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恒新闻资料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读家说书】王晋恒 / 读梅淑贞：以文字叠累而起的生命厚度

编按：今年，资深作家梅淑贞将60年代笔耕至今的作品结集成册，出版了一丛“大书”（共7本），可谓马华文坛大事。年轻作家会如何解读呢？截至截稿，我已经阅毕丛书中的前4本：收录前辈作家梅淑贞（以下简称“梅”）早期诗作与《红楼梦》相关专栏的《梅诗集》；涵盖诗、小说、散文、翻译与书论等文体的《人间集》；以杂文为主的《游花园》和《无重点》。原也不太熟悉梅的书写主题与风格，但通过这4本丛书，却能趋近这位在马华文坛深具影响力的前辈作家，让我这个后辈也能“胆生毛写巨人”。我想这也是7本文集同时出版的意义之一，横跨一甲子的累累硕果，再度展现读者眼前，可见作家毕生的关怀命题与风格嬗变。 ◢多语兼通的多栖作家一位不断输出的作家，必也是一位勤勉的读者。梅只要外出超过一天，必有至少一书同行。她谓之“求生守则”。谈论作者的渊博学识之前，我想从她对语言的敏感度说起。梅的母语是台山话（“母亲是一生只说一种语言的母语忠贞分子”），而台山话系出粤语，加上作者在福建话为主的槟城长大，本身爱读外文书，成就她纵横各语种的能力。引人入胜的语言趣谈，皆可从杂文中读到。印象深刻的包括作者中五那年竟将“离骚”与马来语的risau作牵连，用她的话来说，那便是“人生第一课的华巫比较文学”。自此，她在多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挖掘它们的互通与差异。举例来说，〈马来国骂〉（出自《游花园》）所提到的政坛celaka风波虽早已成过眼云烟，但文章对“kaki bodek”与中文“托大脚”的异曲同工，兼及各类犀利马来骂词的分析，至今读来仍谐趣迭出。当然，那些毕竟只是趣谈，梅写得更多的则是对翻译作品的评析。比如〈译人者人译之〉分析张爱玲翻译自己作品时的取舍，同时批判Julia Lovell英译〈色，戒〉的种种缺点。作者视粤语为瑰宝。〈火烧旗杆与其他〉回忆李大傻说粤语故事时穿插的歇后语，并以趣味横生的行文说明歇后语的生成逻辑。谈及外国明星的译名，作者认为粤译较优，“读来就如港人般麻利”。时值2010年，“推普废粤”引燃“撑粤语”运动，梅以文章发出抗议之声：“有两把口的大小官，大概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竟然不知死活将广东话视作有欠教养的方言……” 梅的杂文以文字观察社会现象，从中读到她的态度和立场——她直批陈最良为“腐乳”，事关他视〈关雎〉为其女弟子的训诫；认为邓丽君唱的〈水调歌头〉真为“水调”，因为“苏东坡才不会创出靡靡之音”……小时候因痴迷披头四而挨巴掌，但仍坚持“这世界该允许异见，即使只是音乐。”扩而言及文学，她认为“其宗旨也不是要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是打开我们的心灵，以更开放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观点，来亲尝其甘，或是其苦。” ◢编辑甘苦谈与马华文坛后来，她秉持这种精神成为《蕉风》的执行编辑。从她的散文，我们读到那个年代经营文艺刊物之不易。她唤《蕉风》为“宝宝”，认为编辑“充其量只是一个等着看有什么配料便烧出什么菜的厨师而已”。〈一日工作十四小时〉回忆在她接手《蕉风》以前，张锦忠与紫一思诸位前辈参与编辑时所背负的身心重荷。那些年当执行编辑还需兼顾画版，从摄影画报找插画等繁琐工作。梅还追忆起当年由于印尼禁止进口中文书，紫一思为将《蕉风》“走私”到那里所采的拆骨断筋之法——刊物被拆开两份，分别以书信寄出。原以为阅读风气低迷是今时现象，通过梅的文章，才发现以前的杂志也不容易做。〈出版的困境〉罗列几大出版业所面对的难题，分别为功利主义盛行、影视文化入侵、找寻消遣容易、精神生活降低等，并提供解决方案。梁文道曾经提过写时事评论的悖论——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时评当然也容易过去，“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便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遗憾的是，梅所提到的出版苦境时至今日，仍是“屹立不变”的事实。提高阅读风气谈何容易，至少仍有一群爱书人士用心经营。梅时时捡拾记忆碎片，挂念曾与之并肩前行的文友。回首梅所处的年代，我总认为彼时“高人突起江山如画”（化用自梅的文章）。2013年我有幸在中学文艺营认识何乃健老师，浅薄的印象中他总是不愠不火，慈蔼平和。然而通过梅的散文，我才得以一窥他作为愤怒诗人，参与印度组织举办的Interlok抗议大会时的形象。梅娓娓道来孤身远赴吉隆坡的年少岁月，幸有姚生（姚拓）与刘哥（白垚）接应，所以老来每每路径当年第一个落脚的友联出版社旧址，总是会“感到特别寂寞”。她不敢摄影，生怕把该处晃荡的幽灵带回来。记忆仿若幽灵反复重临，梅感慨：“原来过往一辈子的时间，多用在怀念斯人斯事和旧园故土，以及曾经看过的那些书。”更戏言自己为“前朝遗老”、“食古不化的守旧派”（其实她很in，很新潮，是周董的歌迷）。为了留住旧时光，她也花了不少篇幅书写故乡槟城，“立意为我城造像，趁记忆里的往昔尚未消退之前。”所以在她笔下，读者回到昔日的槟城——发现原来Gurney Drive在Gurney Plaza与高级公寓林立以前，有一座座白宫般壮观的古老豪宅；试图重构国泰、奥迪安、首都等老戏院风光营业的旧槟榔律（Penang Road）；考究Armenian Street街名的历史渊源…… ◢青春焕发的诗心巨大的孤独感无以排遣，她曾直写“吉隆坡有一百万人又怎样，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诗作为私密情绪的载体，抒怀言志的体裁，则见感性多情的梅淑贞。“惟我眉尖的初实／尚悬于青色的空枝”这一句诗，或许足以形容她的早期创作状态。她的少作颇具古意，“谁人盘坐岩崖上／餐我秀色苍苍”使我想起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她早期的诗亦大有悲天悯人的意味，比如〈花语〉不忍“千万朵娇娆／也被重型的机器压缩”，成为香水；却也已经开始展露不屈精神——〈孩提〉写“纵冰纵寒纵冻纵酷皆不伤／不伤只影形单”；〈陟彼青山〉写“再仰首凌峰的第一株针松叶／黛然地盘根在我自信的黑眸中”。梅认为：“能使诗人挺起脊椎的，除了尊严外，便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她不屑任何教条主义、僵固的理论或是权威，认为诗是诗人纯粹的观点结晶。《人间集》收录较后期的诗作，便彰显诗人的抵抗意识——她想在“大地的白茫茫中寻找／酷寒里的美丽／人的尊严、美德、友爱、深情、关怀、与信赖”。面对冥冥天意，她决意与之周旋：“就让我依照着这指引／匍匐去吧”。谈起梅诗，自然避不开《红楼梦》，因古典作品丰富了梅的性格，构成了梅诗的精神底蕴。原来梅与我一样，都是“拥黛派”，然而当她看不过眼有些红楼研究诬赖薛宝钗，亦会拔刀相助，条理分明地提出各种证据反驳该论说（详见《梅诗集·咏絮才人的结局》）。专栏《红楼寻诗》除了收录评论文章，也有她为金陵十二钗各赋的一首诗，借她们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鉴赏《红楼梦》的诗，也总能旁征博引，将其拆解成易懂却不俗气的白话。梅常自比《红楼梦》中学诗的香菱，像刨黛玉的诗那样，猛读各个名家的诗。她曾反问：“试问有哪一位曾跃跃欲想要成为诗人的文青，没有经过捧着心仪诗人的大作，反复沉吟观摩学习的阶段？”更坦言年轻时也曾因循经典，参考牧羚奴的诗作，东拼西凑写成〈召唤〉，不小心成为抄袭猫。幸而，后来她也走出了自己的诗路，完成香菱所完成不了的——从前人的诗的束缚中解脱。 ◢小说布下的叙事迷阵创作多面在处理不同文体时，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梅的短篇小说不占大比重，仅在第二本书《人间集》读到，却在风格、语感、氛围等方面与其他文体断裂得最明显，充斥意识流、魔幻现实、超现实等表现手法。〈幻想〉、〈梦是一件事炸弹是一件事〉等作品画面跳接频繁，仿佛带读者走入镜像矩阵。情节离奇怪诞，匪夷所思，比如“两个警察左右两边的把我押上警车。警车乃作癞蛤蟆状，开车的是一只肥油四溢的猴子。” 〈衣箱〉描述主人公被一个奇异，有眼的衣箱监视，小说所营造的压迫感和恐怖气氛缓缓渗入读者的每一个毛孔。梅短篇小说中出场若干次的“魏企仪”是一名知青，时时借哲学概念叩问人生在世的意义。有没有可能，那是梅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化身？梅在散文〈大隐于市〉中曾写过：“如果我还打算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认真的‘走入生活’是必须的。”梅的小说深具人文情怀，虽然不是“议题先行”的作品，关怀女性的意图并不明显，却也在〈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揭露男性看不起女性太认真、感情用事时，自以为是的可恶嘴脸。 ◢知性与幽默兼容的杂文梅的丛书寄到居所以前，曾和文友漫谈对梅及那年代作家的粗略印象。我们都为他们博览群书，可以读透原文书的能力而折服。而我，正好来自梅所谓的一首元小令〈天净沙〉也只读半阙，教育水平低下的世代。于是阅读梅的丛书，其实更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收获文学书以外的视野。她写道：“我的杂学向来无甚市场，虽然多是有根有据依书直说。凡是怀疑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证明自己不是3岁小孩。”她的游记多见批评，直言古晋的古庙翻新重建后，“只见上上下下一片金碧辉煌，豪华过了头反显得俗艳”。槟城入遗后，战前老房子经过大肆整修，她认为只是充当门面的“花洒”（façade）。〈独裁主义者〉一文，即是对新马政治生态的观察，借口香糖禁令反思个人自由和国家繁荣何者更为重要。文末表面称赞至少新加坡官员都很干净，实则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氛下，巧弹弦外之音——“也没有父母官或老师会喝令非其族类，回去‘本来的国家’。” 另外，杂文〈有凤来仪〉从熊猫的名字谈起，竟能旁通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香港“一楼凤”、粤曲〈凤仪亭〉；聊起数字7的迷信，融汇波音777、MH17、诺亚方舟7月17日停在阿拉法山下、广东俚语“唔理三七廿一”等杂谈；听徐佳莹〈身骑白马〉和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则化身历史老师，分享歌曲中的各种典故，及至纠正错误的史实；谈穿越，物理学的《时间简史》、无序状态（Entropy）、电影《回到未来》、《超时空要爱》、《月光宝盒》、《仙履奇缘》信手拈来。果真，她是一个“背书比吃生菜更容易”的人（作者语）。如果梅愿意，我相信梅也能胜任脱口秀演员。幽默脱胎自学识，而梅的杂文总是不期然地“抛梗”，戏谑别人，也不吝于自嘲——〈玉容寂寞〉中的她，听着蒋勋念“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一边吃软绵绵的麻糬，竟然联想到杨贵妃形象；想起〈武陵春〉的双溪位于金华，她写道：“我一看便眼睛发亮，因立即想起难得的金华火腿，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这样的“扯淡”功力，脑中的知识库还真需要有所积累才行。 ◢结集少作，回顾个人史常常反思少作的出版意义，但毕竟我的阅历尚浅，也不容断言自己是否已经脱离“少作”阶段。阅读梅的丛书，其看待少作的态度或能提供参考。她也曾“在过去那50年不敢也不欲重看那些‘杰作’”，如今将许多旧诗文再版收录，让她“反而有种天人合一的圆满感觉”。她在《人间集》序中写：“新的《人间集》有很多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后大部分的篇幅，是‘吾不欲观之矣’的文字。不想重睹的原因相当复杂，是自觉太过幼稚，或是自视过高目空一切，或是不知死活乱发噏风，又或是如同跳脱衣舞暴露太多，虽然写的时候很荡气回肠。”然而，那些近乎散佚的文字，例如〈阿杨，唉，阿杨〉却意外让梅想起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少作的结集，何尝不是个人史的回顾与保存？如今梅的7本大书顺利面世，内容扎实，题材多元，涵盖作者多年创作的亮眼成绩。本文只截取一个大致印象，尚有诸多精彩细节与情节，唯有亲自购书阅读，方见真章。梅淑貞另3本新書：相关文章：牛忠／梅诗集【陈瑞献特辑】梅淑贞/因缘殊胜

