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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2月前
4月前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宛如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虽历经风雨依旧顽强燃烧,照亮无数华族的心灵一隅。它不仅是语言的通衢,更是文化的坚韧纽带,扎根心底,化作文化身分认同的基石。 自19世纪,华族迁至南洋,祖辈们坚持办校教授中文,悉心守护社群的文化底蕴。中文,这门古老深邃的语言,也是连接往昔与未来的“历史工匠”。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研习华文,仿若踏入尘封的历史,感受祖辈的智慧与深情。那些古老的文字,拼凑出沧桑而扣人心弦的文化图腾,引得无数人甘愿为之捍卫与牺牲,如已故的林连玉、沈慕羽、严元章、林晃升、陈嘉庚和陈六史等。 找到生而为人的意义与归宿 有人认为,学习中文只需掌握日常沟通即可,无需深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但这种浅尝辄止的态度,让他们错失了华夏文明的珍贵瑰宝,正如“虽至宝山,终无所得”。华文教育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人变得理性和聪明,而是赋予人伦理的温暖,让人在群体中感受辈分的共鸣与亲切。历经千年沉淀的伦理机制与先辈的处世智慧,是华文教育的馈赠,让我们懂得入世,知晓尊卑有序,且抑制那份过于自由的个人主义思潮。 华文,更是传承文化和塑造身分的深层动因。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其哲学体系中强调“存在”(Being)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的存在并非局限于物理层面,还涵盖了文化、语言和历史。正如他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故学习华文,不仅是学习一门语言如此简单,而是选择一个存在方式。华文即华族的存在家园,是我们对文化身分和存在的构筑。透过华文的培育,我们得以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传承给下一代,让年轻一代在多元文化的复杂环境中寻得自己的根与魂。 许多人觉得学华文对未来用处不大,不如学数理和英文利于职业发展。用庄子的话反驳则更有力:“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在《庄子·人间世》中,大树因材质疏松被视为“无用”,却因此长寿免遭砍伐。在看似“无用” 的华文学习中,兴许你能够避开其他语言思维的陷阱与锋芒。在中文所构建的思维语境里,收获更为丰富、融合与循环往复的哲思,而不至于变得过于理性与冷漠。庄子还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有用”是脚下这块土地,但若把这土地之外的地方都消去,试问这片“有用之地”还有用吗?因人所步行的是依靠不步行的路所支撑的。有用需与无用相互配合,才能使“有用”真正的有用。 从现实角度看,在全球化浪潮下,中文在国际舞台日益重要。它不仅能拓展国际视野,未来或许还会成为衔接各科技领域的媒介语。在急功近利者眼中,华文教育或许只是无用字词的堆砌,无法直接换取金钱地位。然而,这看似无用的教育,却如春雨润物,悄然滋养华族心田。它不仅传授知识,更潜移默化塑造人的品性,让我们在喧嚣世界中找到生而为人的意义与归宿。 在这条漫长且艰辛的道路上,华文教育这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并非其火焰盛大,而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点灯人挺身而出守护这点微弱火光,让它继续照亮后人的生命征途。但愿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华文教育的孕育下,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深情且有担当的华族。
