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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凭着一点小聪明和应试技巧,我在高中统考华文科取得了“A”的成绩。那时的我几乎不阅读,更多的是依靠理科生的逻辑能力书写作文。我曾自信地以为,记录生活,描摹山川,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然而,这份自信在我踏入大学校园后逐渐消散。我本科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生物技术,现在是生物学专业的硕士二年级生。我身处一个全然的中文环境,表面上,能与导师、同学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大部分专业课也是以中文为媒介。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成了一个“失语者”。当年那个能在作文格子里洋洋洒洒描绘“秋日薄暮,霞光穿透云层”的少年,如今只会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样品于4°C、15000rpm离心10分钟,取上清。” 意境是什么?感受是什么?好像都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的想像空间,没有被生活磨平,却被一层又一层的专业术语给严密覆盖。当我看到雨水浸润的泥土,闻到那股独特的芬芳时,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雨后清新”或“大地气息”,而是“放线菌”、“代谢产物”等名词。这是我的专业训练赋予我的勋章,却也成了我与感性世界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这一次重新提笔,心情复杂。若非亦师亦友的徐贤凇老师三番两次地出言“挑衅”,加上偶尔拜读他在【星云】上的文章,这支生锈的笔恐怕还会继续搁置。高中时,我以为自己热爱文字构建的世界;现在才明白,我的心思早已沉浸在基因、蛋白质构成的微观宇宙里,并准备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 翻译科学知识也是创作 我以为,只要我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就足够了。直到生活开始向我抛出一些看似简单,却让我无从招架的问题。 “你读到硕士了,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呀?” 这个问题,来自长辈,朋友,甚至不同专业的同学。每次被问及,我的心都会一沉。不是因为我的课题枯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充满了奇妙的机理与潜在的意义。我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我主要研究非核糖体肽合成酶,它可以合成临床上重要的抗生素……”我尝试着用自认“简化”过的语言解释,得到的往往是对方礼貌而困惑的点头,眼神里写满了“每个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空气会陷入一种微妙的尴尬。我不得不继续“简化”:“它就像乐高玩具,几个小元件组装成一个模块,几个模块又可以组装成一个装配线……”可越是解释,对方的眼神越是迷茫,最后只剩一声意味深长的“哦……” 在实验室里,我能与同门用最精准的语言争论实验细节;能逐字逐句理解顶级期刊的英文论文。可面对我最亲近的人,我却无法分享这份日复一日的执著。我的世界,成了外人无法进入的孤岛。 我渐渐明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其实不难,难的是让他人理解你在做什么。这种理解不仅关乎社交需求,背后更有着深远的意义。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推动人类知识的边界。如果这些知识只能停留在象牙塔里,变成少数人才能解读的天书,那么科学与公众之间便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我开始反思:是我掌握的知识太复杂,还是我“翻译”的能力太差?显然是后者。我能用“非核糖体肽合成酶”、“缩合结构域”、“催化机制”这些词汇精准地定义我的研究对象,却找不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家人:我研究的,其实是微观世界里的分子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有一条精密的流水线,专门组装各式各样的分子药物,比如我们熟知的抗生素。而我聚焦的,是这条流水线上一个最关键的工位——“焊接站”(缩合结构域)。我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个工厂的流水线(也就是酶),是如何精准地将不同的分子零件完美地连接在一起。一旦我们完全解析了这个流水线,未来或许就能改造这个工厂,让它为我们生产出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药物分子,去对抗那些难缠的疾病。 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它需要对专业知识的透彻理解,更需要共情能力,能站在对方的知识背景下搭建沟通的桥梁。这需要的,恰恰是我曾经拥有却已生疏的能力:感受意境、运用比喻、组织故事。 我从未想过,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上,我最需要的工具之一,竟然是那份早已束之高阁的文学素养。那张通往感性世界的通行证,从未真正丢失,只是暂时蒙尘。 如今,我依然每天与移液枪、离心管和数据为伴。科研之路刚刚起步,前方还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探索。我大概率不会成为作家,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更好的“讲述者”。期待下一次聚会,当亲戚们再次问起我的研究时,我能微笑着告诉他们,我正在努力弄清楚,微观世界里那座“分子工厂”的流水线,究竟是如何运作,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或许,这就是我那个“从未开始”的写作生涯,最该有的、也最意想不到的开始。