2天前

王晋恒／《爱爱内含光》性与爱分离后，我们幸福了吗？

以性为噱头的《爱》，充斥露骨画面，性暗示及黄色笑话。每一集的片尾彩蛋，邱暧都会简略分享性爱常识，给成年观众上一堂性教育课。

2天前

【文学关键字】 “分身”——王晋恒

“文学关键字”每期将择一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词语，邀请与那词义特质相近的创作者做客【文艺春秋】，谈谈他们的创作观与写作经验。在近年冒头的90后创作者中，王晋恒可说是写作最拼、最频的一位，我们常收到晋恒的来稿，并且作品类型多元，举凡生活小品、散文、小说、书评、剧评、电影观后感、艺文活动笔记等，都有他的足迹。他甚至愿意接受特派任务，例如人物专访与讲座记录，说是文章多面手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言之有物，慷慨，可靠。他有一份正职，并非全职写作。所以，我们想请他给新样貌的“文学关键字”打头阵，谈今日斜杠族无法回避的难题——“分身”。 1／当你知道【文艺春秋】想请你谈“分身”时，脑里立刻浮现什么？想起病房里双相情感障碍的男患者，原是一名平凡的技工，却在一夕之间变成诸神使者，具有平息以巴、俄乌战争的超能力；也想起《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里双重人格的主角。我们都握着两本截然不同的剧本，隐藏在医者背后的写作人身分，虽然不至于像前述例子那样分不清虚实，却也像是生活中的007，尝试窃取可为书写题材的日常事件。每次去往新的工作环境，被新同事发现书写者身分时都会慌张，当然不是拒绝与人讨论（谁出书不想得到一丁点关注？），而是怕自己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尤其要向非华裔解释何谓“散文”，横陈在前的是文化与阅读经验的隔阂。被问及为何还有时间书写，会有一种上课被发现偷读漫画的焦虑。把文学和工作完全切开，是我实习期的自救方式，不确定那是不是健康的因应机制（coping mechanism），至少身心被生死、责骂与有毒环境磨损时，下班直奔书桌，还有另一个世界值得期待。 2／能否先分享您现在的日常？尤其说一说你的时间分配：工作、阅读、写作，与其他休闲活动是否都有定时？说起来也许不迷人，我的作息的确满规律的，倾向村上春树那一派的时间观念。十年如一日，他早上写小说、跑步；下午搞翻译、听音乐。我大概也是如此吧——下班后精神不济，所以选择观剧、听音乐。周末，清晨是我的写作时间；下午弹吉他、游泳；晚上挪一些时间来修稿。兴之所至有灵感时通常都不方便下笔，所以我将灵感抄录在笔记本，“择日”再串联成文。生活的其他方面，我都是蛮随性的一个人，但正因为自知时间不够，“定时”成了我偷时间的唯一方法。 3／写不同的文章类型时，你会否设定自己的身分或个性？例如，会不会先想像自己是某个人？那时候的你，与工作时的你可有不同？处理不同文体，我都会以“我该出现于那篇文章的频率”作为参数。散文无疑最亲密贴身，讲座笔记则化身听众，全然“无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里被允许伪装的“我”，也许是最诚实的。至于剧评、读书笔记等文章，“我”的介入程度、“我”与作品的距离、下笔时“我”该以什么形象出场诸如此类的考量，至今我仍处摸索阶段。以前会很抗拒写评论类文章，但不知道靖芬还记得你曾指教过我，写剧评要“重评论观点”、“将作品放到更大的脉络里对比评述”吗？那些建议影响我至今，以致我每次书写时都会如此提醒自己。一篇好的知性文章，读者读毕都应该像忒修斯之船，每次更换一个木头，成为不一样的自己。第二个问题很有趣，十分贴近我近来的心境。我发现在精神科服务，有时竟然要有典狱长的威严。护士提醒我“不要太温柔”，否则无法威慑病人，他们就不会乖乖戒毒、吃药。规训与惩戒，和我心中暗持的自由主义冲撞。文学包容了我那些阴暗，败德的欲念。这也是为何我想要清楚区分二者的原因。如果被冠上“医生作家”称号，自然给人一种阳光向上，使命感满满的错觉。而这个错觉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多少让我有点不自在，深怕辜负这一个标签随附的美好幻想。 4／你可曾感到“分身乏术”的疲惫？怎么应对？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说：“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尝试多种文体的我，看起来像只狐狸，事实上不过是刺猬，挖着同样的一个洞。16岁开始写作，从小就是一条书虫，小学时捧读《世界未解之谜》、《十万个为什么》；初中读历史和政治；高中接触文学……口味看似多变，其实不离其宗。阅读不过是幼时养成，长大难以戒除的“嗜好”。我的人生再多斜杠，经过化约不过是“医生／书写者”而已，不似我的其他同事还可以当健身教练、业余运动员、电竞好手，甚至微型企业家。如果轻言“乏术”，那也未免有些差劲。 5／读者与作者，你更喜欢哪一种身分？为什么？近来正好读着香港青年作家叶梓诵的《断层路径》。作者谈及波赫士的短篇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唐吉诃德的作者〉。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学习古老语言和风土人情，最终写出“一部与《唐吉诃德》逐字相同的作品。”虽然类似，但小说主人公的文本却比《唐吉诃德》“有几乎无穷多的意味”。作者引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说法，指出“此处最精确严谨的重复，正好与最大的差异搭上关系。”叶梓诵借此谈谈他对翻译、创作实践的期待：“将原有之物重复一次，继而生出无穷的新义。” 或许写作者都面对题材重复的困扰，可是没有任何“创新”是可以脱离历史脉络的。电影《回到未来》的马丁从1980回到1955年，在当时的环境演唱〈Johnny B.Goode.〉使全场感到耳目一新，然而结尾加入的超前吉他技巧如大风车刷弦、点弦、背后弹奏，却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觉得他在胡闹。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作品，才是创作的规律与门道。这个问题有点难选，或许可以那样说，我喜欢成为作者，但那之前我必得是勤劳的读者。 6／书写自己，你可有困难？介绍别人，你可有不甘？要是以前，我会毫不犹豫昭告自己是“灵魂暴露狂”，但近来我开始反思这种“不知羞耻”的姿态。上个星期参与作协讲座，有人问许维贤（翁弦尉）老师有关“散文可否虚构”的问题。他的回答有所保留，但配合当日讲题，他认为如果说现今社会是一个持续被监视的“集中营”，那么当面与作者对质，逼问其书写是否真实，会不会类似一种逼供行为？我开始放慢脚步，自问“真的有必要那么急着向这个世界招供吗？”以后我还是会继续书写自己，但是从此多了这层考虑。后来也读到沐羽对散文的再思考，尝试书写“祛除第一人称的散文”——“不以自己为本位的思考位置”、“不在自身所在之处”、“不作为自己的叙事者”——我觉得挺酷的，希望可以拜读。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套用商业人士挂在嘴边的那句“把这块饼做大”来回答。中学那年随手在“马华文学部”翻了翻李宗舜、方路、黎紫书等作家的作品，进而慢慢发现这整张网，觉得马华也写得过人家。所以我也有一份私心，希望文友的好书被发现，新收获的“野生读者”也会发现自己。有感于这几天书展讲座场场爆满，买气甚佳，“熬过严冬”的许友彬在脸书留言：“看见春天的花开出来”。既然不是零和游戏，那也无妨介绍更多好书，只要他们写得好，我推介时就不会心虚。女友一直鼓励我抢滩“小红书”，将马华文学推给潜在读者，无奈我的说书能力欠佳，搁置了。近来看到“《流俗地》讲书人大赛”那些可以把书说好的文艺爱好者，真的非常羡慕他们这一项超能力。（哈，顺便给大家推介了一场文艺活动。） 7／以上问题你都回答得很冷静，很有智慧，来一题脱轨的好了（不是说有阴暗的一面么，哈）：如果你有《复仇者联盟》中Thanos那样的邪恶手套，戴上后一弹指就能让世界的一半消失，你希望哪一半消失，哪一半幸存？如果说要留下好人，去除坏人，无疑是偷懒的答案。人性善恶本是流动的，世间尚有千百道伦理难题悬而未决，不同位置衍生不同立场，我岂能随便处决观点与我冲突之人？原想清除宗教狂热分子，但那岂不是比他们更狂热？假如选择抹杀愚昧无知的人，则怕自己也被邪恶手套点作飞沙。前面提到精神医学和文学的抵牾，有件事情却是两者一致的，那便是相信每个人今时今日的人格都由过去所形塑，于是我们摘除道德滤镜，潜下冰山至深，去发现回旋于海平面之下的暗流。近来遇见一个重度成瘾的冰毒吸食者，从他浑浊双眼读到对人生的彻底弃绝，毕竟毒品成瘾到后期，吸毒已不再带来快感，只求最基本的好受。家人的不舍和爱，其实掺杂着多少道德、伦理和宗教的“不得不”。他们会不会想要他离开，哪怕只是一个刹那的起心动念？我的邪恶手套想要“帮助”的，是像他这样的人。这不是行刑，也并非倡导自我了结。有人提过：“自杀是以无可逆转的决定，解决一个可能只是暂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冷静、理智且有力。换句话说，如果困境毫无转圜（比如癌末），想要消失的人思觉正常，深思熟虑的决定是否应该受到尊重？“毫无转圜”、“思觉正常”、“深思熟虑”等预设，凡人包括医生，又怎能精准判断？所以邪恶手套这个宇宙神器，正好派上用场。相关文章：【文艺春秋】王晋恒/英语诗歌节【读家】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煲剧联合国】王晋恒／《精神病院也会迎来清晨》写在我们仍未发病前