6月前
一、寻书,寻人 近来每月必往槟城亚齐街的Areca寻书。架上虽多室利佛逝和槟城的英文典籍,倒教我独独相中那本平装《王赓武先生回忆录》。痴顽如我,这些年竟将中英文四卷本尽收案头。偏爱上册原是私心,总觉得王赓武先生笔下,其父王宓文的南洋浮沉,恰与我的生活轨迹暗自叠合。 初探王宓文生平,始于3年前,大抵是疫情期间。彼时随拉曼某师南下新山,细雨斜飞中,我俩在斑驳的公冢间寻得先生墓志。碑文简朴,仅“江苏泰州王氏”6字,竟成一生漂泊的注脚。墓碑东南角有些细缝,野蕨从石隙里钻出,倒似先生生前总爱在诗稿边缘批注的狂草。 这青苔浸染的墓志,往后遂成了我叩开旧文脉的铜环。自此索性以先生诗文作舟,载着毕业论文在史海浮沉。至于意外得奖云云,不过是潮退后滩涂遗珠,拾之亦可,弃之亦可。 二、南渡,北归 毕业后,几经辗转,终在槟城落脚。这境遇,倒教我时常想起王宓文先生。当年,他亦是二十余岁南下,如一片离枝的叶,飘零辗转,最终落在怡保的泥土上。那时他总以为,这不过是暂寄,终有一日要回到江苏故土。可谁料,战后的归途竟成了另一场漂泊。 饱经风霜的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却发现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江南的寒气,竟比战火更蚀骨。一场大病后,他只得黯然重返南洋。自此,他乡成了故乡,故乡却成了他乡。 这命运,何其相似。我们这些南来北往的人,总以为脚下是暂驻之地,却不知,时光早已将根须悄悄扎进异乡的泥土里。故乡原是执念,家园却在漂泊中生长。 三、落地,生根? 偶然想起这些年来,缱绻天南,竟觉所成寥寥。大抵才力所限,亦无可怨。然若故乡仍容归去,谁又愿将自身托付于风浪? 去年在槟城植物园看凤凰木落花,猩红花瓣铺了满地,忽想起这树原产马达加斯加,如今倒成了南洋标志。枝叶在咸湿海风里舒展的模样,竟比在原产地还要蓬勃三分。 或许人亦如树,只要土壤尚可,便能生根。但树终归无知无觉,人在异乡,未必能如凤凰木般适应这片土地。 有时深夜独坐码头,看货轮桅杆刺破雾霭。远光灯扫过时,恍惚见到无数南渡者的影子叠在浪尖——他们带着故土的茶种、族谱和口音,最终都在季风里蜕成了另一种生命形态。槟榔屿晨雾虽虚无缥缈,却也在晨光中映出方向。 四、归去,来兮? 王赓武先生回忆录,英文上册题作Home Is Not Here,下册题作Home is Where We Are。其中译尤佳——“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寥寥数字,倒似道尽了两代人的漂泊与安顿。 然而“心安”二字,又岂是易得?当年王宓文先生横渡南洋,以为很快便能归乡,岂知战火骤起,身世浮沉,后来虽寄身马来半岛,但始终无法摆脱异乡人的身分——既是南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无法归家的游子。 细想之下,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流转于槟城与吉打,寄身会馆,执笔答问。晨起焚香时,偶有乡思萦绕;夜读旧籍间,亦觉人世浮沉。与人言谈,口音里仍藏着新山腔调;偶入餐厅,点单时竟已能听懂从来不知的福建话。 五、潮水,起落 槟城的雨,总来得急,去得也快。旧城区的街巷被雨水浸润,青砖仿佛溢出百年风尘。有时行至某些街道,望见湿漉漉的石板路,便想起王宓文先生在怡保的旧宅。他当年站在门前,是否也曾如我一般,凝视巷口,心念起落,思索着故乡的方向? 这些念头,终究是无解的。南洋的风,吹送过多少代人,他们的身影如潮水起落,终究被时间冲刷,消融在街市人声之中。许多年前,有人乘船而来,带着故土的方言、习俗,种下门前的菩提树;许多年后,树下的影子换了一批又一批,方言模糊了,习俗也变了,唯有菩提树枝繁叶茂,见证着这一切。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如王宓文先生一般,回望来时路,才惊觉自己早已在异乡生了根。到那时,是否还会有一块墓碑,上书“天南覃氏”五字,成我一生漂泊的注脚?若真有此碑,不知百年后,又会有谁伫立墓前,指尖触着碑上的苔痕,念着这陌生的姓氏?
