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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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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于刻奇(德语:Kitsch),也就是被通译的媚俗的探讨也贯穿全书。 “生命一旦永远消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 不同于一般小说,作者米兰·昆德拉在引言就直接上“硬菜”,把人生比作一部没有草稿的作品、是没有轮回和重来可能性的一条直线,一出现即是永恒。如果人是这般的存在,那么究竟是选择“轻”还是“重”为佳呢?把这个问题植入读者的脑中,故事围绕着托马斯、特丽莎和托马斯的情妇——萨丽娜之间的关系展开。 作者对于刻奇(德语:Kitsch),也就是被通译的媚俗的探讨也贯穿全书。那是一种肤浅、缺乏自我思考和原创性的体现,为了迎合大众去给出合乎时宜的情绪反应。“一个人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面前,带着激动的满足看待自己”,昆德拉如此描写刻奇。为什么要哭?因为大家都哭了啊;为什么要笑?因为大家都笑了啊。书中两位“反媚俗”人物,托马斯不愿在红军代表的请愿书上签字,也因此断送了自己外科医生的职涯;萨丽娜为了背叛父亲而跟一个二流演员结婚,后离弃丈夫甚至于离开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没有根的人。他们都鄙视为了讨好外界而去实施那些必然,这是他们选择的“轻”。 读这本书让我联想到近代开始浮现出的躺平文化。它背后体现的或许是我们不愿背负与父辈一样的重担,以及对于人生的“必然“之厌倦。许多叠加在一起的身分让人不堪负重,我们在期望中长大,可是没人教我们该如何面对背后附带的失望。应对这种落差的方式可以是较极端的“摆烂”或是与人之间画起一条条鲜明的界线,来区分什么是”外界“什么是“我”,井水不犯河水。无论是哪种都倾向于以追求生命之“轻”来面对“重”。这本书有趣的点就在于它既对刻奇这种“重”表示嗤之以鼻的看法,同时又引发人去思考一味地追求“轻”的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想。 故事的最后,托马斯在反复的拉扯中意识到只有特丽莎才是他唯一在乎的,而选择离开他的情人,和特丽莎避世于郊区生活,开启了日复一日的日常,最终两人双双死于一场车祸。把全部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无疑是一种“重”。但正是因为选择了这样的“重”,托马斯不在纠结中痛苦,从而体验到另一种心灵层面的“轻”。而萨丽娜到最后孑然一身,成为了一个舍弃与背叛国家、父母、丈夫的人,而这样所得到的结论是“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然,小说的人物生活是较极端的参照,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完全割舍重要的人事物。我觉得更像是在“力竭地满足外界的期望”和“选择摆烂”间反复跳跃。而如果在没有认定什么可以成为稳定自己个人内核填充物的前提下,一味地提倡追逐诗和远方,到最后会不会发现内心空得令人难过呢?或许在“轻”与“重”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会是我们这辈人要学习的课题。 ​更多文章: 【读家投稿】吴利光 / 相遇米兰·昆德拉  
3月前
(新加坡28日讯)前明星发型师李荣达放弃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并已提取出在当地的公积金存款,他还形容这笔存款金额足以让他“躺平30年”。 李荣达昨晚上9时在脸书发文感谢新加坡的人事物,“想和新加坡说谢谢以及再见”。 54岁的李荣达今日中午接受《联合早报》电话访问时证实此事,“心好痛啊,好不舍得新加坡”一提到放弃身份,他这么说道。 李荣达解释,他挣扎了数个月才做出这个决定。“我本来就计划要在50岁退休,但碍于疫情的关系已经延迟了数年,所以才打算拿CPF(公积金)的钱来养老。这笔钱可以让我过得蛮好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新加坡,整个政策做得很好,不只是对本地人,像我们(来这里闯荡的)外地人,现在要离开这第二个家乡了,也有保障。” 李荣达没有具体透露存款金额,但形容那笔钱足够他“躺平30年”。收到钱的那一刻他既开心又失落,“开心是因为(这笔钱让我)能躺平、吃喝玩乐大概30年,当然不是大手大脚乱花钱。泰国的生活节奏比较慢,东西又便宜。” 他感慨道:“同时也有一种心酸的感觉。我在新加坡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打拼的,除了名利双收,这个地方也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从10几岁连一句英语都不会的小伙子到现在(成绩)还行吧。新加坡给了我太多机会了,有很多贵人。” 称未来不再“带货” 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李荣达在23岁时获得狮城永久居民身份,并保持这一身份长达30年。他说,未来还是会回新加坡看医生、吃吃美食,但他也直言,应该不会来新旅游,因为本地消费太高,“回来三四天就等于我在泰国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李荣达目前在曼谷和吉隆坡两地奔走。他在距离曼谷市区开车约半小时的地方打造一家养兔场。 他还透露,接下来不会在网络上直播带货,“开直播聊聊天OK,不卖东西了。直播真的让我赚了钱,学到很多学问,但也伤了我很多。应该要告一个段落了,有什么恩怨,大家从这里开始,这里结束,就不再提了,也不想有什么瓜葛了。”
3月前