2星期前

王晋恒／《凯洛的末日日常》末日到了，但我还想上班啊

末日临近，人毕竟还是渴望有所连结的生物，就像某个角色追求凯洛时喊的那一句——“我不想孤独死去！”流浪，无论是物理还是心理的，都无法引导我们走向至乐的大道。

1月前

王晋恒/英语诗歌节

整理书橱，意外发现中学时代的试卷、作业和参考资料。被封印的时光倏忽解封，出土的也包括那一段湮远的青春记忆。其中一叠英语诗歌赏析资料，犹如散落大海的坐标，辐射而出的光，引领我穿过迷雾，穿过波浪，抵达少年诗的海岸—— 【Are You Still Playing Your Flute by Zurinah Hassan】仿佛飘自过去，飘自田野的诘问，亟欲深究今时今日，或是未来的我，是否仍像年轻时那般，关心这个淌血的世界。城乡对立，族群分裂似乎是马来诗人写作的母题。国家文学奖得主的这首诗，幽幽响起清亮的笛声，源自荒凉败落的乡村，穿过冷森森的钢铁丛林，传入夜深无人的书房。缘何诗中的女人想起爱人的笛声，感觉到的，是一种无法言明的罪恶感（guilty）？难道是对那个男人不思进取的愤懑，还是这位诗人已经在纷乱的城人步伐中，迷失了自我？我想起当年一起朗诵这首诗的同班同学，如今已然把足印落拓在全球各大城市。那年毕业以后，我留在家乡目送他们远去，以为自己是失败者，只能长年困顿在这座小镇。这里十年如一日，时光极慢极缓，吞噬青年人的生命力，使人消沉，使人耽溺于安逸。也许我们再也办不起下一场同学会，不妨让最美的最后印象停留在分离前夕。常常遥想多年以后，他们会历经何种天翻地覆的改变。一切原是人生中再自然不过的变化，但我却预知了大伙儿再度相遇时的无所适从。尔今，他们是否和诗中的叙事者一样，为了偷窥落日，窃听雨声，或者追念某一段时光而倍感guilty？当保守势力逐步蚕食这一座北方之城，我无力扭转局势。我不是政客，没有发展家乡的宏观愿景，却怕那班同学始终将艺术，包括诗歌，与往昔、乡村、败落等印象死死挂钩，所以当人生步入下一个阶段，就会像孩子步入少年后放弃玩具，成年后放弃这座小镇那般，背离那年热衷的艺术创作。如今谈及诗歌，老同学们总是记起填鸭式应试教育逼迫他们背诗的不堪回忆。于是，这是寄往远方的诘问，想问问大家—— 你是否仍然画着还未终结的漫画？你是否仍然在舞台上翩然转圈？你是否仍然唱着自己填词作曲的歌？你是否仍然写着几首无关痛痒的诗？你，是否仍然吹着你的牧笛？【You Have Such a Quiet Eye by Bibsy Soenharjo】自从读过这首英语诗，我便痴迷于其中的孤寂意境，想要投入白雪皑皑的天地，却不知美丽景色之下，竟然暗藏杀机。隐喻是危险的，隐喻会产生爱情，米兰昆德拉曾那样写过。然而那年，这种冰寒世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绝对的诗界。当年，另外两首中文现代诗同样让我反复念诵—— 〈阡陌〉：你是横的，我是纵的，你我分割了天体的四个方位/ ……/ 假如幸福也像一只白鸟/ 它曾悄悄下落。是的，我们希望/ 纵然它们是长着翅膀的…… 〈移动海洋〉：海洋，因为痛苦/ 缩小成湖/ 湖，因为思念/ 缩小成一滴水/ 从蓝天滴落/ 我默默地归乡。这两首极度安静的诗，具有鲜明线条，给读者一种垂直而下，急速下陷的视觉效果。我当时不喜欢诗人把诗写得如此阴郁负面，包括英语诗中的那双眼睛，如同薄冰初结的湖面，为何非得要隐藏两泓深邃的谎？ Quiet，该译作安静，深沉，抑或深不可测？直到多年以后，我方知正确的答案。冰上漫舞，如同爱情，处处都是陷阱。我们终究明白诗歌，尤其是情诗，原是语言下的蛊。诗人精心策划，接收者则一步一步走向覆灭之途。隐喻是会产生爱情的。人生所写的第一首诗，是英语老师Madam Lim布置的情人节功课。校规严禁恋爱，所以我们特别喜欢Madam Lim开明的教学风格，以一首情诗的篇幅，倾泻以整个中学时光无处宣泄的情愫。中学时代写情诗，有一种参与地下革命的错觉。最后我得到班内比赛的第三名，Madam Lim还手绘一颗少年羞于接受的红星星作为鼓励。自此我开启了诗之迷途。多年以后，我始终未能分清这面湖与天地互相映照所生成的实相与虚影，所以宁可独自上路，不让自己成为陷落，或是置放陷阱的那个坏人。【In the Midst of Hardship by Latiff Mohidin】读这首英语诗，脑海自动产生联觉效应——眼前是昏黄晨霞，肌肤感受到雨后初晴的清凉。诗中的乡人如此乐天知命，在莽荒奔走一夜回归亚答屋时，竟然还能一派轻松点燃烟草，谈笑风生。 Madam Lim的英语课永远不会出现无聊的一时半刻。为了让我们对这首诗产生记忆点，她找来披头四的〈A Hard Days’ Night〉，牵强附和这首英文诗的意境。当年的收音机传来尽兴欢愉的摇滚乐，歌者的嗓音相当年轻，似乎才经历变声期不久。只是，我们都深明那绝对不是属于我们年代的歌声。3分钟的歌曲无法在我们稚浅的心灵泛起涟漪。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首披头四，预告我10年以后，迟来的披头狂热。后来读了他们的传记，才懂〈A Hard Days’ Night〉源自鼓手Ringo自创的新词，意为“忙碌一天之后的夜晚”。他们赶场的苦楚是past tense；那首英语诗写的则是present tense；而我们当时没有察觉，未来的挑战，已经由远而近…… 阴云如今已笼罩我们之上。当我自怨自艾，以为自己因职而深陷轮班制的泥泞，身边的许多好友原来也过着差不多的日子。夜班刷一刷手机，竟发现社交媒体是一片绿光的不眠之地。我们都在编织着明天的图景。某个夜班，曾读到某个朋友这样抱怨道：“星期日是上帝的休息日，不是我的。” 我们像诗中的那一家人，忙碌地寻找那一只白犀牛。它象征的，是未能染指的梦愿、身边人所寄望的俗世成就，抑或是走失的自己？它值得我们整夜跋涉湍流和森林，以光阴和生命作为抵押。天明曙光，回首向来萧瑟处，原来我们或多或少已经经历了失业、失恋、背叛、投资失败等成长之坎。而远方还有战争、集权、疾病……未来我们会身在何处？我们的白犀牛究竟已经逃到哪个不毛之地？当时以为诗中所歌颂的苦命人只是以听天由命的态度，合理化盲目的积极主义。生活那么苦，缘何没想过改变，或向任何人争取。后来却开始明白，每日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是从来不会去逼问生命意义的。【A Dead Crow by A.Samad Said】那么多首英文诗当中，我只记得如上所述的三首，以及初中一时读过的这一首〈一只死去的昏鸦〉，对其他英语诗的印象一一阙如；就像那么多马来诗人当中，我只认得那位白须诗人A.Samad Said。那是我人生中撞见的第一只黑鸟，死在邮政局的沟渠里。直到后来，它竟然涅槃重生，停栖在我的六弦琴上，歌唱着解放黑人的抗议歌曲。第三只黑鸟平躺在广袤的荒田，因为被伴侣弃绝而无心留意身边的稻草人。第四只黑鸟魔幻般以13种方式闪现，和天地、雪山变幻位置和形貌。第五只黑鸟，穿越悠长悠长的时光隧道，阴影掠过的地方都是史诗的赋格。（注1）似乎有诗的地方，总会有一只黑鸟。每个黄昏，大学医院的公园就会聚集一大群黑鸟，把绿色的树冠占领成一座黑色的塔。从高处下望，那里就像一口蓄满噪音的深井。每一只鸟仿佛都是不愿离去的魂。偶尔，窗玻璃前会平躺一只僵硬的鸟尸，生前它曾经疯狂地追求光明。后来他们如此告知——为了服务人民，我们是无法选择落脚之地的。面对种种不利的政策，我们必须噤声，为了自己还有一份工作，仍有薪金可领而感恩。从宣誓自己将忠于工作那天伊始，我们就必须绝对服膺于高官的安排。所以有些人哪怕有家庭需要照看，仍然被调往远方服务多年，回家时被刚刚长大的孩子错当陌生人，笑问客从何处来。有些上诉者后来愤而离职。当局态度鲜明，如若不满，欢迎随时离开体制这个大笼子。留在牢笼的黑鸟，不见光明；摆脱官威，飞入更广阔天地的那一群，因为羽翼不够丰满，也未必足以穿透风雨，企及理想的纬度。我们抓不到稳固的枝丫。留下，离开，或者转向似乎都是迫于无奈的选择。梦想落空，前途飘摇，成为同辈人的共同宿命。而时代正在改变，生命场域宛若万花筒一般变幻花样。不慎飞入这座矩阵，找不到出口的时候，我始终仰望头顶的一方光明。愤怒出诗人，面对不公不义，我会是那只继续发出不和谐异声，目光犀利，拒绝坠落的黑鸟。所以，我继续读着、写着。我不是教育家，说不清指定学生一年只读几首诗是不是精明的政策。太少，限制了阅读量；太多，怕是怕根本没有人会接触哪怕半阙诗篇。多年以后，我们都会忘记了明喻、暗喻、比拟、反复、头韵、双关、准押韵等修辞技巧，然而以我的某个朋友为例，遭遇生活的苦难，找不到生命价值时，她总会引用初中一读过的那首〈Life’s Brief Candle〉，以深黑的背景，咒骂人生的虚无。她也许没读过诗歌出处的《马克白》，不知道里头的故事更加绝望。荒谬的是，中学教育往往过度强调正能量，我们接触的第一首诗，却是如此阴郁，悄然为人生定下基调。我们所谓诗歌无用，但每次消沉时，我们伸向空中尝试抓住的记忆残句，总像苦海中自我救赎的浮木断枝。我相信读得越多，便有更深厚强大的拯救力量。无论哪一种语言，诗都会承载些微的生命重量。没有文字与艺术的生命，轻盈得如此难以承受。注： 1，第二只是披头四成员保罗麦卡尼的〈Blackbird〉；第三只是鲍勃迪伦的〈Black Crow Blues〉;第四只黑鸟来自美国诗人华莱士的〈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第五只黑鸟在张锦忠的〈黑鸟黑鸟穿过时间甬道唱着黑色的歌〉中掠过。相关文章：王晋恒/吃货物语王晋恒/在桥上王晋恒/后暴雨纪之歌