6月前
邢诒旺和郑泽榆两位诗人出版了新诗集,在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办推介,我有幸忝当主持人。相信许多人不知道,书展除了主舞台之外,一楼还有一个小厅,专供小型推介活动使用。这小场地不设标示,楼梯口隐藏在某道墙后,像坊间流行一时的隐藏式咖啡馆,不知情者还真不得其门而入。我算是知情者,看到那道孤寂的楼梯,仍不免迟疑数秒。拾级而上,曲径通幽,越走越静。隔绝了主场热腾腾的买气,书还卖得动吗?我满脑子市侩算计,幸好很快见着两位诗人了,才提醒我:今天,我们聊的是,诗。这雅致小厅,确实比喧闹的主舞台更合适。 尤其,眼前两位,又是纯粹至极的诗人。 “纯粹”。在推介礼上,我是这么形容他们的。我认识诒旺较久,熟悉他的经历与作品。我所认识的众多诗人,大都斜杠再斜杠,身兼出版人、小说家、创业家、网红等等诸般角色。他们若失去了诗人身分,还有一项甚至多项后备。诒旺当然也是教师、文学博士,但他的“诗人”身分是优先的,不仅是别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然而,身分终究只是标签。诗人的本质在于,他以“诗”来觉知、探索、思考、回应这世界。推介礼上,诒旺评论泽榆诗集《龟心》的这段话,很能说明个中精神:“泽榆在长达数年的书写中有着一个专注和持续的意识(或潜意识,如龟,潜伏有时舒展有时,时而在庄子那情感和自然法则的沼泽地带举步维艰曳尾于涂中,时而发出被城市文明的经济殿堂对龟壳神器的敲叩打击而发出的回响),让整部诗集的结构不只是时间或题材的理性编辑,更不是零散的写作产品的装订,而是一整个(阶段性)生命意趣之诞生,痛幷快乐着,悟且迷惑着,成形幷演化着。” 我深为这段话着迷。它不只说明了郑泽榆作为一个诗人,如何用诗来建构、演化自己的人生,也反映了诒旺自身如何以诗的触角诠释万物。追随着“龟”的意象,他为泽榆的作品溯源、点题、发掘新意。这跟他写诗的思路如出一辙。我读他的诗,常见他寄情于某个意象,然后那意象仿如活了过来,牵引出层层新意,把读者和诗人自身带到未知之境。 诒旺的诗集以《夜曲》为名。这首诗的首两段是这样的: 夜 你若是骷髅 又何以如泥 收容种子 吸纳眼泪 长出记忆血肉 使我复活 从夜、骷髅、泥之中,生长出种子、眼泪、血肉。意象呼唤意象,相互鼓荡渲染,于常情中衍生歧义,层次丰富,诗意饱满。我相信,这种意象的连环生成不经预设,而是写作中自然发生。恰若,最好的画家和雕塑家总会随顺手中材料的脾性,创作者如何对待创作媒介,决定了境界的高下。 我怕 怕亏本 惊蚀底 与他们相比,我虽也写一些诗,却总是字斟句酌,执意让文字符合“我”的意志。文字是为我服务的,我像一个控制狂那样捏塑它们。一层无以名状的心理障碍,让我拒绝对诗神缴械臣服。 也许是恐惧。我害怕,若我把一切奉献予诗,会换不回我所既有。换言之,怕亏本,惊蚀底。诗的道路上,我边走边留后路(不止一条),随时准备全身而退。有的人临渊思退,有的人临渊一跃,飞了起来。 还有的人,莫说临渊,连在楼梯口都要瞻前顾后一番。想到这,不禁哑然失笑,但愿两位诗人朋友,未曾察觉我的窘态。
7月前
12月前
12月前
小时候的每个周末,妈妈会把我送去外婆家过夜。屋子不大但睡房却有4个。妈妈说3个房间是给我那3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的,还有一个是外公外婆的。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储藏间。 一打开储藏间的门,灰尘像蒲公英一样到处飞扬。窗被杂物挡住了。阳光进不去,于是任黑暗填满空间。与表妹玩躲猫猫时,我最喜欢躲在里面。里面有张小床,一个橱柜,还有一堆箱子,里面是一些纸张和泛黄的书。一些破旧的家具堆在角落,我就躲在家具空隙,小声地呼吸,尽量不引起注意。表妹害怕储藏间。黑黑的,窄窄的,所以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被找到。她明明知道我就在里面,却不敢进去,只能认输,然后等满身灰尘的我气势昂昂地爬出来。不过进去储藏间的次数多了后,好奇心渐渐膨胀。它不止有杂物,还有一些被灰尘模糊了脸庞的洋娃娃和玩具小熊。泛黄的书页爬满了时间留下的斑点,字迹模糊不清,但看得出字迹清秀。至于那张小床,它软乎乎的,床头上有一些褪色的彩色贴纸。 那个是我的房间。妈妈告诉我。一次从外婆家回来,我问起了关于储藏间的事。妈妈说,床单的颜色是她自己选的。玩具小熊是她16岁时朋友送给她的。