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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

3月前
4月前
4月前
直到那天,我才惊觉,原来我和别人看着同一个世界,却拥有对颜色不同的认知。事情的起因,说来可笑,也很日常,不过是一包国民零食Super Ring。这款零食,是我童年时期最爱的零食,每逢小舅一撕开家庭装Super Ring的包装袋,我总会捉上几把放在小碗,慢慢品尝。芝士圈把手指染成橘色,吃完之后还会意犹未尽地舔手指。 某天,小舅问起是谁偷偷吃了他那包蓝色的零食,我感到疑惑,他买的各式零食薯片里,都没有蓝色的包装。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说的是Super Ring,我愣了一下,说:“蓝色?Super Ring是紫色的呀!”他皱了皱眉,我们各自掏出手机,调出包装图对比,我指着屏幕:“你看,这就是紫色!”小舅是广告牌设计师,对于色彩的敏锐度比一般人高,所以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有怀疑过自己的眼睛。我们就这样争执了一整晚,从Pantone色卡讲到老花眼,谁也不愿让步。 立场不同何来对错 这让我想起“蒂芬妮蓝”的争议。我总觉得它偏绿,朋友却坚持是蓝,还拿出它的英文名“Tiffany Blue”作为佐证。我笑着反驳:“这个颜色原本叫湖水绿,是后来被这家名牌公司注册之后,才叫做蒂芬妮蓝。” 这让我想起那件曾轰动一时的连衣裙,网民轰炸式讨论,它到底是蓝黑色还是白金色?我第一次看到该图片时,斩钉截铁地说是蓝黑色,疑惑为什么会有人看成白金色,难道这是什么心理测验还是脑筋急转弯。但是,我弟弟看到的却是白金色,不管如何调整角度,或者调校手机明暗度,都无法看到蓝黑色。几天后,报纸刊登了这则新闻,我突然在一瞬间,看到了白金色,之后又变成了蓝黑。我开始怀疑,我们到底能不能相信我们的眼睛? 后来我才发现,或许我们看见的颜色是一样的,只是在“大脑的字典”里,对应的词条不同罢了。例如我眼中的“红色”,只要不是橙子的橘黄,我都默认它属于红色家族。可有朋友看见邮筒那种鲜艳红才觉得是“正红”,其他像玫瑰红、胭脂红、甚至赭红,他都归入“橘色”或“棕色”。他说:“红色要热烈、要纯正,不能有一丝杂质。”而我眼中的蓝色,必须是宝蓝那种深邃浓郁,若有一丝绿意,我便自动归为绿色。但朋友说:“除非是叶子那种浓绿,否则统统算蓝。”于是我们面对“蒂芬妮蓝”时,一个看见湖水绿,一个看见温柔蓝,谁也不算错,只是立场不同。 某些颜色之所以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往往和我们人生的片段交叠。Super Ring之所以是“紫色”,是因为童年时阳光下那包零食在我记忆中投下了紫色滤镜。就像某些人心中的“橘色”,也许来自他常吃的柑橘柿子;有人眼中的“蓝色”,也许是某次旅行看见的天空。我们并非色盲,只是被记忆赋予了不同的认知标签。当你说“这是红”,我说“这是橘”,我们并没有彼此否定,只是在不同的地图上,标注了同一个坐标点。说到底,我们看的是同一个世界,却使用不同的语言去形容它罢了。 Super Ring到底是蓝是紫?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曾让我们舔着手指傻笑,曾让一个小孩在放学后,在车后座品尝父母给予的爱,那种颜色,不在视觉里,在味觉里,在心里。
4月前
5月前
前不久,我遇到一件颇费思量的职场小事。 A同事因为B同事的疏忽,被他人误认为是失职的那位,心里自然十分委屈。他私下找我,希望我能在群里替他澄清,说清楚这事与他无关。 他的委屈我看在眼里,若置若罔闻,怕是会让人心寒。但问题也并非全然是B的责任,如果我公开替A澄清,等同于在群体面前间接“实锤”了B,这让我陷入两难。 人在职场,说一句话,不只是表达,更是一种立场的宣示。 我一度左右为难,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权衡再三,我选择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在群里,我说是因为我安排不周,才导致了这场误会。 我知道,我并不是在“负责”那场失误本身,而是在承担一场情绪与人心的风波。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很平静,也很沉重。 当晚,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他听后,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那时他还是一名MO(住院医生),在一次妇产科的部门会议上,一位资深医生C对另一位医生的工作态度颇有不满,不点名地数落了一番,言辞激烈,话里话外几乎把对方钉在了墙上。虽然没有明说是谁,但在座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说完一通,C转头看向另一位年轻医生,问道:“What do you think?”