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司法现况／01】20年落实一法 《反性骚扰法令》推动何太难？

（一）1990年代

长久以来，与性骚扰有关的法律主要只有刑事法典（Penal Code）其中几条：

即便是现在，刑事罪案非常讲究证据。性骚扰事主报警后胥视警方是否开档调查，总检察署是否提控。控上法庭，刑事案的举证责任落在检控方，必须提出足够证据，“超越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法官才能判加害者罪成。

郭俐恋举例，在路上被性骚扰，除非有闭路电视画面为证，否则警方很难深入调查。加上刑事法典条文非常具体，如果行为没有落在条文所列范围，警方也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例如精神性骚扰，不断拨电邀约强迫幸存者约会，刑事法典并没有此条文。“人们常常觉得报警无用，但有时警方只是碍于必须依法行事。”

就在1999年，槟城有6名女性遭遇职场性骚扰。当年人力资源部已经推出《职场性骚扰防治准则》（Code of Practice on the Prevention and Eradic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但并不强制所有雇主落实，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数名幸存者事后向槟州妇女醒觉中心（WCC）申诉，投报性骚扰后反而被革职，遭遇性骚扰明明是受害的一方，却因此失去工作。

这起事件后来开启了本地女性权益团体超过20年的《反性骚扰法案》推动议程。2001年马来西亚终于成立了妇女部（后改组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开始草拟法案，却一直没有进展。

（二）2012年以后

除了原有的刑事法典，人力资源部于2012年修订了《1955年雇佣法令》（Employment Act），纳入职场性骚扰条例。法令阐明雇主接获性骚扰投诉后必须深入调查，也列出可以对骚扰者采取的行动。

然而，这项修正案阐明仅适用于雇员对雇员、雇员对雇主以及雇主对雇员。郭俐恋强调，实习生、合约雇员或外包的清洁人员、保安人员，即便在同一职场地点遭遇性骚扰，也不适用此法令。上下班乘搭公共交通的途中遭遇性骚扰，也不受此法保护。不在职场关系或场合发生的性骚扰，还是得依据刑事法典展开调查。

（三）2016年以后

因为朝圣基金会性骚扰案，联邦法院在2016年裁决时，引进“性骚扰侵权行为”（Tort of sexual harassment），此后人们可以对性骚扰加害者提出民事诉讼。

朝圣基金会性骚扰案事发于2009年，事主受到上司长期性骚扰。当年，事主向总裁投报，最后因证据不足没有采取纪律行动，仅对加害者发出警告。2年后即2011年，这名加害者却提告事主诽谤。事主因此反告加害者，并提出多项证据，包括追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小老婆，长期以F字粗口、黄色性暗示笑话言语性骚扰她，长期下来造成精神困扰。

不过，当时马来西亚并没有法律允许以性骚扰为由提出民事诉讼。2016年联邦法院裁决时决定采取“司法行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主动引进“性骚扰侵权行为”。自此之后，性骚扰幸存者可以对加害者提出民事诉讼。

“这意味着什么？”郭俐恋说，“花很多钱。”如果选择民事诉讼，必须聘请律师、支付堂费，更重要的是，案子是公开的。“性骚扰的详情有时会令人觉得可耻，以朝圣基金会案为例，加害者将密码设为F字，还对她说了很多骚扰的话。”这些内容都公开出来，在网络上也搜寻得到，当事人该怎么办？这对当事人的精神、情绪和经济都很不好。

（四）2022年以后

自2001年起草，历经20年，《反性骚扰法令》终于在2021年12月提呈国会，并于2022年7月三读通过。新法阐明性骚扰的定义为，以任何形式，无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或身体，对他人做出不受欢迎的含性意味行为，构成合理的（reasonably）冒犯或侮辱或威胁福祉。最重要的是，设立反性骚扰仲裁庭（Tribunal for Anti-Sexual Harassment），案件闭门审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刑事案件，法官审判标准是所有证据显示超越合理怀疑，也就是排除所有疑点后才能判处罪成。仲裁庭上，法官则是衡量相对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即听取两方陈述，可能性较高者胜诉。如此一来，法官对性骚扰案的裁决就能纳入两方权力差异、事发情况等考量。例如事发在职场还是公众场合？有上司和下属的权力不等关系吗？

郭俐恋指出，女性权益团体一直提倡3大原则：Mudah（简易）、Murah（费用低）、Cepat（快速）。透过新法，性骚扰幸存者可以直接入禀仲裁庭，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律师费和行政费用。新法也规定仲裁庭须在审讯首日算起的60天内裁决，远比遥遥无期的民事审讯来得快速。

此外，国会也三读通过修正案，将反跟踪骚扰（Anti Stalking）纳入刑事法典（新条文505A）。此条文不仅适用于性骚扰跟踪，也能对付线上骚扰或政治跟踪。