2月前

王晋恒／《呼唤奇迹的光》乱世广播的温热微光

面对严刑逼供，人为何能忍受苦痛？在随时死去的环境，人为何选择继续苟活？剧集给出的答案是爱、是信仰、是旧日回忆、是对解放的向往。

2月前

早餐/王晋恒（槟城）

“住酒店的时候我和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即使是二加一床位的房间，早餐券也只给两个位子，自然是留给两位大人的。如果我真的开口要。父母中的一人也必会退让或考虑加钱买早餐券，不过我从来都不会这么说。”——蔡晓玲《洞·早餐》读到这段文字，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些盛在洁白瓷碗，反映着晨阳，精美丰富的酒店早餐。酒店早餐，几乎成了美好童年的代名词，象征着不再复返的往昔时光。那时，我和妹妹总会满心期待而愿意早起。我穿着曼联客队的黑色球衣，她身着一身粉红裙子外搭寒衣，在父母的牵挽之下，走到酒店大厅一侧的餐厅吃早餐，转动行旅次日的第一个齿轮。首都C开头的酒店的自由餐选择多元。因为常去，我早已理出取餐路线，拟定流畅的流程表——第一轮先拿火腿、炒饭、香肠和马铃薯角；第二轮拿烤面包，白面包安静地穿过一道烫热的隧道，掉在铁制托盘时焦度适中，没有在家烤面包所面对的烧焦之忧，面包酱应涂果酱而非南洋咖啡店常见的咖椰；第三轮全壳碎片（koko krunch）和星星脆片（Honey Star）。家人大多有乳糖不耐症，所以只有享用酒店早餐时，我才有机会模仿电视广告所演示的吃法，搭配冷冷的低脂牛奶将它们一饮而尽。水果是句点，父亲席间郑而重之地告诉我们，水果环节之后便不可再拿食物。离座取餐，从来不担心位子被人占据，因为服务员会在餐桌齐整摆放刀叉，其他住客自能会意。C酒店的早餐，既好吃又样式繁多，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占据我和妹妹心中无可取代的位置。两层楼高的落地窗，清晰可见吉隆坡轻松恬静的假日晨景。阳光温热地自对面高楼反射进来，轻快铁悠悠驶过，影子掠过几桌正在进餐的洋人。他们总是正襟危坐，规规矩矩操作刀叉，餐具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听起来格外开胃。早餐券只有两张，妹妹免费，我则需要另外购买。某次由于沟通失误，家人少买一张餐券以致我被挡在门口。心急之际，外籍保安只是摇一摇头，摆一摆手便示意我们低调入场。原本也为这一段吃“霸王餐”的经历感到羞愧，却从蔡晓玲的文章中读到其父母从餐厅打包咖哩角予她的轶事——“8点以前他们就会回来了。母亲拿着面纸包起的咖哩角给我吃，还是温热的，配着酒店提供的茶。”不清楚作者父母吃的，是否同为禁止打包的自由餐，然而我总是喜欢规则和框架以外的自在和温情。每次退房都万般不舍一家四口的旅行，往往只有两天一夜，地点选在购物广场林立的吉隆坡，行程千篇一律。频频南下吉隆坡，只因父亲以逆向思维推敲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种族的“新年”，吉隆坡都会变成空城，最适合度假。我们和全国人驶在不一样的方向，意气风发地在高速公路驰骋，笑看另一个方向的车龙无比漫长臃肿。黄灯灿灿排成一条巨龙，我们暗自庆幸自己不是其中一片愤怒的鳞片。相簿中有一张家人总是反复回味，借机嘲讽我和妹妹的照片。照片中，我和妹妹站在酒店大厅合照。我泪眼婆娑，无视镜头，眼神直勾勾望向照相机之后的某个定点，而妹妹早已嚎啕大哭，手中握着“请勿打扰”的纸牌。兄妹俩为了离开酒店而黯然神伤，如今回看倒是可爱意味更浓些。因为喜欢住酒店，我和妹妹会为每一家酒店的厕所、泳池、早餐、大厅、床褥打星，那是网上订房系统还未普及以前，早已在我家中流行的打分制度。我和妹妹，总是泪眼汪汪地与酒店作别。酒店豪奢的装潢烘托假日氛围，纵容着日常轨道以外的放野。小小年纪就知道通过旅行和无聊的现实生活作分割，所以每次退房都会挑起心中的万般不舍。车子驶出吉隆坡收费站，城市逐渐后退，变小。父亲叫我们和吉隆坡挥手道别，那是那个年纪需要面对的最深沉的离愁。当时吉隆坡的高楼还不如今天密集，但是作为小孩的我们也懂得感应车子已经驶离都城的边界。为了多姿多彩的首都生活，妹妹如今到吉隆坡上学上班。或许是父母的薪金跟不上百物上涨的速度，C酒店不再像从前那般便宜。我们改住其他酒店，隔日再送她回到居所。一家人分开两地，我们反倒不再哭泣。心中的沉重，仅仅化成早餐席间的沉默，抑或是一些玩笑和莫名奇妙的怪叫，借以排解心中的别绪。蔡晓玲在散文中写道，长大后她想要赚钱，吃酒店早餐，让名厨师把煎蛋放在她的盘子上。但是如她所言——“真正成长和想像不同”——我如今住酒店不再点选“附加早餐”此一选项。如果从实际角度出发，这无疑是更加理智务实的决定，毕竟去往异乡，就该尝试道地美食。制式的酒店早餐从来都不具有灵魂。“世界就在指端”的年代，小红书、IG、脸书轻易推送“隐藏版早餐地点”等资讯，酒店早餐已经不合时宜，甚至也不太有人想要入住过度铺张的酒店。然而，出门旅行，我始终倾向那类备有早餐的老派酒店，倒不是为了当一个老爷让人服侍，而仅仅是为了召唤一段褪色的童梦……时代变迁，不知今日的早餐厅入口，是否还会站着默许没票的孩子入场的外籍保安大哥？

2月前

煲剧联合国

王晋恒／《精神病院也会迎来清晨》写在我们仍未发病前

正确的认知成为精神科最重要的功课——病患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可以解开心结；社会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可以让病患重归平常的生命之轨。

