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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是罗森塔尔收录于高中课文中的〈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把我带到奥斯维辛的。那年冬天,整个欧洲雪下得特别大。早些时候,2月经历了来自东方的野兽寒流(“Beast from the East”这个别称最先出现于英国的媒体报道中),之后气候似乎一整年都困在低于均温的天气里,普利茅斯隔了二十多年下了大雪,直到来年的春天才稍有好转。 走在波兰的路上,时时刻刻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困意是恶魔,打盹是危险的信号,这种天气下,一不小心睡去身体就会加速失温,如此被冻在路上的人并不罕见。空荡荡的街道反而令人心安。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总是长着一张被风霜经年摧残的脸,柏林人也这样,我不禁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晚年的肖像。他们的脸总是比赤道长大的人老得更快。中世纪有多少人就是这样活活被冻死的呢?被扒掉年轻的外皮。18岁的脸上长着30岁的面皮。凌冽的寒风隔着羽绒服也要把我刺透。一只脚深深地踩入雪地,可能就陷在里面了,寸步难行。每走一步,脚趾头就离知觉越来越远。人在这样的天气里长时间生存,再过一百个世纪,会不会就此进化掉痛觉了呢?像布达佩斯多瑙河畔旁一双双石化的鞋子。 我试图用身体去记住那样一个冬天。冻得难受、无法顺利弯曲的手指;不再能够分辨疼痛的脚拇指;以及冷空气进入肺部时,想要快点将它们吐出去的冲动,却发现如此只会加速冷空气再次侵占支气管的频率。天总是灰的,夜降临得很快,白昼也不见太阳。从火车站走出来,天空开始飘起了小雨,有的在落下的瞬间已经化作雪,难以辨别。走进奥斯维辛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天气。雨一直在飘,落在发丝上。没人撑伞,也没人需要伞。 跟着导览进入的第一个空间,是无法通过现代室内设计概念所理解的房间。那里除了一排排、由混凝土制成的“货架”以外,什么也没有。第一眼看过去是一个巨型的收纳柜。人们未曾想像,过去有那么一群人,就睡在这上面。人像货物被陈列般,一件一件地塞进去。即便是如此的冬天。而距离这地点以外,10分钟步行以内,精心装置过的玻璃窗里陈列的,是如同干柴堆积成山的黑发丝。那是比森林大火为万物涂上的炭色还要更令人绝望的、将一切吞噬的黑。如此严丝合缝 ,如此拥挤。每凑近一步,视线便会往上移,越来越接近仰望。这些黑会逐渐长得比每一个路过参观的人都要高,最终压过人群。这里的鞋子比多瑙河畔旁的还要小,还要多,还要密集。我都要以为这里是一座工厂,或是批发市集。收集来的,各个地方剥下的东西,凑在此地等待把它们捡走的人经过。如此无声息,无人过问。 A是第一个上前递上花束的人。身旁的人都站得零碎。他们的脸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又苍老了一些,有的长出了新的皮,有的褪去了一层。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种。聚集在这里的人们不需要语言,也不交谈。我们都在作某种等待。等待数万个殉葬此地的灵魂,给我们传递消息。可能是一声呜咽。可能是一束光。我从未如此虔诚的,渴望信仰。身旁有个波兰女人低头呢喃。句子从她的口中吐出,像是祷告。我听出来其中的一段,是辛波丝卡的诗——〈在一颗小星星底下〉。 离开前,我们再次经过地下走廊的尽头,唯一公开予人参观,且拥有窗户的囚室。那是后来才凿开的。从那里流淌进来的光,是我那整个冬天以来见过最明媚的。 “我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 我为自己无法成为每个男人和女人向所有的人致歉。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自己即是我自己的阻碍。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那以后的好几个冬天,欧洲再也没下过那么大的雪。 相关文章: 林净心/波丽露 【小辑.在波兰遇见辛波丝卡 03】尼雅/我偏爱波兰 【我的那本书】梁馨元/浑噩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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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0年第一批囚犯到达开始,至1945年集中营解放结束,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10万人,其中90%是犹太人。但它最初的目的并非屠杀犹太人。 读罢此书的时候正值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日子(编按:此稿刊登时已届满两年,战争仍未结束)。过去,关于战争和由此引发的国际冲突层出不穷,也再次使“战争”这个话题为今人所议论。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的作者劳伦斯·里斯(Lawrence Rees)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多年。作者创作本书的初心是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这深重的罪行作透彻的诠释。而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 在纳粹德国,实行种族灭绝的集中营有25个(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奥斯维辛是最复杂的一个,它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纳粹的“最终解决”有关。它的结构与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又常常与德国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 。