2天前
7天前
1星期前
读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Chimpanzee (中文版书名为《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学到两个新单字:pidgin和creole。中文世界把这两个字分别音译为“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皮钦语指的不是某个特定的语言,而只是一种语言分类。当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因为贸易、工作或其他目的,发展出一种新语言来进行基本沟通时,一种皮钦语就诞生了。因此,没有人是以皮钦语为母语的。皮钦语的出现,通常是当较弱势的人群需要与主导或支配的人群沟通,却没有资源和机会好好地学习后者的语言时,就会发展出以主导方的语言为基础,使用简单基本的词汇和简化文法的新语言。 书中引用的语言学家Derek Bickerton在夏威夷的研究:19世纪末,夏威夷甘蔗园业主从中国、菲律宾、日本、韩国、葡萄牙和波多黎各引入大量劳工。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移工在保留各自母语的同时,也学了在当地通用的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在那个语言混杂的环境下成长的小孩,如果父母的母语相同,至少可以在家里学到一种“正常的语言”;但如果父母的母语不同,小孩就无论在家或在外都只能学到词汇和文法皆有限的皮钦语。同时,说英语的园主们只想剥削压榨移工,没打算让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学习正统的英语。在如此情况下,移工的第二代自然而然地将皮钦语扩大发展成一个新的克里奥尔语。 Manglish也是克里奥尔 与皮钦语不同的是,克里奥尔语有一套连贯的文法、大量且稳定的词汇库,而且它们是有母语使用者的。比如以英语为基础的尼日利亚皮钦语(Nigerian Pidgin),就有约300至500万人以它为母语(虽名为皮钦语,但也已发展成克里奥尔语的规模)。而以法语为基础的海地克里奥尔语(Haitian Creole),不只有1300万使用者,还是海地两个官方语言之一。 我查了一下谷歌翻译,发现有海地克里奥尔语这个选项,不过却还没有尼日利亚皮钦语。再滑一滑语言选项,找戴蒙书中引以为例的Tok Pisin(旧称Neo-Melanesian),也有。 Tok Pisin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之一,据说是该国最广泛使用的语言。维基百科网站上有一张照片,显示两张巴布亚新几内亚一间酒店的房门挂牌,分别写着:Yu No Ken Kam Insait和Yu Ken Stretim Rum Nau,下面有个小括号,分别是:Do Not Disturb和Please Make Up Room。 前面那句其实我不需要注解,念出来就知道是You No Can Come Inside,立刻就能猜出是什么意思。第二句虽然可以轻易猜出rum是room、nau是now,stretim就不知道了(编按:有没有可能是straighten的意思?You can straighten room now,你现在可以收拾房间了)。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也一样,想起我们熟悉的Manglish?是的,Manglish果然也是一种克里奥尔语喔。
4星期前
4星期前
星期五,对小学五六年级的我而言,曾是自行拎书包掏钥匙开门回家的日子。 那年长我6岁的三姐,中学岁月恰与我小学6年同步,上下午班的节奏一致,家人于是把照顾我的重任交托予也仍是个孩子的她。星期五,因为友族同胞中午需到清真寺诵经,学校会提早放学,她和其他华裔同学就可以留校上每周一次的课后华文班,我和她的下课时间就对不上。家人叫我带上钥匙,校车载送抵家后若有陌生人尾随,记得到楼上邻居家去躲,千交代,万嘱咐,还是遇上了恶人。 某日一陌生人跟着我上楼,拿着张地址,说要我带路,我拒绝,正当他想进一步行动,突见家门打开,恰巧那天哥没上班还听见门外声吵探出头来,打救了我。那以后,家人更不放心了,不是谴责却仿佛归咎的压力让三姐难过。她说大家只担心我,却没人关心她每天独自骑脚车经过窄木桥和寂静小路上学是不是也安全,难道要她放弃华文?我望着姐半是懊恼半是委屈落下的泪,说不上一句安慰的话却替她难过,也第一次体会了学华文让学生在现实拉锯中的无奈。 我上的国民型中学,华文列为正课也是必考科,安排稳妥得如此理所当然,相对于三姐的国民学校,幸福的我们如何读懂他们那份游走于珍惜与失落之间、在渴求与放下的罅隙中挣扎的心态?我们唾手可得的幸福,于他们却往往沉重压抑。 华文路上的无声力量 那时,我校未有开办大学先修班,毕业以后全都寄人篱下调到另一所女校就读中六。迎新选科后某日学姐召集,语重心长要我们考虑选读与报考华文,别让这门课停办于我们这届考生。我向来喜欢华文,没对这次的道德与民族精神索求顾虑许多,及至后来带着对华文的热忱也研读至大学毕业。然而,我们在礼堂角落凝重地为担起母语传承的那次秘密聚谈,至今萦绕脑海。那是第二次意识到学华文确有难以言说的无奈。 有人问是谁影响了我走上华文教育的路,是父母吗?还是老师?母亲在我入学前已逝,父亲只受了几个月的学校教育就因祖父故去而辍学当童工。