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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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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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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00pm 22/08/2022

马华文学

黎紫书

花踪

温任平

陈映真

石黑一雄

马华文学

黎紫书

花踪

温任平

陈映真

石黑一雄

【花蹤線上講座摘要】黎紫書——旅人和居民:談各國小說裡的文化和身分認同

作者:本刊特约 陈燕棣

〡2022年第16屆花蹤文學獎 ‧暖身線上講座系列三 〡

第16屆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的第三場暖身線上講座已於7月16日舉行,主講人黎紫書的講題為“旅人和居民:談各國小說裡的文化和身分認同”,主持人為彭美君,本文為講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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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書簡介】 怡保人,小說家,自24歲起多次獲得花蹤文學獎,也受到國內外文學界的肯定。已出版著作計有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流俗地》;短篇小說集《天國之門》《山瘟》《野菩薩》《未完.待續》;微型小說集《微型黎紫書》《無巧不成書》《簡寫》《餘生》;散文集《因時光無序》與《暫停鍵》;個人文集《出走的樂園》及《獨角戲》等等。

在馬來西亞的多語文化中成長工作,旅居過東西方不同語境的城市,目前身在美國的黎紫書,或就是旅人與小說這個題目最合宜的分享者——特別是,當她走踏過地球的許多角落,回到她文學的起點——花蹤,分享這個多少有點切身的題目。伴隨她移動的是創作者的銳度和思考,旅人和生活的感知,從這樣的目光看去,她更能深入那些文化和身分認同的掙扎與囿困,識別出創作者在自己多元的文化身分中,書寫同樣在文化上錯位惑困的角色,以及時代軌跡突變、歸屬崩塌後的破碎自我。

她以留學臺灣、懷想中國的馬華作家溫任平,祖籍福建、臺灣出生而一輩子致力兩岸統一的陳映真,以及日本出生、移民並落籍英國的,觀看三種不同形態的離散——自我流放為離散者、被離開被選擇成了離散者,沒有離開但也成了離散者——這些複雜的身分認同。

溫任平

懷鄉與認同——離散者的鄉愁

在黎紫書看來,對文化母體、意識上的原鄉或自我認定之故鄉的懷想,有時候架空於肉身經驗之外,“你不需要肉身離開一個地方,你才會懷念它,事實上有時候你懷念的是一個,在地理上在物理上你從來沒有離開過的地方。”

在她看來,馬華文學中大量的主題書寫都撇不開文化身分認同與離散,她舉天狼星詩社為例,“那他們懷想的、心裡面念茲在茲的,都是他們並不在那裡出生、也不在那裡成長,甚至那個時候他們也還沒有機會到過的中國,他們心中的祖國。”她看天狼星詩社的成員作品,字裡行間都流露濃郁而巨大的鄉愁,“他們的認同跟懷念都不是馬來西亞,他們思念的是中國大陸,也即是文化的母體。”

〈流放是一種傷〉溫任平

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歌者

唱著重複過千萬遍的歌

那些歌詞,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脈管裡

總要經過我底心臟,循環往復

跳動,跳動,微弱而親切

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

我自己沙啞的喉嚨裡流出來的

一聲聲悸動

在廉價的客棧裡也唱

在熱鬧的街角也唱

你聽了,也許會覺得不耐煩

然而我是一個流放於江湖的歌者

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顏的歌

我真抱歉,我沒有去懂得,去學習

那些快樂的,熱烈的,流行的歌

我的歌詞是那麼古老

像一闋闋失傳了的

唐代的樂府

我的愁傷,一聲聲陽關

我的愛,執著而肯定

從來就不曾改變過

縱使你不願去聽,去關懷

那一下下胡笳,十八拍

可曾偶爾拍醒了你躺在柔墊上的夢?

