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的冠状病毒病确诊病例在16日新增125宗,累计病例553宗,令人担心已接近失控的边缘。
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伊斯兰传教士集会造成群体感染,病毒可能已散播到全国各地。1万4500名大马人参与集会,但只有1500人登记,万多人行踪不明,后果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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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阿汉放话,卫生部将采取强硬行动,援引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第15(1)条文,强制所有出现冠病症状者,包括曾参与传教士集会的人士,以及曾与确诊病例接触的人士接受检测及隔离14天,他甚至提到依法“追捕”拒绝检测者。
卫生部都找不到参与集会者,又如何强制他们检测及隔离?况且,集会已经结束两个星期,感染者已经广泛散播病毒,现在必须有更坚决的行动,不能只是口头警告。
其实,卫生部长所说的“强硬行动”,只是应该要做的防疫措施,和其他国家比较,属于小儿科。外国政府才真的强硬,包括社区管制、封城、封国、封关、关闭学校及商店、禁止民众上街及聚集、停止工厂运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等。
相对而言,大马的防疫措施松散、太慢、不统一、不明确、不够坚决。首相慕尤丁在13日晚上宣布,政府已决定指示所有的集会,包括国际会议、体育项目、社会和宗教集会都必须展延或取消,直至4月30日。这项宣布到底是劝告,还是禁令,哪一类活动必须取消,人数多少才必须展延,都语焉不详,结果大型活动照常举行,比如波德申钓鱼巡回赛在15日进行,参与人数超过1500人。
慕尤丁作出上述宣布的第二天,卫生部长劝告民众不要参加超过50人的聚会。从首相的必须展延或取消,变成劝告,连周五祈祷都没有停止,由此可见,国盟政府缺乏统一和坚定的抗疫立场。
根据各国经验,防止疫情扩散的方法是检测、追踪、隔离、减少社交活动、保持社交距离,以切断病毒传播链。鉴于无法追查万多名参与传教士集会者,因此一般的防堵方法已经失效,所以6名医疗专家才会建议政府封国,此举能够隔离患者,把疫情降至最低。
中国采取封闭管制措施战胜病毒,接着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奥地利、约旦及汶莱等国家也封城封国,但是这些国家不可能完全模仿中国的模式,因为体制不同,难以做到严厉的武汉封城令。
如果大马也要封城或封国,就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是否充足。首先是官僚体系能否完全服从指令,达到防疫效果,而不是引起更大的混乱和恐慌。
大马官僚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执行力、小拿破仑心态、效率不高、工作马虎,以交通罚单累积数千万张为例,官员执法不力,如何能够执行居家隔离令?
日本的官僚体系习惯于集体决策,在防疫工作上进退失据,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
其次是领导力。国家领袖必须认清防疫的目标,然后制定策略、不受干扰,引领160万名公务员,坚定朝目标前进。
大马部长经常更换,缺乏专业能力,不像新加坡以专家治国,任何决策都经过理智和科学分析,所以决策令人民信服。新加坡即使不封城,也能有条不紊的防疫。
第三,我们是否有能力封城?在封城后必须确保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继续获得满足,包括粮食及日用品供应充足、物流到位、垃圾和厨余获得妥善处理。
我们的社会与经济能够承受封城的冲击吗?很多人手停口停,没有积蓄。大马人是否能够理性看待封城令,不会恐慌及出逃?
此外,也必须解决国内数百名外籍劳工的医药问题,如果外劳窜逃,将影响封城的效果。
我们需要更坚定和明确的防疫手段,希望国盟政府不会让人民等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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