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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

【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六篇】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日前和印刷厂朋友会面，聊起平装与精装的差别。越聊越深，忍不住自爆——我这拥有37年资历的资深读者（就当我3岁开始阅读），超级十分非常严重抗拒精装书。无论软精装还是硬精装，总会破坏我那排得井然有序的藏书美感。听起来是有点神经质，但我确实对藏书有一套准则。你可以说我为人呆板硬颈死脑筋，对许多事设下标准和界线——可偏偏在某些方面我又能求其随便，如开车可以忍人插队，吃饭只需吃得饱绝不挑三拣四，但藏书格式，恕我无法。有人笑我pattern多多，我笑他们无法看破——收藏不只是拥有，而是陪伴。我的藏书大多是按作者收的。史蒂芬·金、村上春树、金庸、丹·布朗、泰丝·格里森、陈浩基，还有最近刚开始收的伊塔洛·卡尔维诺，架上每一本都是撑起我心灵的堡垒。我也收藏漫画，根据题材或作者来选——陈某梅泽春人大暮维人，都是从青春年少时开始珍藏的作品。说来也怪，这些书很多我还没读，但它们安放于我书橱中，就能起到一种安心作用。累的时候，坐在书架前发呆，仿如进入一个安静的空间维度。思绪放空，情绪沉淀，比起EFT情绪释放技巧更有效。但这种内心的宁静，常会被某些“不合群”的家伙打断，无名火起。以史蒂芬·金的作品为例。无论是皇冠、远流，或较早期的新雨出版社（出版过金大爷的《噩梦工厂》和《桃乐丝的秘密》），都是A5开本平装；偏偏远流出版的《四季奇谭》不知搞何东东，竟是软精装。当我照着作品出版年份（非翻译版出版年份）顺序排书时，《四》卡在当中，格格不入，异常碍眼。另一例子是村上春树。当初购入时报推出的长篇小说盒装套书，收录《刺杀骑士团长》前所有长篇作品之余，加上新作《身为职业小说家》，偏偏就是这本书，出版社不知为何来个硬皮精装版，刺激到我的神经，只想飙脏话。我知道精装是“高档”的象征，看起来较气派，送人也得体讲究。站在出版人的立场，我会鼓励作者出精装版——触感好、质感优，有独特性，够高格调。我不是没挣扎过，作为出版人，为了帮作者打造独特性、为了卖相，为了糊口饭，我能背叛自己作为读者的那部分灵魂，把精装的好处统统灌入作者脑中，将《Inception》概念贯彻到底，我容易吗？除了精装，另一样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书衣，以及书腰。对我而言，书腰就像传单，印满文案、推荐语，既碍眼又浪费成本，一拆封，我直接揉掉丢进垃圾桶。书衣也会破坏阅读体验，边读边得不时“压一压”，把它拨回原位。这什么折磨？读本书像照顾个死小孩，动不动就跑位。为何不能简简单单，做个封面了事，非得复杂化？面对书，我其实学会了很多妥协——否则早就把那几本破坏美感的精装本丢了。世界太乱，至少还有一方空间，让我握有掌控权，像藏书这件事上，我始终希望它们在书橱里安然排列。看在他人眼里，它们或许只是死物，实则乃是我内在秩序的映照。神经质也好，强迫症也罢，有些坚持，毕竟不需要理由。编按：本期【全民读书会】先摘录6个参展人现场有贴堂的“爱书絮语”，让你一睹为快。有空我们也一起到现场看看吧！【“私の书房”联展】 •日期：即日起至5月5日（展延至5月12日，星期一） •时间：11AM – 7PM •地点：阅心（城邦阅读花园1楼）相关文章：【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一篇】曾毓林 / 阅读就像要完成一块人生的大拼图【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二篇】走进饮食文化世界【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三篇】陈愐壮 / 写给书的一封封情书【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四篇】黄美锦 / 流着泪也直面生活【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五篇】罗咏京 / 杂食读者的书房【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六篇】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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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极惨极惨/何国忠

