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移工赛德(化名)前阵子又响应筹款,捐了50令吉帮不认识的孟加拉同乡遗体运回国。这种筹款活动在移工群体非常普遍,尤其当死者是承包公司间“商借”的工人或无证移工,索偿无门,只能靠同乡互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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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是建筑领域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又以印尼、孟加拉和尼泊尔为主。在马来西亚,身处的任何建筑空间,通行使用的道路桥梁,都有移工的血汗印记。当一起又一起工程意外不断发生,除了追究责任,检讨工地安全,又有谁记得这些客死异乡的亡魂?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资料中心、受访者提供
全面行动管制期间,除了大型公共工程,所有的工地几乎停工。停工等于停薪,来马超过6年的孟加拉移工赛德还在发愁如何缴得出房租。没有工开的日子,他透过电话访问,分享工地做工危险何在。
“在工地不管做水泥、板模、木工、打桩都是危险的啦!”他是拉电工人,曾在三四百呎(约120公尺)的高楼外作业,安装灯具。“乘搭吊车也要很小心,风一吹会摇晃得很厉害,可能摆荡20呎(约6公尺)远。”
两年多前的斋戒月,他想多赚点钱寄回家乡给家人过节,24小时不眠不休开工。这在工地很正常,但那天凌晨3时多,他一不小心就被角磨机(grinder)割到手。
当时,赛德是“借”给另一个老板的移工。他被送到几家私人诊所,都不受理。“老板”非常焦急,半夜三更打电话给赛德真正的雇主。当时赛德只听得懂一点点马来话,半清醒间他听到雇主说“别等了,直接送去医院!”
最后,左手虎口逢了7针,医药费700令吉,雇主愿意支付。他的左手暂时不能动,但仍心急开工。“我的老板很好,他说‘你可以来工地,但不要给我看到你偷偷做工,不然我直接给你放假一个月!’”老板嘴上放狠话,实则贴心地让他仍照常上班领取日薪。赛德过意不去,趁老板走开或回家,就单手做工。
然而,并非每个移工都像赛德能遇到负责任的雇主。工程领域有很多发包(subcontract)的情况,抑或像赛德那样被“借”给其他雇主,导致意外发生时难以咎责,或“便于卸责”。
移工为我国经济卖命,但基本权益常被忽视
长期关注移工议题的非政府组织Our Journey总监苏米塔(Sumitha Shanthini Kishna)解释,移工的合约通常是3年,期间只能在所属公司做工。但一般工程的完工时间少于3年,一旦完工,除非公司有新的工程,否则雇主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移工去其他工地找工作,或者“出借”给其他公司。
“我不会归纳这些移工为‘无证移工’(undocumented)。不过意外发生时他们确实不该‘出现’在那。问题来了,谁该负责?”苏米塔说,大马半岛劳工局的规章并不承认无证移工和不在所属公司的移工。她认为,当局应该厘清更多细节,毕竟很多移工是次级承包商旗下的工人,本来就常被发包到不同工地轮转做工。
所幸民事法支持工人的权益,工人因工死伤后能入禀民事法庭向主承包商求取赔偿。当然,这得经过调查证实是主承包商疏忽,没有提供完善的工安环境和配备,或监督移工遵守工安条例。只是,诉讼漫长,很多移工和家属选择打退堂鼓。
移工为我国经济建设卖命,但他们的基本权益常常被忽视。苏米塔提醒,移工因工死伤,雇主必须在10天内向劳工局投报,展开意外调查,再处理赔偿金等事项。
2018年,一名尼泊尔移工从工地5楼高处摔下,中途砸到锌板,坠地背部重伤,造成半身不遂。因为不能坐立,他回国时得购买3个机位才能卧躺,加上需要人同行照顾,费用加起来约2万2000令吉。
虽然雇主偿付了2个月的医药费,但碍于是无证移工,无法获得理赔。他的家属透过移工援助跨国网络“Migrant Forum in Asia”(亚洲移民论坛)联系Our Journey。
在他住院期间,苏米塔和其他成员建议他提出民事诉讼要求理赔,而且可先回国,再授权在马的人代为诉讼。“可是他执意不要(诉讼),我们也不能强逼。”
