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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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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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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30/07/2021

【爱长在】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要怎么照顾好呢?

作者: ​洪月馨(整理)

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富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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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星洲日报活力副刊《爱长在》生命教育联盟

合作单位:马来西亚佛光文化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程大马名家系列讲座重点分享

01 过番歌:祖辈生离的哀叹调

主讲:张吉安(大马电影人、乡音考古及社区艺术工作者、作家、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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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音采集的过程中,我在记录这些老人的声音时,他们都是年华老去,甚至有些是躺在床上走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我在他们身旁留下他们的声音,留下他们的歌谣。当我们细心品味,会发现这些声音是他们经历中非常珍贵的生命结晶品——他们的生命经历其实都一一编写在这些口头文学,也就是这些歌谣之上。

对现代的我们来说,离别不会那么深刻,因为距离已不是个太大的问题。可试想想,在我们祖辈的年代、一两百年前时,当一个人离开原本居住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这一别也不知道何时才能重逢,可能就是永别。那时候的生离几乎和死别是画上等号的,所以每次的离别总是特别重视。

过番歌对于当代社会绝非自娱或娱人的歌谣,它其实是一种流传的告别仪式。以前的人对告别特别重视,离别的那一天非常重要,它需要有仪式感,而唱过番歌就是一种仪式感。

过番歌的歌词内容可分为3种:生离的抒怀和哀叹、送别的叮嘱和劝解、乡愁的寄怀和慰藉。前两者,多指女性的情怀;后者,则是男性想家时的思念。过番歌,通常是女人唱给男人听的歌,歌词内容流淌着悲、苦、怨、盼。在送别的叮嘱和劝解,创作过番歌的内容有4段时间流程:送别前夕、送别凌晨、送别当日、离别之后。而当时女性对男性有的4种期盼也会唱进歌里:记得家乡的亲人、记得寄信和寄钱回来、记得在他乡用心工作,别惹事或吃喝嫖赌,最重要的是记得早日归来。

从现代角度来说,过番歌其实就好像写遗嘱,把想说的话放在歌里,唱成歌后希望由男性带到南洋去,唱起来的时候永远记住这些吩咐。男性在异乡想家时,过番歌便变成一种自我疗愈的慰藉歌。有些老人在想念家乡的时候,还会特意到海边唱歌。男性也会再衍生创作,加入自己在南洋漂泊异乡时的感叹,而女性在原乡想夫的日常自叹,也会衍生出月令歌范本。

女性把歌唱给男性后,男性在思念时又衍生创作,两种版本的歌仿佛是种看不见的呼应,自己在唱的时候好像能与对方心电感应。在祖辈的那个时代,他们的家乡在远方,他们经过的是生命最克难的时刻,那时候的离别是最痛苦的。我们听到的其实不只是歌,而是一个深刻的生命故事——那时候的人如何去面对生离、如何去面对未知的明天。

你说以前的人悲观吗?他们的歌或许听起来悲观,但生活方式其实是乐观的,至少他们能把苦唱成歌来安慰自己,也许明天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现在也像在经历另一种“世界大战”,每个人都得待在家里,经历着不能外出的困苦。我们会发现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哀叹,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哀叹,但我们能从他们的生命故事里找到很多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

02 马来西亚华人史上的人杰与鬼雄

主讲: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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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发生过两次最大的苦难,一是持续了3年8个月的日据时期,二是战后的紧急法令时期。二战中国被日本攻打时,马来亚华侨为中国提供许多资源,因此当日本人来到马来亚后,最先屠杀的就是华人。就在这3年8个月的日子里,华人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他是来自柔佛峇株巴辖的一位普通商人——赵丽生。当时马来亚的柔佛有许多华人工人负责开采铁矿,但日资老板一来就把很多采好的铁寄回日本去,用于制作攻打中国的弹壳,华人知道后特别生气,打算团结起来集体罢工。日本人知晓后威胁那群工人,如果不继续工作就开除他们,众人难免犹豫不决。赵丽生就在这时候站出来当了他们的靠山,让他们把妻小带出来市区,他会帮忙照顾他们,甚至安排新工作,工人才得以勇敢罢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马来亚之时,日本人逮捕了赵丽生,但他的妻小与其他家人成功逃离避难。

