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旧JASA还有新功能？

为了要应付疫情扩散、经济低迷和政治动荡等全方位挑战，国盟政府提呈了大马史上最庞大的财政预算案。可能是进入政府的时间太短，亦或是当前的挑战实在太难搞，所以也是前银行家的财长东姑赛夫鲁，来不及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架构注入、实践一些新的理论，反而只能遵循前首相马哈迪在首次任相时所留下的“凯恩斯模式”。

这个模式，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主流，也是当代宏观经济的运转基础。这个学派的主张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强调市场机制不会自动调节，也不存在传统经济学所相信的“隐形手”（invisible hand），所以政府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干预市场。至于要在什么时候干预，二战前后的学者觉得在经济萧条时是最好的出手良机，而冷战前后的学者则认为要推动经济时也可以。

还记得大马最光辉的十年吗？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马哈迪即是透过一系列大规模又紧凑的发展工程，比如轻快铁、多媒体超级走廊、双峰塔等计划，来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个做法在当时是很有效的，因为其利惠了近乎所有的领域，从建筑、五金业的钢铁、水泥等，到消费业的家具、灯管等，都在当时马哈迪政府的巨额发展拨款中分到一杯羹，而这也制造了大量工作机会，让钱撤转流入民众手上。

但你可能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忘记了，或者是因为你对表现不怎么样的马哈迪二次政权印象太过深刻，而不太相信我说的话。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87年时是848亿美元，到了1997年飙涨超过68%至2679亿美元，当时我们还连续9年取得了9%以上的年增长率，让全世界赞叹不已。这就是当时的马哈迪完美应用凯恩斯模式发展经济的成果，也因为马哈迪试验的成功，让大马今后都沿着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想要经济更有起色，增加发展拨款；经济萧条，更要增加发展拨款。不过这模式的问题是，政府将越来越依赖赤字经济，而且因为拨款一直在增加会导致官僚体系膨胀，并最终将引发恶性循环。阿都拉掌政时曾一度尝试摆脱这种循环，但拒绝改变现状的官僚体系的不配合，导致他众叛亲离、黯然下台；纳吉执政时有参考阿都拉的经验，除了放慢改革速度，也努力建立本身的势力，结果纳吉的改革也是不汤不水。

到了希盟执政，尽管刚开始时新政府有尝试在改革，但因为领导的就是“大马凯恩斯”，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越改越回头。到了国盟掌权，不用说，从刚刚出台预算案的主轴方向和涉及总额，很明显的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凯恩斯模式”。当然，我不能说走回头路不好，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内需经济萎缩，还包括疫情所导致的外围经济萎缩，以及风雨飘摇的政府，用巨额拨款来安抚、刺激市场也是无奈之举。

所以，我对政府在现阶段扩大基建、工程、援助的发展拨款，是没意见的，我也乐见政府并未增加行政开销。然而，后者依旧占有预算案的绝大部分比例（即73.3%），这意味着臃肿的公务体系和低效率的资源分配没有改变，甚至还进一步产生不必要的额外开销，比方说，拨款8550万令吉重设特别事务局（JASA）。尽管此数额仅占整体行政开销的0.01%，但却比惠民的B40健康检查计划的8000万拨款总额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