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丁贤.那40%的人們

这名医生并不是极少数，也不是特别个案，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民众抱持这种态度。

国防部长说，行动管制令实施之后，只有60%的民众配合，换句话说，有40%是不配合的。

譬如，管制前后出现回乡人潮，管制后有人呼朋唤友大搞聚餐，有人挤著抢购商品，有人继续群体祈祷和膜拜。

他们是40%的一部分。40%在比例上是少数，不过，以人数计算，肯定不少，那是上千万人之计啊！

在中国，人们称这批人是刁民。我看到网上流传的中国视频，一些不配合封城行动的人，以及卫生习惯不符合规范的市民（例如不戴口罩），遭到公安逮捕，甚至被公安和民间的卫生队殴打。

我当然反对使用如此暴力的手段，但是，从中看出，即使在中国如此奉行强制集体主义的国家，也有少部分人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

而大马的行动管制，何以有40%这么高的不配合度？（当然，40%应该是一个初步观察和估计，而且，这个比率而随著社会压力和疫情的恶化而降低。不过，即使低于40%，也是行动管制和疫情的重大挑战。）

我想，一方面是人性的自利取向，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崇尚个人自由使然。

坚持要到公园，或者到市场抢购，都是自利的行为。这并非异常，人类原本就是自利的物种，资本主义也是出自人性寻求自利而诞生的制度。

但是，过度的自利，就成为自私；而自私行为可能会伤害社会群体的生活，特别是在瘟疫蔓延的非常时期。

譬如，这名医生因健康理由而去公园运动，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了健康而去公园，那么，公园就可能成为一个冠病的感染区。

同样的，去超级市场购买必需品是为了生存需要，但是，大家一窝蜂的进行抢购，不但增加感染风险，也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一些人买了太多东西，另一些人买不到需要的东西。

推波助澜的是，大马社会向来享有很高的个人自由度（个人自由不等同民主），只要不违法，什么事都可以做；即使是违法，但因为执法程度偏低，还是可以做（吸毒、走私烟、非法万字，乃至网络霸凌等）。

个人自由的对照面就是社会群体规范。当人们习惯了高度个人自由，他们就难以适应群体生活的需要。一旦发生某种状况需要而加强社会控制，就会有很多人抗拒和反弹。

结论是，自利行为和个人自由主义都是人性和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在社会面对危机时，就必须减少和放下自利和个人主义。

冠病的威胁，超越了国界，超越文化宗教，也超越个人；它已经是一个公共安全的课题，而公共安全，是每一个人的安全的总和。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集体利益超越个人私利，公共安全大过个人自由。自由诚可贵，安全价更高；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一些牺牲，每一个人都要给予配合。只有大家都安全了，自己才会安全，只有大家都让出一些自由，才能换来整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