要说影响,或许就是他后来自学认字的精神,以及每天都要买两份华文报纸阅读的习惯,让我在资讯不发达也未有网络的年代,还能因阅报汲取养分而不觉匮乏。 小学有个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表扬我华文不错,说小六UPSR检定考试华文阅读与理解一定可以双双考A,后来我真考取A成绩回应了她的肯定,及后的中三PMR,中五SPM华文考试都不曾落马。这仿佛是神奇的咒语。当了老师以后,有一次,一名毕业生在感谢卡上写道,她对华文没有信心,却因我在课堂上曾鼓励及肯定她可以考取特优,于是她真的做到了。她的这番话让我回望往昔。 挫折终会在转角偶遇,一帆风顺如何磨练刚毅?我几番跟学生坦承自己STPM的中六华文是成绩单上最差的成绩。在学生惊讶且问是猫还是狗时,我说牵了头大象回家,没有人愿意相信。原来我早不需要用A的加持来显示价值,在他们难以置信的疑惑里我笃定,做了什么比得到什么更让人信服。对语文的喜爱是哪怕未受肯定也绝不动摇的信念。 中学时作文比赛是选人参加而不是规定全校参与的活动,有一年华文老师没选我但她问还有谁要参赛或想推荐谁,我的好朋友举手推荐了我,我感谢她也感谢老师没有拒绝她。那一次我没有因为不被老师首选参赛而自我矮化,也幸运地获得首奖。即便后来我没有再创高峰,但是那次得奖作品贴堂的骄傲让我更领悟到被肯定的意义,以至于我在当老师时更愿意俯下身子去看看没有站在顶端闪耀的孩子,更愿意分散资源让更多孩子得到机会。 华文和教育这条路,每一个细节都是成长路上的石子,前人铺垫而我继续堆叠。我的孩子并未因我华文老师的身分而格外喜爱这门课,又有何妨?只要她还有机会说着读着写着和我及我父辈祖辈一样的语言文字,会感恩先贤前辈护持的牺牲,永不在诸多无奈中挣扎求存乃至贸然放手,就好。 星期五应该是一扇通往周末休憩的门,是哪怕每周仅此一堂华文课时,也足以让思绪诗意地泛向远方的轻舟,只要华文的春天继续开花结果就会抹去我姐一样的泪。
1月前
在沙巴点餐,最容易触发乡愁。家乡的云吞面、干面、卤面、米台目很难对上这里的面食叫法比如大粉、粗面、细面。网红频道WabiKong以饮食差异玩出了知名度,而陈静宜书名《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说明了西马华人饮食文化的南辕北辙,更何况是隔了一片海的沙巴。 虽然同在马来西亚,语言的差异,哪怕再微小,都会为沟通带来阻碍。刚刚抵达沙巴,就算与当地华人交谈,往往也会陷入牛头不对马嘴的窘境。我收起了那些标志北马口音的kot、gok等多余的语助词,就像当地华人也会尽量抑制在句子结尾加入jek(应化用自广东话,有“而已”之意)的冲动。一切无关文化自信,只为交流便利着想。 换了一个地方,转换另一种语言习惯,另一种文化语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我们掌握的每一个语言都藏着独异的人格。我的同事发现,相比起马来语和英语那种制式,冷静且专业的口吻,当我以华语看诊时,会变得特别温柔。作为“香蕉人”的她对这种现象感到不可思议,而我将之归因于某程度的文学素养。当我用华语思考,就会联想到这个语言所接通的文艺作品,它们所传达的边缘之声。病人的故事突然间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所以几乎是下意识的,我会提出更多开放式的问题。 精神科医生兼作家阿布曾经形容,精神科诊断就是“顺着叙事的语言往上爬,主动地朝着意义的源头追溯”。我们以标签,及其背后的脉络企图将主观的精神状态归类成客观科学的现象。所以我这些年遇见的上司,大都拥有颇高的语言造诣与良好的阅读习惯,上司A包里藏着一本解析巴勒斯坦历史的砖头书,同事F遇到我就会有聊不完的村上春树…… 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电影《波斯语课》中的纳粹军官,说德语时声色俱厉;偷学“伪波斯语”时却突然温柔深刻起来。曾经在诊所看见一名老妇,以广东话和华语交谈时,情绪还算稳定。发现她是福建人,于是提议改用福建话倾诉,结果触碰了不该打开的潘多拉宝盒,老妇突然口若悬河,从儿时的苦难说到如今被家人弃绝的悲剧,藏在心灵至深的悲恸再难抑制。 为了让我更快融入沙巴,热情的护士常常随机给我上方言课。除了标志性的语助词“bah”,你还要注意特定用词的差异比如“limpas”是借过,“bilang”是告诉,“bikin”是做,“ohh”拉长一点就是感叹。这里不像中马一带的马来语将尾缀“-a”的词语比如“saja” 、“kata” 、“sama”转化成“-e”。可以的话,学会在念“r”时加入弹舌音,越长越响越好(我知道她在闹我)。 从“他者”变成“共行者” 认识一个地方的口音与俚语,不止于实际意义的交流功能,还能更深入地理解当地人的性格与文化底蕴。举例而言,这里人喜欢称呼父母为“beliau”,把双亲地位升等到更高的位置,昭示着孝亲敬老的风气。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人把“你”之类的代词通通称作“kita”(我们)的习惯。网上有个笑话,某个西马的单身女孩到沙巴游玩,上了德士,司机问她:“kita nak pergi mana”(我们要去哪里),吓得女孩马上跳车以为遇到变态司机。在这里呆上半年以后,“kita”在我的马来词库中悄然替代了awak/ kamu/ hang/ puan/ encik,老少咸宜,也免去辈分的考量。 我发现,这种对第二人称的转化,竟然也悄悄影响了我的华语。包括同事在内的几个华人,看诊时都会说出“这几天我们有自杀倾向吗”、“我们还有幻觉吗”、“我们要记得吃药哦”、“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稍作反思,这种句式本来就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甚至还有些怪诞别扭。然而,这类以“我们”取代“你”的语境,恰恰回避了精神科容易将病人“他者化”的思维陷阱。于是乎,抑郁、狂躁、焦虑、成瘾一一成为病人与医生的共同问题。医学院所倡导的共情,借语法的转变自然实现,我们不再居高临下地改造,而是陪伴他们走下漫长的荆棘甬道。 * 注:沙巴州常见的口语表达,用来表示肯定或鼓励,类似于中文的“你当然可以!”或“当然没问题!”