显然是想借力拉同盟。 那位年轻医生刚从英国学成归国。他没有迎合附和,也没有选择回避而沉默,而是轻描淡写地反问了一句:“Are you talking about me?” 丈夫说,那天他从这句话里学到了职场的一种智慧。 这句“你在说我吗”,看似简单,其实极其高明:它把模糊的影射拉回清晰的边界,不主动表态,也不轻易卷入混战,把一场即将蔓延的人际风暴,收束成一场对话。 那一刻,他没有站队,而是站在了规则与分寸感的一边。 我听完这个故事,久久不能平静。 职场中,我们总会被卷入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风暴。有时候,沉默可能令人心寒;而发声,又可能落得“两边不是人”的处境。 而有时候,“牺牲自己”看起来或许有些愚笨,但其实是一种成熟的智慧——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限度的体面、温柔与秩序。 这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姿态,也不是忍辱负重的高光时刻,它只是一个人,在混沌里,做出的理性选择。 没人会为这种“牺牲”鼓掌,但也正是这些无声的判断,悄悄守住了职场的温度和分寸。
6月前
近期,在优美城支会常年大会上致词提到在团结政府的架构下,马华的角色和立场更应清晰坚定,呼吁党明确指示表明马华在团结政府中的立场方向。 隔天,看见马华总秘书拿督张盛闻发表对党的一席话:“马华应主宰自己的命运”,走自己的路。这不仅是一句表态,更是对马华当前政治处境的一次深刻反思。 过去两年,马华作为国阵成员,全力支持团结政府,保持配合。无论面对任何风浪,马华都秉持大局为重,然而现实却冷酷无情。 马华的声音被边缘化,政策主张得不到正视,连最基本的尊重也屡屡缺席。这样的局面,相信让无数党员与支持者感到心寒。 若仍无清晰方向,马华就必须为自己的命运作出决定。这是对现状的直接挑战,也是对未来的呼吁。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善意或未来可能的转机之上。 政治讲究实力与定位,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等待。主宰自己的命运,并不等于与人对立,而是要重建马华的主体性。 是的,马华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在最艰难的年代为国家稳定、经济成长和华社权益立下汗马功劳。但辉煌不会自动延续,尊重不会自动降临。若我们不作为、不改变、不奋起,那过去的成就也只是尘封历史。 这也是一个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意味着马华可以重新定位路线、重塑政治品牌、重新争取民意。我们要有勇气与人民站在一起,为教育、经济、公平与多元社会发声。我们要更贴近基层,敢于提出更符合民意的政策方向。 走自己的路,不是逃避,而是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马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代表谁?要为谁奋斗?答案显而易见——马华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华社基层的心声与期待。我们要用实际行动,重新赢回人民的信任。 这条路注定不会轻松,也意味着将面对更多的风雨与挑战。但真正的政治力量,恰恰是在逆境中历练而成,只有敢于走出自己的道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承担批评,马华才能涅槃重生,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不能只是执行者,更要是思考者、推动者。如果我们不主动为党争取明天,就没有资格对今天的沉沦感到悲哀。相信领导们会透过本身政治智慧与专研带领党员们走出一条新路。   更多报道,请留意星洲日报、星洲网。
7月前
8月前
“如山忧患一肩担,风骨由来胜铁男。毒蜮几番狂射影,鲲鹏九万快图南。炎凉旦暮君何苦,衣狗推移我久谙。独喜蕉红椰绿地,推窗日日对晴岚。”1964年12月3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的苏雪林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这是第二首。 她说身上背负着如山般的忧愁和苦难,但气节比铮铮男子坚定。多次被暗箭刺伤,仍如鲲鹏展翅,志冲九万里高空。世态炎凉,朝夕变幻,不必为此苦恼。白云苍狗,彻悟后心情坦然。有机会居住在红蕉绿椰的土地,倍感欣慰。每一天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喜悦的晴朗山岚。 此诗牵扯两文人,一是鲁迅,一是胡适。 反鲁迅“几乎成了我的半生事业”,这句话苏雪林说过不止一次。