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出版/01】一个人选书做书卖书,玩转创意之余,让我重新理解自己


因为他相信阅读的旅程没有句点,读者总能从手上这本书找到下一本要读的书,2010年,陈夏民决定辞职创办一人出版社。
15年的一人出版历程,他收获很多。因为好奇女性生存困境,他出版《女神自助餐》。因为出版街头革命者史明自传,他不再是以前对政治无感的公民。在日常繁琐的行政工作以外,“它其实是一场修行,可以重新理解自己,也有很多好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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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早就不再意味着孤立无援。卸除多余包袱,转身弯腰有了空间,反而更容易与人串联;一件事的完成,也终于趋近心属的模样。
细究出版工序,从企划、编辑,到印刷、营销,每个环节都有学问。一人包办有多可行?坏处是财务与人手短缺,好处是灵活与自由,正在实践的人都这么说。
换转不同场域,环境的限制不会出乎意料;如何在框架中玩出“灵活与自由”,他们的做法或许在你想像之外。当决策权全然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喜欢的书”这件事,往往折射的,就是他自己的样子。
都是些什么样子呢?一人出版,是不怕不严肃,不怕不够大咖,也可以是不怕“堕落”;是浪迹天涯的清醒与漂泊,也可以是用普通身躯做着疯狂的傻事。

“就算和别家相似度有95.337%,还是得找到自己的定位。”——讲座会上PPT字体大大地写着这句话。
7月初,台湾逗点文创结社创办人陈夏民受邀到吉隆坡诚品演讲,分享一人出版的种种面向。讲座核心在强调,出版社纵使只有一个人,反倒能够发挥创意、找寻新意,让出版品即使是大家熟悉的书目,也能呈现独特模样。
比如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当时网络上说,全台湾到底有多少出版社要做《人间失格》啊?可我就很想做嘛。那我要怎样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关键对我来说,是诠释角度。”《人间失格》已有很多刻板标签——废柴、堕落、忧郁、厌世。“那我需要再做一本书,告诉大家如果你很忧郁就要读这本?”未免无聊。

2023年逗点出版《人间失格》电子书,封面是一个男人脱下微笑面具的漫画风——这是陈夏民对《人间失格》在社媒时代的新诠释,无人不懂戴着面具表演的感受。后来也出纸本书,不过书本左上角被削掉了。“为什么它会缺角?因为主角是受伤的人,外在好好地,心却坏掉了。”于是一刀切下去,无法捉摸的残缺变成有形有状。
“这是从形式上,怎么用创意帮我喜欢的内容加值。”与众不同,只需是介于5%的事。
下台后的采访时段,问他PPT上写的95.337%,数据是从何而来?“乱写的啊。”嗯,果然是这样。一种不为了唬人的小小趣味,却又能将概念传达得更生动。
如同他写出版甘苦谈的书名《飞踢,丑哭,白鼻毛:第一次开出版社就大卖(骗你的)》——一人出版的灵活与自由,体现在陈夏民身上,是不怕不严肃,不怕幽默玩笑,让认真是一种更有效的认真。

30岁弃业创办一人出版社──在意内容,所以愿意花钱打造
原先人生志向是当英文老师,后来报读东华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老师有已故小说家李永平,同学里也有不少出书作家,“我想说是不是该去研究出版怎么做。当初就不该有这个念头,走上不归路。”当然是句玩笑话。
毕业后先到书林出版社上班,学习作业程序。那是一家以学术教科书为主力的出版社,担任编辑那两年,几次提案实验性文学书企划,常常不过关。30岁决定辞职,于2010年创办一人出版社,用台币40万创业资金送自己一份礼物。出版社取名“逗点”,因为他相信阅读的旅程没有句点,读者总能从手上这本书找到下一本要读的书。
待过两种规模的出版社,限制与自由如何不同?
“对于获利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大出版社做的网站可能没我做得好,因为这是我在意的内容,我愿意花钱打造,但他们的思考可能是要赚钱,所以专注在书店、书展就好。”

决策也无须通过层层批准,做事的考量可以更纯粹。“假设这是一本国际知名的作者著作,即使越卖越不好,大出版社还是得出,是门面问题。可能换别的人,就无须考量这些,他可以决定不做。例如有些好封面,漂漂亮亮的,上司会有他的意见,再上面的人又有意见,业务部也有意见,东西一直改,效果可能不会好,比较可惜。”
如今决策权全在自己手中,选书的终极标准,不是作家知名度或曾否得奖,“我比较在意自己有没有感觉。”
曾经偶然在书店邂逅一本小志(Zine),作者是不知名的水电工,“买回家看,被里面几首诗打到,太厉害了吧。”于是有了逗点在2018年出版的诗集《我们的戒烟失败》。“回到商业考量,一本书成本台币20万以上,你要怎么确保不会赔,有很多很多思考,可是最终对我来讲,就是我喜不喜欢。”

