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童子普•峇峇普


农历七月将至,又到了士农工商筹备庆赞中元、大街小巷操办盂兰普度的时节。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中元普度在本地华人社会里,大概是参与者与地域分布最为广泛的祭祀活动,同时也是本地有史可考、最为悠久的华人节俗,起码也有至少300年历史了。

马六甲青云亭里珍藏有一块木牌,一般不对外展示,惟新加坡学者庄钦永与本地学者阮涌俰曾先后在2018及2020年,在各自讨论马六甲甲必丹生平事迹的论文中引用并抄录了此木牌内容,让我们也有幸知其一二。这块木牌文字有两部分组成,分别为龙飞丙午年(公元1726年)青云亭观音佛祖奉祀规例,以及龙飞丁未年(公元1727年)青云亭募建大众祠与大众爷祭祀公约。此二木牌原件应已损毁,现存者乃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由时任青云亭亭主薛文舟所照录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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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块如今被学者称为《观音佛祖华诞与募建大众祠暨春秋二祭公约》的木牌内文抄录无误,则1726年的青云亭已有拨用公费、按例举办“中元普度”,且与农历二月十九的观音佛诞一样有僧侣礼忏。1727年青云亭募建大众祠并供奉大众爷,所规定的春秋二祭即是清明与中元,并且列明中元祭祀时应准备“食棹十二碗”、五牲、粿菓、银箔、经衣、香烛和菜羹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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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青云亭,马六甲其他古刹也有关于早年七月普度的金石史料传世。在保安宫的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小吊桥中元普度再捐缘序文》木版中便提到当地“我唐人寄寓以久年矣”,历年秉承传统设盂兰盆会,后来当地耆老倡议集资八百元生息以供中元普度之用,时至丙寅年(1806年),由于通货膨胀,利息已不够用,于是又再募捐1000元以增加本金。由此推敲,小吊桥保安宫的普度活动,恐怕至少也始于18世纪。
年代稍晚的记录则出现在三多庙的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三多堂扩建捐缘碑》里,提到此前马六甲的广汀人士也集资生息以供七月普度使用,时至1850年代又再募资并购置“瓦屋一间”收租,以应付普度施孤之开销。
再晚一些,在勇全殿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万怡力地头碑记》里也提到“我怡力本地头,昔曾公项生息,以为普度之费,于兹有年矣”,后来则将集资购置的砖厝及剩余公款,“一齐交青云亭主收存掌理”,每年收到的屋租及利息,作为庆赞中元之需。由此可见,中元普度不仅是一种具有传承韧性的文化习俗,在本地也“自古以来”便是华人社会组织动员的实例。
在青云亭里其实还有一块碑文,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绍兰会大伯公碑记》,里面也提到“捐集公项生息,以为普度之需”,读者读到这里,比照前面的例子,对于这种模式,理应不足为奇,但此碑的上一句,却十分值得玩味:“吾先辈昔有设立童子普,后改为峇峇普”。
什么是“峇峇普”?中国学者郑莉认为那是青云亭专门为峇峇(Baba;土生华人/海峡华人)举办的中元普度。然若看回“童子普”,台湾文史学人许玉河在澎湖的调查倒是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当地,童子普又称“囝仔普”,在农历七月普度期间举行,其涵义有两种,一是为了普度亡故的儿童,另一种则是组织者为了儿童的平安而办理普度。后者常常仅限男丁参加,又或者有普度炉主家里会添丁的信俗。
根据《绍兰会大伯公碑记》行文推断,童子普与峇峇普应有对应关系,若童子普属于以儿童为主角、求孩童平安及家族丁旺而设的普度,那么峇峇普则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取峇峇原有“先生”、“老板”的意思解,即是说此时普度已改由大人来操办主持了;二是取峇峇的文化特征解,即是说此时普度已改为具有娘惹峇峇文化特色的形式进行了。农历七月将至,历史有待发掘,惟从中已不难感受到马六甲中元普度的传统,不仅仅是异地传承,同时也经历在地变迁,如此过程300年,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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