查看她生平事迹和著作,鲁迅在世时少见她恶言相向。1928年3月,她将连印四版的《绿天》送给鲁迅,扉页写“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 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引鲁迅日记说1928年7月7日二人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中初次见面,此后虽无往来,却不涉负面看法。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高度评价《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她说鲁迅小说用笔深刻冷隽,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虽只出版《呐喊》和《彷徨》,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苏雪林第二天读报知晓。她在日记中写“彼与余素无关系,只以七八年前,曾替杨荫榆女士讲了一句公道话,匿名作文丑诋我,以后暗中伤害我亦有数次。固彼与余算立于敌对地位也。” 杨荫榆即杨绛姑母,当北京女师大校长时被鲁迅公开责骂。苏雪林日记没有公开,但是给蔡元培的信却被公开了。信中她大骂鲁迅。此信并抄录一份寄予胡适。1936年12月12日,胡适回信说他理解当中愤慨,但不同意攻击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说斯人已逝,应该撇开小节,只论其思想并注意当中几度变迁:“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苏雪林的喜欢与不喜欢 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仅凭直觉,可以基于缘分。抽丝剥茧后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爱好、职业,甚至对方朋友圈等因素中寻找依据。物以类聚,一般人会往倾向于自己性格的人倾斜。但是逆反心理也经常出现,有一些人喜爱和相反性格的人一起,越是不同,越可能产生吸引力。 胡适的圆融风度和苏雪林的处事态度相悖,但她对他人品的敬仰一生不变。她爱恨分明,对不喜之物不假辞色。这种性格本可以在鲁迅的待人接物中找到共鸣,但鲁迅的刻薄杂文与左倾立场,又使她无法认同。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也让她难以忍受。 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到台湾,工作重点包括访问九五老人苏雪林,他想要“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回答说鲁迅“人格分裂”。为何持续不断谩骂鲁迅,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陈漱渝访问她后写〈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题目感性,重心改变,访问到最后已在沧桑人生着笔。 扯远了,再回到〈狮城岁暮感怀〉四律第二首。1962年2月胡适去世,苏雪林写多篇怀念文章,引发反对胡适的文人抨击,笔战越演越烈,诗中的“毒蜮”指她心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文人。 《中国时报》主笔寒爵以〈《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证明苏雪林拥鲁,在反鲁的台湾戒严时期,此类告密可置人于死地。她如法炮制,投信治安机关,表明自己反鲁人尽皆知,反鲁即反共,引申说反对苏雪林者就是反对反鲁反共者。针锋相对,互扣帽子,彼此最后心力交瘁,没有人是赢家。 1961年,她因为不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在8月9日写信给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她是女人,“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林之受其沉重打击者凡二次矣”,又赌气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则亦已矣。”她无所惧,“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之食也。”但是一周后,她写信请胡适宽恕,说不逊之词,都因“恃宠而骄”。 引我注意是她早有到南洋念头。1964年9月,她来到短暂净土,在南洋大学工作一年半,依旧写文章,依旧做学术研究,依旧用功,期间没有听过笔墨官司。马新是福地,苏雪林安详地当一名学者。
9月前
9月前
10月前
1年前
