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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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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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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30/07/2021

【愛長在】如果父母老後難相處 要怎麼照顧好呢?

作者: ​洪月馨(整理)

主辦:新紀元大學學院文學院、富貴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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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星洲日報活力副刊《愛長在》生命教育聯盟

合作單位:馬來西亞佛光文化

新紀元——富貴生命教育精品課程大馬名家系列講座重點分享

01 過番歌:祖輩生離的哀嘆調

主講:張吉安(大馬電影人、鄉音考古及社區藝術工作者、作家、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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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音採集的過程中,我在記錄這些老人的聲音時,他們都是年華老去,甚至有些是躺在床上走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我在他們身旁留下他們的聲音,留下他們的歌謠。當我們細心品味,會發現這些聲音是他們經歷中非常珍貴的生命結晶品——他們的生命經歷其實都一一編寫在這些口頭文學,也就是這些歌謠之上。

對現代的我們來說,離別不會那麼深刻,因為距離已不是個太大的問題。可試想想,在我們祖輩的年代、一兩百年前時,當一個人離開原本居住的地方到另外一個國家去,這一別也不知道何時才能重逢,可能就是永別。那時候的生離幾乎和死別是畫上等號的,所以每次的離別總是特別重視。

過番歌對於當代社會絕非自娛或娛人的歌謠,它其實是一種流傳的告別儀式。以前的人對告別特別重視,離別的那一天非常重要,它需要有儀式感,而唱過番歌就是一種儀式感。

過番歌的歌詞內容可分為3種:生離的抒懷和哀嘆、送別的叮囑和勸解、鄉愁的寄懷和慰藉。前兩者,多指女性的情懷;後者,則是男性想家時的思念。過番歌,通常是女人唱給男人聽的歌,歌詞內容流淌著悲、苦、怨、盼。在送別的叮囑和勸解,創作過番歌的內容有4段時間流程:送別前夕、送別凌晨、送別當日、離別之後。而當時女性對男性有的4種期盼也會唱進歌裡:記得家鄉的親人、記得寄信和寄錢回來、記得在他鄉用心工作,別惹事或吃喝嫖賭,最重要的是記得早日歸來。

從現代角度來說,過番歌其實就好像寫遺囑,把想說的話放在歌裡,唱成歌后希望由男性帶到南洋去,唱起來的時候永遠記住這些吩咐。男性在異鄉想家時,過番歌便變成一種自我療愈的慰藉歌。有些老人在想念家鄉的時候,還會特意到海邊唱歌。男性也會再衍生創作,加入自己在南洋漂泊異鄉時的感嘆,而女性在原鄉想夫的日常自嘆,也會衍生出月令歌範本。

女性把歌唱給男性後,男性在思念時又衍生創作,兩種版本的歌彷彿是種看不見的呼應,自己在唱的時候好像能與對方心電感應。在祖輩的那個時代,他們的家鄉在遠方,他們經過的是生命最克難的時刻,那時候的離別是最痛苦的。我們聽到的其實不只是歌,而是一個深刻的生命故事——那時候的人如何去面對生離、如何去面對未知的明天。

你說以前的人悲觀嗎?他們的歌或許聽起來悲觀,但生活方式其實是樂觀的,至少他們能把苦唱成歌來安慰自己,也許明天還是有希望的。

我們現在也像在經歷另一種“世界大戰”,每個人都得待在家裡,經歷著不能外出的困苦。我們會發現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哀嘆,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哀嘆,但我們能從他們的生命故事裡找到很多積極樂觀的生命態度。

02 馬來西亞華人史上的人傑與鬼雄

主講:安煥然(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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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發生過兩次最大的苦難,一是持續了3年8個月的日據時期,二是戰後的緊急法令時期。二戰中國被日本攻打時,馬來亞華僑為中國提供許多資源,因此當日本人來到馬來亞後,最先屠殺的就是華人。就在這3年8個月的日子裡,華人都是怎麼度過的呢?