3月前

煲剧联合国

【读家选书（下）：印象篇】你有2023私房选书了？

【读家选书】不再是十大选书，因为除了非文学类，编辑室选了12本文学类。 3位90后作者的2023马华出版印象，不约而同点出了特殊现象——马华长篇小说。文中提及的不少好书，都有助你建构自己心目中的私房选书。李婷欣 / 追溯与重构：马华长篇小说的历史召唤 2023年的马华文艺出版品比往年更热闹，今年也集合了各年龄层的作家，可谓百花争艳。从各类文集印刷品（囊括散文、新诗、长短篇小说与评论集），至多媒体作品，都可见马华作品逐步扩展疆域，并集体性地为马华文学作出不同的诠释——可以是一场散文体的“私密自述”如：《深夜拾荒手记》、《洞》；也可以是透过诗作“自我辩证”如：《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在卡美洛当左派》；更可透过小说书写试图“追溯”或“重构”国家历史内涵。 ◢马华长篇小说，长长的历史时间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马华长篇小说出版成果丰硕，而最为亮眼是以“历史”作为素材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道长长的历史时间轴，并借由文字再现马来西亚历史进程，以及展现社会的变革与矛盾： ❶陈政欣《武吉演义》（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开始，至1948年6月18日，英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 ❷贺淑芳《蜕》（1969年5月13日“513事件”） ❸海凡《雨林的背景》（1989年马、泰、马共签署“和平协议”前夕，回溯长达半世纪的记忆） ❹碧澄《多事之秋》（从日治时期前后至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 ❺张贵兴《鳄眼晨曦》（横跨人类史的婆罗洲雨林） “历史小说”不能只单纯作为历史揭示，或还原真相；显然，小说自身具备一股力量，为“失语”的历史发声，并从叙事中找回民间介入历史的权利。历史当然充满了暴力，与不能言说的伤痕。作家则有其必要性，搭建出一个与读者共同的集体空间，让这空间足以承载过去与想像，让小说成为了“历史的重写本”。 ◢“召唤历史”，也“反思历史” 作家各自有不同的预设与立场，也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历史议题。海凡《雨林的背景》让读者读见马共在历史中被折叠的生命纪录，以及解散后的归属问题。这一份梳理是细密、切身的，也能从其中窥见海凡主体介入与伦理立场。贺淑芳以《蜕》处理513敏感课题，纵然513事件至今仍是国家禁忌，贺淑芳却能找寻一个出口，让小说“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现场，并在“实”与“虚”之间处理伤痕。难得的是，即便在面对真实资料上断裂、不清楚的部分，贺淑芳选择不去强硬地填补缺失的记忆，而是尊重那层“空白”。张贵兴的《鳄眼晨曦》则将婆罗洲雨林摆在一个地球史上，以跨地域／跨时空／跨物种文明／跨宇宙进程去大幅度书写跨世纪的婆罗洲。 2023年的马华长篇小说既“召唤历史”也“反思历史”，更是挑战主流官方论述、挑战传统史观，也考验作家触及历史的力道与笔调。作为读者，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过度期待小说能真正处理历史。但我们可以从作家的书写关怀出发，再以他们各自流动的个人经验与田调集结，聆听他们以“在野之姿”为被压迫者留下纪录，为被遗忘者发声。这些文字确实充满国族创痛，但也正是当代马来西亚亟需的一个反思历史视角。（作者按：若想阅读历史以外，也许可以来点科幻小说——张草充满野心且庞大的科幻世界版图《末世三部曲》！）王晋恒 / 这块土地，那片天空去年仍是马华文坛收获丰硕的一年，我想以“过去与未来”这两大方向回顾2023年的文学出版品。前辈作家继续深耕本土题材。陈政欣《武吉演义》以演义（Romance）的体裁书写从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15日至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前，那一段较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窗期。小说揭示了该时期被分为三大类的华人社会，读者从小说角色的“小叙述“（petit narratives）了解建国前的政治生态和架构。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亦以小人物的视角，替读者还原官方叙事以外的真相。作者拒绝“只奏和谐之音”，相信“有些坏记忆或黑暗记忆，也许就是那条不和谐的歌弦，终有一日，却可和往昔连结起来。”同年，张吉安导演推出电影《五月雪》，同样以513事件为题材，吸引国内外艺文圈关注这个在马来西亚被视为禁忌的历史伤痕。另，张贵兴的《鳄眼晨曦》再度引领读者深入幽暗潮湿的婆罗洲丛林，于纸页经历这座世界第三大岛上的传说、往事和幻术。海凡则为读者交出第一本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细致刻画马共人对革命的追忆与情感。 ◢科幻解决当代的无力感 2023年，ChatGPT蔚为风潮，艺术创作者包括作家集体面对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存在危机。当代人的无力感，似乎只有科幻才能解决。继2022年龚万辉的《人工少女》，今年周若涛和牛油小生分别推出《蒙面战纪》和《那些进化了的，以及……》。前者所处理的题材甚至已经无关乎“马华”，转而关心远方另一座城市和整个宇宙的未来。后者则写人类忧伤的异化（退化？）过程，全书黑色幽默、反乌托邦、荒诞主义的意味甚浓。同年，张草亦完成了鸿篇巨制的“末世三部曲”。他们赋予科幻此一类型文学以深度和厚度，拓展现世的更多可能。这一年，不少我辈同侪出了第一本书。“元宇宙”组合（梁馨元、陈凯宇、胡玖洲）的写作方向关心情欲和身体、蔡晓玲的散文集《洞》折射当代女性的处境……在这块日趋保守的土地，我们需要更多元的音声，其中包括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诗刊》今年推出第二期，题为“酷儿与流动”，实验诗的呈现形式和突破作品的选材。马华文坛正处过去与未来的时光夹缝，我们脚踩这块受伤的土地，仰望澄明的天空，在对未知的期盼中，继续砥砺前进。叶福炎 / 罕见的出版奇迹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类（含修订版、再版）、杂志书、有声书以及电子书，2023年的华语出版共计130种有余。不论数量及种类都略有成长之余，出版现象也别于过往，值得留意。在文学类中，马华出版品跨地域的出版已进入常态。除了台湾出版，黎紫书、张贵兴、范俊奇等马华作家，因其优秀作品陆续获得华语市场的关注，开始有了中国版。另一方面，今年也出现了不少经典作品如黎紫书《野菩萨》与《告别的年代》、锺怡雯《垂钓睡眠》的再版，也是相当罕见的情况。 ◢长篇小说变多了！另一方面，今年的马华长篇小说奇迹般大幅增加，分别来自于张贵兴《鳄眼晨曦》、海凡《雨林的背影》、陈政欣《武吉演义》、马仑《新冠疫情泪花飘》、碧澄《多事之秋》以及贺淑芳《蜕》的创作，而他们刚好各别处理不同时期的马来（西）亚——从帝国殖民时期到当代的新冠疫情，横跨了相当长时段的历史轨迹。在长篇小说的包围中，其实也有不少新秀作家皆端出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梁馨元《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王晋恒《时光幽谷》、胡玖洲《我们在房里看A片》、蔡晓玲《洞》，值得关注。在非文学类的书籍中，陈然致《逝者的证词》可说是近年来的出版奇迹，目前已来到7刷。不过，综观这类别的出版品，依旧能见其仰赖的是学者与文学工作者的成果积累，仍然缺少由出版社主导的出版计划，唯独由大将出版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是少数例外。虽然如此，不过围绕在地方、社会及认同的课题上，也有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出版品，如萧永龙《南洋书话》、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以及柯嘉逊《马来西亚人的困境》，皆是佳作。此外，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和陈奕龙《岁月吼声》——这两本摄影文集分别以镜头记录马来西亚的雨林与大自然以及人民在都市抗争的街头运动，不仅在本地出版市场上相当罕见，也特别具有社会意义。希望这一类型的书籍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最后，在报刊、杂志逐渐凋零的年代中，红蜻蜓出版社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创刊杂志书《读一点》。这一逆势突围的出版显得难能可贵，期许能够长久经营下去。相关文章：【读家选书（上）：文学类】2023年读家选书，出炉！【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2023年读家选书，出炉！

4月前

煲剧联合国

王晋恒／《浴火圣母院》人间是一个更为巨大的火场

生而为人，每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无一不是一座座巨大的有待重修的火场。从这个隐喻理解这个群像故事，火势扑灭后的第一缕曙光，寄望着的可能是每一个人类盼望已久的救赎时刻。

4月前

煲剧联合国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淬链苦痛的疾病书写

这是一本陪伴之书。方肯《狼的日与夜——和红斑狼疮共存的日子》的排版，故意选了较大的字级和字距，方便视力不好的病友阅读。医学系大考，最怕遇见红斑狼疮患者，事关此病总是引致各种并发症，教授往往还会刁难考生，要求深入了解患病后所面对的诸多不便。事实上，除了风湿科专科医生，一般医生面对红斑狼疮，仅停留于课本知识，难以想像病者与病共存的生活细节。方肯的《狼的日与夜——和红斑狼疮共存的日子》足以消弭隔阂。细致笔法，真诚剖白，让读者一窥患病后的种种困厄，比如一日吞几十颗药、为了闪避阳光而禁足室内、类固醇导致身体水肿等。红斑狼疮为自身免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其所引致的并发症包括溶血症、类风湿关节炎和甲状腺技能亢奋，皆为医学界公认相当棘手的疾病；患者如方肯，因为无可逃避，只好鼓足勇气直面之。方肯将患病那些年的自己比作“因为休养而断了车钩，滞留原地，是一节逐渐被遗忘的脱节车厢”。疾病打乱了生活步伐，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导致病情复发，方肯无法像同龄人投入高强度工作，只能“眼巴巴看别人的驰骋和精彩”。疫情时期，人们抱怨限行令阻滞了生活自由，但远在疫情之前，方肯早就因病自困卧室，每天于有限的空间聆听时光平白流逝的细响。身边人无知的言辞，同时噬咬病者脆弱的心灵。方肯患病后，总有人疯狂向其推销保健品，却从来不想理解红斑狼疮的发病性质。因为忌口，方肯与人共餐时，需要回绝别人“好意”给自己夹的菜。于是方肯宁愿成为一头孤独的狼，独步于死亡阴影回旋的暗夜幽谷。遇上傲慢、怠惰，没有共情的医者更令人心痛的是，有些恶意，竟来自医者。〈医生们〉写出了方肯患病时遭遇的傲慢专科医生、懒怠的诊所医生及至为了完成作业而罔顾病人感受的医学生。医学界有“把每个病人当成教科书”一说。以前听到这句话，总觉似是而非。当病人仅仅是一本课本，我们眼中的病人莫非仅是疾病的形象化身，所以对病者心声的置若罔闻亦在情理之中？蒋亚妮评林黛嫚的《彼身》时曾言：“文学有时也能提供医学给不了的方向，或解答。”那头红狼咬上了方肯，但将残损的身心曝露于文字当中亦非社会责任；既然方肯愿意以血泪写成这本书，读者自当感恩可以随作者投入那段曲折的染病之途——初始满腹怨尤、困惑；中期放弃与逃避的念头萌生；直到最后完成对生命、病痛的超越与升华。在这座有恶狼潜伏的丛林，我们读到方肯忧郁的心境，也读到她与病友如何以“度假”心情笑看反复入院的无奈境况。日与夜，光与影，疾病和痊愈同时交织，使其独异于过分强调正能量的疾病书写。这是一本陪伴之书。《狼》的排版，故意选了较大的字级和字距，方便视力不好的病友阅读。多年来，因为共同承担，疾病减轻了些许重量。我们或许无法像其丈夫“羊先生”那般具有“宇宙全部的勇气”或“神明慈悲的心肠”陪伴患者于侧，但展读《狼》却能消除歧见。理解和同理，才能给予患者最真诚且善意的关怀。证书/王晋恒（双溪大年）【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我们在岛屿阅读/王晋恒（双溪大年）

