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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编按:面对权力失衡与制度失灵,我们常常会感到无力。中国四川江油一名14岁女生遭受霸凌、官员却漠视父母哭跪的新闻,更让人想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揭示的残酷现实:如果权力集中,人民的权益终究难以保障。《自由的窄廊》更提出“红皇后效应”,提醒社会必须不断追赶巨灵国家,才能不被压制。 上个月,中国四川江油一名14岁女生惨遭多名女生殴打、辱骂长达4小时;当地警方疑因加害者父母背景而未及时立案,仅受轻罚了事,结果引发上千民众自发集会为其讨公道,警方强力镇压之下多人受伤及被捕。此外,面对哭跪磕头的受害者父母(父亲身障,母亲聋哑),官员却一副漠不关心,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断要求在场声援的民众散去。 多年前我曾在官员疏忽职守的网络新闻底下留言须施压官方,一名网民反驳:“如果对官家恶言相向,以后还怎么要求他们做事?”尽管传统的封建王朝覆灭已久,恐怕部分华人还有一种“圣主降世,天下大治”的浪漫想像。若把权力全部都上缴,那与俎上鱼肉有何异?更广纳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这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主旨。 ◢国会让各个阶层互相制衡 英国早期实施封建制度,国王赐予贵族土地,以换取军事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只要贵族联合起来,架空国王并非天方夜谭。约翰王因为王位继承,宗教和领地纠纷而不得人心,封建贵族群起反抗并逼迫国王签署《男爵法案》,也就是《大宪章》的前身。从《大宪章》衍生出来的议会由25名贵族组成,负责监督国王实施该宪章,当中第39条明文规定国王必须根据法律而非个人的喜好,来对一个自由人拘禁、剥夺财产、放逐或杀害,人身保护的概念由此而生。虽然当时的《大宪章》主要保护对象是贵族,而非全体人民,然而,这就是英国迈向政治多元的一个迹象。 1265年首度选出国会,初始成员都是由封建贵族所组成,后来慢慢又加入了骑士和富裕的上级阶层。由此开始,政治权力不再只是集中于国王一个人的手中,而是广泛地分布于与国王紧密结盟的精英、工商业以及往上移动的农民新阶层,各个阶层互相制衡,要想通过任何法案都必须得到更广泛的合作,方能成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英格兰内战,还有光荣革命中对抗极权君主的中流砥柱。 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促进英国的羊毛贸易,规定人民必须随时都佩戴织帽。威廉·李趁此机遇发明了可替代人工织布的机器,效率奇高。但伊丽莎白一世拒绝赋予威廉专利权来推广该机器,因为一旦获批,国王的经济特权将受到侵害。1601年,国会朗读了一份独占权的清单,包含多达七百多项物品,衣食住行几乎无所不包。国王不仅可任意把任何物品列为独占品,还可授予亲信独占权,同一时间人民却饱受剥削。幸运的是,之前政治改革让国会能够在1623年通过《独占法案》,禁止国王授予新的国内独占权(法案效力没有覆盖海外贸易)。这使到富有创意的中下阶层,可凭借自己的能力累积财富,向上流动,促使英国经济蓬勃发展。 ◢光荣革命奠定宪政原则 伊丽莎白一世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都想要强化王权,当中就有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以及詹姆斯二世父子仨。查理一世的专权独断引起了不满。其中一项政策就包括了采用强制借贷政策,强迫人民必须“借钱”给他,然后又单方面改变借贷的条件,拒绝偿还债务,导致民怨沸腾。1642年,查理和国会之间的内战爆发,保皇派战败,查理一世也被处死。尽管有前车之鉴,复辟后的查理二世和弟弟詹姆斯二世依旧继续作妖。 自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以来,英国自立新教并奉为国教。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完全无视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家机关要职的规定,大肆安插亲信,不但迫害新教徒,还损害资产阶级和新贵的经济利益。虽然满心怨怼,但国会想到一旦他信仰新教,女儿玛丽登位就可拨乱反正,也就按下了逆反之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喜得麟子,玛丽从此与王位绝缘。为了避免英国沦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属国,国会伙同玛丽和其夫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把老父亲给罢黜了。因为詹姆斯二世太不得人心,国王军纷纷阵前倒戈,国王流亡法国。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足以光荣后世,光荣革命的美誉由此而来。 政变之后,玛丽和威廉共治英国。从光荣革命确立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后世大多数国家共用的宪政原则。当中就包括了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非经国会允许,国王不得征税、未经国会允许,英格兰不能有常备军。法案也规定了国会必须时常召开,而非如往昔般随国王意愿,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由此可见,原本属于国王的军政财法权,全都过渡到了国会手上。胜利果实并非只由精英阶层独享,平民百姓也分到了一杯羹。法案赋予了言论自由、选举发声的权利。人民可以透过请愿向国会表达心声,庞大的人群让国会不敢忽视底层人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个人财产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放开手脚去创新、创业而无惧积累财富会被任意剥夺,这大大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 ◢国家机关与公民权利达致均衡 虽然广纳式政治与广纳式经济相得益彰,然而成功国家也可能重堕失败国家的泥沼,以《自由的窄廊》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巨灵)权势过大,人民毫无基本权益保障,国家掉出自由的窄廊。 