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永龍／從《小姐手冊》到西風信箱 想像的民國女性

弔詭的是，這些與女性相關的書籍，卻絕大部分由男性編撰，加上內容帶有指導性質，所呈現究竟是民國女性風貌，或只是編者對新時代女性的某些想像期許呢？《女子處世教育》編者石民尉，生平不詳，筆者手中所藏雖為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七版，但內容提及“國難”，如〈國難期中的家庭設施〉條，就希望讀者能在家中多懸掛“國恥地圖……及現在戰爭的形勢圖，被災的區域圖等，使室內充滿國難的景象”，以明瞭世界形勢及國家情狀，故猜想原書當在中日戰爭間完成。正是值此戰事紛亂之際，使編者在內容編撰上加入自身的政治意圖，故在第一章“小姐必讀”中，就強調新女性“應以服用國貨為榮”，而在“摩登”和“美”的標準上，也因時亂而與一般認知不同，強調“摩登”女性並不是外在衣飾、交際或起居飲食上的“摩登”，相反必須有理智，能自食其力，成為對社會和家庭有裨益生利的女性，否則“摩登”女性勢必成為“末等”女性。而在“美”的標準上，也崇尚簡單，突出“健康就是美”，外在的飾物應“均稱與適宜”，認為“高貴价錢的飾物於美麗是毫無關係的”。這一切，乍看之下似乎是開明進步的思想，實則不然，石民尉之所以提出這套論述，全因“國難”，故強調樸素節儉，女子要自強自立，以達到救國的成效。

如果說《女子處世教育》是編者帶有某種“國難”悲情，傾述他對當代女性的處世標準，那麼於民國卅六年五月出版的《女界必攜——小姐手冊》則又呈現出另一風貌的準則。

◢《小姐手冊》物化女性

編者徐遇安，生平事蹟不可考，在這部《小姐手冊》中，雖部分內容與《女子處世教育》相合，如兩者均強調女性要有知識，一者希望女性多閱讀報紙，以對國家大事，社會動態有所瞭解，另一者則強調要“從社會得到知識”，儘管兩者取得知識之面向各不同，卻均說明新女性要有學識。但在“美”及女性“妝容”上，兩者又有全然不同的價值觀，正如上文所述，石民尉在“國難”下，帶入自己的理念，認為“健康就是美”，一切從簡，乃至覺得“化裝品是酒和鴉片的同類”，只會讓女性失去“青春之美”，甚至引來“色情狂之群的追逐”，一不小心被惑，則將造成生命的悲劇。

相對而言，徐遇安並沒有石氏的時代包袱，故其《小姐手冊》的女性標準與石民尉不同，認為“美”可分作外表（包括行止、安謐、清靜、藝術等）與內在（包括思想、品德、愛情），就算一個貌醜的女人，只要懷擁著美的思意美的心，有時更甚於外表的美（詳見〈從愛美說起〉條），但在第四章“戀愛”中卻清晰表達出“美麗是你的唯一可靠的武器”，一個柔弱的女子“能夠征服剛強的男子，只因為女子的美麗比任何一切都來得偉大”，所以一些先天條件不足的女性，更應在妝容打扮下功夫，打磨好自己的武器，讓男人成為“你的俘虜”，可見徐遇安對“美”的定義還是較傾向外貌的表現。相對《小姐手冊》的物化女性，讓女子以容貌為武器，俘獲男人，《女子處世教育》在“國難”的前提下反倒提出“新三從四德”，認為女性的“容”不再是取媚於男性的工具，反而是一種自身整潔的態度。由是可見兩部女界指導用書取向之不同，側面說明這類書實際是在帶有編者主觀意識下完成，顯現的是編者在自身女性想像下，所構建出的理想模範。

