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的工作与员工追求的事业脱了节,结果就是企业找不到员工,员工也找不到工作。
全球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据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任仕达(Randstad)的研究,美国有过千万个职位空缺,总求职人数仅有六百多万。欧洲有过百万个职位空缺,澳洲有四十万,它们都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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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马,从建筑业、装修、到鱼产养殖业,各行各业都严重缺人。疫情是原因之一,它阻断了人流,导致外劳短缺,它也掀起了大辞职潮。
据OECD数据,在疫情后,成员国的辞职率明显地提升。回到大马,国民辞职的念头不减,任仕达研究指出,今年有30%员工有意换工。
除了辞职潮,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退休潮”。据IMF数据,在疫情期间,55岁以上员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率暴跌。对于较年长者,他们会否重返职场,这仍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疫情,另一个导致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是市场的供求失衡。IMF指出,即使美英两国不缺工作机会,但不少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后,却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工作。
对于工种与员工对不上的情况,在大马熟悉不过,国内不缺3D工作,即脏(Dirty)、累(Difficult)、险(Dangerous),但它们不受国人欢迎。结果企业缺人,国人又失业。
疫情期间,人们对工作的要求起了一些变化,新思维对旧有工作在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别。老祖宗提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新思维认为人生苦短,要懂得珍惜现在,适量的及时享乐,生活才过得有意义。
个人观察,新工作思维分两派,一派对工作量有要求,另一派主张改善工作性质。工作量派反对“奋斗文化”(Hustle Culture),他们不会为了博取机会,付出成为工作狂的代价。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群躺平族,他们拒绝参与劳动力市场,通过压低生活消费,减低被逼上班赚钱的需要。若正面解读这一个做法,他们愿意接受简单的生活,负面解读则是,此举为了表达对各种社会现状,如贫富悬殊等的不满。
躺平主义蔓延全球,西方国家出现了相似的版本,叫“无声辞职”(Quiet Quitting)。在工作上,无声辞职族讲求严格限制工作量,主张“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于额外的工作量,他们会勇于向老板说不。
躺平与无声辞职族的中心思想一致,即不以工作为生活重心。除了限制工作量的要求,人们对工作性质也有了新想法。年轻一代追求多元化的工作,更高的工作自由度。
近十年来,对于一人打一份工,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越来越不受年轻人欢迎。不少人宁愿身兼多职,成为所谓的斜杠青年。他们拥有多重职业身分,副业为人修电脑,隔天做网站设计,有空写一写作。用斜杠界的术语,此人的职业为 “修电脑/网页设计/写作”(即用斜杠符号把不同的职业连接起来)。
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年轻人随时可以加入电召司机等行业,在生活得以维持的情况下发展其他事业。据报道,不愿升学的大马SPM考生高达七成,有的认为考上大学未必有工作,宁愿省下时间,当个送餐员。此外,在网上建立自身的品牌,做网红维持生计,这也成为了部分年轻人的梦想。
无论是年轻人放弃奋斗,还是学生放弃升学的机会,两者皆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有关。当市场的工作与员工追求的事业脱了节,结果就是企业找不到员工,员工也找不到工作。
我的部门有10个职位空缺,屡次公开招聘,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总监问我,打算如何解决此事,我的回答是重新设计这些工作岗位,并且改善整个部门的运作,提高全体员工的工作自由度。我认为,要解决劳动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教育界、企业与员工需要开拓一条合作之路。三方必须磨合并且作出改变,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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