它們拍起掮在我胳膊上的

那個陳舊的包袱的灰塵

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沒一拍地

荒腔走調地,響在

我暗啞的聲音裡,我周圍鬨笑的人群裡

然而我還記得走我的路,還在唱我底歌

我只是一個獨來獨往的歌者

歌著,流放著,衰老著……

……疲倦,而且受傷著

比如溫任平的〈流放是一種傷〉,以中國古詩詞意像入詩,“像客棧、流放、江湖、唐代樂府、一聲聲陽關、包袱這些詞,我們在現代其實都不用這些詞吧,這首整首詩表現出來的是就是那種巨大的,明顯的文化上的中國認同。

“流放這個詞就有一種被自己的文化母體流放出來、被驅趕了的樣子,被離開了你原來那個母體的一種無奈的感覺,一種離散的意思。”

黎紫書說詩中“江湖”一詞饒有意思,天狼星詩社對於中國文化母體的想像,“基本上都是從古典文學甚至從武俠小說裡面吸收得來,然後自己去想像這個文化母體,想像一箇中國文化的社會。自己創立起詩社,每天去練拳,就把它想像成一個江湖一樣。”

這批她喻為馬華文學的頂樑柱、重要的寫作者,他們的文化認同,“可能不是一種邏輯上的,不是想要成為中國人這個事情,不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而是想念祖輩的故鄉,在文化母體中建構巨大的鄉愁;而作品中馬來西亞符號和色彩的缺失,“說明那個人的文化認同、或他在文化上的錯位跟迷失,就是從來不是真的。”

在她看來,那是文化焦慮,因為擔心失去這個嚮往的文化,以致想抓得更緊,更極欲親近這個不屬於你的文化。以此為書寫題材的作品數量不少,成了馬華文學鄉愁焦慮的時代風景線。黎紫書覺得這個時代現象,“其實是沒有什麼可笑的”,也並非文人才有,而且“幾乎有一種必然性”。她只有3年上學背景的母親,同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懷抱著對祖輩故鄉的想望,那即是一代人在時代歷程的印記。

陳映真

我是誰?——家鄉與歸屬

文化認同不是隻有一種,離開也有各種離開的樣態,種種複雜的現實成因,黎紫書分析,或造就不同的“被離開”,這樣的被離開,在時代裡被人為選擇的命運,建構另一種複雜錯亂的離散。

她以臺灣左派作家陳映真的《忠孝公園》為例,說明薩依德所言,“人類身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建構的”,而當人位處時代的離散與遷徙中,“一個人從這個地方去到那個地方,從這個文化去到另外一種文化環境裡面生存,最容易產生的問題就是,我是誰。”

《忠孝公園》中在大時局裡漂浮的兩個主角,一個叫林標、一個叫馬正濤。林標非自願的被日本人徵召當兵,到菲律賓打戰,與日本軍隊生死與共,小說藉由3次林標說日語的場景,展述林標荒誕混亂的身分認同:年輕時受到的日軍屈辱、年老時無法獲得日本政府公平賠償,種種憤怨,卻都能在聽到“日本話”的瞬間頃刻消弭,賠上大半人生卻依然認同日本語。

說不出什麼原因,林標自己也常納悶,一看見日本人,不管怎樣,就油然地感到親愛,心情暢快,一聽見日本話,就自然地調轉舌頭,即使結結巴巴,也充滿熱情的講起日本話,這時的林標早已把日本在補償問題上的鐵石心腸引起的忿恨,拋到九霄雲外。

“整個小說說的就是這種身分認同的錯亂性,就是一種你覺得很難去定義你自己是誰,甚至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你就變成了一個人。”林標幫日本人打戰時,軍隊強調臺灣兵也是日本天皇的忠臣良民,戰敗後他瞬間被劃入中國人身分,他的認同跟不上命運的被動選擇,“整個時代就把你翻了一翻,你就去到了另外一個身分,所以這也是一種離散。”

而相對日語破落的林標,日語更好的馬正濤有著更復雜的身世,出身舊滿洲政府,幫日本人做盡壞事,輾轉弄到國民黨身分、被中共短暫逮住後出賣國民黨友人,後來又流轉到臺灣在國民黨庇護下活到老年,卻在民進黨當選後自殺。

當時代突變,馬正濤的人生也被時代揭底,“這個揭底不是你自己可以預想、也不是你可以選擇的,那當然一下子你就被迫要抽離、你要離開你自己認定的那個身分、你最認可的那個身分,就造成了很大的打擊跟錯亂。”

這部黎紫書譽為臺灣文學重要的作品,是身分認同題材中的代表作,小說中非物理的離散,讓她窺見離散的被動與無奈,“你曾經跟日本人一起生死與共、你會說日本語,那或者都不在自己可控的、可以選擇的範圍,它是一種人為建構,而這個人為是你周遭環境所造成、所構建出來,但那個人為當中裡面,可能沒有你自己的成分在。”