◢《主婦之友》用小說談婆媳

這類指導式女界用書，文字較為沉悶，加上隨著時間推移，女子自身意識將逐漸提高，書籍銷量勢必產生影響，故林淑華在《主婦之友》中，另闢途徑，“為避免讀者閱讀時枯燥乏味”，特以小說的形式，在描述一對新婚夫婦的生活中，化入女界家庭知識，使它帶有故事情節，有別於一般的指導內容。然而當我們細細品讀，卻發現裡頭仍是機械化地定出一條條題目，依此論述，如為了談婆媳關係，就安排婆婆登場，讓故事成了教條式家庭知識的鋪墊。再者小說的張力在於戲劇化，林氏《主婦之友》所敘述的正是一般家庭生活，內容平淡如水，自難吸引讀者，加上部分內容以例舉一、二、三、四的方式帶入家庭知識，如〈寂寞的排遣〉、〈家庭醫藥〉、〈產婦〉、〈幸福的家庭〉均是如此。故林淑華雖嘗試以小說體裁，改造這些教條式指導型女界用書，卻流於表面，且《主婦之友》出版於民國三十八年，由於時效的關係，一般指導式內容早難吸引女性目光購買，或許這類書仍有一定的市場需求，但絕難大賣，加上故事內容薄弱，種種因素，使此書最終並未熱銷，甚至在林淑華的芸芸著作中消沉，不為讀者或學者所留意。也許《主婦之友》以日記小說故事為重心，夾帶林氏《生死戀》的盛名，將更為暢銷。

◢《彷徨歧途》反映女性狀況

然而不管是石民尉、徐遇安或女性代表林淑華，在這些帶有教學性質的指導型女界用書上，他們身為編著者，均是從指導者的高度，教條式地向讀者傳授知識，所勾勒的與其說是民國時期的女性風貌，倒不如說是他們個人主觀意識下的女性標準，是個人臆想、期許下的產物。相對上述幾部女性用書，由《西風》雜誌出版的西風信箱——《彷徨歧途》則直接載錄讀者來函及主答者黃嘉音回信，這些轉載的信函，明確向我們揭露時下女性的困擾與想法，故最能反映其時的女性狀況，無疑為我們提供一個窺探民國女性風貌的窗口。

《彷徨歧途》內容涵蓋“社會、家庭、性教育、心理、交際、婚姻、修養、健康”8個面向，內裡的詢問者雖有男有女，但女性來信率不低（民國女子識字率遠不如男性，卻能佔有不少篇幅，可知此書在女界深受歡迎），加上《西風》本就帶有摩登女性消閒生活雜誌的特質，故將其旗下的“西風信箱”視作女界類書籍亦無不可。

下文試舉幾條，以見民國女性風貌。

佩珍女士在〈如敵似仇的夫妻〉條中，傾訴她與丈夫關係的不和與誤解，卻不願離去，並非因尚存感情，相反是擔心“如此一來，會失去人格與名譽”，可見舊社會的陋習，仍縈繞在女性身上。

如果說佩珍女士代表了受教育不高的群體，做不得準，那麼葉子〈“薄命女”的追悔〉，則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摩登”女性代表。葉子在女性友人將訂婚對象的不名譽事情告知後，追悔自己在沒充分認識對方下訂婚過早。如依現今標準，不適合大不了解除婚約，但在民國期間，婚約在法律上雖非正式行為，但許多時候，解除仍需經法院判決。再者，解除婚約，尚會對解約者帶來名譽影響，甚至在往後婚姻上產生障礙，怪不得葉子在信件中自稱“薄命女”了。

◢“少女能否給予男子第一信？”

如果說上述例子，主要反映在女性的婚姻觀上，那麼在個人地位及交際的拿捏上，她們也頗為猶豫，如洪偉濤女士在〈萍水相逢〉中，提及她在香港返廣州的輪船上，遇見一位青年，此青年的態度“沒有像普通的男子那樣輕佻浮躁”，在雙方交談後，對方留下了姓名地址，洪女士雖有意去信，卻苦於“在交際學上，少女能否給予男子第一信？女子之地位，是否因之而降低”而裹足不前。