“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20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回信没有事，只有5封信说信已转给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慨叹。”1950年5月22日胡适日记中写道。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认识朱经农。1916年朱经农赴美，经济拮据，老家有七旬老母，1919年3月11日致胡适信说“来此三年，官费仍无着落，半工半读，所得有限。”他几次向胡适致谢，1919年5月27日说“在纸币低落，发薪误期”时胡适雪中送炭，让他“铭感何极”。1920年初胡适希望他回国执教，他以所学不够不想走。1920年8月9日他谢胡适“借垫”，并提朱母要他珍惜情谊，因为胡适是他“第一个真朋友。”1921年在胡适穿针引线下，他担任北大教育学教授。 1948年12月，朱经农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感受局势难控，决定居美。他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及1944年分别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汤涛所编《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可见其投入和贡献。中国学界地位在美国无法着力，教职难觅，空缺少之又少，晚景凄凉的学者比比皆是。虽有学校欲聘胡适，却不对口。1950年1月24日日记提St. John’s College新校长Richard D.Weigle盛意，说“每年给他一万二千美元。”可惜该大学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三十多位教员，学校虽有水准，待遇虽高，他认为无用武之地：“Weigle校长可能用不上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 他后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两年聘约，暂时安定。职位本是Hodder Fellowship，校长觉得待遇太低不妥，为他另设新职，享有正教授头衔。专事笔记掌故撰述的徐一世在〈与胡适博士之一席谈〉中称赞他“天分之高，非常人所及”，他却“自谓非天分高，惟用功耳”。读书人最怕无书可读，心痛藏书留在北京，在美国却也有意外之喜。在〈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英文稿中他说1942年9月卸任大使后，经常出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图书馆。1944年发现葛思德图书馆藏有二十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喜出望外。他判断这套书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他接任馆长，薪金是原因，馆藏水经注资料也是原因。1950年5月23日致赵元任信说：“古董书库，于我应该有用”。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 “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我老自少眠，那得憎此声”。这是陆游的〈杂兴〉，胡适抄来送给伯度先生。万物有特定活跃时节，蟋蟀习惯在秋天鸣叫。年纪渐长，睡眠自然比年轻时少，怎会因而厌恶此声？一切发展有其轨迹，不怨天，不尤人，遇不顺心事，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让人精神焕发的空间无处不在。旧纸堆是避风港，有谈不完课题，有他雀跃趣味。 1951年11月19日，他写信邀杨联陞和友人到普林斯顿：“看看我们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碛砂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万历末期影抄《碛砂藏》本。另有明《北藏》二千几百本。另有明清刻经残本不少”。又得意说其馆有“八百年佛经雕刻史”资料。几年后他替葛思德东方图书作宣传时，提起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的乾隆诗全集。他说乾隆诗太差，识者不屑收藏，唯独葛思德图书馆不嫌累赘，前人此举为他审校《水经注》省去不少麻烦。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说他得到温哥华侨领支持，筹了五千元，想购买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他知道胡适困境，打算以超过市价买进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大书，不料1952年6月5日见面，“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该舍则舍，但要选正确地方。同一个月两年聘约结束，被委荣誉馆长，善本室至今还挂他照片。只感恩，不为聘约没有延长不快，他了解学校财政困境。这是他在美唯一正式工作。虽然邀约不断，演讲中所获酬劳，毕竟有限，得靠储蓄生存。离职后赵元任担心他处境，多次在信中讨论工作机会，1956年加州大学聘他讲学一学期，赵元任实为推手。他对美国没有幻想，心中有选项，或去台湾，穷有穷的过法和尊严。1951年3月9日他接朱经农心脏不济死讯。日记中说“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哈特福德神学院最后给资助，以为可以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他感叹说“极惨极惨”。

11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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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当代小物件】南大文艺创作比赛新诗入选佳作赠品/冰谷（双溪大年）

