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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

1月前
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他把纠缠了他一生的抑郁症比喻成一直在他身后追赶的黑狗,一旦被“黑狗”追上,抑郁的情绪就会朝他猛扑。作家马修·约翰斯通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有一只黑狗》的书,书中描写了他如何从企图掩盖、挣扎、屈服,直到接受“黑狗”的心路历程。我虽没有被“黑狗”追赶的经验,但我从小就旁观了我妈与“黑狗”一次次的较量。 自我懂事起,我爸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平均每3个月才会返家待上一两个星期,而我妈作为全职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3个小孩,接送我们上下学、做家务等等。可2004年的某一天起,我妈突然怂恿我们翘课,趁着爸爸不在,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开始我还因为不用上学而欣然自乐,可我妈越来越反常的行为,成功地让恐惧翻身做地主,占据了我的心头。身为精明消费的家庭主妇,她突然开始爱上了逛街购物,花钱如流水;身为宅女的她,开始频繁地带着3个孩子自驾游;一直严厉监督我们学习的她,不再关心我们功课的进度,常常独自发呆、晃神、傻笑……一切都在警示我“妈妈不对劲”。我虽然是家中长女,奈何那时“资历”尚浅,对状况束手无策,幸好我爸因连日联系不上我妈,并发现他们的联名账户冒出了好几笔不明开销,便立刻赶回家。 碍于当时的资讯科技不发达,心理健康知识也不普及,身边还有些封建迷信的亲友加持,我们一家子无神论者用实际行动,演示了什么是“临时抱佛脚”。我依稀记得好几个炎热的午后,香火袅袅,梵音环绕,我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跪拜在观音娘娘的莲花座下,祈求菩萨能在烟雾弥漫中看见我们的无助彷徨,好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菩萨到底有没有显灵,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我妈的病情是每况愈下,除了肉眼可见地迅速暴瘦,她还出现了幻觉幻听,被害妄想的症状。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某个晚上,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让我替她报警,因为有人要加害于她。脑雾反应也逐渐频繁出现,有一回,她坚持出门买些日常用品,可迟迟未归,结果我爸发现她把车停在了小区超市门口,人坐在车里发呆,也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所幸经熟识的小区诊所医生介绍,我们辗转到了心理精神专科诊所。在那个时候,提起去看心理医生,大家只会立马联想到Tanjung Rambutan,可那却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希望,如救命稻草般,只能用力捉住。我那时心里多少有点抗拒和矛盾,一边希望我妈能确诊,让她所承受的痛苦都有个解释和治疗方案;可一边,又不希望医生查出点什么,感觉一旦有了诊断,我妈和我们一家人就会被贴上“精神病患和患者家属”的标签。 妈妈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或许是因为当时年龄小,抑或是潜意识不想面对,陪诊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像是被糊了一层墙纸,到底哪间诊所,哪位医生,我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诊所里所有的玻璃门窗都贴满了最黑的隔热膜,昏暗的灯光让整个氛围尤其沉重。当时除了我们一家人,还有一对父母带着眼神空洞的儿子在候诊。那少年抖着腿,望着脚下人字拖喃喃自语的模样,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噩梦的素材。而那天,我父母从问诊室出来时,微红的双眼,也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那喻示了我们一家驯服“黑狗”的开始。 那之后,我们几个孩子回到校园,而我爸除了包揽家里的大小事,也负责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包括监督她定时吃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确起了很好的镇静作用,但副作用也排山倒海而来。服药后,我妈特别容易疲倦,一整天里清醒的时间特别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记性变差,反应迟钝,早上做过的事,下午她就给忘了,甚至叫不出我们3个孩子的名字;持续性反胃,吃了就吐,把“皮包骨”彻底具象化。 我爸也给我们几个孩子分配了任务,每天放学回家后,我们就会在妈妈的床边做功课,多陪她说说话,聊聊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我妈从一开始无视我们,对我们说的话毫无反应,到后来会对着我们笑,这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可避免地,我们一家也成为了邻里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莫须有地排挤我们一家人,导致当时我们和邻里的关系紧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过是心理健康知识匮乏所引起的恐惧而起,我也感谢他们让当时年纪小小的我提早识得这个世间的冷暖。 