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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党元老黄树芬孙子继承祖父遗志加入马华

马华创党元老之一黄树芬最小的孙子黄焕兴，继承祖父的遗志，在今日的柔佛马华大会上，正式加入马华公会。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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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对照 | 黄树芬与黄焕兴祖孙俩的故事

祖孙天地心灵上相隔4年后，第一次交流，地点就在柔佛广东会馆会所内。孙子的手，指向展览板上祖父的肖像。肖像介绍祖父是该会创会会长。身为祖父的拿督黄树芬，曾任柔佛广东会馆会长10年，从1968年至1978年，而身为孙子的黄焕兴才刚上任。历史这一机缘巧合，完成了新山华团历史上一桩罕见的美事。黄树芬，祖籍广东省台山县，1898年出世，终于1979年11月18日，享寿81岁。他在新山出生，道地新山人。早年的新山华人先贤，几全是来自祖籍乡，很少有土生土长的，他是一个例外。 1913年创办的宽柔学校，他是1917年的第一届毕业生，继到广州暨南学堂附中深造，是毕业于暨南大学其中一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马新两地一位知名的中国国民党人。中国的“九一八”与“七七”事件引爆后，海外华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出任南洋华侨筹账祖国总会常委、该会柔佛州主席及新山区筹账会主席，而成为日军必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所以，在日军侵马战争伊始，在盟军安排下，他乘船离开，先停留在香港，再到印度，后避难于中国重庆，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新山。翻开新山的二战史，没有第二个人能获此待遇。他是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全国副主席及财政，同时兼任柔佛州马华公会主席。历任包括新山中华公会在内的数十个团体的诸多要职，其中，以担任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最久，长达33年，由1937年至1978年。 [vip_content_start] 他也是一位银行家，富甲一方，多次获得苏丹封赐。但，这位新山华社领导人，迄今没有一本内容较为完整的个人传记。能找到的一本，是由新山中华公会与陶德书香楼联合于2004出版的名为《黄树芬其人其事》。目前，在新山还有两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一在新山中华公大厦七楼，名为黄树芬敬堂礼，这是他的后人捐献100万令吉后，该会以此命名纪念。叧一是黄树芬大厦，位在黄亚福街，在上世纪50年代落成时，一度被视为新山老城区最高的建筑物。黄焕兴，1973年出生于新山，今年52岁，毕业于宽柔二小，大学就读新加坡义安学院会计与商业系。他说，祖父的子嗣众多，分布世界各地，如香港、台湾、韩国、英国、日本、美国、中国等，而且有各色人种，约有百余人，大家都有往来。他继说，祖父坚持家人中，必须有受华文教育的人，因此，他小学就读宽柔二小，而且住在新山，协助家族在本地的产业。祖父在他7岁即已离世，因此，对祖父的认识，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累积而来。他说，祖父很有威严，眼晴一盯你时，大家都静下来。每天忙于工作，一早从新加坡进来后即在办事处，一直到下午才回去老家。黄焕兴说，祖父的办事处经常总是有前来相会或求助的团体与个人。祖父抱着“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宗旨，常施予援手。他说祖父有一习惯，常在别人不知晓之下，拿出一百或五十的纸币，卷起来用胶带捆住，送给有闗团体或个人。这些受惠团体，依他在较年长时记算，至少有六十多个。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回馈匾额。黄焕兴的父亲黄文彬，一向深爱航海，四出走动，很早即去世。黄焕兴从小即与七姑（人称黄姑娘）相处。七姑很喜欢出外走动，星洲日报新山办事处是他们常到的地方,因此笔者应是很早就见过黄焕兴的一个人。现任新山中华公会财政及新山黄氏宗亲会会长黄楚沅，则是带他进入新山华团活动的引路人，黄焕兴在新山第一个参与的华团，正是新山黄氏宗亲会。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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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柔佛华侨公所的三个年份