古来的沙令也经历3度大屠杀,死亡人数不下五百人。新山淡杯大钟楼后面有个地方,华人当时统统被抓到那里屠杀。当时有许多人逃到学校里,以为是安全之地,但过不久日本军还是找到来了。女子与小孩被烧死在学校里,男子则全被捆绑在一起扫射。只想像画面就感觉惶恐,身在其中的人又有多艰苦。

还有一些为了救马来亚华人将自己也陷入险境,却还勇敢抵抗日本军的外国人,例如怡保一位医生的妻子卡迪卡素夫人。她在日据时期时曾帮助受伤的华裔抗日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逮捕。她的脊椎骨被日军狠狠用木棍狂袭至打断,丈夫也被拷打,自己的6岁女儿还被挂在一棵布满红蚂蚁的红毛丹树上,树下还点燃着柴火。想像当时的场面有多恶劣,但她仍然坚毅地没有透露半点关于反日军队员的消息。

理科大学历史系谢文庆教授表示,卡迪卡素夫人代表的反抗精神──反抗压迫和反抗不义,并不局限于马来亚,而是普世共通的,在任何人民自由的地方,它都会出现。现在马来西亚怡保也有一条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即Jalan Sybil Kathigasu。

其实马来西亚历史上有很多人杰和鬼雄,但因没有良好地普及教育,这些人都已经渐渐被现在的人们遗忘。在这个资讯化的时代,互联网上总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新闻在传播,何不推广更多让我们感叹生命可贵、推广一些光辉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活下去的事情呢?尤其在现在疫情之下,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去珍惜、更懂得怎么往前走,这才是应该要去推广的人类价值观。

历史可以原谅,但不可以遗忘。历史是教训,也是启迪和教育。读历史不是让我们纠结于过去,而是在这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学习尊重每一个生命,重视每一次生命活动的质量,尤其是这如此严峻的疫情中,好好地活在当下。

03 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主讲:曾毓林(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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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面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事项有二:一是医疗的部分,倘若没处理好医疗环节,病人会很痛苦;二是家庭照顾者的问题。

成为家庭照顾者这件事是无可避免的,当父母迈入老年,身为儿女或媳妇、女婿者就要扛起这一责任。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并非孩子不孝顺,而是照顾老人的过程绝对没有想像中简单。照顾者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需留给病人,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你。这一情况自然导致照顾者身心疲惫,甚至心有怨怼。

有些照顾者是自愿的,但多数都是家里其他人将责任放在他的肩上。这人如果在照顾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谅解和体谅,情绪难免无法控制,进而宣泄在病人身上,或者自己也就此患病。所以我认为家庭照顾者的心理状态首当被照顾——如果照顾者满腹怨气,要怎么把病人照顾好呢?更甚的是,如不处理好,彼此之间的相处就会变成互相伤害。

老年父母在患病期间的心理状态始终会产生些许变化,我们需要认清这些变化,方可对症下药。我们可将之归纳为数种类型。其中包括依赖型,即严重缺乏安全感,他会制造很多问题让你不能离开他。第二种是泼冷水型,我们不晓得其实他们是想表达爱或是需要,但他们说的话常让人感到特别不舒服。第三,是比较自恋和控制型,原为家中的权威者,所以一切都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认为自己讲的都是最好的。还有一种是自愧型,这与他到了一定年龄且身体退化有关。最后是恐惧型,即碰到一点小事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癌症。