另一个案例,一名印度移工在工程中意外死亡,家属迟迟没有收到理赔,向当地非政府组织求助。同样透过亚洲移民论坛跨国联系,Our Journey致函人力资源部和移工的公司,确认是否已投报死亡案件及理赔审批进度。
“人力资源部回复已经批准理赔,只需家属那里(印度)完成手续接收理赔,但是整个过程耗时2年。”
协助移工群体处理工伤意外后续,苏米塔发现手续繁复,有时移工死后几天雇主才有空通知家属死讯。她也感慨,国家系统没有无证者的资料,加上有些劳工输出国近10年才数码化资料,如果一个移工早在1990年代就来马,那真的会查无资料。有些移工离家太久,和家里断了联系,家属碍于费用太高不愿接遗体回来。“马六甲的法医部门曾提供照片请我们帮忙找家属,但真的找不到。遗体保留了3个月,只好在这里下葬或火化。”
媒体应多报道工地意外,提升工地安全关注
同样来马逾6年的印尼移工伊万(化名),行管期间只能待在工地宿舍(kongsi),连外出购物都不行。他在家乡就是建筑工人,多数建造排屋。来到马来西亚,接触更多办公大楼、公寓等高楼建筑工程,包括Merdeka PNB 118摩天楼。“像我们这样读书不多,在家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来马来西亚找什么工做啰。”
他的工作危险在于高楼边缘作业,尤其建筑物还没建成,凌空搭建鹰架或板模,或在高处安装窗口。“风一吹施工吊篮(construction gondola)摇晃得厉害,也是非常危险。”
他有个朋友前阵子回印尼,因为锯铁时不小心被电线缠到而割伤手,截掉两只手指。“我呢,多数在组装铁架,被勾到绊倒,或者地滑跌倒,各种轻伤肯定会有的。”伊万强调,不管在建筑物内部、外围,高处、低处,该遵守的安全措施当然不能马虎,必备安全头盔、安全背带(safety harness)。
每周例行会议,主管提醒安全措施,尤其在高处作业一定要穿戴安全头盔和安全背带。若没有遵守工地安全守则,被检举是会被开罚单的。不过,伊万透露,有些工人总是嫌背带太重太短,很难移动。
苏米塔坦言,非政府组织能做的只有加强宣导提升移工的工安意识。工地主任有责任确保所有工人需佩戴安全配备。然而,有时雇主没有提供安全设备,移工也不懂争取;抑或没有严格把关,放任移工不穿戴安全配备。当然也有不少移工过分自信而不穿戴。“他们自认在家乡有建筑经验,但没意识到马来西亚的高楼工程远比家乡的高很多。”
苏米塔也认为,媒体应该报道任何大小工程意外,民众才会认知到建筑工地意外真的很多,关注我国的工地安全。就如新加坡政府有意使用无人机航拍巡视工地安全情况,我国也可着手研究实行。
移工聘请制度不完善,唯有雇主“决定”有证或无证
社会对移工常带有歧视和排外情绪(xenophobia),对此,苏米塔希望民众了解移工的聘雇过程。“而且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物,所吃的食物都是移工有份贡献的。”
“有证或无证不是移工可以主宰的,而由雇主决定。”她分析,我国的移工聘请制度不够完善,一来费用太高,雇主不愿替移工申请或更新准证;二来配额有限,雇主若不被批准,又需要在限时内完工,只好选择“借用”或聘请无证移工。
再者,准证更新手续繁复,很多雇主交由代理代办。若雇主不愿付费续聘,移工只好自掏腰包,但不是每个人付得起。也有行骗的代理,要求全额预付,拿走移工护照后人间蒸发。他们的护照可能就此流入黑市。
等到证件过期了,又联络不上代理,沦落成“非法”的移工很难向大使馆重新申请护照,必要文件是警局报案纸。“一个证件过期的移工要如何去警局报失护照呢?”
后记:
全面行管期间,内政部大举逮捕非法移工,非政府组织和部分在野党领袖声援移工,认为此举只会让移工窜逃,造成更大传染风险;把他们关进扣留所,也是一种“群聚”,又可能引发感染群。
移工议题是复杂的结构问题,绝对不是网络酸民一句“你那么有爱心,把他们带回家啦”,就能解决的。苏米塔忍不住反击,“政府也该当机立断遣送他们回国,关在扣留所干嘛呢?”看清楚制度对雇主和移工的不便,加以改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透过一件件工程意外,了解移工面对的生死问题,只愿同样生而为人,能多一分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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