“人在這個世界生活,你總是時代裡面的一粒沙塵,你的身分不見得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石黑一雄

身分認同 自我欺騙

還有一種離散,不是離開與被離開,也不必然跟國族相關,“你可能永遠都成長在一個地方,可是你也可能有這種離散的經驗。”當時代更迭,一個人所依附的價值或歸屬隨著時代崩塌,他的認同也流離失所,即也是另一種離散。

黎紫書以日裔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的作品《長日將盡》為例,凝視身分認同中的“時間、記憶、自我欺騙”,也是建構石黑一雄作品的關鍵要素。

英國沒落貴族莊園中的老管家史帝文斯,一生引以為傲的管家專務,卻在英國盛世已過、莊園易手美國人後,他所依附的驕傲逐漸凋零。他一輩子冷斂克己,日理萬機,服務他心中能改變世界、莊園的貴族們,連父親的死、心愛女人的離去都漠然以對,專志於當一個最好的管家。當時代過去,但他沒有跨步前進,他在美國新主人面前,說不好俏皮話;在多年後想和心愛的女人重續舊緣,也被拒絕。

“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可是你要怎麼去面對明天?你不會是一個新的人,你帶著自己的歷史、個人的價值追求的時代已經過去,可是你過得去嗎?”黎紫書說,這就是小說一直在追問的、身分認同的問題。

當時代已經不需要大管家,史帝文斯“某種意義上成了一個離散的人,你所信奉的東西、追求的價值都突然沒有了,等於說這世界就是一個大騙局”,他處在長日將盡、黃昏日落的時間點上,在自我欺騙中被自己的信仰拋棄。

這也是石黑一雄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價,他的創作“在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露我們與世界連接的錯覺底下的深淵”。

黎紫書點出,“自我欺騙,在這個關於身分認同這個課題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我們所認定的事情、身分、追求的人生價值,隨著時代環境的改變、最終是一場自我欺騙。

“離散,可能就是你離開了一個你所信奉的、一種自認為的家鄉,可是很多時候你是回不去了。當你離開你自己的家鄉幾十年以後回去,你會發現,那個家鄉並不是你一直想像的、回憶中當中那個家鄉。在某種意義上,你的家鄉也會離開。”

在時間與時代的更迭中,有一種離散即是,“即使你沒有離開一個地方,你也是會成為一個離散者。”

【黎紫書講座問答】

主持人彭美君問:

為什麼這些人物,不管是《忠孝公園》裡面提到的兩位,或是管家史帝文斯,花了很長時間、也不斷的經歷失去,卻都沒有走出這個令他們著迷、同時又讓他們很苦惱的認同感?是不是說要改變、把這些認同感根拔起那樣去除,會比起留下來面對苦惱更好?

答:

所謂的身分認同,就是你生長、生存在這個社會里頭,你必需設下的、追求的一種歸屬感。你歸屬於某一種、依附於某一種權力或理想,然後你就歸屬於這個理想和權力,去追求那個價值。

這雖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可是我覺得有兩個字——像《忠孝公園》裡的選擇,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選擇。小說裡的這兩個人物,在這個時代身分的不斷變換當中,最後當他們年老,你要問他們,忠誰?孝誰?向誰去盡忠盡孝?我覺得身分認同是有這種忠孝的追求感、價值感在裡面,你認同了一件事情或一種身分,不管它是國族的或是職業的,那總是有這種忠孝的一種道德,或一種責任義務,它就是有這個追求在裡頭,有一種盡忠或者盡孝。

而這種價值觀不是可以輕易改變的。忠如果可以輕易改變,幾乎就不叫忠了,也不叫孝了,這跟中國人的忠孝觀念還是有一定的關係。小說裡用忠孝公園這個地方,就是特地要強調,最後在這種時代的變換當中、在世局的變換當中,人的身分改變了,當你懷有這麼多身分的時候,你過去是日本人,然後現在你是臺灣人,你曾經是中國人,你到底要向誰去盡忠?你要向哪一種身分認同去給出你自己的忠跟孝?