半个世纪在时间长河里算不算长，也许有些争议性。倘若以人生过程不到百岁比较，相形之下，半个世纪确是有些漫长了。因为根据世界统计数据，我们人类平均寿龄为75岁，这个数字极其低微，而且是连病在床榻上的临危人士也包括在内的呢。那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有句成语形容得十分恰到好处，那便是“苟延残喘”；闭眼沉思，那情况不是惨不忍睹吗？作为有超过半世纪稿龄的写作人，家存几千本藏书乃极其平常之事。我是一个极其懒散的写作人，家里共有7个藏书柜，藏书包括小说、散文、新诗，兼及极少的翻译作品。剔除也藏书的两个木箱之外，我家共有7个像样的书柜，说像样是因为向家私店购买的。而7柜藏书究竟有多少箱，我从来没有计算过，估计超过3000本书吧！以一个写作了几十年的作者而论，这样的藏书数量该也不算多吧！书太多收不下我的挚友何乃健、陈政欣，早把藏书安置妥帖，就是送给需要的教育机构。这是一个绝佳的妥善安排，裨让更多爱书者享受阅读的乐趣，也是各取所需。有例可循，十拿九稳，我便想效仿作家把书捐献出去，让家里有更多空间不至连转身都感到窒息。思之再三、立定主意之后，遂向本地中学探路。 “几千册藏书比我学校图书馆数量还多呢，我们学校里都没有这个藏书量啊！” 甫出招就遭遇栏路杆，从天劈下一记闷棍！可校长说的也是实话，图书馆容不下，难道把书籍晾在广场暴晒？其次，我发现送书这回事也并非“安全降陆”的，乃健的书就因为当局没及时处理，被浸入货仓的雨水漫漶，以致损失惨重。另有一位诗人委托友人捐书，没想所托非人，竟然抛给收集破烂的，遭遇循环废物收购商以斤两抛售，书的下场没有比这个更悲摧的了！首次我感触于书斋也即是“书灾”。这使我想起当年唐承庆老师把家里藏书的柜橱称为“随斋”，既称随斋下场也就顺其自然了；照顾也好，毁灭也罢，随岁月流光顺势而去，像东坡居士豪气干云的“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本来要说的是“赠品”，却耗费不少文字讲述书橱，就因为那份赠品置于书橱内，还排在藏书前端，足足陪我走过约半个世纪了。这个圆镜内嵌入一个伟大作家鲁迅，正是木制纪念品值得珍藏的要点。虽然年长岁远，烟熏霭涤，但细心端详，整个木制结构的轮廓依然存在。一块四方小木板，被我长期置于书柜的阴暗处，自然是意味着霜冻雪藏——那个书柜收藏的都是大块巨著，好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这块小木板穿插其间，在我的心目中自有其存在的实质与必要。这块赠品其实是我于1971年南洋大学新诗征文比赛入选佳作的作品，迄今一晃就飘逝了53个寒暑春秋。我出生于1940年杪，53年前的我正式而立，英姿雄发，气吞山河，心胸怎么藏得住那颗飞翔冲向天空而去的向往呵！诡异的是，当年那份写诗的心，到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而今垂暮，只留下一枚褪色的木板，置于藏书之前也是留下徒然的苍白。也许，一支木制奖状，或者说赠品，能陪我走过半世纪风雨，那也是十分不易的坚持了！常言道：“不忘初心”，若是这个理论要坚持，那我是违背写诗的初心了。我私下以为，写诗多少需要一点天分，不然，从楼上抛下一块石子，不知要打中多少诗人了！我把写诗的“诗心”抽离，是一项对自己在写作上的负责，不想集疚过深。诗，就由富有才气的诗人去努力吧！这是我退场的实在情况。相关文章：【9月当代小物件】与肯德基压力锅造型杯子的16年情缘/海角【9月当代小物件】金露华的时间表/金睿瑜【9月当代小物件】白丽小足球/王晋恒【9月当代小物件】白丽小足球/王晋恒

1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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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飞/金睿瑜（峇六拜）