1月前
当用户开启之后,在聊天室里面所收到的讯息都会被自动翻译,无需手动操作。 在9月份,WhatsApp为安卓用户推出讯息翻译功能,让全球用户可以打破语言隔阂,更顺畅地交流。 当用户收到其他语言的讯息时,只需长按讯息和点选“翻译”,再选择想要翻译的语言,以及下载轻量级的语言包,即可离线翻译讯息。不过,这项功能是无法翻译位置、文件、联络人、贴图和GIF图内容。 无论是一对一对话、群组或频道动态,这项功能都可派上用场。与此同时,安卓版本也新增了自动翻译功能。当用户开启之后,在聊天室里面所收到的讯息都会被自动翻译,无需手动操作。 目前,安卓版本可支援6种语言,分别是英文、西班牙文、北印度文、葡萄牙文、俄文和阿拉伯文。 根据科技媒体WABetaInfo报道,WhatsApp近期也为iOS用户推出更新版本(25.28.74),并同步搭载这项功能。相较于安卓系统,iOS版本的翻译功能可以翻译多达21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简体与繁体)、荷兰语、英语(英国与美国)、法语、德语、印尼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泰语、越南语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iOS版的WhatsApp是直接调用苹果官方翻译API来翻译讯息。换言之,WhatsApp没有在iOS系统部署自己的内部翻译引擎,而是采用苹果的原生翻译服务,这样可以进一步保障用户的讯息隐私和安全。 目前,WhatsApp正逐步向全球用户推出这项功能,预计在未来几周内,所有用户可以体验到这项翻译功能。 更多文章: 【科技TALK】AI按摩机器人登场,酸痛肌肉全交给它 Meta押注Reels,IG彻底对决TikTok
2月前
最近从回收旧书中找到这本1977年新加坡出版的小书《印尼文化论文集》,就在讨论出版时才刚独立28年的印尼,其国语、国体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以前常有疑问:为何印尼文不叫马来文?不是一样的吗? 近年出版的《帝国炼金术: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政治认同》,研究者聚焦于印尼独立的过程。印尼并不是自古以来一个国家,而是拥有亚齐、爪哇、巽他等许多不同的古文化,而荷兰殖民将他们组成虚拟的整体,现今的印尼国土就是昔日荷兰殖民地的范围。 20世纪初,东南亚各地酝酿脱离殖民,加上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自己的“新民族”,种族文化复杂的印度在英国殖民下被统称为印度人,1902年梁启超也提出中华民族,都是当时新兴的民族概念,受此影响,也开始出现建立“印尼民族”的概念。 最近从回收旧书中找到这本1977年新加坡出版的小书《印尼文化论文集》,就在讨论出版时才刚独立28年的印尼,其国语、国体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印尼于1949年独立,马来亚1957年独立,新加坡1965年独立,三者在历史和地理上一衣带水,独立运动也互相影响。本书出版时,印尼政治上仍处混乱状态,而新加坡也独立逾十年,正好以印尼为鉴,比如以何种语文为国语?政治体系何者为宜?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体会,今日看来理所当然的国家样貌,其实是数十年来不停整合而有的现状,而且如今仍在整合中。 英国鼓励殖民地居民学习英文,荷兰却不鼓励学习荷兰语,反而鼓励各族使用自己的语言,目的是防止他们团结,因此印尼民族运动需要一种可以连系所有人的语言,而马来语为首选。 马来语有好几百年时间乃东南亚主要贸易语言,它已脱离原始马来语,成为混合许多其他语言的“巴刹马来语”,传教士学习它,19世纪新创的报纸也使用它,因此在独立运动中成为首选,而非选择大多数人使用的爪哇语或巽他语。 早期到印尼讨生活的华人,娶当地女子,讲当地话,被称为侨生(peranakan),他们使用含有大量福建话的侨生马来语(Bahasa Melayu-Tionghoa),并产生“侨生文学”,且创立马来文报纸,对民众产生凝聚力,对印尼独立运动有很大影响力。反之,后来的华人新移民只讲乡语,被称为纯华人(Totok)或新客(SinKeh)。 因此,印尼的马来语自成一格,同时为了表示他们有别于“马来”,他们沿用了19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希腊化称呼“印度群岛”(Indonesia)为国名,毕竟苏门答腊和爪哇曾有信奉佛教和印度教的古代大国。 这本小册子提供了50年前的跨时空观点。 更多文章: 张草 / 古代医生要会念咒 张草 / 蒙古人眼中的中国史
2月前