4月前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下）

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上篇几位青年作家谈及了地方与写作的关系、写作方式的经营、议题写作现象、可不可能当个全职作家等议题，本期的下篇且让我们继续追踪作家们的脚步…… 宣春：你们这次参与乔治市文学节和不同背景的作家交流之后，有什么收获？最后，也请大家介绍一两本关于“城市”的文学代表作。晋恒：乔治市文学节开阔了我的视野。犹记得第一天和友族作家相遇，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要喝”。当时的我深深被震撼了。有些马来作家也敢于写变性人议题，这让我有了一个觉醒——未来写作尽可能少一些自我审查，毕竟他们都敢于触碰那些敏感议题了，我们这些小众文学，更应该勇敢地去写。我想推介欧大旭（Tash Aw）的《幸存者，如我们》，那是一本可以说明马来西亚国情的书。书中有句话：“不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大的吞并小的，所有事物都会变成某个事物的一部分。”我来自吉打，小时候父母出去旅游和别人介绍自己时，总会说自己来自槟城。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背景、出处也有阶级之分。失去原乡身分，我想也是我之所以那么热衷写双溪大年的动力之一吧。另外，这本书所提到的外劳命运，也时常发生在我家附近的厂区。他们，一生都是没有名字的人。以吴明益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双声腔小说”，书一部分是纪实访谈，另一部分是主角出狱后，面对采访者时的心理状态。我们在主角对采访者的观察中发现，来自更高阶层的采访者，永远无法理解来自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主角。言丹：槟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是个自由且互相尊重的地方。一片土地如果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是很难有文化交流的。另外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槟城人真的非常友善和包容，我无论在餐厅或是乘坐交通工具都从来没被人骂过或不礼貌地对待，这感觉挺新奇的，因为香港人普遍比较暴躁，偶然被人骂都是平常事。（笑）我想介绍谢晓虹的短篇小说集《无遮鬼》。它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用了异常魔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象，书写香港近年的抗争和经历的创伤。我也很喜欢西西写的阅读笔记，有时候我觉得每本书都是一座城，通过阅读作者的文字，哪怕你身处自己的房间，也能到达他方。还有另外一本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写城市但不是写香港的书，就是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面有很多他对童年的追忆，他也在书中提出了“呼愁”的概念，说的便是看到伊斯坦堡由盛转衰的过程而引发的一种集体哀愁、笼罩整座城市一种注定没落的哀伤。我相信这份情绪哪怕在马来西亚还是香港都是相通的。馨元：这片土地的包容度挺高的，我也在槟城找到很多很奇妙的艺文空间。除了文学节，槟城也办文化节，州政府推动地方艺文活动不留余力。要推荐一本城市文学的话，我会选韩丽珠的《黑日》。熟悉她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小说较多是超现实，然而《黑日》却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香港人在那段时期的抗争。她以一贯柔软的心，去写出很坚硬的，可以抵抗霸权的文字。子扬：我认识了更多马来作家。首先是因为认识了一位名为李浩杰的译者，我和他聊到年轻马来作家关注的议题。就和晋恒所说的一样，原来他们关心的事情和马华青年作家差不多，都是自由、自身、独立意识。我今天早上读到Azrin Fauzi的〈Panorama〉，我发现他的形容和叙事手法都很新颖，跟我读过的马来前辈作家大有不同。最后我想推荐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小说主角米亚就像城市里的女巫一样在男人身边徘徊。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站在天台俯瞰台北市的那一幕，那和我俯瞰城市感觉很相似，那是我喜欢上城市文学的开始。我还想推荐李桐豪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散文集写的是他被外派到不同城市工作时，眼见的一切，以及他和伴侣的爱恨纠葛。其中有一篇〈白狗一梦〉，写他和前任分手后俩人再一起相约到西藏旅行。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从今以后，只要能够伤害你，让你痛苦的事，我都会尽量去做。”我想，恨到极致，也可能是一种豁达吧。相关文章：【跨年特辑】时空的人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上）

4月前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上）

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主持人：李宣春（大马） | NGO资深资讯传播员，作家，著有《散散步》与会人： ●黄言丹（香港） | 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首届“开故”作家育成计划得奖者 ●王晋恒（大马） | 医生，青年作家，着有《时光幽谷》 ●梁馨元（大马） | 副刊记者，青年诗人，着有《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 ●黄子扬（大马） | 新纪元大学学院品牌与创意部副总监，作家，着有《徒手杀死那只狐狸》【地方与写作】宣春：城市对你们有着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小城、小镇或者岛屿，“地方”这个概念是否影响你们的写作？晋恒：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小镇。首先当然是出生地双溪大年。另外一个就是吉兰丹。后来发现《时光幽谷》的确常常谈及双溪大年的变迁，因为双溪大年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在吉打州，它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居多的小镇，我们也知道在吉打，绿色力量已悄然抬头。未来，我会多写保守主义如何改变我的故乡，比如双溪大年已经找不到投注站，据说歌台也受到诸多限制。吉兰丹则是另一个我常写的地方。去吉兰丹上大学之前，常有人觉得我怎么愿意去那种很low的地方。可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吉兰丹有保守之处，却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面貌，而我就想以文字颠覆外人对其片面的理解，建立一个更立体的地方印象。言丹：很多香港作家都写过香港的城市形象，比如西西写“我城”，黄碧云写“失城”，还有董启章的“V城”和韩丽珠的“H城”等。我对于“城市人的移动”比较感兴趣，一是因为香港近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身边不少朋友亲戚都有离开的念头，我感觉整座城市都被这种离散情绪浓罩。二是在全球化现象下，人好像逐渐陷入一种不停移动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也好，移民也罢，人的流转变得非常简单快捷，但这其实也会造成人与人、和人与地方之间的疏离脱轨，也加深了我们内心的孤独感。我想我会在未来的写作里，尝试探讨及呈现这种人漂浮和切换于城市之中、时刻想要逃离又无法找到栖身之地的生存状态。馨元：我蛮羡慕晋恒的，他可以有一个故乡，有一个熟悉也喜欢的地方去写。我应该比较难有归属感，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产生逃走的念头。我虽然出生在马六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在我还不懂事时就已搬来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房子，不停在租房；这样的移动中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导致我想要逃。但我们也该知道，不断地逃亡是会迷路的。虽然我一直住在城市，可是我对城市的疏离感还蛮重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每次看到山川、原野会让我着迷，以至于我选屋子，会选门口有一条很宽阔的河，假装把自己抛置在自然生态。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如今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从家里开车去公司。塞车的时候，你会无聊地去看隔壁的车窗里面坐着怎么样的人，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就很容易发现，其实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的忧郁。子扬：其实我从没写过自己的原乡。我是汝来人，汝来属于森美兰州，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身分证号码也是吉隆坡。出生之后住在吉隆坡，直到3岁才搬回家乡。我不写自己家乡的原因是，第一，过去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在芙蓉念中六时曾有同学这样形容：汝来就是我们芙蓉人要去吉隆坡时，会有休息站可以小便的地方。我从小到大都跟家人一直在移动。所谓的移动不是说我们搬来搬去，而是我们星期一到五都在汝来，周末的时候不是去芙蓉看电影，就是去吉隆坡逛街。所以我对吉隆坡并不陌生。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吉隆坡，我把书写的焦点放在吉隆坡，感觉就像丢一个手榴弹的时候，瞄准一个远方，至少那一个距离，它是不会伤害到我的。我是个需要距离的人。【经营写作的方式】宣春：你们在写作的经营上，是“无心插柳”，还是“处心积虑”的类型？子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写作，当然就是无心插柳，因为我参加的第一个文学奖是星云文学奖，结果第一次参加就入围了，我好像进到了一个文学的殿堂，开始思考文学是什么东西。出第一本书《徒手杀死那只狐狸》之前，我的写作都是在尝试，有了一些回响就可以继续写。但当我出了第一本散文集后，我开始思考，第二本散文集要写什么，因为第一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少作的集结。但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状态。那样一种青涩的状态，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人会越磨越光滑，无法回到这种粗粝的状态。我的散文集是2022年4月份出的，之后我就开始比较有主题意识地去书写。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背景对照很多马华作家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纯国中生，中学好朋友都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包括我的大学朋友都是各族同胞。我觉得这种经验的声音很少，是不是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块。馨元：听了子扬的分享，我想起陈大为的一句话：故乡是你需要离开之后再回看，它才能够称为故乡。可能我从来都不敢离开，所以我对这个地方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保持彼此不受伤的一个距离，所以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家里的一些事，后来却发现它太靠近了，靠近到让人可怕，因为有太多凝视的眼睛。也刚好回到今早欧大旭那一场讲座所提到的——亲密一定会带来某种暴力。初始时，我会害怕散文被凝视，慢慢地就想逃开这个文体。也像子扬刚才说的，适应这样的距离需要时间，所以我转换方向先去写诗。我相信每个写作人一开始都是无心插柳，后来总得处心积虑。你必须要有计划，对自己，也对读者负责。诗集其中一个主题是“生态身体”（ecological body），以生态元素探讨我们对于生死的状态。发烫，是因为还没有麻木，黑曜石则是欲望。欲望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来谈论，但我们要怎样与它共处？言丹：就馨元刚才提到的“生态身体”书写，我觉得很有趣，我认为身体是很私密、很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很佩服能够书写身体的作家，我想我自己仍然在摸索一种看待及书写身体的方式。顺带一提，这次来到槟城，我才了解到原来印度庙的建筑设计是以人体作为想像蓝本的。门塔是脚，庙中间是躯体，走到庙的最深处、安置神像的神圣地方便是头部。我觉得这个想像很有趣，也给了我一个思考身体的新角度。晋恒：我的创作也是从无心插柳过渡到处心经营。大家可以从《时光幽谷》当中发现，我处理的议题其实满杂的。书籍出版三四个月后再回顾，我发现这本书也可以叫“时光切片”，把我年少阶段看见的故乡和亲人写下来。后来才想起这或许是我没有把花踪得奖作〈雄水蝶〉放入《时光幽谷》的原因，下个阶段的创作，我会更着重处理关系当中亲密与暴力的拉扯。时报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腹种灵〉写的是疫情时期，我和母亲为了还要不要继续当医生而起的冲突。这篇散文正是为了处理阶级流动、职业选择、亲子关系等主题。【议题现象与政治正确】宣春：你们如何看待“议题先行”的创作情况？也可以谈谈“政治正确”。我们常会听说文以载道或笔尖是最有力的武器，你们在书写时会先思考议题吗？还是你本身就很觉醒，而这部分不自觉流露在你的创作之中？晋恒：以前没有议题先行的意识和困扰，但我最近想处理国族议题，比如华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与其他种族维持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从来不相信类似Kita Satu Malaysia这种粉饰太平的口号式宣传。不同族群之间难道不存在阶级对立吗？不谈歧视和偏见，真的有助团结吗？另外，我也想处理医疗体系之内发生的不公现象——为何一些人可以获得优先治疗待遇？合约制下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医疗体系金字塔式的权力压迫，也是很值得写。写作的前10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未来，我会有更大的企图心去经营长篇，以便更有效处理某些议题。言丹：我倾向不会先去想议题。我观察到时下有些香港作家会比较关注城市的变化和与社会现实相关的议题，在近年的香港电影里也出现这个现象。但我想我比较关注的是一种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个时代里人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疏离陌生感。当然我也不会刻意避开议题，人存活于社会当中本来就会被身边发生之事影响，只是我觉得只有我对某个议题或事情有感受，我才能够写得好。而且对我来说，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比议题更重要，如果只有议题没有艺术性，那它只会是一篇报道。馨元：我想写作人都是清醒的人吧，我们对议题觉醒，而这份觉醒不分轻重与贵贱。我承认以前曾经揣测写哪些议题比较能获得评审青睐。后来成为记者也需要处理某些议题，采访难民议题时，我会怕自己没有办法拉住界限，但同事这样说服我，要我有一个意识，当他们作为人，人权被剥削了，身为一名记者该如何为他们发声，而你的意识会流露在行文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意识与动机非常重要，要提醒自己不能过度消费。子扬：我觉得因为我是水瓶座，所以不喜欢跟着主流走，有时当文学奖的作品都往同一个方向发展时，我反而想试验更多的可能。后来写着写着，就不得不面对其他比如国族、性别等更宏大的议题。我想，只是因为这些议题正好搭上大叙事这艘船。这几年，是议题找上了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我做过电视台、广告业。之前参与一档节目叫《声音猎人》，它收集社会上不被关注的声音。我当时被赋予的工作，只是为9集的节目写成一本书，类似报导文学那样。探访老人院那一集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一个人间炼狱，那里的老人痴呆的痴呆，受伤的受伤。当时，我们只是去“看”而已，但节目结束以后，我常在想，他们后来又怎样了？这些人的故事没有离开我，它们一直在生活里影响我。我想把这些经验写成小说，只是还没开始去写。目前来说，我会先把第二本散文集写出来，再处理小说吧。宣春：让我做个小结。我觉得身为作家，会关怀身边的议题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关怀之心是很难写下去的。文学在其中起到疗愈、弥补和记录生活的作用，让更多人看到某些人的处境。当然，有时候写作多了一点计算，就会成为“消费”，这就要看作家如何经营自己的身分了。【全职写作可行吗？】宣春：我知道四位作家目前都不是全职写作，包括我自己，我在报章写专栏时，会觉得白天的正职是副业，晚上写作才是我的正职。白天的工作是用来喂养我晚上的梦想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的关系？子扬：我从20到29岁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写作、主持、组乐团表演之类的。今年来到30岁，我想在30到40岁期间更集中在创作上。所谓创作，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可以是剧本、广播剧和各式各样的（作品），包括商业创作。馨元：我是记者，在此之前是中文系学生。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你写得还不错，所以你会自以为当记者也没有太难吧。进入报馆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我蛮常听到别人评价写作人很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想要学会怎样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昨天我采访马来诗人林天英（Lim Swee Tin），他说当他想写穷困群体的故事时，是去Jumpa（会见），而并非Lihat（观察）。我们很常用二手资讯代替一手感受，记者可能就能走得更靠近，两者相辅相成。人们常说写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但我现在更想走出自己的房间。言丹：我可能跟很多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不同，我本来是念法律系的。我在大学时做过一些实习工作，参与过一些刑事案件，我记得其中一个案件是关于一名弑父弑母的男子，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太真实太靠近了，使我常常陷入道德困境中。我觉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我一种安全的距离，让我能够借虚构短暂逃离可怕的现实。至于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你必须刻意找出时间，分秒必争地写作，尤其当你有一份正职。那种生活和写作模式其实蛮辛苦。我之前也是在公余时间写作，现在算是全职写作人，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全情投入创作，完成自己的作品。晋恒：我就从三个层面谈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从时间上来说，我把握不工作的时间尽量去思考、阅读和写作。简而言之，就得牺牲睡眠。第二从经济层面来说，稿费自然不会比正职带来更高收入，但每次拿到稿费我都会很高兴。这是一种证明。母亲常说写作赚不了钱，而有了这几百块，就至少能减轻生活负担，让我不必去兼职当替班医生，有时甚至可以帮我还贷款。有趣的是，在出书以后，我反而更加吝啬了，每次想要花钱，都会心想：“啊，那几百块钱，可是我几本《时光幽谷》的盈利啊。”我不想自己的创作成果那么轻易流失，即使那是无法逃避的现实。接下来谈谈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平衡吧。我认为，写作和医学是互相拯救的。在医院遇见太多一板一眼的规则，我就想从文学中找到喘息的空间和变化。有时写得太多，就想要回医院找灵感。但是，我汲取的灵感类似脱口秀的准则——是为了punch up而不是punch down。我想要关注医疗同业的病态，更甚于用俯视的角度去卖弄“廉价温情”。我比较想关注医疗业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脉络。以前，我蛮抗拒别人叫我“医生作家”的，因为那会让人将我联想到写病人小故事的那类作家。（1月2日续）相关文章：【跨年特辑】时空的人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下）