一段时间不曾整理自己的书柜，架上的书本东倒西歪，或直立，或平躺，决定腾出一个周末的时间整理书柜。这是本科毕业之后，属于书柜的第一个“大扫除”，我逐一取下书本，将其划分为“课堂用书”及“课外读物”，进一步按学科、性质与体裁分类。由于书柜容量不大，我事先买了两个透明收纳箱，把自己不常用的书本装箱。搬搬抬抬数趟，我偶然在书柜最深处，发现了一整排白色封面的红蜻蜓少儿小说，随即抽取一本小说翻阅，在小虎队的歌声里，化身为红蜻蜓，低空飞过短暂的少年生涯。红蜻蜓少儿小说是我高小至初中时期的收藏品，我和它的相遇始于小学图书馆。小学时期，教育部落实阅读计划，为了响应这个计划，班主任每个星期必然抽一节课带领全班到图书馆借书，这节课被我们称为“图书馆节”。班主任规定每人借3本三语故事书，而后完成阅读报告（NILAM），一个星期后到图书馆还书，再借另一批三语故事书，周而复始。往后到图书馆借书，我必然将华语故事书的配额预留给红蜻蜓小说，书脊上的红蜻蜓似为我而停驻。我在同学的大力推荐下开始阅读红蜻蜓少儿小说，一读便深深着迷。此后，每个星期的图书馆节，我都会把一只红蜻蜓带回家，收在书包里。书脊印有指甲片大小的红蜻蜓标志，填满了我本是无趣且漫长的周末小时光。用全副身家买下“图书馆” 其实，小学图书馆的规模不大，藏书不多，加上每名学生的借阅数量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量。每逢学校长假，我向图书馆借的小说早已阅毕，令我倍感枯燥。为了解决书荒的困扰，我总是在学校放假的第一天求妈妈带我到书局买小说。当时家里经济较为拮据，没有多余的金额让我买课外读物。我带上过年及生日收到的红包钱，走到“少年小说”的陈列架，在一片白茫茫的书海里挑书。妈妈打量着我选的小说，看了一眼标价，殊不知那时候的小说平均一本只卖18至20令吉。手抱几本红蜻蜓小说，我开心地到柜台付款。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拆开包装，用包书纸将小说包好，然后悠哉地躺在沙发上阅读。即使红包钱的数量日愈减少，但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富足，因为书架上的小说渐渐多了起来。阖上少儿小说，红蜻蜓读物在我的成长岁月里犹如蜻蜓点水，它浅浅地飞过我的童年，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时隔多年，红蜻蜓小说里的角色与情节，已经演变为记忆里的符号，遗留于白皮封面。放眼望向一整排的少儿小说，我回想了瓶子里的两条鱼，记起10月妈妈写给他的信，联想起发光虫、毒箭蛙、六六频道、杂货店的女儿……我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红蜻蜓少儿小说拿下，仔细检查书况，不禁感叹。唉，部分少儿小说的书页已经泛黄，好在我有包书的习惯，小说的本体不至于残破。回想起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堂论语课，老师在黑板上列了不同的物品，给予每人1000令吉的假筹码让大家竞标自己想要的物件。当时，我用了全副身家买下“一座图书馆”。或许是为了填补小时候的自卑与欲求不满，我陆陆续续把小时候读过的书买回家。升上高中后，妈妈曾经劝我把这些小说送给慈善机构。明知这些小说已经失去用途，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十分不舍。最后，我决定把红蜻蜓少儿小说塞进书柜的最深处，禁锢了为我上色的红蜻蜓。大约十几岁时，少儿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许友彬小说书页上的文字接连影视化，故事顿时活了起来。第一次感受视觉与文字的冲击，我赶紧翻出书柜最深处的红蜻蜓小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照小说情节。我从未想过，手上的红蜻蜓能飞入电视荧幕，打开了我的眼界，为我的未来埋下许多伏笔，至于实习期间误打误撞进了当初改编少儿小说的影视制作公司，则是红蜻蜓给我捎来的后话了。研究机缘巧合之下，我再度捡起了少儿小说。适逢书柜大扫除，我把红蜻蜓少儿小说，连同马华文学、影视文学相关书目移向随手可取的地方。如今，我的书柜列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小说，还原了一段纯净的岁月，却给我捎来另一波考验。“研究生”身分是我迈向另一阶段的重大考验。念了一年的研究所，每天硬啃读不完的书，日日打开电脑，分析自己下载的文献，觉得研究这条路困难重重。当我萌生放弃的念头，抬眼一看架上的红蜻蜓小说，仿佛看见了自己一度挥别的年岁。想罢，我应该为自己的初衷而坚持。打开崭新的电脑文档，我的脑袋与电脑屏幕显示的文档一样，一片空白。不知道红蜻蜓又要带我飞向哪里？是我的小学时光吗？抑或带我横跨人生的里程碑？我要跟进红蜻蜓，飞呀、飞呀……飞过绵延的山峦。

1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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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最想放下的事】藏书/平凡（芙蓉）

