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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24/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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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难民公约》

【难民教育/01】知识能改变困境 难民自强不息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何正圣
除了薪资与工作量不成正比,因学校聚集不同国籍的学生,语言隔阂亦是教学过程的一堵高墙。

“这些儿童称之为‘学校’的地方,实际上只是城市中一家商店楼上的空间。书、笔和纸都很稀缺。没有操场,也没有地方可以奔跑玩耍。”这是对难民学校的形容。

实际情况还要更严峻些。那日抵达导航带往的双溪龙镇店屋,寻找一间名为Ciimnuai Learning Centre的难民学校。路上皆是成群结队的本地大学生,再三确认仍不见任何招牌,唯街尾站着几名穿小学校服的外籍学生。询问之下,她指向一条黑暗,极似荒废店屋的楼梯甬道──在那里,往上走就是我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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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何正圣

将近1500方呎的店屋3楼,坐满了约140名各年级的学生。摆满桌椅的空间仅能侧身行走,四五个班级共处一室,仅用三夹板隔离开来。当日大雨,雨水从屋顶漏进室内,课后学生忙着用纸皮吸水。

他们年龄不大,但都懂得以照顾这个空间为己任。上课期间室内闷热,低年级学生喧哗声不断,几位教师边教课边安抚学生,显然忙不过来。

“这里的老师流动很快,因为我们给不起太高薪水,但工作很辛苦。当他们在外面找到更好的工作就会比较,资金不足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来自钦族的校长南连利(化名)说。

踏入Ciimnuai Learning Centre,只见四五个班级共处一室,班级之间用三夹板隔开,因此闷热与噪音都是他们日常上课的挑战。

学校最小的学生3岁,最大则18岁。“我们必须收,不然他们的家长没办法工作,比起学校我们有时更像托儿所,”他轻声笑着补充。

这也是难民学校的真实景象。

身分不明,权益不受保障

但你能真正定义“难民”吗?Tharani Loganathan等人所撰〈无证件:对马来西亚儿童的法律身分和教育提供情况的考察〉一文表示,马来西亚的法并不区分“无合法身分证明”、“非公民”、“移民”和“”等词语,因此它们可互换使用。这种身分上的不明,很常导致难民群体与非法移民混为一谈。

2009年,南连利与妻子来到马来西亚,接手了这间难民学校。来自缅甸西部钦邦(Chin State)的他,于圣经学校教学已有10年之久,多数时间与学生谈神学与历史。但辗转逃难于此,问及是否曾想过自己的身分转变,他答或许也如多数难民,解决眼下经济困境才是首要考量。

办校的这些年,南连利早已有了固定的日程。学校上课时间是10AM-3PM,放学后他与妻子照护住在宿舍的三十几个孩子。晚课结束后,他处理教会与学校工作直到凌晨3时。早晨天刚亮,他又起身到学校准备,一天睡眠4小时。

但他接着笑说:“赚了多少又给回了学校,资金永远不够。”他的第二个命题便是难民学生的教育,“即使我没有钱,但还是很常祈祷。日与夜,我都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教导他们,”南连利低声说。

由于大马并未签署和《1967年议定书》,更没有针对难民权利拟定任何法律或行政框架;因此即使手握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所发出的难民证,前任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也表示政府未承认,并将他们列为持有难民证的非法移民。

学校使用英国剑桥课纲的教育,以确保学生能报考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

然而,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政府允许他们在还未被重新安置前,暂时居留在大马。根据2018年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为东南亚地区接纳最多难民的国家;但问题在于,难民安置的课题一直都没有一套妥善政策──孩子不能通过正规管道接受教育,父母无法合法就业,为了维持生活他们还能做些什么?

被逮捕也顺从,但我们还是需要工作

社区餐馆、工厂、地盘工地……不难看见缅甸难民的身影。“我们需要缴付房租、伙食费,即使政府没有签署难民公约,我们还是必须工作。如果他们逮捕,我们也会顺从,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南连利说。

被遣返回国后,有人仍然想尽办法再来一次。反反复复的路程,南连利倒是印象深刻──多数时候他们都用双脚穿梭在夜晚的密林,只有少数时间会在白天移动。双脚走不到的路程就会搭车、渡海;如果通道没有打开,便在密林藏匿三四天等待。这是成人与儿童难民共同的经历与苦难。

曼诺老师希望学生在这里获得基础教育之后有机会上大学,而拥有联合国难民署所颁发的难民证,是上大学的基本条件。此外,也需要社会团体的经济支援。

是什么让他们必须冒这样的险?

“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如果我们继续留在缅甸,每一天醒来,你永远不知道迎接你的是什么。”

迫害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日常──军方与警察任意逮捕、酷刑和拘禁期间杀害,政府军更是对克钦族、克伦族、若开族、罗兴亚族和掸族人口施暴。每一天,他们都能听见弹火的声响近在咫尺,但逃离,是否唯一的选择?