那些书有的是在很久以前就倒闭的书店买的言情小说,有的是妈妈18岁前写的日记。这些东西妈妈结婚时没有带走,全部留在了那里。过了很久,它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灰尘与黑暗的储藏间,然后变成我躲猫猫最喜欢的地方。但我有些奇怪。舅舅的房间一直是干净明亮的。尽管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们有专属的睡床,有他们自己存放少年记忆的归处。但我的妈妈没有了。 房间一再堆上杂物 这件事随着我长大而被我遗忘。我上了大学,平常学校假期时才能回来。我的房间一切都是我自己装饰的。浅蓝的壁纸,床边的夜灯,白色的书桌,都是我选的。然后,很平常的一天,从大学归来的我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些纸箱和杂物。每一次把它们移出我的房间,下次我回来,就会发现它们又增加了同伴,静静地待在角落里。在移除它们第三次后,我突然明白了些什么。就像妈妈在外婆家里的处境一样,我也许在家人眼里也有了除了女儿以外的身分。他们似乎很娴熟。当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就熟练地将女儿从家剥离出来。我问,为什么一直把东西放进我房间。你很少回来,就放一下。家里太多东西了。平淡的回答却激起我的鸡皮疙瘩。 他们没有恶意。但储藏间的情景在我眼前显现。从前女儿们因为婚姻离开家,现在因为教育离开家,于是女儿的房间就变成最不需要维护的东西。因为,我们都默认女儿一定会离开家。我忽然意识到,不论是上一代,还是看似开明的我们,所有人都默认这样的事。毕竟,就连我在年幼时也没觉得妈妈的房间变成储藏间有什么不对。 当女儿有了其他的身分或者不再长住家里,似乎家就不再是家,而只是一个停泊站。就算经常来访,却再也回不去。身为女儿的我能做的似乎就只有捍卫好自己的房间。那是最后能证明在一个家里,我是我的证明。我还没有成为谁的妻子,还没有成为谁的母亲。
1年前
1年前
“如果不是刚好要离开工厂去领取难民卡,我现在已经再次回到扣留营了,”通过通译员,Y苦涩又庆幸地告诉我们。 Y是一名18岁的缅甸钦族(Chin)少年,刚刚获得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批准其难民身分的申请。他在一年前因非法入境而遭到移民局逮捕,被提控上庭后,遭遣返出境。 法庭判处他罪成后,他在监狱和扣留营辗转几个月,才终于被遣返回缅甸。拘留的日子里,他被迫和数十个人在牢房打地铺。他没有获得足够的水和食物、遭到其他囚犯的霸凌和殴打,在发高烧时,没有得到药物和医治。当时,他年仅17岁。 他回到缅甸后成日担惊受怕,随时会因为种族身分而被军人捉走殴打。因此,他决定再次逃到马来西亚。这一次,他获得联合国难民署所发的难民卡。在领取难民卡的那天,移民局突袭了他工作的工厂,逮捕了在那里工作的无证移工。要不是刚好离开工厂前往联合国难民署,当时身上没有合法证件的他,将第二次被移民局逮捕。 然而,难民卡并未给予他合法居留在马来西亚的身分。 “无证移民”并不一定等同于难民。无证移民指没有合法证件或并非通过合法管道入境我国者,广义上也包括了难民、非法劳工等。但其他无证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在母国未必受到迫害,可以随时返回母国;后者则在母国受到迫害,因此被迫逃离,也无法安全返回。 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如下: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通俗来说,难民是指在本国因人身安全问题而逃到另一个国家的群体。他们在逃到新的国家之后,可以向该国的联合国难民署提交难民申请,以获得难民身分。 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下,联合国难民署所授予的难民身分,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应。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予难民合法地位,因此他们不能申请任何准证和居留权,也无法合法工作。难民卡只赋予他们暂居我国、等待被安置到第三国家的权利。 