古希腊是其中一个国家体制从无到有的例子当中,最符合国家巨灵受制约的例子。希腊的黑暗时代过渡到由一群代表富裕家族的执政官或首席行政官统治。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关系,就如巨灵不存在的国家般,菁英阶层冲突不断,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幸运的是,上天赐予古希腊一个为政治局面掀开新篇章的领导——梭伦(Solon),他改造了雅典的制度,通过官僚化国家机构,把司法权从酋长手中过渡到集权中央政府,提高国家威权之余,也提高了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 为了达致国家机关与公民的权利均衡,他也把过去主要由菁英控制的政治机构,向所有男性公民开放。另一方面,他把土地交到佃农手中,让公民从地主中解放,并立法取消所有以服劳役偿还债务的契约,以及禁止以个人人身作为担保的贷款方式,此举让公民从行之有年的陋习(规范牢笼)中解放。当中最贴近近代“人人平等”观念的改革,就是制定《侮慢法》(Hubris Law)。此法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诉讼,而且同样的法律,一样适用于菁英和一般公民。更让人惊讶的是,任何人对奴隶施予不法行为,也一样可以在此法下遭到制裁。 ◢民主制度要如何运行得好? 后继者更深化了相似的政策,下放更多政治权利予平民,例如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将众议会席次向所有30岁的男性公民开放。此外,他订立《陶片放逐法》,把流放制度正式化,让群众集会每年可以投票决定是否放逐某人,以此制约权势。带领雅典人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打败波斯人的大英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也曾在此法下被放逐。种种政策保障了公民(社会)的权益不会受到权势恣意妄为地剥削侵犯,因此希腊才会成为人类文明中璀璨的钻石。 从希腊的例子,作者就带出了“红皇后效应”这个观念:想要打造富强的国家,国家巨灵和社会必须互相竞争,以达到权利均衡的状态,避免国家巨灵恶化成专制政权,或成为权利被架空的纸老虎。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有足够力量的中央集权势力(国家巨灵),才能让社会有追赶的对象。 简而言之,民主制度要运行得好,社会公民不应该只是选举时把票投给心仪候选人,然后妄想他们会带领国家走上巅峰。胜选议员很大可能会屈服于个人欲望或者政党意志而背叛承诺。此时,人民就必须更频繁地监督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能更有效地施压。只是我国非政府组织要壮大到能影响施政方针的地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吴惠春 / 杀戮与秩序的悖论之路——战争不是正义,但文明曾因它而塑成…… 【读家说书】动物也会变态、变性,还厌女?跨物种看性观与性别观……
3月前
作者认为这种以假想的汉民族为中心、充满狭隘地域性的中国史,不过是混合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被害者意识的产物。 蒙古人读中国史,感觉正如《红楼梦》开场所言:“满纸荒唐言。”不禁会问:怎么被他们写成这样子? 作者是蒙古裔文化人类学家,生于蒙古,参与蒙古考古工作,目前在日本担任大学教授。他在本书一开始就矫正几个错误。例如:“汉民族在东亚一隅建立高度文明,屡屡吸引来自北方的野蛮骑马民族袭击,但他们都会被汉文明同化,因此伟大中华文明恒久传承。”光是这句话就有3个误点。 所谓汉文明,其实只是指中原(黄河河套平原)的一个小区域,而该地最原始的文明或人种,早已完全灭绝。根据考古证据,所谓夏商周三代,夏人属壮侗语系,殷商来自西伯利亚南部,带来青铜器和甲骨文,秦出自西北游牧民族,隋唐皆鲜卑族后裔(所以大唐女性服装才会“忽然”变得很大胆),大宋赵家可能来自突厥(今新疆),更不用说元朝其实是大蒙古帝国的东亚殖民地。简而言之,中国史大部分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只有汉、明可称为汉人王朝,从有信史的殷商至大清约3600年中,只占18%。 春秋战国古书文法跟大唐不同,因为源自殷商的文字早在南北朝被阿尔泰语化,更不用说今天被视为中文的北京话,文法早就蒙古化。 再者,被中国史定位为蛮族的游牧民族,分布范围从西伯利亚到欧洲,文化、人种繁多,乃两端文明的沟通桥梁,才是世界史真正的推手。他们从西北带入马匹、车战、炼铁等等中亚科技,才能征服中原。 中国史敍事向来很奇怪的塑造“被害者史观”,来自1179年朱熹向皇帝上奏,试图在金、辽包围中,定位弱国的地位,强调文化自尊,演变成南宋流行的新儒教(朱子学),如同冤魂般影响至今。但实际上,“中国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居所”这种主张根本不成立,如果将历史扩大成“欧亚大陆史”,就会看到各民族的动态流动,和不断重复的兴衰过程,例如元朝的青花瓷,就是契丹人跟阿富汗贸易得来的青金石颜料、中亚的伊斯兰风格,加上宋人烧瓷技术而完成的逸品。 作者认为这种以假想的汉民族为中心、充满狭隘地域性的中国史,不过是混合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被害者意识的产物。更何况现在强行把蒙古、西藏、维吾尔等民族纳入虚构的中华民族,来推动同化政策,结果产生更多对立。 他深知游牧民族自古以来长期和世界各文明接触,向来注重礼节和义理人情,和狭隘的地区性文明不同,例如中共和锁国的大明都畏惧宗教,反观元、清都对宗教宽容。 考古泰斗苏秉琦也曾在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强调不应将各朝视为一脉相承,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史,但他的说法不符合国家标准呀。 更多文章: 张草 / 音乐系军事高手 张草 / 基因圣战三十年  
3月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