从小,我常要求母亲教我几句福州话,而母亲就逐个逐个单词教:睡觉、洗澡、外面、里面……我说,这样学不会啦,用福州话对话啊。母亲苦恼地摇头:“看着你的脸,我说不出来啦!” 母亲过世得早,我便打不开方言的窗口了,一直在狭缝中卑微地窥视。 初到吉隆坡升学时,那阵子最常碰到的钉子又是方言。从四方来的同学几乎都会粤语,我这个南方边城来的仅有傻傻观望的份。粤语分割了我的一切,从学校到生活,甚至我的未来。 那年988办了“DJ新人王”竞选新人DJ的活动,我很幸运地被选入面试。自信满满地念了华文新闻稿,接着面试官说“翻译成粤语吧!”我的心就坠进地核,被高温熔解了。我依旧秉持体育精神进行到底,用破碎的粤语念完全稿,尴尬至极。 我的老同学陈钰莹来自文良港,说的粤语很道地,善良的她天天都给我指导,可惜我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最后她索性把我这烂泥当泥浆玩。 “飞机”叫什么?钰莹问。 “Fei Gai。”我答。 那是“飞鸡”啊!钰莹笑昏了。如今,相识都二十几年了,她仍会为我的“飞鸡”笑不停。 后来,在吉隆坡工作时就甭提了,不会说粤语,在任何场合都是局外人。最痛苦的,就是当领头人以粤语给工作指示,全组人都听懂唯独我一个,常当群里的黑羊,被上司讥讽也不是新鲜事了。 一天,儿子小e告诉我:“妈妈,XX在班上说了一句粤语,老师要他打嘴巴。” 我瞪大了眼,有那么严重吗?这对我这个方言痴而言,是多大的冲击啊! 某天放学后,给儿子送午餐便当时,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句方言,同学们纷纷指着他说:“哦,讲方言!”那位同学惊恐地自打了自己的嘴巴。我好奇地问他,刚才到底说了什么?是客家话,还是粤语? 同学怎么也不敢说,似乎那是恶魔的语言,在人间是不可触犯的禁忌。 这和我小学的语言环境成了天壤之别,大概因为当时班上没几个人会说方言,所以老师无需设下禁令吧!一发现某个同学会说方言,大家就骚动起来:“哇,他会说方言,好厉害啊!”那位同学头上似乎加冕了一道光圈,从此高高在上。 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说方言,有那么糟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忘不了那位同学自打嘴巴的惊恐模样,他眼底满是心虚和自责,令人感到心疼,我多想安慰他:“孩子,方言不是罪。” 小e爸爸是吉隆坡人,对于校内的方言禁令熟悉不过了。e爸小学时,每个说方言的同学要被罚款,这惩罚程度尚可接受,但小e姑姑就没那么幸运了。某日老师听见有同学在班上说了一句方言,但无人承认,结果全班被赏巴掌。于是,小e姑姑对方言的抗拒,甚至厌恶,此生无以抹灭。 对于学生在校禁说方言之事,我曾询问某位教职人员,对方表示:“正规教育说华语”;那么意外说出来,会被警告吗?其实我说轻了,没提起惩罚程度的轻重。然而,对方已“已读不回”。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制里,说华语当然不容置疑,但方言也不该摒弃。在严管的制度下,方言渐渐变成一种罪过、禁忌,甚至是被唾弃的声音。我并不是反对学校的方言禁令,但能不能以比较正面、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方言?勿让年幼的孩子以为说方言罪不可赦,长大后就如小e姑姑这般。 今年4月11日,马大中文系主办了“汉语方言节”暨“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希望提升社会大众对方言文化的关注。来自班台育青中学的陈陈俞伊同学,在比赛中以福建话、潮州话朗读了我的散文〈垃圾桶〉,马大高级讲师蔡晓玲博士给我发来了视频。虽然人无法到现场观赛,但也触动了我整个下午的心绪。潮州话是我父亲的母语,〈垃圾桶〉里有我的父亲,个中滋味,百味杂陈,难以名状。 老天或许同情我这个方言痴,许我一个方言通e爸,他不但三语流利,福建话、粤语都说得好,客家话也懂皮毛,跟他出国尤其是港台两地,都吃得开。行走江湖,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这些年,回乡探了两次亲,那是外婆外公的故乡。他们南来前住的老房子,甚至那个房间都还在。某夜晚餐后,我和亲戚们到镇上闲晃,看见一家灯火通明的杂货店,里头顾客三俩有几,我们就到里头转转。 我在摆满货品的架子与架子之间走着,忽闻某处两位妇女在以福州话对话。三姨走到我身边说,好像我们家自己人。 此时我有种错觉,以为这一转身,就会看见母亲神清气爽地在我身后。于是我不想打破这场错觉,停步在原地,继续沉溺在这阵阵乡音里。 一口乡音,是对亲人、对家最温暖的心灵慰藉。所以,如何能,如何能将说方言视为一种罪?愿普及华语与学习华文之际,也别让心态失焦,悄然抹杀了方言的价值。
2月前
2月前