“想躺平又躺不平,想卷又卷不动”——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怎么活? 每次和朋友聊到“未来打算”这四个字,空气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有人苦笑着说:“我想躺平,又躺不平;想卷,又卷不动。”这一句话,说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声——疲惫、迷茫、无力,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 “躺平”这个词火了好几年,从最初的调侃、戏谑,到如今变成一种有温度的社会现象。它背后其实藏着很多问题:阶级固化、内卷压力、价值重塑、身体透支,还有越来越清醒的自我意识。 有人说,躺平是因为奋斗的性价比太低。上一代人吃得了苦,是因为苦过。他们从物资匮乏的年代走来,能吃饱穿暖、住上楼房,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奋斗在那个时代是高回报的,拼一拼就有可能“鸡窝变凤凰”,所以他们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从小就过上了“中产梦”的生活。吃得不差、穿得不旧,教育资源也还算不错。我们站在上一代人打拼出来的平台上,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原始动机再去“逆天改命”。不是我们不想,而是现实给不了我们那样的预期收益。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城市里寸土寸金,即使拼到筋疲力尽,也不一定能握住所谓的“成功”。 更残酷的是,那些曾经的奋斗神话,越来越难复制。比如富不过三代: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稳扎稳打,第三代要么去读艺术、搞哲学、玩摄影,要么直接沉迷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我。他们不再延续“必须赚钱”的人生轨道,转而去寻找所谓“有意义的生活”。这虽然看起来像是“垮掉的一代”,但换个角度看,也是价值多元的体现。 我认为,“躺平”并不是一种退却,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选择。当代人不再完全认同“工作是你的福气”“996是福报”这类传统观念。我们开始质疑:人生的意义,真的只有拼命赚钱吗?如果奔波劳碌只是为了还房贷、被上司PUA、连体检报告都写着“亚健康”,那这样的“上进”,到底有什么意义? 西方人早就“躺平”了。他们崇尚“work to live”,而不是“live to work”。法国人35小时工作制,北欧人四天工作制,生活节奏慢得让人羡慕。有人说:“我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不让生活逃避我。”这是多么清醒的一种生活哲学。 “种田、隐居、极简、躺平”这些看似边缘的选择,其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对抗与修正。躺平不是不做事,而是不以追求高薪、高位、高效为唯一目标。有人辞职回乡种地,有人写字为生,有人开个咖啡馆慢慢过日子。他们满足于小富即安,满足于精神自足。他们想从“成为别人期待中的成功者”中抽身,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第欧根尼的故事常常被躺平派提起。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住在个木桶里。亚历山大大帝慕名而来,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只说了一句:“请你闪开,因为你挡住了我的阳光。”这句话,是对权力和财富最直接的无视,也是“极简人生”的最高境界。 当然,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现实原因:身体真的卷不动了。前几天和人聊起体检,他们说公司里三十多岁的人大多开始有病症了,甚至有领导年纪轻轻就猝死。焦虑、熬夜、内卷,正在把人一层层压扁,身体是最诚实的反抗者。很多人“想躺平”,是因为再不躺下,命就保不住了。 人越来越像机器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躺平”的人。有一种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比如司马懿、诸葛亮。他们不是不卷,而是选择更适合出手的时刻。另一种则是对社会彻底失望,于是选择“避世归隐”,比如竹林七贤、陶渊明。他们的隐居,不是逃避,而是对一个荒唐世界的清醒回应。 所以说,真正能“躺平”的人,其实是相对有条件的人。一个长工在旧社会里躺平,可能就会被地主打死;一个流浪汉躺平,就会饿死街头。因此,躺平其实是有底气的维持:不是不努力,而是有选择权的人决定“不再持续内耗”。这是“体面生活”到“体面退场”的自我调节。 上一代人没有躺平的机会,是因为那个时代“信息慢、效率低”。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加班文化,没有24小时在线的办公系统。机器不像人,人还不像机器。而现在,科技让一切更高效,但也让人更像螺丝钉,连轴转、不停机。 世界发展到今天,有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趋势——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却越来越像人。而人真正的解放,或许并不是卷得更猛,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要卷?为了谁而卷? 傍晚的时候,我吃完面,日落正好。又买了一根冰糖葫芦,边走边吃,觉得这种“不求上进”的生活的确惬意。不是不思进取,而是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未必在高楼大厦,也许就藏在这支酸甜的冰糖葫芦里。 “躺平”,并不是终点,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一份清醒与自在。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并不迷失,只是走在一条更不一样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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