4月前

煲剧联合国

王晋恒／《完全救赎》重新审视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仍是一门定义的艺术，而定义总会衍生标签化的风险。既然专家握有定义的权力，更多精神医生的出现，其实更有助开创check and balance，相互制衡的环境，就像剧中的医生每天轮流诊治病者，才能将诊断的公平性最大化。

5月前

煲剧联合国

证书/王晋恒（双溪大年）

马来同事托我为“世界预防自杀日”的参与者准备证书。询及纸料的选择，她却语带讥讽回道：“现代社会哪还有人打印证书了？制作电子版证书就好啦。” 乍听之下亦觉有道理，后来却想起4个月前参与武吉文学营，才从善清老师手中接过实体感谢状；那也原不该是上个世纪的古董。回家细细摩挲证书上略为浮凸，弥漫墨香的黑体字，方能回味躬身参与的实感。小时候，证书对我来说是既正式又非常难得的官方文件。父亲口中的cer-ti-fi-cate，念出时中英腔调混杂。长大后意会其中竟也寄托了父亲对阶级流动的盼望。安妮·艾诺《位置》里所描述的父亲，总是让我联想到家父，他们皆背景平凡，对知识分子既羡且妒。父亲希望孩子努力带着自己，连同整个家族往更高级的圈子跨去，有朝一日成为不断获取cer-ti-fi-cate的有识之士。证书是学术的；奖牌是运动场的；奖杯是舞台的。然而，小学时的我不属于任何场域，橱柜没有挂满奖牌，平时也只能巴望同学不断上台领奖。五年级参与校内华文笔试赛，当时的陈碧丽老师要求同学帮忙批改试卷，却发现我以一题之差，跌出5名以外。偏袒我的陈老师要求同学反复重改，却仍无助我获得一纸证书。失去一张意义不大的证书，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吃了一场败仗。后来也不知为何证书越积越多，随便报名一项活动，就有一张Sijil Penyertaan（参与证书）。于是证书最后也成了废纸，近乎鸡肋般存在。除了一些靠真本事换来的得奖证书，其他一律只是为了证明主办方办过活动，自己曾经参与的廉价纪念品。证书无法替我代言我们需要太多证书证明自己。科技进步后，伪造证书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所以有些证书还会附上一个QR二维码，让有意检视者随时上网求证。当了医生才知道，被有关当局或是社会人士“正式承认”至少需时10年——毕业后实习，我们不可作出医疗决定；实习期结束，我们又因为资浅而面对诸多掣肘；哪怕当了专科，也还另需至少几年的资历才可“正式”转正，号称专科医生——生命太多位置都不似彼得·帕克被蜘蛛咬噬，一夜高烧，隔日即能变身蜘蛛侠那般一蹴而就。所以证书之必要，在于佐证自己的经历和能力。犹记得那年面试医学系，父亲特别为我打印了一张游泳班毕业证书，供我在面试时夸大我的泳技。会游泳本是事实，但是口说无凭，有了一张cer-ti-fi-cate，面试官面前我便多了一份底气去吹嘘自己曾是校队，只是最后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参赛。曾是游泳校队，可以证明我的抗压性，证明我不是书呆子，证明我有团体精神，提升我的录取几率。网络论坛、辅导老师、前辈的经验之谈都强调面试者必须学会推销自己；“文武双全”是一般面试官特别喜欢的特质，所以只要稍微用点心机，便能投其所好。面试表现和工作表现不相符自是后话，却也没有人想要检讨除了面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机制可以筛选人才。最后我不确定是写小说的虚构能力，还是那一张游泳证书连同被我夸饰的泳技，让我挤入了医学系。成长后，证书失去了圣性，如今许多活动甚至只求一张电子证书就好；参与者可能连下载电子证书都懒了。有时会重新打开收藏证书的文件夹，仿若重启收藏旧时光的月光宝盒，一页一页轻轻翻阅，生怕动作太大撕毁那些证书。透明塑胶里收藏的，更多是当年试错的愚勇，与荣誉擦肩的遗憾、以及和友人一起出征比赛势在必得的傲气。泛黄的证书无法替我代言，但至少实实在在地证明自己也曾在某场比赛中坚持求胜。当年自以为是的才华、能力和不服输的精神，有多少经已被现实生活磨损殆尽？