史帝文斯這個男管家也是。他對僱主的那個忠,還有他對自己身分選擇認同的這個忠,都是一樣的,都必然有一種堅持在裡面。那種堅持可能就會在你人生當中,替你矇蔽掉、屏蔽掉了其他的選擇;如果你可以輕易選擇其他人、做出其他選擇,就不會是一種堅持,就不是一種忠一種孝。

所以我覺得人在活著的時候,身分認同必然會造成很多的盲點。要排除這些盲點、或是自己給自己設下的屏障,當然不容易。人當然會被自己的成見所困擾,所以我們要盡力做到,可是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主持人彭美君問:

老師所選擇的文本,包括剛剛的詩歌,跟兩部小說裡面的人物,他們都是經歷過戰爭或動亂的時代。對於文化與身分認同,是否都在日子過得不安定、不安穩的時候,才會觸發我們去思考這樣的事情?

答:

當然不是。我覺得我們在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的原因跟理由去離開。比如我們今天,可能相對來說,不用面對戰亂的問題,可是離開的人沒有少。可能馬來西亞很多人會想著要移民要離開,比如很多的馬華文人,就算是過了溫任平那一代,也還是有不少的文人往外走後就不再回來。比如很多的馬華留臺作者,並不是因為戰亂而離開馬來西亞去臺灣,卻可能是因為文化的認同跟追求的原因而去到了臺灣。

這些文人留臺生,很多可能原就在獨中受教育,就是在一種文化認同底下才去臺灣求學,當然也是因為實際的客觀情況——我們馬來西亞的不容許,使到這些獨中生後來到臺灣升學,然後就自然的認同了那個環境,進而住下來,某種意義上成為了臺灣作家。可幸運的是,臺灣是這樣的一個地方——你同時既可以是臺灣的作家,你也是馬華的作家,一點也不妨礙你成為馬華作家這件事情。你可以用很馬華的方式,來寫作很多很馬華的作品,可是依然是在臺灣生存與發表。

這是一種幸運的、跟災難無關的離開。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在美國這裡就加入了一個——因為有一次某個作品被收錄在中國大陸某個編輯編的海外作家小說選裡頭,這個編輯就把小說選裡的作者,都招到一個微信的聊天群裡,所以聊天群裡基本上都是所謂的海外華文作家 。我也沒有退群,雖然我跟他們沒有什麼話說。這些群裡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海外的華文作家,我沒有退群,因為我很好奇,這個群挺活躍的,這些群友經常聊天,我就在一旁看他們聊什麼、他們關注什麼。

很多群友其實離開中國大陸很多年了,有一個曾經在新加坡上學後來隨丈夫移民到美國,可是看他們談的話題,當然平時談的是一些美國啊,有時因為政治,比如說拜登跟特朗普在斗的時候,他們就談美國的政治情況,然後兩邊還吵起來;也會談一些華人亞裔在美國生存的狀況,比如有個亞裔又在地鐵被黑人打了,這個消息一定會分享出來,就讓我們大家知道,華人在美國生存要注意的事。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們談論的焦點還是中國大陸的各個事情,例如最近發生的事、鐵鏈女之類的。他們已經離開中國大陸很久,比如說20年,最後在這個地方生存這麼久以後,他們的整個關注點,還是離不開他們原來出發的這個國家。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困難。困難在哪裡?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有一套西方的價值觀在裡面,用這個視角去看中國大陸,當然有各種各樣的不滿意。從我眼中看來,有一種自高於大陸本土作家的那種態度,覺得我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可是我覺得他們的難處就在於,當你選擇成為一個作家、當你選擇用中文寫作的時候,你就會面對很大的那個身分認同的問題。當你選擇用中文寫作意味著什麼呢?你可以忽視中國大陸的讀者嗎?你的書都是發表在那裡的,你的文章寫好了都是發表在中國大陸的刊物上,就是你的作品其實是用中文寫作,這些中文大陸出來的這些作家,你就算離開了中國很遠以後,你在寫作的時候,你想像的作者也仍然是中國大陸的讀者,因為你知道是要在那邊發表,是要在那邊吃飯,那你要寫什麼?當你選擇用中文寫作,你知道你的讀者基本上都是中文讀者,都在中國大陸,你不是想說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或臺灣出版,你知道就是在中國大陸。

好吧,那你不認同這個國家的政權,不喜歡那邊的人,可是你要寫作品給他們看,要用中文,然後你要用西方的視角,可是你又不能都在寫移民的故事,你在寫你美國的生活跟故事,在中國大陸沒有什麼市場,因為沒有讀者,認可度很低。那好吧,你去寫中國大陸的故事吧,可是你離鄉已經很久了,你跟那個社會已經脫節了,今天你讀了很多社會新聞以後去寫一個小說、兩個小說,按這些社會新聞去寫小說,然後發表在中國大陸,那個認可度也是很低的。因為當地的讀者會覺得,這根本不是我們,我們已經不是你那個時代,你已經跟不上我們了,我就是讀了就隔了一層。