至於麗霞女士〈人生的苦味〉，則向我們揭露新舊兩代人思想上的衝突：失去雙親的麗霞女士，寄居在叔父母家中，但他們卻帶有強烈的“封建色彩”，認為女子應當“無才便是德”，反對麗霞讀書，“每天逼著我做些家事”。或在此不得意時，她接觸到馬克思思想，因此始說“我不無聲息地屈服，做一個家庭的犧牲者。我要衝破黑暗的重圍，解除束縛的枷鎖，走向集團中去自謀生活。一個受壓迫的人是絕對不肯放棄現實的，要以蘇聯革命的精神去奮鬥”，其實這正是新舊社會交替間出現的問題，麗霞女士的叔父母出生於舊社會，自根深蒂固地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但還是供其上學，只是不准她在學後閱讀，讓其做些家務，而接觸新思想的麗霞自是覺得受壓迫，不知之後麗霞有無革他叔父母的命了？

◢控訴父親好像有外遇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安於室的父親〉中，林宜珍女士控訴自己的父親“好像是有外遇似的，時常遲歸，而且動不動就要吹毛求疵，在母親身上發脾氣”，雖然林氏並未提及自己對父親的看法，但經由主答者黃嘉音的口吻，還是能就當時的女性地位看到一些端倪（由於回信面向全國讀者，故某層面上，代表著大眾的集體思維）。首先黃嘉音認為男人之所以有外遇，除了“自身不好，交友不慎”，往往還有更復雜的因素，“比方家庭環境不良，兒女吵鬧，妻子不負責任或者不懂得負責任，把家庭弄得一團糟”。因此他勸誡林宜珍“切莫因為這一件事，便敵視你的父親，吵鬧不休”，免得“你父親回來時，看見家人都是哭哭啼啼……那麼恐怕他的‘遲歸’要變成‘不歸了’”。另秉持“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下，切莫把事情張揚出去，把小事化成大事，是於事無補的。除了上述兩個消極的辦法，黃嘉音亦認為，“要恢復家庭的快樂，非有積極的建設的辦法不可”，故身為妻子的母親或也有問題，她“可曾忽略了你父親的幸福”、“或者是得不到妻子充分的溫存與照顧”、“或者說因為妻子不能跟丈夫的腳步走，永遠做個落伍的女子，叫丈夫的心靈上得不到安慰”，倘若有這種事情發生，“那是不能專怪丈夫的。因為他的幸福在家庭中既然被忽略了，那麼他自然會到家庭以外去尋找安慰與‘幸福’”。

從上述討論中，能發現此外遇個案的男性錯誤，已被黃氏合理化，甚至需顧及丈夫的顏面，不得外揚，更有甚者竟要妻子反省，女性地位之低下不言而喻。正如《小姐手冊》〈爭取自由平等〉中所說，“自民國以來，在法律的地位上說起來，雖然早已是男女平等，但實際上婦女那一樣得到與男子同等的待遇與地位……法律，不過是一張永不兌現的支票而已”。

◢“信箱”傳統到網紅直播

《彷徨歧途》中，眾多女性的來信明確說明民國女性的思想與困擾，相對帶有編者主觀意識的教學式《小姐手冊》、《女子處世教育》、《主婦之友》等書，這些為讀者解惑的“信箱”內容，才是讓我們真正瞭解民國女性風貌的一扇門。或許正因這些來函的真實性，加上答者以朋友的身分，在讀者最彷徨無助時，給予暖心建議，故讓其在往後的時間裡屹立不倒。在神州大陸風雲變色的1949年後，指導式女用書隨著時效逐漸消逝，而“信箱”式問答內容也不再侷限於女界範圍，在香港不斷髮釀，經由出版商及報刊雜誌出版類似“孟君信箱”、梁羽生“李夫人信箱”等書，甚至在資訊發達的現代，“信箱”式傳統也並未消亡，只不過換了一個形式，從信函轉化成電話Call In ，網紅直播，持續傾訴著一代人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