前不久，新山中华公会辖下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配合公会100周年会庆，推出了《百年•传承——新山中华公会史料展》。所谓百年，自然得从1922年算起，将该年视为新山中华公会前身——柔佛华侨公所的成立年份，亦是战后长久以来广为接受的通说。然而，随着最近十余年，各路文史同仁孜孜不倦的刨掘，一些新史料的出现，让众人对于柔佛华侨公所成立年份与细节的认知出现分歧。其中，1922年4月《新国民日报》刊登的一文，即便不能验证柔佛华侨公所成立于1922年，至少也可以说明公所于1922年“开幕”；而1920年9月的柔佛政府宪报上刊登了柔佛华侨公所获准注册的公告，则说明战前柔佛华侨公所的社团“注册”年份为1920年；而1926年4月《南洋商报》上刊载的一文，则又似乎说明，柔佛华侨公所应成立于1921年。 [vip_content_start] 目前看来，柔佛华侨公所成立于1921年的说法，拥有较多旁证。例如已故文史前辈张礼铭曾出示过一份据说是1921年9月17日柔佛苏丹华诞御宴的柔佛华侨公所受邀名单译件，以此为证，认为柔佛华侨公所于1921年便已存在；此外，1934及1935年的《南洋商报》都曾分别刊载柔佛华侨公所十三及十四周年纪念会的新闻报道，以此推算，柔佛华侨公所也应当成立于1921年。然而，在上述1935年的报导中，其开篇却明明白白写着“华侨公所成立于民国十一年”，换算即1922年，形同在1921年的说法上，硬生生打了个问号。面对新史料带来的新说，我反倒对于旧通说如何产生这一点感到趣味盎然，通过初步的资料搜查，我怀疑新山中华公会前会长、已故拿督黄树芬，或许是最早提出1922年之说的人。在黄树芬撰写的1966年《新山区中华公会大厦落成纪辞》中写到“本会自成立迄今，荏苒已四十四年矣”，显然是将新山中华公会之前身、柔佛华侨公所的成立年份设为1922年；数年过去，在战后新山中华公会出版的第一本周年纪念特刊——1972年《新山区中华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中，黄树芬在发刊词里留下这么一段话：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柔佛长堤举行奠基典礼，亦即本会成立之时，一九二四年，柔佛长堤落成通车，是乃历史盛事，而新山之发展又一新纪元之开始也。”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黄树芬将柔佛华侨公所的成立年份与新柔长堤的奠基年联系在一起，然而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长堤奠基日实为1920年4月24日，绝非1922年9月17日；那么，撇开长堤奠基不谈，有没有可能说，1922年9月17日才是柔佛华侨公所“成立之时”？退一步言之，黄树芬在上述发刊词中的说法，其实恰好将1920、1921、1922这三年的可能性都涵盖了进去：或许，黄氏记得华侨公所是在长堤奠基年（1920年）成立的，只不过将后者的确切年份误记成了1922年；或许，黄氏记得华侨公所是在9月17日公所领导受邀参与御宴的那一年（1921年）成立的，但却把年份记成了1922年；又或许，在他的认知中，华侨公所确实是在1922年才正式成立，而他只不过是因为事隔多年，以致记错了日期，搞混了奠基而已。以上三个年份，即便有的旁证较多，有的孤证难立，但其实都缺乏一锤定音的底气。而这点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今人对于“成立”一词的认知有分歧，又对“年份”一事有坚持。在我看来，这三年本来就可被视为柔佛华侨公所草创时期的一个过程，记述模糊实属自然，若要将其中原委分个清楚仔细，吾辈还须继续努力。像我自己，倒是在1925年12月的《海峡时报》上读过一篇报道，称柔佛华侨公所召开的第七届常年大会（the 7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上选出1926年度的理事会成员。按理说常年大会一年一度，如此推算，柔佛华侨公所的年份岂不是又可上溯至1918年？奈何孤证不立，在更多史料出土之前，我愿因循旧例，作为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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