虽然如此,根据政府近年来所采取的政策,触犯《移民法令》的难民不会被提控和遣返,前提是首先,该难民拥有联合国难民署所授予的难民身分;第二,罪行是在获得难民身分后所犯。 因此,只要执法当局逮捕无证移民,他们就应该按照程序和联合国难民署核实其身分。如果那是登记在册的难民,执法当局就应该将他释放而非提控;反之,他将会在《移民法令》第6(1)条文下被提控。一旦罪成,可被判处监禁和罚款,在完成服刑后,将被遣返出境。 值得一提的是,已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申请但还未获得批准的移民,并不在注册难民之列。联合国难民署审核难民申请的过程可长达数年之久,在这段时间,这些移民处在惊险又尴尬的灰色地带——前来马来西亚是为了避难,却又不算难民;无法回到母国,也不能在马来西亚找到容身之处。这些日子里,他们的生活像《富都青年》里的阿邦那般,日日想尽办法躲避移民局的搜查。 除了缺乏明文法律保护难民,马来西亚政府也不曾签署两份主要的国际难民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虽然如此,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法庭在法律的限制下仍作出一些有利于难民的判决。 在森林走了一天一夜 在Ali Salih Khalaf v Taj Mahal Hotel一案中,工业法庭裁定难民拥有工作的权利,也可在遭到不公解雇时,援引《工业关系法令》和《劳工法令》索赔。然而,我国并没有指定任何明文法律给予难民和国人一样的劳工权益与福利。因此,实际上,难民和其雇主依然会遭受执法当局的刁难。 另一方面,在Tun Naing Oo v Public Prosecutor一案里,一位难民被控非法入境,被地庭判处监禁和两下鞭笞。高庭在审理复核申请时取消了鞭笞刑罚,并且指出难民已经因受迫害而逃离家园,所以鞭打他们是极不人道的做法。 即使有司法、联合国难民署和人权组织的努力,我国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却远远算不上友善。 2021年,缅甸爆发内战,无数人逃离家园。在这个节骨眼上,移民署决定遣返1086名缅甸籍无证移民,引起国内外人权分子的抗议。即使马来西亚国际特赦组织紧急向法庭申请了暂时禁令,要求移民署暂缓执行遣返事宜,移民署仍强制将他们遣返。 2019年5月,泰国社运分子Praphan Pipithnamporn因批评泰王,而逃至马来西亚寻求政治庇护。然而,时任首相马哈迪却将她强制遣返,全然不顾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在册的难民。她一在曼谷下机,就遭到泰国执法当局带走,从此没有人听到她的消息。 每一天,都会有无证移民因未获得难民卡而遭到逮捕、提控、遣返,就算是幼儿,也会和母亲一起被关到扣留营。当年17岁的Y,并未因未成年的身分而得到任何怜悯。 最后,考量到生命安全,Y还是决定回到这块不曾欢迎他的土地。他细细向我们描述了他偷渡进来的经过—— “人蛇将我和其他偷渡者塞进一辆载满鸡只的货车。里面的空间太小了,所有人无法一同坐下,因此一部分的人蹲下、一部分站着,轮流休息。大概在车厢里呆了两天,我们才到达缅泰边境。进入泰国后,我们不吃不喝,在森林里行走了一天一夜。后来,我们又渡过一条河,终于到达马来西亚。” 听起来很像电影情节,但这些是Y的第一手故事。Y生错了血脉和国土,但他仍是活生生的、与我们并无二致的人类。 截至2024年,在我国,仅仅是与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难民就超过18万名,未登记的数字绝对更加庞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鲜少瞥见难民的身影,但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中,他们艰难又顽强地生存。 马来西亚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万万不该再继续漠视难民的窘境。早在2018年,希盟就在竞选宣言里提出将承认难民身分以及保证他们合法工作的权利,同时也将签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笔者由衷地希望,希盟尚未遗忘从前的豪情壮志,尽快落实曾许下的承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认可难民的法律身分、居住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建立社会保护网。 因为得以安全、有尊严地生活,不是特定人士享有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生来被赋予的基本人权。(本文作者为见习律师)