难民社区学习中心,唯一教育途径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底,在马来西亚注册的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人数高达18万2010人。其中15万7730来自缅甸,包括10万5760名罗兴亚人、2万3300名钦族以及2万8670名其他族群。

这所学校的学生,多数也是缅甸钦族的一员,上课时老师与学生尝试用生涩的英语沟通,但放学后熟悉的缅语又此起彼落,年幼学生好似有了多一些安全感。

高年级的学生将学习操作打字软体以及Photoshop、Illustrator等设计软体,以提升未来工作技能。

平日,他们主要学习的科目是英语、数学与科学。南连利又笑说,自己太害怕数学了,但普遍上缅甸学生的数学能力较英语优胜。学校使用英国剑桥课纲的教育,以确保学生能报考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学生的复印作业簿与课本叠成校长室的高墙,还有一些缅语的文学读本,每逢周一南连利会带学生回到母语的阅读。

然而,学校显然空间不足。打开另一扇门,里头摆放着几台电脑,角落还堆积一大箩马铃薯与洋葱,都是学生午餐的食材。高龄段的学生将学习操作打字软体以及Photoshop、Illustrator等设计软体,以提升未来工作技能。然而,在适合上学年龄的2万3823名难民中,只有30%有机会在社区学习中心就读。

学生与老师亲如家人,毕竟背负着相同的命运,多数也说着相同的语言。

他们被拒进入正规教育系统,唯一的教育途径是通过难民社区学习中心(CLCs)。而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之下,全国目前设有133个学习中心,分别位于雪隆、霹雳、彭亨等地;这里的场景,即是133个学习中心的缩影,只是少数得到较多经济支援,而有条件建立较好的设施与环境。

生活不稳定,教育无法成为首要考量

南连利边说着学校的情况,声量容易被校长室外的喧哗声淹没。这里同是几块三夹板围合而成的空间,学生人数众多,桌椅教材严重不足,缺乏良好的隔音设施,吵杂与闷热是他们的上课日常。

目前学校有140名活跃学生,但随着年龄增长,学生会选择就业以帮补生计,不活跃的学生逐渐增加。曼诺(化名)老师说,“家长本身就没有接受过教育,怎么知道它有多重要?”因此在身分与权益都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更怀疑送子女上学的价值。

16名学生共同生活在一间650方呎的两房组屋,客厅与走道都会是他们入睡的空间。屋里一切从简,他们最渴望的始终是得到重新安置的机会。

“因为工作是不合法的嘛,所以两三个月可能就会失业,或者换了工作需要搬家,孩子能不能上学都是之后才考虑的事情。”即使在这里,多数学生就住在附近10公里内的小区,有小型校车载送,每月包括交通、课本、作业簿、午餐仅需缴付200令吉的费用,但面对这样的数额,许多家长却不得不选择放弃。

学校与宿舍,安全的庇护所

在距离学校步行5分钟的地方,就是南连利租赁以作学生宿舍的廉价组屋。住得较远的学生,每月多付100令吉,包括住宿、夜课与晚餐费。一间650方呎的两房组屋,住着16名青少年。他们并没有“空间”的概念,因而在客厅走道、沙发地板都能铺上他们睡觉的单薄床褥。

他们的衣物不多,往往一个行李就能装完。屋里没有多余的家具用品,一切从简,因为他们都期盼着得到重新安置的机会,拎起行李就能展开新生活。

放学后,学生依据值日表打扫,即使学校环境不佳,但彼此都尽力让学校保持整洁。
难民孩子从学前年龄就开始自理生活,放学后洗衣、煮晚餐、复习功课又是一日。

南连利与妻子芒努(化名)一同来到马来西亚,在此之前同为教师。因学校师资不足,她也教几门课,放学后照顾学生起居与指导夜课,关系亲如子女。她带我们走上位于组屋4楼的宿舍,楼道阴暗潮湿,锈迹与苔藓斑斑。彼时正好是学生放学时间,遇上面带笑容结伴回宿舍的他们。

“在缅甸,要接受良好教育并不容易,很多人生活在森林中。但这里是一个市镇,后面还有一间大学,尤其在这里生存与沟通需要英文,”芒努老师说。

芒努老师每日在宿舍陪伴学生到夜课结束,即使教育不一定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她无法想像,没有接受教育的孩子会有怎样的未来。

因此每天放学后,芒努都会来到学生宿舍,指导学生完成课业直到夜晚11时才离去。她不确定教育能改变学生的命运,但学多一点就是往前了一步。

宿舍里的学生,从很小就懂得照顾自己的起居──放学后开始洗衣服、准备晚餐、打扫屋子……尽管房子简陋,但他们都以办置一个“家”用心,来完成每一个值日表上的待办事项。

与几个学生聊起未来,有的想要成为空服员到世界各地旅游,有的想成为科学家。还有一个年约7岁的缅甸小女生说,她最期待的就是来临的周末,与朋友步行到小区附近的公园玩上半天。芒努老师接着笑说,这也是许多学生最期待的时刻。

12岁的玛微(左)与11岁的努菀(右)表示她们都希望可以上大学,且梦想着成为空服员与生物科技科学家。
延伸阅读:
【难民教育/02】等待重新安置中,努力学习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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