小说故事围绕着住在旧金山的4个华人移民家族母女,而“喜福会”则是她们聚在一起打麻将和聚餐的社团名称。 逛诚品书店的时候,看见这本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被列入国外企鹅出版社的新经典文学系列)。这本小说让我想起哈金一本写移民故事的《落地》,我带着一份好奇心与期待,买下了《喜福会》。 小说故事围绕着住在旧金山的4个华人移民家族母女,而“喜福会”则是她们聚在一起打麻将和聚餐的社团名称。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由于每个章节都是各登场人物的故事,因此非常轻松好读,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本“短篇小说集”来阅读。小说有两个最大特色: ❶每个故事提及各种华人习俗与西洋文化的对比;❷用英文拼音来表达中文单词的“陌生化”新鲜感。 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 当中有提及母亲要求女儿把碗里的饭吃得一颗米饭都不剩,才能找到长得面容干净的丈夫;嫁给洋人的女儿始终觉得丈夫身上有一股无法冲散的羊骚味;母亲因无法说出正确的英文单词而被女儿嘲笑至恼羞成怒;洋人丈夫在怜悯妻子身世同时却极其吝啬地对待她;洋人女婿搞不懂爱面子的中国岳母说自己拿手菜不够味道,于是傻乎乎地在菜里放了很多酱油调味,让人无语又尴尬……这些故事读来让人嗤嗤地笑,是有趣的,但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有很深的代沟。 而在中文词汇异化的方面,作者使用了各种拼音词汇直接嵌入英语原文中,比如: CHABUDWO(差不多)、BUTONG(不同)、HULIHUDU(糊里糊涂)等,只是有些单词几乎在拼写上与现在的认知有所不同,还是得看注释才能理解。通常这些用词都是由母亲说出,而作者使用这种直接拼音的方式,让人感受得到受美国教育的女儿如何去记得中文词汇,以及世代间的文化差异可以如何透过语言来表达。 以作品风格来看,相较起哈金书写移民故事时的严肃及感伤,谭恩美则完全选择以幽默的角度来描述文化差异。1989年原文小说一经出版就热卖,却也招来评论家批评她的作品出现的各种文化差异都是美国人本身带有的偏见,而这样子的写作方式虽然能让美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想法感到安心,却也加深了歧视。或许这样子的看法是正确的,却也让人想起最近由于过度政治正确而深受抨击的真人版《白雪公主》电影,我不禁思考,在政治正确的是与非之间,是否也能有多一点谭恩美式的轻松及幽默呢?这或许也是小说之所以会被列为文学经典作品的原因。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许赫予 / 村上春树跌落神坛? 【读家说书】许赫予 / 不是你想像的新加坡
3月前
本书史料梳理扎实,讨论细腻。无论从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南洋书话:香港、南洋、民国旧书刊记述》由季风带文化出版,集结了萧永龙在《星洲日报》、《中国报》、《当今大马》等文艺专栏发表过的文章。这些稿子聚焦探讨作者所收集源自香港、南洋新马等地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刊物,时间轴横跨民国至冷战时期。 在内容方面,《南洋书话》分为3辑:辑一“回望香港旧电影”、辑二“蕉风椰雨话旧册”、辑三“漫谈民国闺中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了着重每份刊物的出版史,史料梳理扎实,也深入思考各地中文大众刊物的生产市场背后所牵涉的文学(尤其是大众小说)、电影、插画的语言美学与政治意涵。例如在讨论香港作家刘以鬯的三毫子小说部分,作者举出两篇《椰树下之欲》与《蕉风椰雨》版本的用语、插图、小说人物形象的删改,与南洋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作者提醒我们,三毫小说可谓香港人其中“窥探南洋风情的一道窗口”。此外,作者也通过讨论诸如香港出版的《环球电影》、《世界儿童》等刊物,叩问故事中“南洋元素”的操作。作者观察细微,指出前述刊物实际上“缺少本土意识”,注意到了受支配的“南洋性”塑造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意义。 不过,根据作者从教育刊物角度分析,虽然50年代时期,由于华人社群仍处在视“南洋为居留地”的阶段,教科书内容依然未本土化,却在1951年出现了转折——作者认为教科书逐渐转向“马来亚化”可能是受到《方吴报告书》的影响。另外,“蕉风椰雨话旧册”也讨论了马来亚出版的刊物,包括《发展月刊》、《马来语月刊》。作者聚焦在讨论这些刊物如何宣传政府的语言政策,即“马来文”作为“国家语言”的发展关系。其中更探讨了鲁白野在《马来语月刊》所重视的马来语文学的翻译工作,以及刊物栏目所展现的从“学习国语”来达至“全民团结”的目标分析。 总括而言,本书史料梳理扎实,讨论细腻。无论从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更多文章: 【爱书人在读什么?(下)第六篇】萧永龙 / 所看所写皆旧书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旧书页之间的历史残影