我是另类“藏书痴”。但凡我上学读过的书，我都会收藏好。从小学的课本练习簿成绩单，至大学的讲义实验报告论文，都妥妥地装箱堆在老家的储物室。若不是有一次搬家时，我因工作走不开，不克阻止母亲将我的藏书全丢弃，也许以后我可拿着我小学的课本，与坐在怀中的孙儿一起朗咏。我和小方是中学同学，有同一个梦想：成为工程师。我运气好，一举顺利考上。小方则须重考，次年才进大学。我第二学年开学时，小方向我借第一年的课本。好友有求，我必应，只附一条件：保护课本，用后完璧归赵。因依我习惯，我要收藏它们。小方拍胸口承诺。一年后，我向小方讨书。他却对我说：你的旧课本已卖给学妹了。大势已去，惟有退而求其次：卖书的钱呢？他嬉皮笑脸：花了。我气得七窍生烟，痛骂了他一顿：那你打算几时还我钱？他依然厚脸皮：没钱，不必还啰。从此我与小方断绝来往。后来，每逢校友集会，我尽量不与小方同桌。即使避免不了，也借故不坐他旁边。他有时来搭讪，我也爱答不理。寻思这次投稿内容时，我有所悟，有两件事可考虑放下。一是对失藏书的耿耿于怀，另一为对小方的食言而心存芥蒂。到了我这年纪，即便母亲没将书本丢掉，我也是时候把不需要及多余的东西断舍。想想母亲只是替我提早施行一部分，就释然了。而小方的所为，大可当他当年少不更事。且事情过了40年，我们还健在，生活颇好，亦能常见面，也算是难得的好缘分，还有什么值得纠结的呢？是时候脱离执著了。于是我已放下对藏书的眷恋，也准备在甲辰年的新春校友集会，尝试与小方攀谈吧。

2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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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看著舒服/何国忠

买的书都读完吗？本可不必回答，却有很多人爱问。读书可快可慢，可读完可不读完，读完后内容可能记得也可能不记得，且读书有愉悦和实用之别，有兴趣和研究之分。小小问题，一笑就可，一答即俗，成了说教。俄罗斯文学翻译者高莽有一次为了工作拜访钱锺书，谈完话后提书房。他崇拜钱锺书，猜测必然处处“软皮线装的中文古籍，硬皮烫金的厚实洋书，大本小本，无所不有”。钱锺书扭头看着背后两个书柜，点出书房真貌。杨绛带他参观寝室、女儿房间、餐室小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几本书，以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为主，少得惊人。“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高莽感到愕然。家中书少从来不会困扰钱锺书，生活中有书即可。在干校时有一次路过菜园，杨绛往前指：“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他嗜书如命，可是箱子里却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无其他书可读。杨绛在《干校六记》记二人这段对话时补充一句：“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文化大革命以后，钱锺书回归学者生涯，有书可读，踏实多了，分别只是在于书是不是藏在家里。他博览群书，仅《管锥编》就引证几千名学者论说，涉及万篇著作，所需资料，大部分从图书馆取得。他记忆力好，内容过目不忘，又勤于做笔记，信手拈来，都是学问，所需资料，呼之即出。藏书多少和学问不一定成正比，爱看书的人未必爱写书，不必强求，两者之间划等号无疑庸人自扰。藏书在家，理由总总，为方便故，为研究故，为兴趣故，或也可能和老舍所提理由相似。董桥在《英华沉浮录3》记老舍轶事。老舍喜欢收藏小古董，瓶瓶碗碗不管缺口裂缝，只要喜欢都买来摆。郑振铎到老舍家，看藏品后轻轻说：“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董桥说这是真正的“风雅”。瓶瓶碗碗，喜欢以后都是情趣，藏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买来摆，装饰住家，自己设计，面对四墙书架，学习老舍“我看着舒服”的得意心情，谁曰不宜？只要内心充实就好。既然藏书，就必然流连其中，取出放入，过程本身乐趣无穷。扬之水在〈我与书〉中说朋友为她写一副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字好，意思也好。问联语出处，朋友说是梁思成书房悬联。在照片中看到，置于心，可惜原联撰者书者均未记得。扬之水又说她当时没有书房，“这一副最适宜书房悬挂的对联，只好委委屈屈躺在抽屉里。” 这样的心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上网查知，《小窗幽记》有此句，不过上下联互换，“户”取代“门”。如今有谷歌或百度帮忙，找名句出处，问题不大。耐得住寂寞，自然有意外惊喜。读不同书有不同感悟，为兴趣、为提升个人修养皆可，随着作者思维跳跃，有美学有联想，犹如进入寂静深山，空旷处景色宜人，心情祥和，净土就在眼前。想起年轻时读书，一样强调“闭门”，风声、雨声和读书声同在，主轴却是学以致用，家事、国事及天下事，放在心上。“闭门”是为“开门”或步入社会做准备。如今“闭门”，是有社会阅历后的想法，那是陶渊明“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情。上了年纪，更能感受这种境界的可贵处。娱乐自己的心境看待最好境界可以为自己的年龄增值加分。繁华落尽见真淳，书房大也好，小也好，最后都得割舍，用老舍娱乐自己的心境看待最好。谷林说止庵大概有两万册藏书，扬之水不及他，估计一万册，他小门小户，应该是扬之水一半。谷林晚年和扬之水及止庵两位后辈来往频密，他们敬重谷林。3人的书我都喜欢，看到就买。扬之水说她家没有地方挂字，谷林家面积更小，很多书得放在纸箱，找起来不易。他乐观，不觉烦。他有幽默感，说年龄大者读书，因记忆衰退带来反复阅读的欢乐，是“意想不到的妙事”，文章百读不厌，常读常新，谷林自嘲说“这话其实混合对坏记性的自我陶醉。” “自我陶醉”是自嘲，也是智慧。人会老，却无阻看书习惯。有好书可读，有闲情消耗，有钱逛书店，用《小窗幽记》的话，“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我对于纸质书迷恋如昨，虽占空间，自小习惯，看着舒服，改不了，也不想改。