面对不同类型的老人,若全靠照顾者自己摸索应对,难免会走很多辛苦路。所以较有经验者和专业机构的提点,有助于照顾者去面对和处理各种挑战。

此外,与父母相处时我们还需了解,他们会有功能减退的不安,但总逞强不愿坦白,例如已开始拿不起重物,但还会勉强去做;又或身体有些问题却没如实告知,当孩子知道时常常已到了严重的地步。如果不了解他们心理的这些忧虑,可能会引起许多冲突。我鼓励孩子们纵使没办法陪伴在他们身边,也需设法让亲戚、朋友或一些信任的人时常关照父母,至少父母有问题时,我们也能随时知道情况。

老年退休后的父母也常常会面对角色转换适应过程的问题,如果没有好好调解,就特别容易胡思乱想。对于丧偶的父母,老伴比自己先一步离开,若孩子又不在身边,更会让他产生一种全世界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的感受。这些问题都是孩子要多多去留意并体谅的。变老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逐渐的,家庭照顾者需要适应父母老年的变化,还要教导父母如何去适应这个变化,所需要投入的精神特别多。

04 与心理学家谈生死这件事

主讲:郭富美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

在研读心理学领域这么多年,我认为最能诠释生死及能给予我们生命中答案的是心理学理论的“存在主义”。

我在大学期间就和存在主义大师罗洛·梅(Rollo May)相遇了。读他的书能让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其实只要坦然地面对焦虑,我们不管多焦虑还是可以活着。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坦然面对存在的焦虑,而不是逃避到狭义的正向思考。我们的命运最终都是迈向死亡,只要坦然面对死亡,就能激发创造力及勇气。知道自己会死,但在这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又能去做些什么呢?

我们被抛掷于世,就要接受这当中的命运与磨难;虽然很多是自找的,但这些命运中的事能让我们获得人生中的喜悦和成就感。罗洛·梅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勇气的反义词不是懦弱,而是从众。”我从存在主义中深刻体会到,不要逃避,只要勇于去面对,痛苦就会过去了。虽然我们总是会希望可以很平凡安全,不要有苦难地过完每一天,但其实没有磨难的日子只会让我们原地踏步,无法成长。

另外一位存在主义大师欧文·亚隆(Irvin Yalom),是当代精神医学界大师,目前90岁,两年前他挚爱的妻子过世了。亚隆和他妻子玛莉莲14岁就认识了,他们结婚了65年,妻子死后亚隆才开始适应一个人过日子,他如何面对死亡是我们心理辅导同行密切关注的。2019年初玛莉莲被诊断患上多发性骨髓瘤,历经化疗无效,最终选择合法的医助自杀,在一家人的陪伴下于家中死去。在玛莉莲生命结束前,他们共同写了一本书《死亡与生命手记——关于爱、失落、存在的意义》,完整地描述这个爱别离的过程。

亚隆带领过无数的哀伤治疗团体,写了许多面对哀伤失落的书,面对自己的哀伤依然是痛苦不已。玛丽莲去世前把自己的书送给学生们,亚隆看到这一幕很难接受,但最后他也必须要想他死后如何处理自己的书。

亚隆和玛莉莲的故事给我极大的感触。例如我想若我死去,我的东西应该如何处理。每次在家看到一堆资料一堆书时,就在想要不要先整理好,免得以后我不在时,让孩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也常常去反思这辈子还有什么事情是还未完成的,以及自己想去完成的。

人们常常舍不得离开,其实是舍不得那些留下来的人,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遗嘱是挺重要的,它不应该只是在特定的时候把金钱财产分配好而已,而是可以在每个合适的时机里把自己想讲的用影片、照片保存起来,或把许多来不及说、还没说的话用写信的方式提前记录下来。这是一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不是等到临终时才匆忙处理。这些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给自己家人们更多的资讯去认识自己、加深印象;留下的越少,就越容易被淡忘。此外,我们也可以举办生前告别式,提前听到好朋友想对自己说的话,这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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