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永龍／民國女性與女權的“文學讀本”

雖然《婦女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是否為世界第一份訴求女性權利平等的宣言尚存有爭議，但《宣言》無疑昭示著女權的崛起，在往後兩百多年間，女性權益逐漸受到重視，從公民權的承認，參政、投票權的合法，就學、就業率的逐步提升，到近年以來，女性意識越發抬頭，爭取在社會上性別平等的呼聲更是此起彼落。

女性權益的提高，得來不易，就連西方國家，在女性參政權上，也要到19世紀末才開始發釀，20世紀初中各國才大致開放。女權從西方世界開展，經數百年後，儼然已成全球共識，然而有趣的是，女權在西方逐漸發展之際，中國卻越趨保守，加上女權脈絡原就與中國本土自有的女界文化不符，中國強調的是女性的三從四德、所讀為《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女範》等閨閣思想。再者自北宋開始，社會逐漸視貞潔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至明、清更趨嚴格，尤其清朝更是制度化貞潔旌表，以賜名、立碑、入祀，並賦予爵秩、赦免稅役的方式，公開表揚守節不嫁的貞女及拒絕受辱自殺的烈女（詳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潔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潔觀念的嚴格化》），在朝廷及社會氛圍的影響下，無形中讓女性忽視自身權益，以守節壓抑自身慾望為榮。

◢清末民初引入女權概念

然而甲午戰爭大敗，加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社會開始湧現改革的聲音，有志之士，也意識到亡國滅種之危機，乃引進國外思想，發行報紙，企圖變法求強，據日本學者須藤瑞代考證，發現清末民初是海量新詞彙湧入中國的時期，那麼“女權”概念的引入也就順理成章了。從20世紀初開始，馬君武就翻譯了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女權篇》、穆勒的《女人壓制論》、社會民主黨的《女權宣言》等，同時在1903年8月，由金天翮所撰的《女界鍾》出版，表達女性當有入學、營業、掌握財產、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權利，昭示著近代中國第一部論述女性問題的專著出版，無形中推動了中國女性思想的變革。此外，女性思想的變革，還體現在小說讀物上，據阿英《晚清小說史》，當時以“婦女問題”為主題探討者，多達40部，其中包括《黃繡球》、《女子權》、《中國之女銅像》、《女閨淚》、《女界鍾》等。

正是值此時段，中國女性接觸了新思想，加上清政府消亡，無疑為女權發展提供萌芽的空間，可惜，女權的發釀究竟是少數，隨著民國成立，袁世凱上臺，社會思潮反倒變得更為保守，女子軍的解散、女性參政權被否定，女權論也逐漸消失，越發佔據新聞報道的反而是參照日本、歐美等文明國家而誕生的“賢妻良母”論，其中最明顯的是1911至1917年間出版的《婦女時報》雜誌。該雜誌在辛亥革命至1912年間，女性參加革命及參政權討論的論述甚多，然而到了1913年，關於革命的文章銳減，同時家務及衛生的新聞卻突然引人注目，種種現象都說明《婦女時報》從反映“女權”的雜誌，開始向“賢妻良母”型家政文章傾斜。（詳見須藤瑞代：《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

◢“娜拉”成文化偶像

但隨著袁世凱倒臺，加上五四作家在《新青年》陸續刊登與自由戀愛、貞操問題相關內容，尤其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形象，更是成為文化偶像，變成揭露家庭黑暗，女性從不幸婚姻中解放自己的象徵，強調女性自主的“人格”。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界與思想界翻天覆地改變，原先偏向“賢妻良母”論的《婦女雜誌》也被逼改革，重新提倡婦女解放，刊登與女性運動、家庭改革、新性道德、貞操等議題的嶄新論說，否則“再無存在的餘地”。

正是值此特殊時期，書坊嗅到了商機，乃順應時風，編撰一系列與女權相關的書籍，其中由樊春霖於1923年創立的“新文化書社”（書坊命名作“新文化書社”，很可能是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怪不得早期會出版列寧的《帝國主義淺談》、楊賢江《教育問題》、梅生《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等書了。），就出版了由梅生編輯的《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6冊、《婦女年鑑》4冊，收錄各雜誌中與女性問題相關的文章，該書一版再版，尤其《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更是受到學者青睞，成為了解民國女性問題的一塊窗口。有趣的是，相對《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的重視，同為梅生所編的《婦女年鑑》反倒沒有受到器重，直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才更名作《女界文學讀本》重新出版。筆者曾比對《婦女年鑑》與《女界文學讀本》兩書，發現兩者收錄的內容完全一致，除了目次頁版面稍改，就連尾頁都還一致保留“婦女年鑑第一冊終”的字眼。