1年前
1年前
过年期间重遇多年不见的前老板,他叫我招集一些同事,与他聚聚。我只招了4人。6年前的老板,并不是很多人想再见和敍旧的。可悲不?前老板临退休前,就一直挂在口中说,人啊现实得很,人走茶凉。也许他见证过他自己前老板的经历吧,方能十分准确和感概地说出那情景。职场上没了身分,同事自然是没有了的,但以前觉得那些同事又可兼为朋友的“朋友”,也会忽然消失不见了。 其实也难怪旧同事的,各人身分不同,有着自己的职责与顾虑。前老板始终是过去式的,没有了现今在公司的身分,很多公事上的话题敏感不好提及。除去公事,那只有私事了。除非前老板在职时与员工打成一片,而且又受同事喜悦爱戴,否则私事也不会轻易地提上交流。 公司的领导,身分摆得很清楚。有了身分,无往不利。说话可大声些,受奉承可理所当然些。有些过分的还狐假虎威,剥削小员工福利。工作几十载,看到好多起起落落的,有身分的领导。但我始终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果关系之说。身分若不是靠真材实料赢来的,终究是非常脆弱的。 去年底,一位朋友被公司裁员了。从前当高职时,过年时收到的礼篮,一双手的手指数不完。但一日职业身分没了,过节的礼品也消失了。很现实是吧?职场上的利益权衡,就是如此显白的。 没有职业身分而带来的另一苦恼的事,就是不能再向银行信用或申请贷记卡等。纵然你有丰厚的固定资产,但因没有保障的现金流和公司薪酬收入,申请银行的财务资金便利,定是困难重重的。所以若能在职场身分未失前,安排好财务之事,则可免去失身分后尴尬无奈的处境。 身分是付出代价后赢来的 其实见过很多“退休”人士,对失了身分的那种不知所措的心情。尤其是那些裸退的,没有为退休而做准备的人。很多人在职时,觉得忙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只要把工作辞退,身心状态必定好转。但眼见的好转也只是那短短的昙花一现,接下来没有身分后的矛盾心情才更长远。身分虽说是个虚名,却能常挑动你的神经。除非你已有准备接受新的“退休人士”身分,要不然在这随时要你呈报身分的地方,确会令你觉得唐突和尴尬。你看,哪怕只是填个商户的会员表吧,身分也得报上来。入境旅客也得公开身分,更甭说填各个政府部门的表格。身分含义很多。它可代表着我们的社会地位及责任,也可代表着不同的商业机遇与价值。身分很重要。 身分确实很重要呀,一旦没有了某一身分,说话也得掂量一下。就如我那离了婚的朋友,看着她那生活颓废和没有自律的前夫,也不可再出声劝他一二。若和前任有孩子,牵连就更烦些。前任若生活不恰可影响孩子,处理关系可更糟糕。没有了夫妻身分,那么前任的私事,也容不得一个外人来打扰吧?劝不得,说不得,关系奥妙,令人懊恼得很。 远方亲戚的一个孩子,去年因家里出了点小问题,向大学申请了一年休学假,回囯休息。亚洲人的文化始终有异于西方文化,一年休学假,在我国并不普遍。回国后,她就面对很多的身分问题。无论是拜访亲戚朋友,去看医生或上美容院洗脸,好多人总是非常关心她休学一年内的“身分”。该做个无所事事的待学的学生?该领个业余工作者的身分?还是该去上一些轻松的短课程?那些浓厚的关心,把她压得透不过气。 身分这话题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它确实存在困扰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很奇妙吧?没有身分,好多人会幽怨地推搪做不成事的原委。有了身分,又有了许多的责任与压力。古往今来,有实质和被尊重的身分,都是得付出努力和代价赢来的。每一个身分都附带着责任,有这个认知,我们方能好好执行身分的责任。不是每个身分的责任都能令人得心应手,也不是每个身分都是有实质的价值,我们得常权衡自己的能力与利弊,方能掌握和发挥赋予我们的身分。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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