也因此,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了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自1940年第一批囚犯到达开始,至1945年集中营解放结束,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10万人,其中90%是犹太人。但它最初的目的并非屠杀犹太人。 “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的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奥斯维辛是纳粹极权统治下“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纳粹最初的设想是将犹太人驱逐,纳粹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甚至认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后来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如住房短缺、粮食短缺,使他们在制定政策时越发极端,最终酿成这般罪行。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也向我们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托伊·布拉特曾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又逃了出来。他说:“ 人们问我,“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他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的处境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尽管如此,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而又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解放后的犹太人却面临着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灾厄。正如作者所说: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收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在这全球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当口,我们仍需保持警戒,使警钟长鸣。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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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成为出卖苦力的奴隶。由于语言不通,听不懂监官的命令,只能被蔑视成畜生来驱赶。人们渐渐麻木,也学会了单听命令中的语气行动。 那些刽子手如今应当都几近死绝,受难者也几乎长眠地下了。距今不到百年的犹太人集中营历史,在时光长河下慢慢被遗忘。我捡拾起这本《被淹没于被拯救的》,透过普里莫·莱维冷静的笔调,瞬间被扯回那我不知晓的过去。 他们从各地而来,被驱赶着挤上连厕所也没有的长途列车,开往那葬送了不知多少生命的集中营。此时,命运已无可挽回。 他们成为出卖苦力的奴隶。由于语言不通,听不懂监官的命令,只能被蔑视成畜生来驱赶。人们渐渐麻木,也学会了单听命令中的语气行动。文明世界的一切已成为人们不敢触碰的回忆。他们不知道何时会在劳动中倒下,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被送进毒气室。 要想提高存活率,只要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党卫军为了约束犹太人,竟让少数人背负罪行,手染同胞鲜血。生命安全朝不保夕,让一些人抛弃良心,那些和施害者同舟的少数人,是否会在长夜中后悔?许是未来太长,他们只能考虑现在,无力去悔恨。至于其他苟延残喘的人们,如果熬过漫长黑夜,是否会迎接黎明? 但迎接这些幸存者的并非安慰和理解,而是源源不绝的质疑。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躲避被捕?事不关己的大众高高在上地点评,将他们承受苦难的罪责,归咎于他们自身的不作为。集中营时期的德国军官(得到了免费劳动力的老板们)矢口否认罪行,他们不承认匆匆烧毁的证据,也不承认那些每天以吨为单位的骨灰。但是你看啊,那些骨灰被填进了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还被作为磷酸肥料。甚至你低头去看脚下的小路,铺的并非鹅卵石,而是骨灰。那些施害者,怎能心安理得说自己毫不知情,一切只是无稽之谈? 幸存者看似逃离了地狱,却被困缚于罪恶感中。当他们回归文明,想起集中营的事迹,羞愧将他们淹没。受害者中最善良、勇敢的人,无一幸存,他们因善良和勇敢而死。而每当想起自己替代了无数品德美好的人活下去时,他们如困兽一般无处可逃,最终接二连三地自杀。 书里只将惨案的冰山一角展示给我们,即便不忍去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得那违背人性的过去,也要记得这些不只是历史,相似的悲剧一直小规模地发生在身旁。我们并非无能为力,理解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可以给予受害者的——高高在上的受害者有罪论,是我们应合力拔除的社会毒瘤。 相关文章: 下雨了/巫若琳(加影) 妒忌与孤独/巫若琳(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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