续。 当我习惯性地往后翻看还剩多少页时,会猛然收回手并感到羞愧,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止是纸,而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母亲,活生生的死。她63年的人生(在葬礼上甚至为了吉利被写成“享寿六十八”),都在这260页里,每一页都很重要,对雪虹和她母亲都是。最后一页,最后一天,是对活着的人而言的。 死亡这个事实不会随着这本书的结束而结束,不会因为它变成了印刷体,变成了一个实体的小书,为写作者带来了一些荣光和安慰后就结束。文字——在用力地陪我们重走一遍这些痛苦后,再告诉你,后面的路你还是要自己继续走。 有一些事,是可以通过书写缓解的,但失去妈妈这件事不是。 林门郑氏,雪虹的妈妈。我想到我的奶奶也姓郑,在多年前妈妈选择离婚,当我坚定地支持并试图开导奶奶时,她站在楼梯上对着楼下的我说,“你不是林家的人,你走。”但她明明也不是,她是郑家的人。理论上,我才是。 我想过去掉林姓,以此反抗父姓制,但我太喜欢林这个姓氏,它本来只是关乎绿意和生命的。这个美丽又沉重的姓,像榕树的树根细蛇一样盘住树干,往周围的土地抓伸,你会感到窒息,也会感叹它恐怖的生命力,你会想要剪断这些粗壮的须根,或者反过来绞杀它,但很快会发现它们早已紧紧缠绕在一起,连同你最深的爱,和最深的恨。 我久违地忆起年少时读木心的一句话,那时候只觉得美,“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母女俩在逃离与守候之间 【马华独立国】叶福炎 / 她的名字是郑锦
1月前
这部散文勾勒那个时代女性的轮廓,读起来脑里浮现出具体的画面——板屋、缝纫机、锅碗瓢盆。郑锦女士的性格和我妈妈很像:同样是咬紧牙关,辛苦将孩子拉拔长大;她们经营婚姻的方式是忍气吞声,把自己训练成善忘而宽容的太太。 长篇散文《林门郑氏》记录着女儿眼里的妈妈。书名巧妙地反映了婚后女人犹如夫家的附属品,即失去自己的本名,夫姓冠前而本姓随后。作者林雪虹的最后一句写下她母亲的全名:郑锦。 这部散文勾勒那个时代女性的轮廓,读起来脑里浮现出具体的画面——板屋、缝纫机、锅碗瓢盆。郑锦女士的性格和我妈妈很像:同样是咬紧牙关,辛苦将孩子拉拔长大;她们经营婚姻的方式是忍气吞声,把自己训练成善忘而宽容的太太。 郑女士是裁缝师,为了学手艺远赴新加坡。她在家中开设缝纫室和招收学徒。书里最常提到的,正是缝纫的场景。郑女士靠这门手艺养活家人,她还得穿梭厨房为家人煮饭。 讨厌精打细算的自己 郑女士赚取的收入,不只要供养5名孩子,还要还房贷。她用记账来审视财务状况,包括孩子每一款支出都记在账目上。作者对母亲的数字敏感度有极大的厌恶,郑女士常把孩子花了她多少钱挂在嘴边。她提醒着作者是欠债人,欠下不止钱,还有养育之情。  “你终究是你母亲的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看你多像她。”作者写下这句话是自我的嘲讽,她不自觉遗传了母亲的陋习——精打细算。她想摆脱自己讨厌的人,那个记着饭桌价钱的自己。妈妈是女儿对未来的想像,她会试图排斥那些伤害过她的事件。事实上,它转变成一种投射,留存在我们的生活。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在想林雪虹的离乡要证明什么给郑女士看?她不理解妈妈为何离不开父亲,不赚钱还冷眼冷语,发火还会甩东西,动手打自己的手足。书里提到,郑女士试过离开数次,只是不懂去哪里,就重回去那个家了。 作者起初在中国的日子过得不顺遂,她住在狭小的空间,对未来彷徨而无助。她选择继续走这条路,因为她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作家。之后,她收到一份酬劳丰厚的教职,过上安稳的日子。她做到了自己在全新环境立足的模样。 母女俩其实很像,她们用逃离来改变人生。郑女士不想过菜农的苦日子,便去新加坡学裁缝,作者则离开故乡展开新生活。逃离需要对未来抱有一丝新希望,在奔波的旅程里,它化为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们决定不了原生家庭,但可以选择日后成家的对象。雪虹遇见了夏木,他们成家后定居在中国。雪虹说她只有一个家,那便是她与丈夫一起组织的家。我们不需要抹去童年,只要记得自己有创造新篇章的双手。 更多文章: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日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
3月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在受访时把自己的书写形式归纳分类为小说与自传体叙事两种,其著作《一个女人》所要探讨的议题,近似于《林门郑氏》。 阅读《林门郑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是一本/长篇的散文写作吗?还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萦绕在脑海的种种疑问,一直到阅毕此书才得以解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在受访时把自己的书写形式归纳分类为小说与自传体叙事两种,其著作《一个女人》所要探讨的议题,近似于《林门郑氏》。她认为,这类的书写形式是一种“自我的社会学式传记”:“这一类文本中没有虚构的成分,除非记忆有误,否则所有的细节也都是真实的。”另外她又补充,此类的书写更倾向探索并沉浸在更广泛的真实与文化状态,而相较于那些散文更为强调的“我”或“追忆”,则会退居在文字后。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地理解和思考,所谓“长篇散文写作”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写作?书的封底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句子,“林雪虹写的不止是自己的母亲”。除了字面上的意思,这一句也说明了,作者的文字另勾勒出一幅在特定时代马华社会传统妇女的图像。当然,这或许只是(专业)读者单方面为《林门郑氏》所赋予社会性的意义。对作者来说,并非是真的这么一回事。它不过是“一个忧伤的女人的故事”。 “后记”所录的一句话,“我跟你讲,你写下来”成了本书最单纯的写作意图。故此,不论是散文写作、自我的社会学式传记,抑或者现在大家常说的“非虚构写作”,反倒为在AI时代背景下提供了一种写作自身的意义宣称:探索之外,它根植于真实社会与文化的一种反思路径。只是,是否有必要花如此长的篇幅,才讲述一个女人故事的一生呢?这是值得留待读者思索的课题。 从书的第一页开始阅读起,你/你或能在某个空白区间找到停顿点,却找不到任何标题。或许,作者无意为郑氏的每个(时间)节点或某个故事,特别下标、赋予意义的概括。我想,一来是她的写作是为故事主角保留完整的面貌,二来则是不干扰读者与郑氏经由文本媒介所建立的连结。这一切或许来自于林雪虹的写作训练与思考,包括对读者的信任。 实际上,“”真正的故事是从第233页“这一切结束了吗?”才开始,是长达二百多页的故事讲述、世代探索与体现个体的价值后,林雪虹才袒露出自己对于郑氏—女性—母亲的心声与反思。最后一句“她的名字是郑锦”,也是在作者道尽了一位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后,为故事主角找回些什么的答案。如此铿锵有力的答案。这也是长篇幅之必要。 更多文章: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他没把星星搬进房间里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街头的共同体,如我们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