3月前
3月前
前些日子我回吉兰丹扫墓。与亲戚交谈时,我总把握机会将粤语说出口。 是刻意为之还是自然而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回吉兰丹与父系亲戚相处,是我长居南方难得的粤语环境,可遇不可求——正如以前我在吉隆坡深造报读日语班时,经常到双子塔(KLCC)的日本百货公司报到。除了拿免费的日文报纸并偷听日本人对话之外,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偶遇亲切的日本老妇,好逮住时机与之交谈。 其实祖籍广东的我以前对粤语兴趣不大,可说几乎没有。自小,父母用粤语沟通,却与我们三兄妹以华语说话,并注重英语教育。父系长辈亲戚就不必说了,外公年轻时曾为英军工作,亦特别看重英语教育。所以,无论是伯姑叔婶还是舅舅舅母(妈妈生前为家中独女),不是和我说华语就是英语。我也从不认为说粤语在我生命中有何重要,毕竟语言用于沟通,日常粤语我听得懂,只要回以华语或英语即可。事实证明,我和数名学院时期结识的朋友便是如此,相处未有问题。据传甚至有同学也这般谈恋爱。 直到好些年前看了《中国诗词大会》,我非常欣赏喜欢的主持人董卿用上海话朗诵〈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他选手也不遑多让,以各自家乡话朗诵诗词。我开始迷恋上海话的飘逸柔婉,也萌生学说粤语的念头。因为在节目中提倡用家乡话念诗的选手即是广东人,他说,很多诗词用广东话背诵其实特别押韵。而节目点评嘉宾(都是中国资深的文学历史学者)也说,古诗词最适合用保留了大量入声字的广东话与福建话等南方方言朗诵。 我也好想用方言背诗,用粤语背诗。 身边很多人告诉我,学粤语最好的方式便是看港剧。我也坚信如此,因为以前我学日文也是看了很多日本动漫及日剧,习得生字及课堂未授与的语法表达。然而,我对港星不感兴趣,也对追剧意兴阑珊,更对写作“勉强”的学习(日语汉字“勉强”意为学习)不以为然,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偷听他人以粤语交谈,网上找学习粤语发音的视频跟读,偶尔看看粤语相关的知识文章。 我曾看过港星陈奕迅谈粤语。他说,粤语有九声韵调,诗史试时市是识舌蚀。若要更易记得此六声三韵,背下“番茄酱牛腩面不吃辣”即可。闲来没事我会暗自练习,说来说去腔调发音却不是那么地道,所以我平时还是不敢说粤语,就怕别人嘲笑我发音不标准。谁说不会呢?我上一份工作有一来自槟城的同事,她自小在菜市场帮妈妈工作,精通各种方言。该同事认定我听不懂粤语,曾在我面前用粤语与其他同事说我坏话,甚至当众讥讽我作为广东人却不谙粤语,难道不感到羞耻么。 期望自己口操粤语背诗 当然,我身边也有许多很好的同事。有数位分别来自波德申及怡保的同事得知我想练习粤语,总热情地与我用粤语交流,每当我发音或用词错误便不厌其烦地纠正我——我终于想通了,人就是在错误中学习进步的,而语言何须强求地道?每个地方有其标准,美式英式英语分庭抗礼,更别说我们华语分有南北口音、台湾腔新马腔,甚至还有西方白人说华语的洋腔洋调等等。语言,敢敢说便是了,又何苦纠结究竟是“地道”还是“道地”?(方言不计,中国内地惯用“地道”,港台惯用“道地”) 而每种语言都有其文化底蕴,越探知越令人为之着迷。我也是看过他人文章才得知,如今广为流传而普遍,粤语指约会或谈恋爱的“拍拖”,原来是广东的航运术语——过去珠江木船无力航行,便拍在汽船上拖着走;汽船无法驶入浅滩,就由木船靠岸将人及货物载出来,搬上汽船。两船一路上互相帮忙,最终并排驶入码头。“拍”在粤语为靠在一起之意,因此两船相靠并行便是“拍拖”。就好比谈恋爱应当如同舒婷〈致橡树〉所述: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除“拍拖”一词,我才疏学浅,再也找不到其他言语能更精简却入木三分地表达爱情的本质,是旗鼓相当的两个人彼此相爱、并肩而行、共同扶持。 去年辞职回家,有了与前同事说粤语的经验,我北上吉隆坡出席表弟婚礼时给自己设下目标,和亲戚长辈说话要优先使用粤语。宴席结束后,我见已移居新加坡多年的三伯在等车,便上前与他寒暄。三伯如今儿孙满堂,总坚持与我惯说英语的堂侄堂侄女说粤语。我于是告诉他我也在学粤语,还需要多练习。三伯面有喜色,说我发音很标准。其实,是不是真的标准我也不知道,但我欣然接受长辈的鼓励,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口操流利的粤语背诗。 不过,虽然还无法用粤语背诗,但至少我能唱粤语歌:“有只雀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只雀仔跌落水,被水冲走。”哈哈!