2年前

星云

星云

老来深耕不恨晚/刘桂南（加拿大）

身为非真诚的文耕者，我的藏书屈指可数。室里没有书厨的影子，未曾触摸过莫言的著作，没翻阅过村上春树的名著，也没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仅仅一而再，再而三地慢咀细嚼冰谷的散文集，它是唯一珍藏品。未曾花费过一分半毫购置文学书籍，缘于写作的念头从未在我脑海里浮现过。于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一位资深作家冰谷。缘由我俩有多层面的亲近关系，既是同村同乡又是中小学校友，最是，他的豁达助人的纯洁心怀，使我俩间的距离越走越近。初相识时，我的文学底蕴脆弱如豆渣，仅有不过于小学水平。冰谷见情从旁助我一臂之力，将他的大作赠送让我补修阅读。他许许多多的文字反映了我俩有相似的青少年的曾经，譬如，摸黑跟随母亲穿梭于胶林，三餐粗茶淡饭，这些回望泛起阵阵涟漪荡漾于我心海深处。我坚决不可辜负他的关怀与爱心，专心一致地咀嚼他的文字。回首前程，因由生活环境，我与华文的鸿沟宽逾一甲子，重见视之如陌客。冰谷的文字激发了我回忆深邃过往的激情，总叫我起兴挥笔抒展心绪的豪情，然，岁月流淌，锈迹斑驳的笔干，早已不听使唤了，笔不从心，加以耄耋之年滞缓了脑细胞的功能，唯以执着与怀揣着梦想迈进，一步一脚印地逾跨重重叠叠的沟壑。性格纯朴洁白宛如胶乳，韧性若似胶丝，冰谷跬步千里的精神文耕一生，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辉粲。他的著作，文字朴实，意境悠然，韵味不尽，读来感到亲切，它是我重新踏足久违的文海的主要推力。人老志不老学习深耕之路漫漫，沿途满是坎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觅遗失的拼音、拼写、含义，挑灯夜战，把《现代汉语词典》翻褶得犹若乡下老奶奶饱经岁月洗礼的脸庞。妻揶揄说：倘使你年少时如此致力，早就该领文学奖啦！我自负而对：人老志不老，勤学也不恨晚阿！老天不负苦心人，庆幸深获乡亲善意拔擢，助我推舟逆流而上，突破波涛汹涌，终于我的学习坎途日渐进入悠然境界，曙光在远方闪烁。艰耕数载后，首稿见于《星洲日报》【星云】版，仿佛在夏天看到的一缕彩霞，让我欢欣雀跃不已。路在脚下，路在前方。总之，在漫游学海旅途上，我不是独行侠，实则在于有幸获得校友冰谷拔刀相助，此情此义没齿难忘。冰谷附注 :刘教授从台湾到枫叶国，苦学英语，因身居魏北克Quebec，该省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刘教授如今不只学会法语，还能以法文著书立说。说到汉语拼音，我屡学不爽，最终放弃，而刘教授却贯通了，还用拼音写短文，足见他的睿智与毅力。

3年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书藏我家/何国忠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心诚始终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3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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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书在别处/何国忠