做书如赌博,如何做一本稳赚不赔的书?
热血终究需要计算。
这是陈夏民在创业一年多,操劳得惊见鼻毛变白后,懂得给自己的提醒。“必须好好调适,研究自己的能力到哪里。不能让理想凌驾所有事情,否则其他人也会被你拖入地狱。”
这些年来,做书如赌博,有赚有赔,“我蛮幸运,金钱流一直蛮稳定,当然遇过突然卡住的过程,但时间很短。后来发现,得帮自己设停损点——公司账户金额一旦变成负数,那我想都不想,立刻结束就对了。”
幸运不会理所应当,逗点做对了什么?
“从一开始做书,我就很在意沟通。”不管多小众的诗集,“我都希望找到一般人可以阅读的点。等于在编辑、设计一本书的过程,就要想好行销怎么做。”当然,行销成不成功,那是结果论的事,“by chance。所以重点是,我要尽可能算清,它大概卖多少不会赔,就算会赔,我要在哪里把钱赚回来。”
幸运也是经验与教训铺垫而成的人生积累。
陈夏民曾经创办读字书店,一间开在家乡桃园,一间在台北;抱着浪漫幻想,后来都倒了。“这是我人生当中很大的挫败。如今想想,收获很多。”经营书店的日子,可以观察消费者行为模式。“这才发现,我们认定的热点,其实跟报表对不起来,真正的热点可能在我不屑一顾的地方。销量,就是透过很务实的数据,去验证你的假想。”
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悬在云端的双脚才会踩在地面,“反而把自己调整得舒服一点,走到更自在的地方,甚至因此走到你真正要走的地方。”

内容最大?是时候谈谈书的物质层面
追梦的过程必须务实。务实是关注销量,也要在乎技术面。
站在梦的起点,陈夏民说,“你要先把一本书的流通过程想清楚。再来是做书过程的物质性。选用什么纸张,要经过制版厂、印刷厂、装订厂;书印好了,要想仓库,要想怎样有更好的物流,怎样寄书更便宜。整个书的物理旅行过程都想清楚,就没问题。”
谈论一本书,必然得要在乎内容,但陈夏民也认为,将“内容”深刻化,将假想投射在大作家身上,是危险的事,“因为我们反而减少讨论技术的空间。”比如一本书的排版或尺寸,如何为作者带来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又如何迸发新的创作形式。
“我和同行会交流经验,书的尺寸一般规格是25开(15公分X21公分),然而只要减少0.2mm,就可以省很多纸,学到省钱撇步。我觉得是时候回到物质层面,比如今天做一本书,我希望厚度多少篇幅多少,跟我合作的作者必须提供这个框架的文章。”游戏规则改变了。“换角度想,当我们强调一本书的物质层面,反而可以有新的内容创作出来。”
一个人选书做书,已经拥有选择内容的余裕,“都会是我喜欢的;那在这个前提下,我会思考还可以多做什么?不是每本书都要设计得很花俏,但我们要思考,怎样让一本书有最刚刚好的呈现。”
刚刚好是一种减法。
纵览逗点出版品,尺寸偏小,时常不见书腰书衣,封面封底文案简洁;“我现在喜欢干净利落的东西。资讯太泛滥了;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减少大家思考的时间,鼓励冲动购物。”回看出版业的趋势变化,早期书籍更小更薄,如今常见25开尺寸,是后来迎合书店出现陈列平台的新潮流,“这是最省纸又最适合在台面上被看到的规格,历史不过30年。”

联盟卖书,让每个成员被看见
推广路上,则要学会加法。
“做书最简单,卖书最困难。所以要想方设法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存在。”
卖书最有成效的地方,无疑是各大书展。可书展摊位租金不低,“一个人做不到,很多人来做就做得到。”台湾独立出版联盟在2015年成立,陈夏民是重要推手,也是现任理事长。联盟目前集结大约40家台湾独立出版社,每年在台北国际书展合租摊位,“像是去年我们把摊位设计成乐园,有云霄飞车旋转木马,人潮爆满。”
联盟存在的首要任务,是让每个成员被看见。“所以我们要打造平台,在里面去沟通独立出版的价值,大家就可以自己来做。”
独立出版有什么价值?
“我们有能力把自己在意的价值观,用我们的技术做成一个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支持。”勾起消费意愿很重要,进入商业链条,这件事情才会长久。“消费者怎么理解独立出版的价值?可能我们想去强调,它是自由的,尤其在华文世界,台湾言论自由最高。我们想反复告诉大家,台湾最美的风景不是人(因为人也很坏),而是独立出版——你说任何东西都能成立,也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15年的一人出版历程,陈夏民收获很多。因为好奇女性生存困境,他出版《女神自助餐》。因为出版街头革命者史明自传,他不再是以前对政治无感的公民。在日常繁琐的行政工作以外,“它其实是一场修行,可以重新理解自己,也有很多好玩的事。”
“所以最近遇到人,只要他说想出书,我就会说,自己的书自己做,你要做独立出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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