5月前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1. 常有人说写作要有社会价值，但其实新生代作家关怀的主题，更多在于“私我”。请问“私我”的写作难道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吗？胡：通常会提倡社会价值的都是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家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即便我常说自己的作品和诗风是伪现实主义，许多的内容都是从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截取，再进行部分虚化加工改造。但我的诗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去书写我所历经和见过的生活。我并不博爱，也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自然也不愿去灌输读者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每个人的作品只要能满足自己就无愧于心了。梁：我永远都围绕在这样的质疑中，直到现在不得不认真地去回答这个问题，便像是尝试说服自己——这样写也没关系。但首先什么是社会价值？社会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回到最狭义它指的或许就是“民生”。你我为国家的子民，我们何以生存，何以存在？如此“存在的状态”，又间接把独立的灵魂串联而成一个大面积的社会。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陈：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怀疑：我写的东西这么私密，它的意义是什么？更消极一点，它会不会是无谓的产物？再换个角度去看，充分具备众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以大历史为背景和叙事框架的书写，是不是就对社会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和作用？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并列而论的，没有高低之分或有用无用之别，就是从不同的关怀进行呈现——你直写外面的世界，我写我从窗口所看见的世界。当前的生活形态例如城市生活，会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以个体为主，这某程度上成为了我的书写取向。简单来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散文集中〈隔离的猫〉其实就是进行这样的实验。 2. 馨元说，这些年她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换成为现实主义者。玖洲在后记中也提到圈外人对诗人的想象除了饱读诗书，也难逃“贫穷”的诅咒。也有人说，安逸富足的生活不利于创作。借此想请问3位，在创作生涯中，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有人）胡：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是个非常爱钱的人，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甚至可以说，所有最终能够出书的写作者都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平衡理想和现实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理想拿去卖钱，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有反馈才能有动力继续下去，这些反馈可以是读者、奖项、荣誉，尤其金钱，这都是一种写作的续命方式，只有能够在写作的路程中不断得到反馈，不断续命，最终才能支撑到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虽然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书写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但空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都死得特别快，当理想无法支撑现实时，写作的动机就会消失。只有成功将文字转换成其他价值，才能有继续保持理想的动机。梁：有人会把理想放在现实里面，但我会把他们隔得很开，也算是对它的保护吧。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在喝醉以后告诉我：“真是幸好，我认识的你，不是写诗的你。我常常在网上很多文学活动看到你的名字，我总感觉那是你的分身。”（当时的os：写诗的我真的有那么糟吗？）会这么做，是因为确信那个写诗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共存的了，她们只能彼此忍让。因而该现实的时候，我总会本能地求存。求存包括尽量让自己明亮起来，如一个正常人那样合群、说话，不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去赚钱。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陈：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道理像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也像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已经在新加坡居留多年，当前傍着的教职工作也让生活算是稳定无虞，但我其实是抱着恐惧和怀疑，处在这种种许多人尽信和向往的安逸舒适之中，就算合约时期尚未结束，也经常会在离开和留下之间不断地思索去向。尽管繁重的工作量削减了写作的时间，教学语言的简化也让写作语言改变了不少，但这样的紧绷感是促使我不断找到方法写下去的原因。本身也知道成为全职作家以后是更艰巨的挑战，目前就只想照顾好自身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保持敏锐的观察与觉知，继续书写下去。这便是理想。 3.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玖洲，在你的诗集中常见元宇宙、少女小冰等未来名词。比如〈观音嬷，诗，和元宇宙〉一诗，即将传统和未来的意象作了一次fusion。你认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文学创作？胡：创作作为一种创造的结果，不仅局限在文字和文学，也可以转换成IG图文、Youtube、TikTok等影音载体进行，其本质都是在说故事。但科技改变的主要是读者接收内容的方式，读者不会有耐心在你的作品停留太长的时间。你可以发现短篇小说的读者比长篇小说多，而网络上的诗比小说容易引得关注，短诗又比长诗的传播效果更佳，最好能够在两三行的句子间就触动读者的内心。通俗、口语、直达情感的高潮成了当代文学的趋势，因此会发现这类口语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多。而就科技写作的内容来看，我从来不看好AI的写作，就目前的水准要超越人类还要遥遥无期。当ChatGPT横空出世时，一堆作家开始感叹AI写作要取代人类时，我的感想是你居然会害怕AI写作的烂诗，看不出区别证明你的文字水准和AI写得一样烂。但蹭热度要趁早，科技迭代迅速，难保多几年就没人关注科技写作的题材了。 4.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红色〉、〈假装死亡很遥远〉等诗都批判着体制；馨元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则关心远方的政治难民。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呐喊似乎微乎其微，当权者甚至不愿审核我们的华文创作。在这个背景之下，写政治诗还有意义胡：我其实在整理打算出版的诗集时，才发现年轻时居然写了这么多政治诗，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自己2015年写的第一首诗作〈城市〉，这其实是首政治诗，后来投去了中学的文学奖，那时的文学奖的规章写明，内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等敏感因素，但保持着叛逆的心理还是投了政治诗。后来都很少碰政治诗了，像晋恒说的：愤怒出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没有那种愤怒的情感。政治书写固然重要，但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梁：写政治诗对我而言，并不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想跳脱自我书写，看看在那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去爬梳背景，研读大量资料，寻找打动自己的点。打动不一定是愤怒，或许是种共情也说不定。但有时我会怀疑，仅仅通过阅读二手资料，并未亲临过任何现场，走过田野便写就的诗篇，那样的“呐喊”会否片面与过激了些？我也还在寻找所谓意义。 5. 身体的即是政治的。凯宇和馨元的书写常常涉及身体和情欲，请问你们认为身体书写在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陈：我并没有特别思考我的书写面向对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或对于马华同志文学有什么贡献，这多少有点妄自菲薄的意味。但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其实精准地点出，以身试险似乎是我的深层写作动机。我是非常认同的。书本收录的文章线索也相当清楚：原生家庭——情感——情欲——我与书写的亲密关系。我不太能够清楚界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吗？），我发觉自己对于情感、情欲和身体的觉知，要比其它事物更敏锐。以此为始，很多时候我往往是经过这些去定义我的存在。也因为它们某程度上的抽象、看不见，我于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建构出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梁：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都会为阳台的花浇水；突然某日才发现，我日复一日在做的，竟是滋养一盆盆近乎枯槁的花木。不抱任何期待地为将死的花木浇水，本就自带荒谬；以荒谬之姿行走人世，亦是写诗的冒险实验精神。那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动且了无生趣的枯叶，但这个世界仍给我许多善意，还有人愿意为我灌水。写作是场坦荡的冒险，即是“身体帮我闯了祸，因而有了秘密，那无以言说的炽热的欲望”——欲望如此危险，却是异常迷人，像颗历经抛光的黑曜石；但它畏光，且光天化日无法明亮示人。因而我将它吞下，并直视它在体内发烫。直到那天，我们或许会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噬人，并接受它——也许只是一只黑鸟飞过，我们短暂经历一场颤抖；也许只是细叶芒搔过手臂，我们拍了拍，就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6. 馨元在〈阿芙萝黛蒂的浴室〉中寄望阿芙萝黛蒂和象征邪恶的莉莉丝在一起。请问馨元，你认同我把你的诗集形容为“莉莉丝之歌“，其中的诗句，是为了拯救每个服膺于天神意志的阿芙洛黛丝吗？梁：我觉得晋恒这个诠释很有趣。莉莉丝是夜间活动的夜魔，她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女神之母。在苏美语中，Lil指暴风或恶魔，Lulu则指情欲。〈阿芙萝黛蒂的浴室〉里头写：“我允许你看你自己，看你的媚惑/看你眼角下的痣/我允许你看，你身体的每一处线条/言溢于表的写意”但为什么，凝视欲望这件事本身，需要被谁允许呢？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在这意义上，我无能于拯救，只希望多少能释出一些凝视欲望的勇气。 7.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凯宇。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说“散文需要人设”。你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延伸讨论，我想要问你一些老套的问题——你认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在哪里？在散文中揭露某些私事，你是否会加工处理某些情节以自我保护？陈：所谓“人设”，我想是看待事物的一套方式，那是一种聚焦，因为聚焦，所以清楚。因为书写和摄影一样，都是不断地框起和抓取角度，那很多时候都是作者自身的局部，而无法等同于他整个人。将内容连贯起来，不难发现一些有所冲突的地方，例如〈牛皮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温柔的，好像彼此一起找到了一个面对关系的方法；但在更多的篇章（时候），父亲是沉默不语、带着暴力和批判、说话不着边际的形象。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来自于生活不同的阶段和事件。在奖制之外，我并不喜欢讨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那更多是取决于读者愿意相信什么。毕竟当你愿意说真话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可以认为你说的是谎言。很简单的说，就是对得住良心。关于对揭露私事与细节的加工处理，我在这之前有一个界定是，如果我必须把某个缺憾之情感对象、或悲伤事迹写下，他必须已经从我的生活完全离开而不会再有任何交集。这某程度上是对于对方的尊重。 8. 请问留学和行旅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们的创作？胡：留学最大的收获在于有机会接触其他的文学社群，进而认识更多在写诗的人，这都是无法透过出版品完成的。在马来西亚和我同辈的文学写作人大多都是中文系背景，但我在台湾与我谈论诗的都有着各自不一的背景：外文系、戏剧系、物理系、资工系等，他们不一定都是写作老练的写作者，但他们都是对于现代诗有热情的年轻读者。他们的阅读范围广泛，涉及多国语言诗歌的阅读，以及对文学的解读都能依靠自己的学识背景进行讨论，偶尔交换彼此的新诗作品，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景观。这是马来西亚作者和读者人数稀少，背景单一所无法望及的。留学的经历对写作的帮助更多是在视野和阅读上的补充，写作毕竟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影响我的创作，可能仅有题材的扩充吧。陈：其一，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其二，因为展开了自己的生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所有的新鲜事物无疑都是直面身体的碰撞，新的朋友、感情、地方，都方方面面地滋长了自己身在异地，或面对原生家庭作为第一张脸的书写。其三，因为大学正好有开设写作班、性别课、电影课，这种种课堂契机让我从中找到自己写作的声音，以及书写的面向，甚至结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写作者。即使时常身陷孤独、茫然和焦虑的挣扎，但把这些视为活着的常态，似乎就足以是活下去的理由。相关报道：【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6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