1998年出版的《叶灵凤书话》中有几篇涉及藏书得失文章。在〈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中，叶灵凤说戈宝权有一次在他书房，看到茨威格《爱书家故事》，爱不释手，非要借回家，并再三声明，看完立刻归还。茨威格旧译支魏格，是叶灵凤喜欢作家。书得之不易，在一美国杂志小广告上发现，辗转买下。虽然舍不得让戈宝权带走，却不知如何拒绝。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戈宝权离开香港，自此没见，书随人消逝。叶灵凤后来另外补上，但是版本不同，他格外怀念原来六十四开本，封面、字体、纸张都讲究，“印得那么精致……却已经无法再买得到了。” 叶灵凤怀念的是书，不是人。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虽是“知己同好”，文中匆匆带过。读到这一段，想到20年前借走我一本书的朋友。朋友为人大方，不计小节，去年过世，我怀念人甚于书。没有物归原主不是大事，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本论文选集里有我文章。先是发表在学术刊物，后有出版社将同类作品聚集一书，付若干稿费，书只送一本。朋友拿后，就没存了。整理藏书时偶尔想到此事，见面时又集中其他话题，不料朋友突然永别。以后要用此书只能求助马大中文图书馆。此书印刷编排都到位，却未达不舍阶段。世间书汗牛充栋，个人经营不过沧海一粟，藏书纯粹方便平时阅读，少一本并非关键。爱书人容易对书产生感情是事实，一认真，每一本书都有额外故事。因书想人，因人想书，因书想书，都有可能。和书结缘，横看竖看，不是坏事。藏书读书，本是天性使然，被视为痴或癖，不过是在过程中多花时间。一点一滴，沉迷处都是耕耘痕迹。人有不同造化，书也一样。一次逆向力量，多年努力付之一炬。叶灵凤在〈我的另一份藏书〉提惨痛经历。抗战时他在《救亡日报》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报迁广州，广州沦陷后到香港，在《星岛日报》当编辑，最后定居。留在上海亲戚家近万册藏书，让他梦魂萦绕。战争结束后，方知几经转移托寄，藏书下落不明。后来去上海，心未死，“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作一个纪念，结果是一本也没有。”他说这批藏书，都是年轻时赚取稿费，省吃俭用而得。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近万册，不少。珍爱之物不见，怅然若失在所难免。“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这是司空图在〈退栖〉中句子。剑如书，书如剑，得到好剑好书犹如增添强健仆人，失去好剑好书则像永别知心朋友。 2018年过世的王学泰在《写在历史的边上》有一小段落将这种心情说得彻底。文革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孙楷第下放干校，一万余册藏书寄放办公室储存室，家人以数百元将书卖给中国书店。1974年孙楷第回北京方知此事，非常着急，书上有眉批，那是个人笔记，也是阶段性人生记录。想把书赎回，却付不起赎金。他求助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表示关注。书店一知，把书拆卖。他得知藏书已散，一病不起。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探访时，已不能言，唯在手心写“书”一字，抱恨而终。孙楷第和王学泰都是文学所研究员。“这件事情所内老人尽知。”王学泰语句充满伤感。比起孙楷第，叶灵凤有机会在香港开启另一段藏书岁月。就数量和性质来说，比上海更多更专，当年买不到或买不起善品，一一进入书房，其中香港书刊、西方画册珍本和西方文学书籍最让人津津乐道。叶灵凤功底深厚，文字炉火纯青。居港后放弃早年闻名的小说创作。只写随笔，只写书话。“写书话，可以看到他与书的生死契约”，编《叶灵凤书话》的小思在后记中说。他被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1975年去世后，先是美国西雅图图书馆愿意高价收购藏书，后来加拿大和法国各有单位来信作同样要求，子女理解父亲心情，不让藏书流落国外。法国来函最特别，提《新安县志》，愿意以超过二十多万港币收购。此事女儿叶中娴在〈我父亲的藏书〉留有记录。《新安县志》最后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中国大陆。其他藏书一样耗尽家人心思，在蛀虫威胁下，得移别处，最后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由搬运到修补整理，前后动员不少人，一年时间，工作才妥。1979年11月6日举行简单赠书仪式，叶灵凤太太代表接受纪念木楯。叶中娴说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藏书家子女，原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3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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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你他妈管得着吗？”/何国忠