給大家介紹一個人,他是來自柔佛峇株巴轄的一位普通商人——趙麗生。當時馬來亞的柔佛有許多華人工人負責開採鐵礦,但日資老闆一來就把很多采好的鐵寄回日本去,用於製作攻打中國的彈殼,華人知道後特別生氣,打算團結起來集體罷工。日本人知曉後威脅那群工人,如果不繼續工作就開除他們,眾人難免猶豫不決。趙麗生就在這時候站出來當了他們的靠山,讓他們把妻小帶出來市區,他會幫忙照顧他們,甚至安排新工作,工人才得以勇敢罷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侵佔馬來亞之時,日本人逮捕了趙麗生,但他的妻小與其他家人成功逃離避難。

古來的沙令也經歷3度大屠殺,死亡人數不下五百人。新山淡杯大鐘樓後面有個地方,華人當時統統被抓到那裡屠殺。當時有許多人逃到學校裡,以為是安全之地,但過不久日本軍還是找到來了。女子與小孩被燒死在學校裡,男子則全被捆綁在一起掃射。只想像畫面就感覺惶恐,身在其中的人又有多艱苦。

還有一些為了救馬來亞華人將自己也陷入險境,卻還勇敢抵抗日本軍的外國人,例如怡保一位醫生的妻子卡迪卡素夫人。她在日據時期時曾幫助受傷的華裔抗日遊擊隊員,也被日本人逮捕。她的脊椎骨被日軍狠狠用木棍狂襲至打斷,丈夫也被拷打,自己的6歲女兒還被掛在一棵佈滿紅螞蟻的紅毛丹樹上,樹下還點燃著柴火。想像當時的場面有多惡劣,但她仍然堅毅地沒有透露半點關於反日軍隊員的消息。

理科大學歷史系謝文慶教授表示,卡迪卡素夫人代表的反抗精神──反抗壓迫和反抗不義,並不侷限於馬來亞,而是普世共通的,在任何人民自由的地方,它都會出現。現在馬來西亞怡保也有一條路以她的名字來命名,即Jalan Sybil Kathigasu。

其實馬來西亞歷史上有很多人傑和鬼雄,但因沒有良好地普及教育,這些人都已經漸漸被現在的人們遺忘。在這個資訊化的時代,互聯網上總有許多各式各樣的新聞在傳播,何不推廣更多讓我們感嘆生命可貴、推廣一些光輝的事情,可以讓我們活下去的事情呢?尤其在現在疫情之下,這些故事可以讓我們更去珍惜、更懂得怎麼往前走,這才是應該要去推廣的人類價值觀。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可以遺忘。歷史是教訓,也是啟迪和教育。讀歷史不是讓我們糾結於過去,而是在這回顧歷史的過程中,學習尊重每一個生命,重視每一次生命活動的質量,尤其是這如此嚴峻的疫情中,好好地活在當下。

03 如果父母老後難相處

主講:曾毓林(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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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面前,我們最需要關注的事項有二:一是醫療的部分,倘若沒處理好醫療環節,病人會很痛苦;二是家庭照顧者的問題。

成為家庭照顧者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當父母邁入老年,身為兒女或媳婦、女婿者就要扛起這一責任。常言道“久病床前無孝子”,其實並非孩子不孝順,而是照顧老人的過程絕對沒有想像中簡單。照顧者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需留給病人,因為他隨時隨地都可能需要你。這一情況自然導致照顧者身心疲憊,甚至心有怨懟。

有些照顧者是自願的,但多數都是家裡其他人將責任放在他的肩上。這人如果在照顧的過程中沒有得到充分諒解和體諒,情緒難免無法控制,進而宣洩在病人身上,或者自己也就此患病。所以我認為家庭照顧者的心理狀態首當被照顧——如果照顧者滿腹怨氣,要怎麼把病人照顧好呢?更甚的是,如不處理好,彼此之間的相處就會變成互相傷害。

老年父母在患病期間的心理狀態始終會產生些許變化,我們需要認清這些變化,方可對症下藥。我們可將之歸納為數種類型。其中包括依賴型,即嚴重缺乏安全感,他會製造很多問題讓你不能離開他。第二種是潑冷水型,我們不曉得其實他們是想表達愛或是需要,但他們說的話常讓人感到特別不舒服。第三,是比較自戀和控制型,原為家中的權威者,所以一切都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認為自己講的都是最好的。還有一種是自愧型,這與他到了一定年齡且身體退化有關。最後是恐懼型,即碰到一點小事就覺得自己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癌症。