4月前
1. 声调是一场精密的口腔体操 在越南平阳的第一年,我的舌头像是被临时征召入伍的新兵,面对6个声调的命令,总是手忙脚乱。越南同事说,他们的语言是一门“口腔体操”——你的喉咙、舌头、嘴唇必须像奥运选手一样精准配合,否则一个音调滑错,整句话就会摔得鼻青脸肿。 比如,有一次我想说“cơm”(米饭),结果不小心滑到“cốm”(青米糕),食堂阿姨困惑地递给我一盘糯米点心,而我只能尴尬地接受这份“意外甜点”。再比如,我本想赞美同事“đẹp”(漂亮),结果发音一歪,变成了“đép”(凉鞋),对方愣了两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拖鞋,然后哈哈大笑。 越南语的声调像6条平行宇宙,稍不留神,你就会从“ma”(鬼)滑进“má”(妈妈)的世界,再不小心跌进“mả”(坟墓)的深渊。我的越南同事阿琼安慰我:“别担心,我们小时候学说话,也常把‘bà’(奶奶)说成‘bá’(疯狂)。”我点点头,心想至少我没把老板叫成“con ma”(鬼魂)——虽然有时候开会,他的表情确实很像。 2. 辅音是舌尖上的地雷阵 如果说声调是体操,那越南语的辅音就是一场排雷行动。某些音,比如“tr”和“ch”,在我听来几乎一模一样,但越南人却能精确区分,就像品酒师能分辨1982年和1983年的红酒。 有一次,我想说“trời ơi”(天啊),结果舌头一打滑,变成了“chời ơi”——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词。办公室瞬间安静,阿凤眨眨眼,说:“你刚刚发明了新越南语。”我谦虚地表示,这可能是我对语言学最大的贡献。 更可怕的是“x”和“s”,它们像一对双胞胎,只有亲妈才能分清楚。我说“xin lỗi”(对不起)时,总是不小心变成“sin lỗi”,听起来像在念某种神秘的佛教咒语。阿琼安慰我:“没关系,至少你没说成‘xin lội’(请涉水)。” 3. 越南语里的“即兴喜剧” 在越南,语言错误不是灾难,而是一场即兴喜剧表演。我的同事们已经习惯了我的“创意越南语”,甚至开始期待我每天的新发明。 比如,有一次我想说“tôi mệt”(我累了),结果说成了“tôi mẹt”——这个词不存在,但听起来像“我被压扁了”。阿琼大笑:“你今天是被工作压扁了吗?”我沉重地点头:“是的,像被卡车碾过的香蕉。” 还有一次,我在市场想买“cá”(鱼),结果发音太飘,老板听成了“cà”(茄子)。他困惑地递给我一根紫得发亮的茄子,我只好临时改口:“对,我就是突然想吃茄子。”回家后,我对着那条不存在的鱼和真实的茄子,默默煮了一锅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的菜。 4. 语言是另一种“入境签证” 在越南待得越久,我越觉得语言不是工具,而是一张“社会签证”——说得越流利,你能进入的世界就越深。刚开始,我的越南语水平只够在便利店买咖啡,店员会宽容地用“外国人价”算账。后来,当我终于能正确说出“không đường”(不加糖)时,她眼睛一亮,立刻切换成“本地人模式”,开始问我今天天气如何、工作忙不忙。 语言错误也从“滑稽表演”慢慢变成“文化密码”。有一次,我在办公室说“chúng ta”(我们),不小心念成“chúng tà”(我们邪?),同事们爆笑,从此这个词成了我们的内部梗,每次团队合作前都会有人故意问:“今天是‘chúng ta’还是‘chúng tà’?” 5. 最终,舌头会找到它的路 一年半后的某个下午,我在茶水间随口说了一句“cà phê đá, ít đường”(冰咖啡,少糖),阿凤突然抬头:“咦,你刚刚的发音很标准啊!”我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终于不再需要“脑内翻译”,舌头自动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越南语不再是一场折磨,而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像骑自行车,像游泳——曾经觉得不可能的事,突然就流畅了起来。当然,偶尔还是会翻车,比如上周把“họp”(开会)说成“hóp”(吸吮),引发了一阵诡异的沉默,但至少,现在的错误已经进阶到了“高级幽默”的层次。 尾声:语言的尽头是笑声 在平阳的日子让我明白,学语言最珍贵的不是完美,而是你愿意一次次犯错、被笑、再试一次的勇气。越南同事从没嘲笑我的口音,他们只是笑着纠正,然后期待我的下一次“创意发挥”。 也许,语言真正的意义,从来不是“正确”,而是“连接”——哪怕你说得歪歪扭扭,只要对方听懂,并且愿意笑着回应,你们就已经在同一频率上了。 就像阿琼常说的:“Nói sai cũng được, miễn là vui!”(说错也没关系,开心就好!)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