爱书者一生与书打交道，以读书、买书、教书、著书为乐。“箕踞浩歌君会否，书痴终觉胜钱痴。”诗句来自陆游〈苦贫戏作〉。形如畚箕，舒展而坐，随意自然，偶尔高歌，想读哪页，就读哪页。痴书者日子虽然相对苦贫，心中却觉得自己比钱痴者幸福充实。文人爱讽刺钱痴者，有一故事我听人转述无数次。主角严监生，家财万贯，极度吝啬。临死，见灯盏内点着两根灯草，恐耗油过多，他伸出两个指头，迟迟不肯断气。其妾揣知其意，挑掉一根，他才放心告别人世。故事来自《儒林外史》，书痴当然比钱痴可爱，往深一层思考，看不开才应该是讨论重点。书痴及钱痴，本质上有相似之处。钱是身外物，书也是身外物。人生无常，无常难料难测。人生有常，生老病死是规律，知道当中变化，就不会在舍得和舍不得之间挣扎。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晚年生病，张中行住附近，常去看他。魏建功敬重老师钱玄同，几十年前影印其遗墨赠送友人，张中行收到，保存没丢。原信藏抽屉，一些已送出，尚存十几份，魏建功要张中行任选一二。张中行挑中1931年8月29日钱玄同所写信函。内容说北大决定请魏建功担任研究所职务，月薪280元。“钱先生还是那样幽默，马字用甲骨体写，画成象形的马。”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这么写。张中行一向钦佩钱玄同。得到“行草很精，内容又涉笔成趣”的真迹，非常高兴。“不过回来的路上，想到桑榆晚景，及身散之的冷落情怀，心里也不免一阵凄凉。” “凄凉”是领悟人生甘苦后而散发的悲感。寒暑人生，岁数超过100者不多，把基本面看透，更可宁静平和。“及身散之”，在世时做好准备，将心爱之物赠送知音，是成人之美，是好故事，是好传统。身外之物没有好归处的例子比比皆是，爱写书话文章的朱航满在《立春随笔》谈藏书家故事，引刘自立谈报人张契尼文章，我上网找到刘自立原文，如朱所言，书之聚散，引人唏嘘。刘自立父亲和张契尼为《大公报》同事，张契尼本在香港工作，和金庸同一时间考入报社，虽然才气不输金庸，但是名字不响。他后来到北京，是开创北京《大公报》的先锋队员。他懂七国文字，藏书丰富，德文、法文、俄文都有，英文最多。为爱书安排一个好归处张契尼晚年生病，儿子住其屋，要装修，把他的藏书都卖了，邻居是《大公报》老同事，看了不忍，说其父尚未合眼，何至于此？并问能卖几个钱，儿子堂皇语5000元人民币。此时儿媳妇跑出来，一句“你他妈管得着吗？”邻居惊愣。张契尼藏书，最后被卡车载走，送到琉璃厂。刘自立是爱书人。赶到书店时，书已上架，他想要购买的《荷马史诗》希腊文版的英文注译本，已被人带走。《莎士比亚》德文版，1864年出版，标价4000元人民币，他买不起。最后花千余元，所挑之书，都有张契尼眉批和注解。其中屠岸《莎翁14行诗歌》中译本，“有张赞成和反对其译法的批注”。《人民的英国史》上，则“页页批注，横七竖八地，批文把书都画花了。从中，可以看见张先生的缜密之思”。我没读过张契尼的文章。但是“你他妈管得着吗？”这几个字在脑海中久久不散。当然管不住，却有很多未雨绸缪安排可供参考。 1996年秋天薛冰拜访汉学大师程千帆。程千帆说他早将藏书捐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的文献资料捐出。“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薛冰在《书生行止》中这么记录。写这篇文章，纯粹是因为张契尼藏书命运而起。为藏书留下遗嘱是另外选项。文史专家王伯祥要家属记得“书籍希勿分散，赠与公家，供需用者之用”。他去世后子女遵照吩咐，采用王伯祥好朋友叶圣陶建议，将万余册藏书捐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伯祥嗜书如命，娴熟掌故，生前节衣缩食，到处访书买书。叶圣陶经常到他家，“每次来访，总要借回一大包，定期再来换取”。文研所收到藏书后，奖励家属六千余元。孙玉蓉在《往事：人与书》提王伯祥藏书捐赠经过时说王家兄弟姐妹认为既然是捐赠，就不该受赏，征得叶圣陶同意，派代表到文研所恳请退还奖金，“最终未能如愿”，孙玉蓉说。不拿奖金面对阻碍，确实让人奇怪。

3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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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长在【生命留书】／生命留“书”，我的书都拜托你们了

最后，我希望能把最后的“一本书”捐出去，而那本书就是我。我愿把遗体让医学学生当模拟手术训练。本着“人身就是一副臭皮囊”，但若这躯体能让这些未来的医生更好掌握知识与技巧，以后为国家贡献，我觉得一切都是值了。

3年前

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