我覺得這個就算是在不同情況之下,不是在戰亂之下,事實上這些我認識的海外作家,他們其實生活得很好,比我好多了,也比我有錢多了,可還是會面對一種文化跟身分認同的難題——不是你認同就可以了,你要得到別人的認同,你的讀者認同你嗎?覺得你是中國作家嗎?他們把你當海外作家,你就是一個國外的作家。可是當你在國外、在美國用中文寫作的時候,美國不是臺灣,不能夠同時把你當成一個美國作家,你還是一箇中文作家。所以在這樣情況下的離開,雖然跟戰亂無關,在這個新的時代、在這個和平的時代,你會依然面對各種各樣複雜的、這種時代跟市場的影響,造成你的身分上認同的困難。

聽眾陳芳問:

黎紫書被稱為馬華作家,本人怎麼看?馬華作家獨特處,寫作使命,有何不同?

答:

被稱為馬華作家,我其實不是很在意。我沒有自稱、沒有特別把馬華作家,當成是我自己的一個身分認同。當然別人標籤我為馬華作家有合理的理由,因為我就是出生、成長在馬來西亞,我寫的小說基本上都以馬來西亞為背景,可是我向來就很清楚地意識到,我不追求這個標籤。我也沒有特別想要去用這個身分來作為寫作生涯的追求。自我認同本身就是會給自己界定“一個好的馬華作家要怎麼樣”,那其實是危險的。

馬華作家過去,或向來經常面對題材選擇上的困難和困境,就是因為我們太在意自己是馬華作家這件事。馬華小說,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得獎作品,經常處理的都是相同的題材,我們都在寫馬共、寫雨林——我們認為馬華作家應該寫這些,如果你是馬華作家,你就應該處理這段歷史。你寫513、寫馬共寫雨林,你就先給自己界定了馬華作家應該怎麼樣,應該寫些什麼。但事實上這是危險的,它使得本來就沒有很多人在寫作的馬華文壇、馬華文學,出現了題材的侷限性。

大家都孜孜不倦的在處理相同的題材,那使到我在外國,像中國大陸,發表出版作品時發現一件事:很多中國大陸的作家,只要想起馬華作品,講到的就是雨林跟馬共,然後居然發現你寫的不是雨林跟馬共,便好像都很驚訝。為什麼應該驚訝呢?

其實在別的地方,中國大陸也好、臺灣也好,都不會只限制於寫某種東西、某種題材。我覺得“馬華作家”這個身分認同本身,向來給我們造成了太大的困境,我想要的是跳脫這個困境。如果人家把我當成馬華作家,我要讓人家看到馬華作家不是隻有一種,不會只懂得去寫雨林跟馬共,或者是寫橡膠林這樣的作品。我們馬華這個社會,比你們看到的,或我們過去所呈現的,要豐富,要多層次。馬華作家應該做的事情,應該是更開放一些的。

總的來說,你就不要太給自己去界定“馬華作家”這個身分是長怎麼樣的,應該怎麼樣的。

其實當初《流俗地》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時候,我就問出版社,你們在宣傳這本書的時候,可以不要這麼強推我是馬華作家嗎?我覺得我用中文寫作這麼多年,我已經配得上被稱為“中文作家”,我就是這個世界的一箇中文作家,不是一個馬華作家。其實這個馬華標籤,對推這本書到底有什麼好處,也沒有看出來。

所以我其實不會管別人怎麼樣標籤我,我覺得首先,我是不會拿馬華作家這個標籤,來貼在自己身上的。

聽眾Mseek問:

黎紫書老師應該會在美國定居,不曉得有沒有打算以美國視角寫小說,甚至用英文寫作?20年後,黎紫書會成為美國作家嗎?您如何看待自己以後的身分認同?