自患病、确诊、治疗,到恢复,只是过了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仿佛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咬着牙,牵着手,一起撑过了那段漫长且艰辛的康复之旅。在我妈逐渐恢复——情绪再也不似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耳边一直听见的“窃窃私语”声渐渐消失,不再妄想有人监视陷害她,睡觉也睡得安稳后,我们一家搬去了我爸工作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当然,“黑狗”并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我妈的抑郁症复发了几次,但基于我们对“黑狗”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总能及时把“黑狗”驱赶走。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心理疾病是多么值得理解与正视,它并不是一个人的错,也不是软弱的象征,在此愿每个挣扎中的人都能被温柔对待。
3月前
4月前
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常听见?“哎,不好意思,我有强迫症,一定要这样,我接受不了那样。”每当有人做了一些别人看起来有点“龟毛”的事,自己或别人都会说一句“强迫症发作了”。 有些人更直接,把不合常规的行为一概归类为“强迫症”,省得解释太多。反正这是个万能理由,不用白不用。 我自己也一度怀疑过自己“有病”。工作桌面不能太乱,电脑桌面(desktop)上的文件太多就觉得浑身不对劲,一定要归类整齐。手机只要有未读电邮或WhatsApp讯息,红色的提示角标非点掉不可,就算暂时不能回,也要清个版。玩游戏的时候也一样,日常任务没完成,总觉得好像欠了什么,心里不踏实。 我身边的人也各有“怪癖”。我岳母、太太和姐姐们,每次抹地都要抹两遍,说这样才真正干净。太太晒衣服讲究排列方式,若没照她的方法来,她就会叨叨念念地重晒一次。我姨丈家里永远一尘不染,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早上都要洗车。有位同事家里甚至不准煮饭,理由是怕厨房被弄脏。 更夸张的是,曾到一位亲戚家做客,表姐夫全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全家人,只要发现地上或沙发上有根头发,立刻捡起,一发都必须收拾,让我如坐针毡,之后再也不敢登门。还有前上司,连花盆的角度都不能动;太太一位同事的母亲,对厨房用品的位置要求极高,搞得她孩子们使用前得拍照留证,用后照图归位,否则就会破口大骂,令家人如履薄冰。 我有想过强迫症是否只是比较偏激的习惯?我最近对这个课题很有兴趣,就上网查了一下,也和AI聊了一下这个课题。结果发现,强迫症确实是一种疾病,在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被正式归类为“焦虑障碍”。它有两大核心特征:其一是强迫思维——反复出现、不由自主、令人焦虑的想法、画面或冲动;其二是强迫行为——为了缓解焦虑,反复进行特定动作(如不断洗手、反复检查门锁、按特定顺序摆放物品等)。这些行为与一般“习惯”不同,它们会带来痛苦,甚至严重影响生活,使人筋疲力尽。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习惯 我们也常常将洁癖和强迫症混在一起谈了,其实洁癖并不一定是强迫症。一般有洁癖的人可能会觉得家里必须一尘不染,用完的东西必须立即清洗、摆整齐,讨厌别人碰自己的物品等。但如果这些行为是自愿的、自己喜欢的、不觉得困扰,也不影响生活,那它就不是病,而只是有点讲究或特别爱干净而已。但是当一个人不是因为喜欢干净,而是因为强烈焦虑、恐惧驱使自己去清洁、洗手、打扫,那可能就是强迫症的症状了。 许多人可能表现出些许“强迫倾向”,但这不代表他们患有强迫症。我们身边多数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病患,只是被这个词“标签化”了。若我们能放下偏见,认真观察自己和他人,不难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独特的习惯、坚持,甚至小小的执念。多些包容,多些理解,人与人之间自然能少些摩擦与纷争。 我们也不能要求其他人一定要和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都一样啊!大家试想像一下,如果全部人的价值观和看法都一样,岂不是跟机器人一样了,多恐怖啊!
6月前
  (怡保28日讯)孩子无缘无故不想上学,未必是因为懒惰或不听话,却有可能是面对心理问题,所释放出的求助信号!   新山柏迈医院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顾问医生诺拉希达指出,当孩子不想上学时,常被误解为“单纯不想上学”,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往往源于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迫切需要接受临床治疗。   “孩子们不会无缘无故不想上学。我们深入调查时,常发现背后存在社交焦虑、惊恐发作、学习障碍或创伤等根本性问题。”   她昨天在霹雳州举行的“2025年马来西亚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精神病学会议”上,主讲《解构拒学行为:探寻其根源与心理机制》讲座中表示,该院接获越来越多关于孩子不愿上学的转介个案,这反映出社会对有系统、全面支援与援助方式的迫切需求。   疫后更明显 如无声流行病   她披露,我国儿童与青少年不愿上学的案例日益增加,发现背后源于心理健康问题,例如焦虑、校园霸凌、家庭冲突及抑郁症,并指出不愿上学的问题犹如一种无声的流行病,必须立即采取同理心驱动和整合性的应对策略。   她说,这类问题的根源包括儿童焦虑、同伴的影响如霸凌及学业挑战,并在冠病疫情后更为突出。   “疫情过后,许多学生在重新适应校园生活方面陷入挣扎,他们被陌生的社交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种环境是在过去两年内从未面对过的。线上学习也导致学生对屏幕产生依赖,引发逃避现实的倾向。”   诺拉希达指出,当孩子不愿上学,父母和老师可能会认为孩子懒惰或不听话。但当一个孩子哭泣、抱怨头痛或恳求不上学时,通常是他们在发出求助信号,若被误解为逃课或行为不端,则会延误了及时干预的机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她表示,长时间不上学的孩子将面临严重风险,包括学业退步、社交隔离及心理健康症状的恶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入院治疗。   她呼吁学校、家庭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必须加强合作,在早期阶段提供支持和识别机制,并认为教师应接受培训,加强识别警示信号的能力,而学校也应设有简便的机制或程序,将有需要的学生转介给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6月前
9月前
1年前
(新加坡14日讯)精神科医生洪永元被指没按照条例开药,病人在他开最后一次药的4天后去世,三司裁定他专业失当。 《新明日报》报道,新加坡高庭判词显示,不幸过世的是50岁的郭吉祥。他因失眠、抑郁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以及焦虑等症状,于2010年2月8日找医生洪永元问诊。 洪永元也是狮城前进党的助理秘书长。   洪永元最后一次为死者开药是于2012年7月31日,死者后来于隔月4日过世,死因为混合药物中毒,导致多个器官衰竭外加肺出血。 死者姐姐于2017年4月向新加坡医药理事会提出投诉。 洪永元所面对的控状,包括指他让死者服用苯二氮平类(Benzodiazepines)有安眠成分的药物长达半年,而且洪永元开的米氮平(Mirtazapine)和唑吡坦(Zolpidem)药剂量,比建议的药剂量高。 新加坡纪律审裁庭认为洪永元在治疗过程中,有对死者给予“照顾与关怀”,洪永元也“试图达到医生所需的标准”,因此裁定他专业失当罪名不成立,但判他3项没有提供专业服务罪名成立,吊牌24个月。 洪永元针对罪成向三司提出上诉,新加坡医药理事会也提出上诉,要求三司判洪永元专业失当,吊牌36个月。 三司在审理案件后,于昨天发表书面判词,裁定洪永元3项专业失当控状罪名成立。 三司指出,洪永元知道米氮平与唑吡坦等药物每日的建议药剂量,但他所开出的药剂量却比建议的高,洪永元无法对此决定给予合理解释,也没有显示他在开药前有告知死者有关服用过高药剂量的风险。 三司择日审理洪永元所需面对的处分。 承认所开药剂 已在“致命”边缘 洪永元承认,他所开的药剂,已在“致命”边缘。 米氮平和唑吡坦的每天建议药剂量分别为45毫克和12.5毫克,但洪永元开给死者的药剂量,却是60毫克和25毫克。 洪永元早前在纪律审裁庭承认,每日服用60毫克的米氮平,已在“致命”边缘。 死者过世前服用多种药物,洪永元解释他开过高的药剂量,是为了减少死者服用苯二氮平类。 不过三司表示,他所开的药剂量,好处一定要高于风险,洪永元无法对此决定给予合理解释,并提出证据,因此最后判他专业失当。 死者姐上诉得直 获120万新元赔偿 保险公司原本不理赔,死者姐姐上诉后得直,保险公司需赔偿120万元(新币;约418万9920令吉)。 根据早前报道,死者是老字号薄饼店第二代传人,曾投保两份个人意外保险,但保险公司指死者有意轻生,拒绝赔偿。 他的姐姐和侄儿后来以遗产执行人的身份起诉保险公司,狮城高庭法官原本裁定,死者有意过量服药,死亡并非意外,判定诉方败诉。 不过,审理上诉的大法官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死者没有自杀意图,也为未来做了打算,相信死于意外,判死者姐姐上诉得直,保险公司必须按照保单作出120万元赔偿。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吉隆坡17日讯)热心肠的女子无偿协助载送和陪伴需要精神科治疗的人士到医院,却惊讶发现因为病患数量太多,预约门诊竟要等待半年,令人感到失望! 平面设计师艾德今午2时许在社媒X分享她带一名18岁的少年,到吉隆坡中央医院(HKL)的精神科挂号,但是医生竟告知预约面诊需要等待6个月。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病患太多了,竟然要等上6个月!” 她因此建议有意接受精神科诊治的人士,避免去吉隆坡中央医院。 艾德也表示,她无偿为需要精神科治疗的人士提供载送和陪伴服务,仅限雪隆地区。 “我希望能以这个方式,帮助抑郁的这一代人。” 艾德说,她仅是陪伴该名少年去看医生,未料结果是如此令人失望,她眼睁睁的看着少年的表情,从一脸的希望,变成满脸的沮丧。 “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我们从中午就去医院,跑来跑去就为了完成门诊的预约。” 她因此消极的认为国家的医疗系统正在崩溃,深感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她决定接着到赛城医院询问,以协助少年获得治疗。 这则贴文吸引不少网民留言,并建议艾德和少年到国大医药中心、布城医院等挂号,或先到地方政府诊所挂号,以顺利预约面诊。 Anyway I open untuk tolong sesiapa yang perlukan teman untuk get psychiatric help. I can pick you up from your location and we can go to KK / hospital together. At no cost. This is how I'm trying to help our depressed generation. Cuma KL dan Selangor jela I boleh. — Edd | Freelance Designer | Digital Nomad (@thegrxyvibe) January 17, 2024
2年前
2年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