◢網羅20年代女性課題

《女界文學讀本》，乍看書名，似乎是一部與女性文學相關的休閒讀物，然而翻開內頁，首先映入眼前的卻是由梅生彙整各名家所撰與“女權”相關的文章，全書分做14個單元，涵蓋“通論、女權運動、婦女參政運動、貞操問題、婦女體育問題、婦女勞動問題、女子教育問題、男女同學、家庭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婦女與合作、傳記、雜類”。對看同樣由梅生編輯的《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能發現兩書收錄的小題近乎相同，雖然“男女同學”與“婦女勞動問題”這兩項並未獨立成一單元，卻各收入“（二）教育問題”及“（三）生活問題”中，唯有“女權運動”、“婦女體育問題”、“婦女與合作”3項小題未出現在《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裡。

但這並不意味《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相對《女界文學讀本》來得淺薄，相反它所收錄的內容更為龐雜，就連“生育制度、離婚問題、獨身問題、兒童共育問題、娼婢問題”等也囊括其中，可說幾乎網羅了20年代與女性論相關話題的內容。之所以未收錄上述3項小題，究其原因，與兩書的取向相關，《女界文學讀本》前身原名作《婦女年鑑》，而作為一本年鑑，其特性為網羅匯聚相關主題的時事資料到該書的出版年份，內容包含各方面的敘述、整理、統計等資料，供瞭解過去的發展概況，以資未來。也正因此特性，所以翻看兩書相同單元的篇目——“教育問題”，則能發現《女界文學讀本》的文章更偏向資料彙整，略述發展概況與未來展望，如書中收錄的〈婦女教育運動概略〉、〈我國女子中等教育〉、〈改進中國女子教育之計劃〉等幾篇皆為如此，至於《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則更偏向其時所面對之問題討論，如〈今後的女子教育〉、〈怎樣救濟失學的婦女〉、〈男女同學後的感覺〉、〈討論男女同學問題〉等。

◢文學讀本，不文藝！

也正因其年鑑的特性，才使《女界文學讀本》在“女權運動”小題中，不厭其煩地敘述相關運動的前後發展，如〈婦女運動的成立及其要求〉、〈中國最近婦女運動〉、〈女權運動觀及中國目前女權運動應取的步驟〉這類彙整總結的文章。是的，這是一部一點都不文藝的“文學讀本”，它不但不是文學讀物，更是一部硬得不行的民國女權資料彙編書。然而正因如此，內裡記載才保留了部分民國女性的真實狀況，如身處底層勞工的女工哀告書，就在〈上海絲廠女工底工作時間問題〉中全書轉載，提及她們“不遠數百里……傭工絲廠，每日僅博取代價銀洋四角……而該絲繭公所總董沈鏞不知顧恤”，進而控訴公司“工作時間太長不能忍受”、“工價扣作押金不敷生活”、“做工稍不如意，慘加酷刑”，唯有哀告“海內仁人君子”，盼工界同袍，施以援手，以求一線生機。

《女界文學讀本》如果只是凸顯民國時期的女性概況，那它不過是部與《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相似的書，並不值得稱道。它的特別之處，正正在於它對各女性問題的總結，正如〈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一文中提及當時的婦女運動“可分為勞動婦女運動、女權及參政運動、基督教婦女運動三派”，其中在“勞動婦女運動”解說裡，就撰表傾訴1922年中國勞動婦女罷工的地點、廠名、人數、時期、原因及結果；而在“女權及參政運動”中則明確表達女權派的訴求為“（1）參政權（2）財產與繼承權（3）職業與工眥平等權（4）婚姻自由權（5）教育平等權”；至於“基督教婦女運動”則較常向“婦女群眾宣傳育嬰衛生節儉及禁止無益之嗜好”的道理，並曾有以下成績，如“上海中英美婦女會通過函請市政廳取締童工辦法三條”、“設工兒院”、聲援代絲廠女工等，“於勞動婦女要稱不遺餘力的幫助”，簡明扼要地敘述了3派的發展與訴求。

且有趣的是，著者不只簡略介紹各派慨況，更對她們的行動評頭論足，如他認為“一種運動實力的標準，常因群眾的多寡及組織力戰鬥力的強弱而決定”，相對勞動婦女為“爭自由爭本身利益常常以幾千幾百的群眾”，以罷工的方式與廠商對抗，女權派卻“從未有過千人以上的群眾運動…… 除了叩頭式的請願和打拱式的哀求，對舊社會從不敢有反抗的表示”，而大多數“職員會員連平常一個會議也到不齊”，以為只要“打打電報上封信便已盡了女權運動問題的能事”，所講述的女權運動發展實況，與一般所認知的情形有著不小的落差，雖然無法得知著者本身是否帶有個人偏見，但他無疑為我們提供民國女權運動的另一側面，由是《女界文學讀本》不失為了解民國20年代以前女權思潮及女性問題的重要史料，值得讀者細細品讀。

《婦女年鑑》經11年後改名《女界文學讀本》再版發售，書名的更動也許是原書的滯銷，但我更願相信的是，《女界文學讀本》的更名，其實傳達著書坊及編者對女權運動的期許，或許在他們的思緒裡，這部再版的“文學讀本”，不應只是部女權思潮發展史的年鑑，更應是一部女性必讀，宛若文學書般的普通讀物，期許當代女性翻閱後，繼續為女性的權益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