答:

前些日子有家廣播媒體給我做了個訪問,訪問者問我,馬來西亞對你來說是一個有著什麼意義的地方?我當時給他的回答是,馬來西亞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我渴望著有一天,我能夠在那個地方老、能夠在那個地方死的地方。

我去過很多地方,待上三兩年,中國大陸、英國、德國,現在在美國。我是一個很容易適應生活的人,在哪個國家我都很容易適應下來。可是那是一種生活上的適應,你若問我身分認同,就是自我認同上,沒有一個地方我自己覺得認同。我總是想著不管怎麼樣,我的老跟死都在馬來西亞。

所以到今天,比如我在申請著美國的綠卡,我跟我先生說明我只申請綠卡,我是永遠不會放棄我的護照的,我永遠都是馬來西亞人,就是需要我回去投票的時候,我要回去投票的那種。我覺得就是有著那個護照,你覺得那個地方你隨時回去,可以在那個地方終老。

人的離散很多時候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是說這裡的生活不好,這裡生活太好了,可當然不是全部的美國,我說的是這個環境很好,我每天出門看到綠油油的一片,有很多小生物,松鼠啊,野兔啊,看到啄木鳥在樹上在啄木啊,然後我最近又看到狐貍啊,就這些自然界的小生物在周邊跑,你現在找不到一隻流浪貓、一隻流浪狗,我覺得這個環境太好了。如果人生存只是為了追求這個好的生活,這個地方可能就夠了。可是我覺得我的生存可能不止這樣,我其實懷念,我非常想念我在老家怡保的時候,每天餵養那些流浪貓跟流浪狗,我想念它們。

我也沒有孩子,我不會生孩子,我沒有那種要為下一代找一個好地方,讓他成長的顧慮。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就算只是為了流浪貓跟流浪狗,我在馬來西亞比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有用之身。我覺得那個地方需要我,遠比這個國家需要我更多。

我永遠不會成為美國作家。不是說我不會用英語寫作,就算我用英語寫作,我相信我在寫的也是馬來西亞的故事,馬來西亞的背景。不是我要成為一個馬華作家,我只是覺得,我只是隨遇而安,就隨自己的性情吧。到現在這一刻為止,馬來西亞還是我剛才說的那樣一個地方,我想在那裡終老,想死在那裡。我在那裡,自己的價值遠比在這裡要高,在那裡,我是一個有用之身。

聽眾Dogakei問:

請問:一方面馬來西亞華人已經在馬來西亞居住好多代,年輕人對中國的認同和祖輩已不同,但另一方面,現今馬來西亞華人留學偏向中國大陸多於臺灣;而在前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馬來西亞華人似乎又偏向中國大陸多於香港。請問現今的馬華作家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的認同的情況是如何呢?

答:

我不能說我對這個很有研究,或有特別密切的觀察,沒有的。但是我覺得,因為過去我們知道的,馬華對中文有興趣的或對寫作有興趣的,很多都到了臺灣去唸書,基本上所有都在臺灣,所以就出了很多很出色的臺灣作者;好像寫小說的李永平到張貴興到黃錦樹,那都是留臺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臺灣給栽培出來的,很出色的馬華作家。可是後來中國大陸開放,馬華年輕人到中國大陸去深造、去唸書,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作為“馬華”——馬來西亞華人的這個身分,我們本身不應該,我們本來就沒有受到兩岸的政治上那種氛圍或爭議,我們本來就不卷在其中,為什麼要設下立場?結果就站留臺派或大陸派,然後你整個人的思維就會被那個立場牽引。

我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們馬華本來的長處、優勢,就是我們本來就不站在這個戰場當中,我們可以隔開一點距離去看這個事情,用我們馬華人的思維去思考、去判斷、去看。我們本來佔有這個距離上的優勢,我們不能只是因為你在一個地方唸的書,你在這個地方待過,就選擇了立場。這根本就是一種沒有經過很深入的思考之下的選邊站,我們應該保持馬華人的優勢。

剛剛談到香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香港因為反送中這兩年出現了各種很劇烈的改變,我們看到很多香港的作者已經遷居到別的地方,好些都到了臺灣,我在想,以後這些香港作者大概也很能夠去談身分認同這個問題。因為雖然臺灣也是一箇中文環境,可是跟香港根本是很不一樣的世界,而這些香港作者到了臺灣,不見得是很自願的,多為時勢,被各種情況所逼,去到了一個雖然也以中文為主的語言環境裡,他們所面對的選擇,如他們還是香港人嗎,要怎麼書寫,要寫什麼,可能在短期內還不會看到太大的衝擊跟變化;可是長此下去,長久以後,它也一定會造成身分認同的困境跟危機的,我覺得這也值得我們好好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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