面對不同類型的老人,若全靠照顧者自己摸索應對,難免會走很多辛苦路。所以較有經驗者和專業機構的提點,有助於照顧者去面對和處理各種挑戰。

此外,與父母相處時我們還需瞭解,他們會有功能減退的不安,但總逞強不願坦白,例如已開始拿不起重物,但還會勉強去做;又或身體有些問題卻沒如實告知,當孩子知道時常常已到了嚴重的地步。如果不瞭解他們心理的這些憂慮,可能會引起許多衝突。我鼓勵孩子們縱使沒辦法陪伴在他們身邊,也需設法讓親戚、朋友或一些信任的人時常關照父母,至少父母有問題時,我們也能隨時知道情況。

老年退休後的父母也常常會面對角色轉換適應過程的問題,如果沒有好好調解,就特別容易胡思亂想。對於喪偶的父母,老伴比自己先一步離開,若孩子又不在身邊,更會讓他產生一種全世界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的感受。這些問題都是孩子要多多去留意並體諒的。變老不是一瞬間的事情,而是逐漸的,家庭照顧者需要適應父母老年的變化,還要教導父母如何去適應這個變化,所需要投入的精神特別多。

04 與心理學家談生死這件事

主講:郭富美博士(新紀元大學學院輔導與諮商心理學系主任)

在研讀心理學領域這麼多年,我認為最能詮釋生死及能給予我們生命中答案的是心理學理論的“存在主義”。

我在大學期間就和存在主義大師羅洛·梅(Rollo May)相遇了。讀他的書能讓我得到很大的啟發——其實只要坦然地面對焦慮,我們不管多焦慮還是可以活著。真正的成長來自於坦然面對存在的焦慮,而不是逃避到狹義的正向思考。我們的命運最終都是邁向死亡,只要坦然面對死亡,就能激發創造力及勇氣。知道自己會死,但在這有限的生命中,我們又能去做些什麼呢?

我們被拋擲於世,就要接受這當中的命運與磨難;雖然很多是自找的,但這些命運中的事能讓我們獲得人生中的喜悅和成就感。羅洛·梅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勇氣的反義詞不是懦弱,而是從眾。”我從存在主義中深刻體會到,不要逃避,只要勇於去面對,痛苦就會過去了。雖然我們總是會希望可以很平凡安全,不要有苦難地過完每一天,但其實沒有磨難的日子只會讓我們原地踏步,無法成長。

另外一位存在主義大師歐文·亞隆(Irvin Yalom),是當代精神醫學界大師,目前90歲,兩年前他摯愛的妻子過世了。亞隆和他妻子瑪莉蓮14歲就認識了,他們結婚了65年,妻子死後亞隆才開始適應一個人過日子,他如何面對死亡是我們心理輔導同行密切關注的。2019年初瑪莉蓮被診斷患上多發性骨髓瘤,歷經化療無效,最終選擇合法的醫助自殺,在一家人的陪伴下於家中死去。在瑪莉蓮生命結束前,他們共同寫了一本書《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完整地描述這個愛別離的過程。

亞隆帶領過無數的哀傷治療團體,寫了許多面對哀傷失落的書,面對自己的哀傷依然是痛苦不已。瑪麗蓮去世前把自己的書送給學生們,亞隆看到這一幕很難接受,但最後他也必須要想他死後如何處理自己的書。

亞隆和瑪莉蓮的故事給我極大的感觸。例如我想若我死去,我的東西應該如何處理。每次在家看到一堆資料一堆書時,就在想要不要先整理好,免得以後我不在時,讓孩子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也常常去反思這輩子還有什麼事情是還未完成的,以及自己想去完成的。

人們常常捨不得離開,其實是捨不得那些留下來的人,不知道他們該怎麼辦。遺囑是挺重要的,它不應該只是在特定的時候把金錢財產分配好而已,而是可以在每個合適的時機裡把自己想講的用影片、照片保存起來,或把許多來不及說、還沒說的話用寫信的方式提前記錄下來。這是一件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不是等到臨終時才匆忙處理。這些留下來的資料,也是給自己家人們更多的資訊去認識自己、加深印象;留下的越少,就越容易被淡忘。此外,我們也可以舉辦生前告別式,提前聽到好朋友想對自己說的話,這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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