家人提及,据说不错的某中国文学网红曾谈论张爱玲,表示张爱玲很小众。家人有点疑惑,张爱玲小众吗?还是年轻的中国读者不流行阅读张爱玲? 不同意家人推测。尽管不了解中国年轻读者的阅读倾向,但从社交媒体不时传出可疑的张爱玲语录看来,张爱玲始终没过时。不然怎么没听说苏青语录、茅盾语录之类。民国初年的作家,除了鲁迅,相信年轻读者最容易接触的仍是张爱玲。说张爱玲小众是归因错误,实际上是文学小众,并非张爱玲小众。这位文学网红我已缺乏兴趣了解,他必有独到之处,才会吸引众多粉丝,然而我没时间心力沙里掏金。放弃文学网红影片或许有所损失,不过我宁愿选择信任的资讯来源。 总有人自诩不以人废言,认为兼听则明,应多听取各方意见,以免偏颇。然而如今资讯爆炸且年岁渐长,我倒是逐渐养成因人废言的习惯。像我这等市井小民,未须肩负治国平天下的重责大任,无须透彻了解国事天下事,就算对某些事情无知、认知错误,并不碍事。再说我向来听多说少,未散布错误观念,不至于危害社会。所以我心安理得的因人废言。 凡事都有相应的脉络,倘若不明就里乱入,一时未能掌握对方真意,不免表错情会错意,徒增彼此困扰。便利的网络往还,让人忽略双方往往素昧平生,不知根又不知柢,很容易因芝麻小事横生龃龉,着实无谓,于是我近来很少与陌生人对话。若对彼此稍稍知悉,较能有效沟通。 我信任社交媒体追踪的意见领袖,一旦信任崩解便退追。信任并非事事认同,而是即使我不认同对方某事的看法,然而相信对方无恶意,或许另有我未必知晓的缘由。不过我无力事事追究,意见相左之处不妨留待日后检证。 退追不会错过太多 当然信任并非永恒。曾因故陆续退追一些意见领袖,有时是对方不如我想像的有趣,但更多是对某事看法南辕北辙。确认并无误会,纯粹立场不同,为了避免自己不舒服,于是退追。退追并非撤资,无须大声嚷嚷。我长期追踪对方,然而对方根本不认识我,其实没什么好沟通的。倘若对方日后发表值得大家重视的言论,经由网络广传,我总会得知,退追不会错过太多的。 法国有句谚语,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退追萍水相逢之人倒也罢了,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可是退追长期观看的意见领袖,之前心中涌现众多犹疑挣扎,是我误会了吗、抑或太过挑剔、我变了还是他变了……直到终于确认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已不信任对方,不得不结束这段单向的关系。感谢对方曾经对我的启发,但此后我不再视他为队友。
1年前
1年前
1年前
老师好, 我有一位学姐,已经在职场一些日子,间中也会约我们出来叙旧。 不过她有一个习惯,虽然收入不多却喜欢往网红点去打卡,或到高级的餐厅消费,且只看名牌货。这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在进入一些高级餐厅消费时,却要求大家平摊单子。对我们这些靠父母每个月给零用钱的学生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另外,对她的邀约我们又不好意思拒绝,请问该怎么办? “精致穷”描述的是那些追求高品质生活但经济能力有限的人的生活方式。你的学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她可能想要维持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但她的收入可能并不足以支撑这种生活方式。 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策略: 首先,可以坦诚沟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私下和学姐坦诚地交流你的感受和经济状况。告诉她,虽然你很珍惜和她一起的时间,但你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你经常在高消费的地方聚会。接着,在接受邀请之前,你可以提前告诉她你的预算限制。比如说:“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去,但我只能负担XX元的消费。”这样可以避免在结账时出现尴尬的情况。 当然,尽可能寻求或建议一些替代方案。在见面之前可以提出一些更经济实惠的聚会方式,比如在家中聚会,自己做饭,或者去一些价格合理的餐厅。这样既可以保持友谊,又不会给你的经济带来太大压力。此外,自己也要学会拒绝。如果她的提议真的超出了你的经济能力,学会礼貌地拒绝也是重要的。你可以说:“这次我可能去不了,但我希望下次有机会一起。” 记住,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消费水平的不同而受到影响。你的学姐应该能够理解你的立场,并且尊重你的选择。同时,你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财务状况,不要因为面子问题而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